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我是讨厌天空乱下雨的，但清明时节我倒主张能下点儿小雨，细雨和风，把世间的景色处理得浅淡一些，才有清明的气氛。这样的天气才适合上坟，追忆往事，怀念故去的亲人。艳阳天反而不合适，那会撩得人心荡漾轻浮，不严肃。另外城市里车多灰尘大，雨水一洒，就清明了。
清明这天我照例要回母亲家，向父亲的遗像献花，鞠躬，和母亲一起纪念他。我母亲兴的规矩，不只是在清明，我们还要在父亲的忌日及春节、中秋等日子向父亲行礼。礼毕大家就坐下来，说说笑笑地吃一顿，说的吃的都无什么禁忌。母亲的心思我知道，她是想借父亲的名义把儿女们都召回身边，感受从前那种家庭气氛，并不是让大家聚拢来悲痛一天。父亲去世多年，悲痛的时刻早已过去，怀念却是永久的，不伤感，很甜蜜。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天性幽默，因为父母都是很幽默的人，无论处于何种境况，这个家从不缺少笑声。回忆父亲当家长的往事使我们感到快乐，我们没有必要假装不快乐；笑声使父亲离我们很近，死亡似乎也不算一回事了。依照父亲的脾气，他肯定希望我们热热闹闹地过，健健康康地活；逢年过节的，一家子凑到一起哭哭啼啼，成何体统。
我是家中的长子，没有父亲以后，按照中国的传统，我本应该“长子比父”，挑起生活的担子，可这些年我只顾埋头写作，一不留神让两个妹妹出了国，一个弟弟经了商，再想聚齐已很不易。其实我连一天“比父”的机会也不曾有过，我母亲长期听政专权，老人家跟西太后似的，在家设一言堂，事无巨细，一律独揽，眉毛胡子一把抓；她甚至还打电话给各国的妹妹干涉她们的家政（诸如穿哪件衣服扔哪个罐子之类的杂事）。我始终像个被废置的王储，郁郁而不得志，连妻子都成了母党的人。因此一怒之下，散发弄扁舟，我就当了诗人。去年年初，母亲兴之所至，突然动驾出国巡游，她隔洋遥控，让我即位十个月。我手忙脚乱，既抓不成革命，也促不了生产，这才发现自己连做傀儡的料也不是，赶紧致函致电，请她回来继续领导我们。朕爱江山，朕也爱美人，但是，朕更他妈热爱写作。
不过说实在话，看见母亲精神好，能管事，我心里还真高兴。她本是大家闺秀，年轻的时候也很新潮，参加革命后工作到离休，并无治家的经验，却硬着头皮治了，不容易。父亲死时子女中一个结婚的也没有，母亲帮我们先后成家立业，一个个送出去，又把孙子接回身边搞隔代亲，惯得不行。眼下一大家人天南海北，全靠母亲这个中心联系着，也是我们的福，所以她爱当西太后就西太后吧，没有这位老太太坐镇，还反了你了。
在母亲跟前我是个大孝子，但挨骂也最多。主要是因为我的顺民的当久了，对她的统治难免要提些意见，发发怨言。比如在纪念父亲的仪式问题上，我认为献一束鲜花是最好的表示，母亲却嫌不够隆重，她偏要再摆些糖果糕点上供。我们之间便产生了分歧。我很了解母亲的心情，她觉得我父亲一生革命打仗，工作操劳，日常典型的饭食是两块干馒头一杯白开水，没有享过半天福，不摆些供品不足以表达心意。而在我看来，对于一个革命者的纪念不应该太流俗，再说供品都让孙子偷吃了，虫牙都吃出来了。我的观点让母亲不高兴。这一次，她又对我说，按她家乡的风俗，清明节还应该烧些纸，因为鬼缺钱花，这一天要回家拿钱。我听了又笑，说您老也是一个共产党，怎么越老越迷信了？像我父亲那种性格的人，能回家来要钱吗？母亲又生气。我知道是我不对，话不该那么讲，母亲哪里是迷信，她是想着念着我父亲。母亲一生气就指着我说：你，一点儿也不像你爸爸。
我得承认，我的外形差不多与父亲没有共同之处。父亲的模样像个胡人，身板敦实，一脸络腮胡，一看就知是条西北汉子，而我的身材相貌都随母亲；父亲是O型血，我是A型，也随母亲。这不能怪我。可要说一点儿也不像父亲，也是不科学的，我觉得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我身上，尤其是性格中，既能找出父亲的影子，也能找出母亲的影子。
我的母亲口才很好，讲话富有感染力。“文革”中挨批斗交代问题，她能把她的经历讲述得让斗她的人听入了迷。这方面我仍然随母亲。我的口才大概不错，听我聊天的女性一般都不会讨厌我，当然也不至于太喜欢。母亲挨斗那阵我正干红卫兵，在家联合妹妹与她大辩论，她跟我们嘻嘻哈哈的，使斗争进行不下去，我们很气愤，就怀疑她是特务，企图在她的假牙里找出发报机，好借此拿她一把，以便平时找这位特务多要些零钱花。
我父亲这人虽然幽默，却有些口拙，自打他跟母亲结婚，真理就一直在母亲手里。他俩相识之初，那时父亲他们已占领了上海，母亲在南京，我父亲发起攻势，派警卫员一封一封地给母亲送情书。可怜那个警卫员，冰天雪地里南京、上海来回窜，立下汗马功劳。取得了那次胜利后，再不见父亲赢过母亲什么，这是他自己追求来的结果。父亲说不过母亲，因此他就严厉，他一严厉就更像父亲。我上学的时候他对我实行体罚，要求我做的事做不好就挨打。他用板子打我的手心，这是私塾先生的做法；他出手快、准、狠，这是军人作风。小孩子大致分两类，一类越挨打越油条，越学坏；另一类越挨打越律己。我属于后一类，父亲的体罚对我是有效的，最终培养出我的自觉。但我仍不主张别的家长体罚孩子，因我不知道那孩子属于何类，万一越打越坏呢？
“文革”期间我父亲也被揪斗，他的态度不好，顽固不化，人家朝他身上糊大字报，他一把扯得稀碎；给他戴高帽子，他抓下来踩得稀烂；有人强制他低头请罪，骑上他的脖子，他一仰身将其掀翻在地，接着便跟人打起来，巴掌扇得呼呼响。被他扇过的人一定终生难忘，我太知道那巴掌的分量和滋味了。他这刚烈的性子也传给了我，不过平时无用武之地。
我的父亲正直，不怕事，胸怀坦荡。那次批斗会跟人打架后，他被挂起来好一阵，等到解放出来工作，他马上去看望还在落难的人，不避嫌。有次去看一个人，那人请他参观一屋的高帽子，纸糊的木制的铁焊的，造型各异，质量上乘，每次挨斗必须要换着戴。我父亲夸这些高帽子造得漂亮，二人各选一顶戴上，坐着下棋，还互相赖棋。
我的父母都不会溜须拍马，我也不会。迫于形势我曾跟人学过，可是各种吹捧之辞一到我嘴里就变了味儿，像在讽刺挖苦，人家听得不舒服。这方面我实在缺乏天资。
我的父母淡泊名利，从前父亲的工作经常调动，母亲就跟着他走，放弃了许多位置。他们都是生活朴素的人，几十年没有添置什么家当。母亲业余爱好烹调，时不时露一手给我们看。她蒸的馒头是死面的，酸的；她炒菜不依菜谱，喜欢临时发明，例如芹菜韭菜炒生姜这一道菜，我相信任何美食家都没见识过。我们斗胆问她：这就是从前你们那个剥削阶级的伙食吗？尽管如此，母亲的自我感觉良好，这一点我完全继承了。我在部队练过蒸馒头，与母亲相比，我的技术是青出于蓝的，并且胜于蓝的。
但我母亲还是常以昔日大家千金的身份嘲笑父亲老土，当时怎么一念之差，竟下嫁了农民。受父亲的影响，我现在也挺老土的。比如外出时我可以西装革履，在家写东西却要换上老棉袄，老棉袄舒坦；另外我吃饺子爱嚼大蒜，吃饼爱卷大葱，见了羊肉不要命；我觉得有羊肉吃就很满足了，这是中农思想。其实我父亲倒不见得土，他能写一手好字，踢踏舞跳得极帅，无师自通；他唱的苏联歌曲都是列宁爱唱的，他走路的姿势也像“列宁在1918”，他甚至还笑话别人土气。曾有一个故旧来看他，他忽然问人家：你革命了几十年，怎么还叫这么土的名字，叫什么锁柱，也难怪，你当年参加的是土八路，青抗先的。言毕大笑。
父亲的战友很多，同志们遍布东西南北中，不乏官高位尊者，父亲与他们只有正常来往，不懂得拉关系利用，更不让我去找。我于此亦无兴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朋友。若干年前某次开会，有个善于钻营的小官僚借着酒意问我：伙计，说实话，你的那些作品，是通过你父亲的关系发表的吧？这年头，干啥事不走点路子都不成。我当时碍于他的面子，竟然含含糊糊地点了头，使这个小人将我视为同道。真是奇耻大辱。如果换成我父亲，他一定毫不客气地拍案而起，用陕西话怒喝：放你妈的狗屁！
我们家的语言结构比较复杂，日常我跟太太、儿子说普通话，妹妹跟弟弟互相说四川话，而大家在一起又随着母亲说徐州话。父亲独自使用陕西话，没有谁跟他学。如今才发现，我在表达重要感情时，脱口而出的竟然是陕音。我未曾在家乡生活过，却觉得说陕西话痛快，底气足，理直气壮。这就是根。
我参军时，父亲希望我能好好干，子继父业。因我是干部子弟，在部队上受到重用，常被派去扛活儿，扛圆木，扛铁锚，扛麻袋。我一扛麻袋上船就踏着跳板唱京剧《海港》：一步一颤，步步颤颤，摔下这过山跳……，大家说我反动。我在军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当过一星期代理排长，率领军训的学生割稻子。眼见着距离将军的目标“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便辜负了老头子的期望，退伍了。
回地方后，为了对我严加管束，父亲晚年干了一件私事，将我从铁路调回身边，安排在工厂当一名钳工。我当时的心情，如同张少帅被蒋委员长拘押了一样。几年下来学到不少东西，干私活做个台灯、给女孩子锉个钩花针什么的手艺还算凑合。今后写东西写不动了，我打算在路边摆个摊子，那时咱不锉钩花针了，咱修锁配钥匙。
目前我活得很充实，不庸俗，自视还算一个真实的人。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一切在我身上发挥着作用。我的父母都在四十岁上开始白发，这个特征我也继承了。我不打算染发。诗人早生华发，自古如此，我不能违背这一传统。我应该给自己保留一个秋季，决不冒充春天。再说我还想早日尝尝年轻人给我让座的滋味儿。至于别人看着顺不顺眼，我不在乎。我们老了，无所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