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深夜接到紧急电话，匆匆赶到一所军医院的病房时，我迫切需要见到的这个人，已经倒在病床上，脑溢血使他陷入深度昏迷之中。
这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和所有从艰难岁月走来的斗士一样，他身上布满战伤，犹如死神留下的吻痕。小腿上的那一处，是他穿越日军封锁线时被机枪扫中的，他拖着伤腿跑了十几里路才倒下。而手腕上的一块，却是因为他纵身从空中接住了一颗手榴弹。敌方那家伙胆子也大，手榴弹来去一个半回合才爆炸。他被震昏了，醒来满脸是血，糊住了眼睛，弹片永远嵌在体内成为他骨骼的一部分。他的面颊上还有一个不起眼的伤疤，子弹就从那儿射入，击碎上颌的几颗牙齿，又从后颈逸出，当时他正跃出战壕，指挥战士冲锋。昔日我曾听他谈过这件事，他说旁边还有一位战友，运气真好，张嘴呐喊时子弹穿腮而过，从此倒添了一对酒窝，早知道应该先占了那人的位置。他的语气轻松，流露出来的，是一派羡慕之情。我被惊呆了，这个人，简直是把脑袋别在腰里，竟敢作这一番生死谈笑。
现在他不笑了，他闭着眼，笼罩他的是一种接近死亡的深睡。我站在他身旁，轻轻抚摸他满头的银发。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我身上有他的血统。
我贴近他耳畔，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他，真希望他能突然苏醒，面对死亡再作一次幽默。
几天之后他醒了，但一侧身体已经瘫痪。他不再认识我和母亲以及来探望他的人，他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把所有的人推得很远，我从未在如此遥远的距离观望一个人。这是一种无法缩短的距离，任凭你怎样跋涉，也不能够走到他的记忆中去。他不再具有语言能力，甚至连意识也不复存在。
黄昏，我守着我的父亲，想象他的新四军时期，想象他从北方调去新四军工作时，该是何等生龙活虎的样子。我读过他的一本自传，那里面记载着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但却激动人心的时代。
忽然，我很想唱那支《新四军军歌》，想让父亲熟悉的旋律萦绕着他，而躺在我面前的这条身躯内的血液曾经整个儿为这支歌沸腾过。这么想着我开始低声唱：“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在罗霄山上……”
奇迹就在这时发生了。父亲那只没有瘫掉的手开始敲击着床沿，他在为这支歌打拍子！那手一下一下地敲击着，有力而准确，合着歌曲的节奏，竟然分毫不差。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这却是事实！一个连亲人和语言都忘记了的人，他却没有忘记年轻时唱过的一支战歌，这支歌早已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一瞬间我猛然意识到，这个被我叫作父亲的人，他青年时期建立的信念和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是那么牢固地浇铸在灵魂深处，从来也没有被摧毁。他的手绝不是无意识地抖动，歌停手亦停，歌起手亦起，他认真地敲击着，一丝不苟。他的嘴唇同时在翕动，他分明是在唱，不是用声音，而是用浑身的热血澎澎湃湃地唱。此时他在哪里？在新四军一支队，在战地服务团，在军部，还是在激战的黄桥？
我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包围和震慑，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记不清歌词的地方就哼着曲调。谱曲的何士德是父亲并肩而行的战友，那时他们都是年轻人，他谱曲，他唱，整个新四军都在唱。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浩浩荡荡，穿越时间的峡谷，使我的血开始涨潮。那只手不停地敲击，犹似雄健的步履声，又像父亲的心音：“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我记不清自己唱了多少遍。停下来时，我的母亲，父亲的战友，还有护士，满屋的人都在流泪。父子之间，我们用一支军歌作生死的诀别。
后来我接过了父亲的骨灰盒。走向灵车的时候，盒子还是热的，仿佛父亲的体温。《新四军军歌》的旋律依然回响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我是在送一位老兵远征。
接着我的心中便涌出诗来，那是出自新四军名将之手，被人们传诵的诗句：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