叶文虎
巍巍大别山区，巉岩峻岭、流水潺潺、苍松翠竹、莺歌燕舞，景色十分秀丽，令人流连忘返。
但是，三四十年前，在大别山区工作过的科学家们都知道，在美丽山区的纵深处，却生存着一批步履蹒跚、整天痴笑、流着口涎的痴呆病人——地方性痴呆病患者。当时“四人帮”横行肆虐，国计民生处在崩溃的边缘。皖北许多男丁在平原地区娶不起媳妇，就到山区以人民币30元的代价购买女性痴呆病人做老婆，以保传宗接代。结果，在后代中又出现了许多智力低下的患者，问题显然是十分严重的。当时安庆地委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决定组织一个医疗队深入山区去调查一下，看看是否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我作为医疗队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于是来到了岳西、太湖等大别山的核心地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我的感觉是，这一病种的发病率较高，介乎于散发地方性疾病和流行病的发病率之间，具有较高的家族聚集现象。实验室检查项目与单纯的地方性甲状腺肿的实验数据有很大的区别。
于是我认为：要考虑遗传因素对发病的影响。由于我在1955年尚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的时候，听到过谈家桢先生的一次学术报告，谈先生严谨的学风和侃侃而谈的风度，早已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并且由此而相信摩尔根学派的学术观点。于是我建议：邀请复旦大学遗传所的同志们共同参加研究。
但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事，因为：①摩尔根学派当时一直受到批判；②一些所谓的医学“权威”从根本上拒绝地方性克丁病发病和遗传有什么关系，他们甚至带了一帮人亲临山区，摆出“学阀的架势”，名曰合作，实则打着卫生部的名义来“灭火”，要求研究必须沿着他们的学术轨道和条条框框进行。并声称只有这样才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我们还算幸运，遇到的一位主要领导比较开明，他认为：科学研究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于是，在1975年的一天，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复旦大学遗传所，接待我们的是薛京伦老师，他带我去见了刘祖洞先生。我们共同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能得到自上而下的一个课题及经费很不容易，机不可失。于是约定，第二天见谈家桢先生。
第二天一早，我如约来到谈先生办公室，刘祖洞先生已在那里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带着眼镜、敦厚壮实但却气度不凡、双眼闪烁着深邃而智慧光芒的长者，刘祖洞先生说：“诺，这就是谈家桢。”
我向谈先生介绍了地方性克丁病高发等严重情况，谈先生睿智健谈，至今我仍记忆犹新，犹如昨日历历在目。谈先生说：“这样的情况是需要引起我们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高度重视的，人类遗传和医学遗传工作者不论做什么研究，根本目的还是要落实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上面，很多属于遗传病范畴的疾病，目前不为人所重视，我们遗传学工作者更有责任尽一份力，相信我们有能力解决对这些疾病病因的认识，我支持这个研究课题，尤其这样严重的问题出现在老革命根据地，而我们爱莫能助，深感内疚。希望你们一定要努力做下去。”一句话启发了我，于是向复旦工宣队和党委去汇报时，我都强调，“这是老区人民的需要”。
项目不但顺利得到批准，还特别隆重地组织了一个包括约50名工农兵大学生在内的超大的遗传流行病调研队伍，有些老师在参加野外拉练动员宣誓会上被拉了出来，参加了科研组先后5次深入山区。在当时，这个规模应属全国第一。刘祖洞、薛京伦、谈湧佈、江绍慧、吕群、柴建华等一大批老师先后去了大别山区，甚至将染色体检查设备，T3、T4、TSH等放射免疫检查设备，心脑电图仪等都搬到了现场。为了“流调”的相对准确，还由上海市中心血站配合做了包括RH血型在内的多种血型分析，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调查获得极大成功。共检查24万人次，发现115种单基因疾病、染色体病和一些先天性疾病。并在全国首次组织了近亲婚配及遗传标记物的检查，对一些病种计算群体发病率及基因频率。这些基础工作，在当时，是填补国内空白性质的壮举。并拍摄了一部电影《近亲不要结婚》以及若干部高校教材用电视片及幻灯片。后来，卫生部在制定一些法规条例时用的就是这一组数据。“四人帮”倒台后，这次科研成果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近亲不要结婚》这部科教影片同时获得了国际科教电影节奖和国家广电部科教片大奖。谈家桢先生由于当时刚动完手术，无法亲自去山区调查，但先后两次到了安庆和合肥。我去向他汇报这些研究工作开展的情况，告诉他除了明确认识了地方性克丁病是一个多基因遗传病外，还发现了许许多多过去中国完全未报道也不知我国也有的单基因病，我们将据此出版一部现代临床遗传学著作及我国自己的遗传病图谱，不要动辄就是Mckusick(一位知名的医学遗传学家)。这本250万字的书后来获国家科技重点图书奖。
在“流调”过程中刘祖洞先生甚至不顾旱蚂蟥的叮咬，50多岁高龄仍然坚持要去深山老林越过令人毛骨悚然的蚂蟥沟，去看一个早老病(Progria)家系，因此而修正了早老病的遗传方式及发现了一例蓝色巩膜综合征（成骨发育不全，osteogenisisimperfecta)。老百姓万分感动，用滑竿将刘先生抬上了山巅。
那天，我们去弄了一条5斤重的鲥鱼招待谈先生，谈先生无限感慨：“自60年代以来，我已15年没有吃到鲥鱼了，要保护好环境，让子孙后代都能尝尝这样鲜美的上佳珍肴。”那天谈先生非常兴奋，是术后第一次品酒，他红光满面，意气风发，纵横捭阖，高谈阔论，说出了一段令我们大吃一惊的话：“想不到你们在艰苦工作之余，能团结共事、其乐融融，比起在学校里那种完全无序又完全无书可读、无事可做的令人窒息的空气来，真是有天壤之别。我也真想到大山中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和年轻人在一起做些研究，但是身体尚未复原，我看你们是否有可能办一次大的学习班，让学术界也能听到摩尔根学派的声音。”1975年，听到这样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这体现了谈先生一生追求真理的勇气，也只有他有这样的胆略和魄力。我决心不顾一切去办。于是刘祖洞写孟德尔遗传学、江绍慧写三大原理、谈湧佈写染色体、薛京伦写脱氧核糖核酸、我写地方性克丁病发病的遗传因素及单基因病，一共印了5000本。消息一出，全国来求书的人、电话、信件和电报甚多，不到一个月全部索完，现在我连一本留作纪念的书都没有了。当时的学习班也同样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从全国各地自发地来了300多位同行参与了学习班，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幸好学习班办完，“四人帮”倒台，不然什么结果等着我们还很难说。不过这次调研也决定了我后来的学术道路，在谈先生的引导下，我也立志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医学遗传事业。“四人帮”倒台后，安徽医大在全国最早一批成立了医学遗传教研室，安徽省由卫生部主管成立了医学遗传研究所，我均为主任和所长。谈先生先后数次莅临安徽视察和指导，并由杨纪珂先生和安医大遗传室负责承办了首届医学遗传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三届全国遗传学代表大会。由于我和谈先生都是慈溪人，又是同月同日生辰，从此，除了是他的忠实“信徒”和学生外还使我们成了忘年的莫逆之交。他搬到南翔镇居所后，我也迁来上海。只要我在上海，每个星期我都要去看望他和夫人邱医生，在谈话间，真是获益匪浅，成了我人生中一种莫大的享受和快乐。
一次意外的收获
在很多回忆录和传记文集中，都提到了毛泽东主席和谈家桢的友谊，不仅如此，在遗传学发展的道路上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多次承蒙毛泽东主席出手相救。
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精神，召开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应当说是中国遗传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57年反“右”高潮时，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谈先生并说：“谈先生，老朋友了！”又说：“辛苦了，天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1958年1月6日，毛泽东从杭州派专机接谈家桢先生到杭州彻夜长谈，希望谈家桢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这两次接见也使谈先生免遭“内定右派”的厄运。后来，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又让王震先后两次带话给谈先生，多有鼓励和关爱。这些佳话使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似乎对自然科学中的遗传学这门学科情有独钟？后来由于我每周都去众仁花苑的缘故，与谈先生谈话内容涉猎的范围就逐渐拓展开来，于是我问了上述问题，我问：“毛泽东为什么多次出手挽救遗传学事业？你多次会见毛泽东，在你看来他从内心是否拒绝摩尔根遗传学观点？”谈先生答：“依我看，他在内心是赞赏摩尔根遗传学派的，尤其是对于当时苏联李森科等人的唯心主义遗传学观点，把环境的作用无限夸大，否定存在基因这个事实是十分不满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后来，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委托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同志撰写中国优生优育发展史，我们检索到一批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优生学工作者在《优生季刊》上写了一些文章，当时对于遗传素质的描写虽然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为了说明遗传素质是内因，环境因素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共同决定一个人的发育成长，他们选用的例子则是：“鸡蛋只有通过温度的作用才能变成小鸡，但无论如何石子再加温度也是不可能孵出小鸡的。”读到这篇文章，我欣喜若狂，立即去见谈家桢先生，并拿出了毛泽东在1935年写的《矛盾论》给谈先生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内因与外因的论述和20年代一批优生学家们所说的完全一样，可见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已读过遗传学者们的书了。所以，他不能接受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谈先生说：“原来如此！我和他应当是观点相同的学友啦。”
一首诗的来历
1999年，中国优生优育协会为了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组织了专家委员会，并在上海召开了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由于谈先生是协会的首席顾问，我去请他为专家们颁发证书。虽然他已年届90，腿脚也已有些不便，但他还是与师母邱医生一起来到了莘庄，他为20余位专家颁发了证书后，还即席讲了一段话，他说：“我自幼热爱教育和科学事业，我觉得全球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所以，第一，我们一定要注重教育事业，怎样强调也是不过分的。第二，在关注应用科学的同时，要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增加投入。但是有一个倾向应当注意，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紧密结合起来，两者不能对立，也不能偏废，那样会起到更加辉煌的成效，也会给我们带来一批新的高水平的成果。”他又说：“我写了几句话送给各位。”他当时的题词原文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天下太平。”可见他对党中央后来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科学发展观是非常支持和拥护的。
(作者为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