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的院子里栽着枣树和柿树，还有核桃树。树结了果子，我奶奶就叫人寄一包给千里之外的我们，柿子制成了柿饼，大枣透红，核桃都是上好的。打从我长牙开始，就吃奶奶寄的这些东西，甚至在她死后，老家的人仍然不间断地寄了许多年，无论我随父母搬到何处。据说这是遵照奶奶留下的话。
我没回过老家，也没见过奶奶，她死的时候我只几岁，是不知道悲痛的。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未曾见过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奶奶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就是那些枣、柿饼与核桃。记得常年带兵在外的父亲去老家奔丧归来，跟我和母亲在一起待了几天，使我感到稀罕和不自在；又记得母亲拿一块黑纱套在我的袖子上，使我觉着新鲜。奶奶死了，我什么都没损失，柿饼黑黑的，枣很甜，核桃又涩又香。我干吗要悲痛呢？
懂事以后知道了我奶奶五十岁上已经双目失明，因我父亲离家太早，一去多年，她盼儿子哭瞎了眼睛。这事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双眼睛哭到瞎时，该流多少眼泪？在我的想象中，奶奶应是柔弱的女人，心很苦，多愁善感。我的父亲是条硬汉，对许多事情缺乏感情色彩，问及他有关奶奶的生平，他只淡淡几句一带而过，不问就不提，不知是因为记忆模糊还是无情。有段时间我挺恨他。
直到某年，我从父亲的箱子里翻出一张保存得很好的奶奶年轻时的相片，又读了他一本自传中回忆奶奶的文字，我才明白，父亲把感情藏得太深。奶奶的容貌与我的想象相去甚远，从相片上看，她是一位性格坚强的女人，眼睛很亮，五官脸廓及神情跟我父亲乃至我弟弟都极相似，令我愕然。
我父亲十六岁辞母别乡，身带两块银元，穿一双奶奶做的圆口布鞋。他的经历有些复杂。起先曾考入一所军医学校，又在西北军中当过医官，亲历了西安事变。他的医术似乎不怎么样，有“前门收病号，后门开棺材铺”的传说。抗战爆发后他到了八路军，人已在山西；不久又奉调去南方新四军工作，离老家就十分远了。
我父亲每到一处，总有书信寄回。奶奶得了消息，便做两双鞋托人捎去。我奶奶的鞋做得十分精细，鞋底纳得紧密，帮子牢实，穿在脚上跋山涉水，就知它的好处。这些鞋，头几年父亲多半还能收到，往后人去得远了，行军打仗又没个准确的落脚处，再不易见到一双。
但奶奶还是不断地做，不断地捎。鞋都让捎鞋的人自己穿了，或卖了当盘缠。那些人尝了甜头，数月半载地回来一趟，有的佯称送到了，有的干脆假借父亲的名义，说打日本费鞋，再要几双带着走。我奶奶攒下的私房钱，都换成了做鞋的黑布。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形势严峻，我父亲从那时起中断了给老家的书信。奶奶不知我父亲的死活，也不知鞋该捎往何处，她的茫然与焦急可以想见。自此，老家但凡有年轻后生远行，不管是去哪个方向，奶奶总要送人两双鞋，为的是求人再捎上两双侥幸去碰我父亲。那时她白天做鞋，晚间流泪，视力迅速变坏，已是半盲。
日本投降前两年，有人从南方跑回老家，带回了我父亲的死讯。说是目睹了新四军打鬼子的场面，在死人堆里亲眼看见父亲的尸体。说得有鼻子有眼。这个误传对奶奶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数日之内，她的眼睛完全瞎了。她请人制了我父亲的牌位，供在屋里。但是不久，她又摸索着开始做鞋，一双一双地做，没人敢劝阻她。做成的鞋，她都放在我父亲那间屋的炕上，却再不托人捎走。奶奶仿佛已经绝望，又分明心存一线希望，尽管这希望十分微弱。她大概也说不清，做这些鞋究竟是要等儿子活着回来穿，还是要送他在黄泉路上走。我父亲的自传里写着，那一阵与鬼子的战斗，有几仗打得确实很恶，他九死一生。
全国解放后我父亲在北京治伤，即给老家去了信，离开这么些年，他也不知家里人谁死谁活。这封信轰动了一个村子，唯独奶奶不信，以为是人编出来哄她，因此我爷爷戴上瓜皮帽穿着长袍子去北京探个究竟。
爷爷见了我父亲的头一句话是：“娃，你娘盼你盼瞎了眼。”看到那种能摇起摇下的病床，他又说了第二句话：“娃，怨不得你不写信不回家，睡了这么好的床，你还能想咱家的炕。”说完就气呼呼地回去了，留也留不住。
我父亲伤未痊愈就出院赶回老家。那之前村里整日都有调皮的后生小子冒充父亲来逗奶奶开心。我奶奶只摸人家的额头，摸一个就说：“你不是，滚吧。”我父亲幼时摔下炕，额前有条疤，奶奶是记着的。
父亲跪着见了奶奶。他摘下军帽，奶奶只一摸就连说“是了，是了”。据说当时母子相见，并不特别激动，这大概是他们的性格所致。父亲在他屋里见到了小山似的一堆鞋，一辈子也穿不完。他拣出一双带回来，保存在箱子里。
我成年后试过那双鞋。四十三码的脚伸进去前面还空一截，比我矮半头的父亲根本不能穿。我想这或许是由于奶奶双目失明，手头没了准儿。还有另一种可能——父亲在奶奶心中，早已长成了巨人。
枣、核桃，还有柿饼，到现在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仍爱吃，作为一种习惯，今生难改了。而这习惯竟是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帮我养成的，真有些奇特。这习惯常让我想起老家院中的几棵树，和树的根。
我奶奶是缠着小脚的女人，到死也未走出过老家半步。她的名字叫晋氏，在中国，这几乎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