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听刘允的一面之词，我从档案馆里调来了有关刘允的卷宗，工作之余，我便细细地读他的有关档案。刘允这人的历史确实非常复杂，按照殖民当局的标准，刘允在金州担任县长期间，很有政绩的。从前金州古城没有任何供水设施，城里有几眼水井，居民吃的都是井水。城里也没有任何排水设施，雨水大了，只能道照旧走，水依旧流，七扭八拐地流出了城外护城河里。城区的居民家里也没有电灯，家家户户点的都是油灯和蜡烛。
在刘允担任金州会会长的几年间，他改变了古老的金州城。城里的居民吃上了自来水，城里也有了下水道。家家户户也点上了电灯泡，马路两侧的电线杆子上面也安上了路灯。到了晚上，金州城也不是漆黑一片。
从档案里也能看得出来，刘允他也不是一个日本人的应声虫。比方说，日本人规划金州城里的道路的时候，就想把城中央的十字路口上的那座关老爷庙给拆掉了。一座庙，占据着交通要道，的确影响交通安全。这是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的建议，关老爷庙非拆掉不可。可是，刘允他不同意。关老爷在中国老百姓物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神，那是忠勇英武的象征。有关老爷在金州城正中央坐着，才镇得住城里城外的妖魔鬼怪。有一年，有一任县太爷就想为关老爷挪个位置。刚刚动了动他手里的大刀，那西城门外的海水就呼呼隆隆地向上涨。吓得县太爷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日本人哪里相信中国人的这些民间传说，他们还是坚持拆除关老爷庙。就在他们要对关老爷的神像要动手的时候，那西海头的海水呼呼隆隆地呼啸而来，一直涨到西城门楼。日本人只好罢手，保留住了关老爷庙。
档案里记录的是一个汉奸形象，就是一条殖民当局的走狗。刘允没有说错，他在金州是非常有政绩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关内占领了大片大片的国土。为了能更好地统治这些地方，刘允成了日本侵略者手里的人才。四十年代初期，刘允被日本人派往河南的焦作、修武，担任过敌伪政权的伪县长。刘允在河南做过多少坏事，他的档案里面没有记载。可以肯定一点，刘允如果没有能力，日本人不会如此器重他。
我特地看过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一带一些历史书籍。焦作，修武，都是抗日的前线，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侵略者，还有当地的土匪四股势力反来复去地在这一地区争夺拉锯。刘允能在这样的地区当县长，不知他是怎样当的县长。
这些天，我不是在看爷爷留下来的文物一样的日记，就是翻阅档案馆的卷宗。回到家里，妻子林立也责怪道，到乡下法庭任职，没有沾染农村的乡土气息，反倒增加了一股老朽迂腐的气味。你是不是因为了结了一桩陈年旧案，而唤起了你对历史积案的兴趣。
我用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言反击妻子，以铜为鉴，何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我有这样的变化，你不觉得我成熟了吗？
妻子笑着说，狗屁，你生性多愁善感，我从来都认为你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的。
我说，法官非得象包公那样吗？铁面无私就是好人吗？你千万不要象中国电视剧那样，把剧中的人物漫画化。我是以柔克刚，比硬碰硬更有力度。
妻子说，好啦，正好你回来了，省得我打电话给你。五一黄金周，我要出去旅游。
到哪儿？
张家界。
谁出钱？
那还用问吗，我也不是当权者，不能够贪污受贿。我只能为我的客户服务，我帮着他们打赢了官司，他们只能采用这种子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谢意。
你们律师要比我们法官腐败多了。
对不起，没有人反我们律师的腐败。
你不在家倒也好，我正好想找个伴儿一块过劳动节呢。
随你的便。与我同行的，为我出钱的，也是年富力强的企业家。
妻子林立是市内挺有声誉的一位律师，我和她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她比我要有开拓进取的精神，本来她也分配在司法机关工作。可是，她偏偏下海，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她的自由度比我要开放多了，她活得也比我要潇洒多了。我们俩，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学识能力，她都要高于我。用妻子的话说，她所以愿意委身于我，有两点。一是我的诚实执着；二是我的性能力强盛。她是在大兴安岭长大的，她了解许多动物的习性。她告诉我，别看老虎威猛，但是，老虎一年当中只有很短时间的发情期，只要找到了性情合得来的伴侣，也就是一瞬间完成的事情。在余下的一年当中漫长的时间里，老虎就象被阉割了一样，再美丽的雌性也不会激起它的性欲和情欲。可是性情温顺的梅花鹿就不一样了，到了它们的发情期，那向阳坡地上洋溢着一股浓浓的雄性的腥骚气味，雄性梅花鹿表现出了难以想象的性力。在她的眼里，我就是那头雄性气质十足的梅花鹿。做爱之后，妻子就说，女人委身于男人，为了钱财，为了权势，更重要的就是为了性。一日夫妻百日恩，这句中国的老话，就是对夫妻关系最好的概括。
吃晚饭的时候，妻子突然问，你要带回家过节的那位伴儿，该不会是个村姑吧？
让你说对了，正是一位纯朴而善良的村姑。
明白了，我说你居然能在三十里堡乡下一呆就是一星期，原来是在那里找到了伙伴。
返朴归真吗，三十里正好又是我的老家。
因为我和妻子经常斗嘴，开玩笑是经常的事情。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回家度周末，我以为她跟我开玩笑，我跟她开的也是玩笑。吃晚饭的时候，妻子简单地吃了几口，就早早地躺到床上去了。我以为她有些迫不及待，我还故意磨磨蹭蹭拖延了一些时间。等我上了床，扳过她的身子，我才发现，妻子的眼泪洇湿了枕头。我怔住了，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
妻子甩开我的手，你呀，睡你的村姑去吧。
我这才明白，我的玩笑她当真了。三十多岁的人了，居然承受不了一句玩笑话。哪里来的什么村姑，乡下女人土不拉叽的，手上有泥土，脚止有粪土。七八十年前，刘允看不上村姑，难道我就能看得上村姑了吗？我说，你呀，还当律师呢，玩笑能当证据吗？
妻子说，你出差两三天学憋得受不了。可你到了三十里堡以后，不仅能呆到一周时间，而且能坚持到半个月。
我告诉你吧，我交结上的不是村姑，而是一位快到一百岁的老人。这位老人很有点意思，你见到他也会对他感兴趣的。说他一件事，五十年前的那桩陈年旧案，就是他亲笔写的状子。那状子写的相当别致，有意思。
我倒真是听说三十里堡那个地方出了一个专门给人写状子打官司的专业户，会不会就是他呀？
也许就是他吧，不过，他不是专业户，他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我读爷爷的从前日记，读档案，就是想从侧面了解他。我和他交朋友，就是想直接了解这个不同凡响的人。
可是，这又有什么价值呢？
我也说不好这有什么价值……他的身上好象有一股磁性，接触以后，我就被他紧紧地吸引住了……
以致于你忘记了家庭，忘记了妻子，甚至忘记了做爱。一个老人，难道比起女人还有魅力。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我的爷爷他参加了地下党以后，他再也不写日记了。这一段，是他历史的空白。听我父亲说，抗日战争暴发以后，因为我爷爷他在药店当差，地下党组织就秘密注意到我的爷爷。因为我们的抗日前线，战斗非常残酷，伤亡很大，需要很多的药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验，党组织决定秘密发展我爷爷为共产党员。我爷爷的主要任务就是筹集药品，并把药品交给前来接货的商贩。由商贩再把药品运送到抗日前线去。因为山东与辽东只有一海之隔，就是用木帆船运送，只要顺风顺水，一夜的光景也就到达目的地了。当时的辽东是日本人的第二祖国，辽东无战事，这里是日本人的后方。而一海之隔的山东却是抗日的前线，是你死我活拼杀的战埸。
履历表上写着，我爷爷郭子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革命。也就是说，芦沟桥事变以后不久，我爷爷他就参加了革命。如果他参加革命的日期为七七事变之前，他就应该是老红军。一九三七年，我爷爷正好三十岁。在这段时间，他虽然没有留下日记，但他后来回忆道，当时参加革命，完全是一种民族意识和骨子里的东西……我在城里的药店工作多年，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虽然比不上那些地主资本家，却算得上中产阶级。可是，当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时候，我这个已经当了亡国奴的人却好象面临着灭顶之灾。那时候，我只知道南方有朱毛在造反，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当地下党的同志找到我的时候，我那时候并没有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共产主义也没有认识。但在那当时，我只知道共产党是打日本救中国的。我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地下党组织同志的要求，帮助我们前方将士购买药品。
因为我走入社会的那天起，就一直在药店里做药品生意，我在这个圈子里也相当熟悉。通过不少的关系，我为地下党组织购买了大量的药品。我把购买到的药品偷偷地带回家里，藏在炕洞里。等地下党组织联系好了交通工具，那时的交通工具也只有风船[帆船]。连夜把药品装到船上去，如果顺风顺水，海面上没有大浪，一夜的功夫，风船从辽东就到了山东。一桩秘密的事情可以做，但是要经常做就不可能不暴露。我当然知道做这件事情的风险，我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什么别的东西。我知道，这些药品运到山东以后，就会转到我们前方抗日将士的手中，就能挽救他们的性命。什么叫作脑袋掖在腰带上，这就是脑袋掖在腰带上。一旦事情败露，我完蛋了，我的全家也全完了。愈是担心，意料当中的事情也终于发生了。不知是叛徒出卖，还是运送药品的同志疏乎大意，我们为前方将士购买药品的事情败露了。当天晚上，我就被日本宪兵抓进了巴利茨[俄语：监狱]。
中国人在日本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人。更何况我有共产党的嫌疑，有八路军的嫌疑。
我被抓进巴利茨以后，他们就给我灌辣椒水。辣椒面泡的水，成壶成壶地往我的肚子里面灌。那哪是人受的滋味，我的肚子一点一点地给灌得鼓了起来，象只汽球一样。实在灌不下去了，日本就用大皮靴踩我的肚子，让我肚子里的辣椒水再一点点地向外渗。我咬着牙坚持着，我知道，只要我一松口，承认了我与地下党的同志为抗日前线的将士购买药品，不仅害了别的同志，破坏了地下党组织，也害了我自己。更可怕的是，日本人不可能放过我们全家。你想一想，日本能放过这块地盘上的地下共产党吗？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招供。让他们打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就说，我贩卖药品，对方是个走私药品的贩子，我图的就是想多掐几个钱，为的是养家糊口。
日本宪兵也不是傻瓜，那么多的药品，而且都是消炎止血的西药，什么样的走私贩子敢贩卖这么多的药品。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的供词，他们捆住我的手和脚，揪着我的头发，往死里打我。
在日本宪兵队里，我一连受到了三天的酷刑折磨。我让他们折磨得半死，他们也累得直喘粗气。看看实在从我的嘴里抠不出什么东西，他们想把我送进旅顺的大巴利茨。旅顺大狱里关押的可都是政治犯。进到了大狱里，就再也出不来了。那时，我也有些绝望了。因为日本宪兵已经给我戴上了手铐和脚镣，这就是说等着把我送进旅顺大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