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式创设电报局，经营陆上电线，倡议于李鸿章，委派盛宣怀承办，并经奏明朝廷核准，俱在光绪六年（1880）。中国电报局成立于光绪七年，三月经始，五月兴工，十月工竣，十一月发报。一切购料、架线，聘用工师洋匠，教习打报生徒，俱委托丹商大北公司经理。大北颇能尽心承办，符合中国节省委速愿望。尤其中国旱线须与丹商海线相接，以利外洋通报，亦不能不借重大北。丹商为争海线利益计，于光绪七年，禀请李鸿章批准中丹海线合同六条。俾丹商十多年来旧设中国海线二条，能再享专利二十年，如有新设电线必须得中国批准。同时大北于禀牍中声明：“不失中国自有之权利。”经李鸿章估断，认为可以批准。因是函商总理衙门，同意照办。其间实际经手中丹电商协议之人即为盛宣怀。此为中国将一切商约合同排除于外交事务以外的一种做法，当出于盛宣怀之设计安排。
中国初创电报事业，为通讯技术之现代化，实不能不向外国学习，借重外国，揆之当日李鸿章对比俄、法、日各国合同，将此等海线专利给予大北公司，以博其传授技术，协助开办中国电报，其情势与俄国、法国、日本并无不同。当时李氏在光绪七年六月初一日致书总署，申论其理，甚为清楚。当为中国借取西方技术之重要参考：上年（1880）奏准设立津沪电报，原为通信外洋迅速起见，势不能不与大北公司之海线互相联合。创办伊始，凡雇人购料等事，该公司竭诚帮助。禀求仿照前与俄、法、日本订立合同之例，似无不可允行，此事系鸿章创办。该公司但求敝处批准，并未敢请订合同。考之两国通例，尚无不合。兹将大北公司与俄、法、日本所订合同条款译出，照抄呈览。俄、日两国与之订限三十年，法国订限二十五年，此次仅准上海线二十年。非自我作古也。该公司在沪设海线，业经十年，无人过问。今中国旱线必须与彼相接，原情许之，非无因至前也。英美各使，内怀嫉忌，外存恫喝，似可置之不理。《海防档》，丁编，《电线》，页271。
大北公司海线专利六条获批准后，立即引起英、美电商羡慕，一面失悔海线落后于丹商，一面循外交途径争议丹商海线专利权对其本国利权之妨害，最终目的则要求给予其同样专利。特别是英商大东公司，态度最为积极。经由英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反复向总理衙门致信交涉，提出香港水线溯珠江接至广州沙面之要求。后经总理衙门推至广东地方，终以不准登岸，限制线端存于船上停泊，并限制停船地方，遂使英商知难而止。《海防档》，丁编，《电线》，页296—309。又，《洋务运动》，册6，页357—358。
光绪八年英使格维纳（T．G．Grosvenor）循英商大东公司计划，向总署照会，要求自香港通达汕头、厦门、福州、温州、宁波，至上海各口岸连接架设海线。经李鸿章委派盛宣怀直接与大东公司代表谈判，交涉多次，大东未能达成目的。谈判中盛氏所持有力条件，即始终坚持中国在同治九年所许极限。令外国海线不许在中国上岸，只许海船载线端以停泊海岸为原则。最终，维持中国陆上电报利权，使盛氏在工商业交涉中达至重大成功，并于此次获得对外交涉经验。嗣后历年中外电报交涉，无不由盛氏出面承担，直迄清末。中英大东海线交涉，是中国电报事业上最重要案例，奠定日后数十年之发展。盛宣怀在光绪八、九年间数次繁复交涉之中，始终以维持中国自主之权为原则，而以国际公法与中英外交旧案为依据，以现行各国电报合约为参考，其交涉助手则为买办出身之郑观应。终于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以中国电报局名义与大东公司签订《上海香港电线章程》十六条。并于同年四月初一日签订《会议续订章程》六条。达成对等外交使命使盛氏声名鹊起。《海防档》，丁编，《电线》，页364—674。
盛宣怀与英商大东达成海线协议之后，立即回头对丹商大北公司廓清海陆线分别界线，不容大北占取任何陆线，以杜大东借口。于是在光绪九年，同时对大北交涉，以中国电报局名义，收回丹商所设上海至吴淞陆线。于同年四月十三日，中丹两公司，订定收买淞沪旱线章程十四条。同上，丁编，《电线》，页626—633、674—679。
但凡侵占中国陆地电权者，盛宣怀均即乘此时机陆续收回。故接连又在光绪十年八月与大东公司议定福州电线合同，乘势收回福州至川石山陆线。《海防档》，丁编，《电线》，页753—776、995—1040。
中国电报局创设之初，因缘丹商大北公司之提供技术，介绍工师，训练中国人才。虽售卖电线器材，获得实利，而充分与中国合作。丹商虽取得与其海线相接之益，及二十年南北两条海线专利权，但承诺中国官报经其海线完全免费之回报。故而英国争持不平，以为中国偏向丹商。实则盛宣怀为维持中国陆上电报主权起见，对于大北、大东一概寸步不让。进一步言，中国电报局后生初起，财力短绌，技术人才不足，而与大北、大东同业实居于竞争地位。中国电报局之存立、发展生机，完全须依靠主权之维系，否则必至溃败，为两公司吞并。此是重大关键，盛宣怀具有充分了解。中国既须引进外国技术，学习外人特长，又须居两者竞争地位，争持胜败，此实现代后起国家通例，别无选择，亦无他途可循。于此可见魏源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当为千古不磨之高论，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今世而不惑。当年除日本看重其书，中国大吏竟等闲视之，近代中日盛衰之差别，于此略可见之。 中国电报局以维持本国陆上主权与大北、大东两公司竞争，既须从大北吸取技术经验，又须接连大北、大东海线与外洋通讯。而更须抵制两公司对中国利权之侵占，事事俱在迎拒之间，既须防范又要合作。当为近世国际商贸通例，商战之复杂可知。中国电报局与大北、大东之间利害关系，即不能不透过交涉核算，划清商利细节，以合同协议，维持各家利益之均衡。
盛宣怀既经与大北、大东厘清海陆界线，进一步即于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1887年8月10日）在烟台与大北、大东两公司代表议订三公司分利合同二十条。据此合同规定，大要在于划一报价及设定中国应得商利之比成。大北、大东注重经由上海、福州、厦门三口岸之国际商务利益。中国允照其既得之利，使两国海线直通三口电报，而中国分享其利百分之十。齐一报价，三公司一律定为每字五法郎半。各家不能任意跌价。惟凡不经沪、闽、厦三口之中国旱线，其电报商利由中国独享。惟中国政府所发官电，如经由丹、英两国海线传递，其报费各由其海线之国独得。中国电报局不能分其百分之十。在商言商，订立三公司齐价分成合同，事实上无法避免。且为中国主动促成。一切核算明白，双方取利，依据交换条件，就当日发展本国电报需要而言，应无损于中国商利。《海防档》，页140—145。
三公司齐价合同，消弭彼此削价竞争，使中国电报局可以专心发展陆路电线。大东、大北两公司亦减少对华倾挤，和平相持达十年之久。后因丹商动议，俄使照会，三公司又于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1896年7月11日）在上海再次议定第二次齐价合同，以十五年为期。报费略有提高，而于上海、福州、厦门海陆电费，改为三局平均分享收益。较之上次合同中国只收百分之十过线费当有所改进。惟中国则允英商海线可自川石山循闽江接至福州南台，并允丹商将厦门海线接至鼓浪屿，当为丹、英两公司所得中国之利。同上，页1663—1675、1678—1683、1686—1688。
盛宣怀办理中国电报局，凭空创造，惨淡经营，时与强大外商周旋竞争，坚强搘挂，可谓掬尽心血。自光绪六年至二十六年 （1900），二十年间无时不在扩张发展之中。不幸庚子拳变起，清廷顽固王大臣，鼓动反洋杀教。电线成为拳民首要破坏对象。北方各省以至蒙古沿途电柱，俱遭拆毁焚烧，电线抢掠一空。中国人自毁建设，自断快速通信之具。京城内外音书阻隔，拳民得以围攻各国使馆。此对电报局打击甚大，但尚非最严重之后果。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抢掠奸淫不在话下，进军之际，各国于津沽北京沿途自行架设军线，直至辛丑（1910）议和之后，霸持不退，尤以英、俄两国为然。引致中英中俄电权争执，使盛宣怀费尽心力，进行收回津沽北京电线交涉。中国屈于战败国地位，不免大受英俄欺凌。终于光绪二十八年二月由盛宣怀与大北、大东两公司订立上海大沽水线合同。中国已接受事实，同意英丹海线接至大沽，另允许由烟台海线接至大沽。并同意暂由中、英、丹三公司合办天津至北京电线，俟地方安静由中国收回。中国虽允许外国多添一条重要海线，却借此交换利益，仍然全部收回天津至北京电线，继续维持中国陆上电权。中国电报局与大北、大东两公司所订上海大沽水线合同及烟台大沽水线合同，俱载《海防档》，丁编，《电线》，页2232—2244。又，同前，页2231—2232，载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盛宣怀致外务部文，说明经过如下：“窃查前年拳匪倡乱，京津电报杆线，全遭拆毁。南北电报无从传递，消息骤然隔绝。各国联军屯于京师，兵舰集于大沽，拟自设大沽上海水线，以通出洋之报。本大臣探闻确凿，焦灼万状。查津沪线路，为电报权利一大宗。京师首善，乃时朝廷政令所由出，一旦为洋人占夺，当时正值军务吃紧，在彼则万里户庭，在我则内外隔阻，已多掣肘之虞。且既设断难复撤，卧榻之处，长为他人鼾睡。失去电报权利，其患小；窒碍朝廷政令，其患大。本大臣督办电政，既不忍坐视商家失固有之利，复何敢上累国家，贻扞格之忧？揆情度势，急宜挽救。遂查照前与大东、大北公司所订合同，叠次派员与该公司总办往返熟商，动以利害相关之说，始由该公司代向联军设法挽回。即由该公司安设上海至大沽水线一条，与本电局密订合同。外假公司之名，实为电局之产，华电始得照常传递。此项水线之费，计合英金二十一万镑，各股商虽无力筹措，尚能同喻大义，情愿认为息借之款，分年摊还。探食于虎狼之口，实已煞费苦心，嗣因德人将由青岛水线滋蔓及于直境，复添设烟台至大沽水线一条，亦费巨资。当烟沽沪水线初通之际，正全权在京议和之时，要报络绎，关系全局安危，京津遍地洋兵，亟宜修复陆线，接通京沽，华工又无从开办，万不得已，又与该公司熟商，将京津设局设线之事，暂托该公司代为经理，以便克期与水线接通，庶华报亦得以畅行直达，毫无阻滞。惟事属权宜，彼此订立合同，载明沪沽水线，由该公司代电局经理，以二十五年为期。其京沽陆线，暂由两公司代办。一俟中外和局告成，即将线局一并交回电局自办等语。此项合同，当经呈送驻京英国公使，并俄国兼理丹国公使核准照办在案。现在中外和局告成，联军已撤，京津两局及京沽陆线，自应按照合同，及时收回自办。盖电局以中国主权所在，历经遵守，仍当守之勿失。此在外洋各国，莫不皆然，故在中国境内之陆线，必当由中国自办也。”
庚子拳变之影响，东三省几乎沦入俄国之手后，引起日俄战争，伏下日本侵吞东北之路。而电权丧失之重，日本侵夺之甚，今俱有《海防档·电线编》记载可寻。然于东北广大土地主权利权而言，已是其中最微少部分，可不具论矣。
四、经营方式与内外因应
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札委盛宣怀、郑藻如、刘含芳、唐廷枢、朱格仁等筹办津沪电线，为中国建立电报局之始。在此以前，虽有福州及台湾电线之先驱，惟规模局限，实未及此次之重要。论者推为中国电报创始，当是确论。
中国创设电报局，经划推动，均由盛宣怀负其总责。郑藻如实任海关道，仅出名领衔，并不问事。其余多为盛氏筹募资金而辗转汲入之工商人士，尤以轮船招商局共事同僚，引为现成可靠之伙伴。盛氏经始之际，总局设于天津紫竹林，上海为重要港埠，需人襄理，遂于光绪七年采购器材之始，即引介郑观应，由李鸿章札委郑氏任上海分局总办；同年郑氏又引荐谢家福、经元善驻沪办理电线，亦受李鸿章札委。嗣后又为筹募资金再引介王荣和加入沪局。是以盛宣怀、刘含芳、唐廷枢、朱格仁、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王荣和俱为中国电报局最初创建商局原始董事。《盛世危言后编》，卷12，页1—2，复郑藻如等函，上李鸿章禀谢札委上海电报局总办；上李鸿章禀谢札委谢家福，并请札委经元善；又，同卷，页19，致盛宣怀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