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至上海电线，原计以商报为主，志在营利。而官报列为头、二、三、四等，朝野贪其快捷，立即扩大应用，与日俱增，抵还官款甚易。惟全国商务繁盛，多处需借电线通信，盛宣怀估其有利可图，遂于光绪八年约集上海华商，招股洋钱八十万元，兴办由苏州至广州电线。全线通过苏、浙、闽、粤重要都市，全部以商报为主。光绪九年（1883）开工，十一年九月竣工。由是沟通南北，成为电报局重要干线。《李文忠公奏稿》，卷45，页32—36。
苏、浙、闽、粤四省商电建造完工之际，盛宣怀又因云南通报所需而另辟长江电线。先是因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官方需要，已于光绪七年架设镇江至江宁电线。继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又于光绪九年奏定将江宁电线接通至汉口。及至光绪十一年考虑云南官线问题，盛宣怀遂要求汉口电线沿沙市、宜昌、夔州、重庆、泸州，径达成都，以为商线。再由泸州接入云南蒙自，以为官线。如此商线可自上海直通重庆、成都，贯串长江繁富之区，极见盛宣怀谋虑之深熟而切实。事经李鸿章奏明朝廷，遂得借官款完成此线。同上，卷55，页5—6。综观盛氏办理电报，极具商业眼光，所创三线商线：天津至上海；上海、苏州至广州；上海至成都，实将沿海、沿江商埠都邑一气连接，全国商货盈虚，市价高低，瞬息俱在指掌。
电线知识初输入中国，中国主国政者中枢政要，王公大臣拒斥最力，坚不接受，迁延最久。是否误国，当世难言，今日易见。惟军机处，总理衙门王大臣既见李鸿章在天津传信之迅捷，遂因曾纪泽之建议，嘱命李鸿章、盛宣怀将电线接至通州。已至光绪九年同上，卷46，页39—40。又，《海防档》，丁编，《电线》，页693。光绪九年五月十二日李鸿章致署北洋大臣张树声电云：李中堂（鸿章）寄北洋大臣（张树声）密，顷接总署函。以劼刚（曾纪泽）展电线近京师一节，属斟酌妥善办理。与盛道（宣怀）商，暂做至通州。请派妥员，同总局洋匠，速往勘路绘图。二十外运线赴津，即催夫开工。令朱格仁预备学生。尊处先据电台行妥办。由通州派马接递总署往来电信，计半个时辰可到。自较津递更速，鸿白。十二日…何以竟接至通州，再经驿马飞报至北京？总署大臣或是考虑京僚反对，就此小事，亦正可见主政者之无魄力。一年以后，方再奏准由通州接线至北京，北京外城设为商电局，北京内城设为官电局。光绪十年七月开始通报。《海防档》，丁编，《电线》，页973，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日总理衙门奏云：本衙门奏片称：再自议设电线局以来，已由天津达至通州。惟由通州转交驿递入京，倘时值暮夜，重关阻隔，紧要事机，顷刻变迁，恐致贻误。臣衙门与李鸿章往返函商，拟将通州电局移设京城，以期传递灵捷。其电线分内外城二条，内城拟于泡子河地方择地安一公所，专为收发往来官电。该处地颇宽静，臣衙门尚近，不致迟滞，外城拟于东河沿近处择地设局，借收商民报资，以贴公用，亦属两益。又，同前，页1008—1015，有北京通州接线往来禀牍。又，北京架设电线，创议于光绪九年十一月，经张佩纶与李鸿章在津议商。嗣于十二月十六日有总理衙门公函到津，嘱李鸿章迅速办理。事见《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15，页36。
中国幅员辽阔，军国大事，机要军情，向有驿站制度承担，总成于兵部车驾司，由京师皇华驿，分驰全国，构成驿道文报交通网。各省驿传，由按察使督辖，以部库正饷供应开支。边防各地，东三省、新疆、蒙古、西藏，均设台站。传递军书、奏报、谕旨，均有严密规律，清代历朝行之，经久熟惯，已是根深柢固。马楚坚：《清代台站制度》，1987年6月博士论文。及至十九世纪，西方发明电线通讯之法。各国迅速推行，竞相使用，俄国、日本亦不甘落后，早已仿效多年。独中国中枢主政王公大臣，因循苟安，迁延近二十年之久，始有局部线路，不意法国侵越南日急，中国南边扰攘鼎沸，军报远落法国之后。于是自光绪九年至十四年，广东、广西迅速架设电线，并与香港相接。主其事者为张树声、张之洞，尤以张之洞设施最多而疾速。经理之人，则盛宣怀所派电报局委员盛宙怀分领两广官电局。同一原因，云贵总督岑毓英，要求电线接至云南，因是而有盛宣怀设计由四川泸州设至蒙自官线，由电局委员李必昌经理。《海防档》，丁编，《电线》，页1196—1198、1209—1210。又，《洋务运动》，册6，页353—259、371—372、383—384、386—392，393—395、396—399、411—415、421—422。
同一时期，日本图谋朝鲜甚急。因朝鲜国王禀请，李鸿章力主借款给朝鲜，并代朝鲜经理电局。同时因与中国东北相通，遂将北塘电线接通至山海关，自山海关接通至营口，由营口接通至旅顺，并由营口接通至沈阳，由沈阳接至凤凰城，越界至朝鲜之义州。东三省盛京既已设线，而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亦相继要求架线至两省，均由李鸿章命盛宣怀经办。实派佘昌宇总办东三省电报，并分别于珲春及海兰泡两处与俄国线相接。《洋务运动》：册6，页362—363、367—368，372—374、377、380—384、403—404、415—416。
光绪十五年以后，西北愈见紧急，俄国夺取中国中亚十数藩部不说，实已侵略中国本身领土四十余万平方公里。此时入侵白米斜川流域即今所谓帕米尔高原。陕甘总督杨昌濬与李鸿章商请通西北陆线，经盛宣怀设计，先由保定经太原，过蒲州，渡黄河，接至西安，由电报局承担用费，作商线。再由西安入甘肃接至肃州嘉峪关。电线架成通报之后，适遇俄国图占白米斜川高原，新疆窎远，文报迟缓，遂由总理衙门奏请于光绪十八年（1892），由肃州接线经安西、哈密、吐鲁番以至乌鲁木齐（迪化）。又因喀什噶尔及伊犁均为新疆边地要区，经盛宣怀建议一气呵成，乃由吐鲁番，经库车、阿克苏接至喀什噶尔，由迪化经库尔喀喇乌苏，接至伊犁，再由伊犁接至塔尔巴哈台，西北电线经营，实由盛宣怀委派周冕经理。于是陕甘新疆边防机要，可以迅速递达京师。同上，册6，页417—421、432—441、447—450、452—453、456—457。
除上述时局与军国要政影响之下设置电线外，而由中俄之间关系，应俄国一再促请要求，订立合约，而创设北京至张家口，张家口至库伦，库伦至恰克图长达三千余里之电线。架设完成，为时已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间经办之人，乃盛氏委派王继善、余思诒、陈忠伟等委员经手。《海防档》，丁编，《电线》，页1939、1942—1949、2144—2146、2163—2165。
大体而言，自光绪三年（1877）台湾创置电线起，以至光绪末年止，三十年间，中国全境包括朝鲜，架设电线长短大小并计达八十余条，总长达四万余里，已构成全国通信网，实为资讯事业之现代化。其创造动因缘起，约有三端：其一，国际时势发展，尤其强邻入侵，迫使中国速造电线应急。其二，中外商业需要，英商大东，丹商大北，强烈要求设线，迫使中国自设商线与之竞争。其三，沿边外国在外交手段要求接通彼此电线。如俄国要求珲春、海兰泡接线，恰克图接线。朝鲜要求义州、凤凰城接线。日本怂恿朝鲜釜山接通日本海线。法国要求蒙自、保胜接线（滇越），东兴硭街接线（粤越）。英国要求腾越、红蚌河接线（滇缅），种种国际通信线路，中国亦因应设施。由于全国八十余条长短线路，不及一一引述，兹特制成：《中国各地电报创置表》，备为本文附录，以供学者参证查考。 （见附录）
三、中国电报利权之维持
西方电线通信知识输入中国，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总理衙门初始建立之时即介入外交交涉之中，中国第一步即坠入俄国外交陷阱。嗣后发觉，自更加深王大臣的疑虑防范。而犹豫踌躇，竟至久不觉悟早先迅速仿效之益。清廷主国政者之昏庸误国可知。
总理衙门初未考虑采用电线通信之利，但惧各国要求在华架设电线。自总理衙门建置以来，首年（1861）拒俄使把留捷克要求设电线。随之拒英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要求设电线（1863），继而拒绝美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要求设电线（1864）。最后完成决策，于同治四年（1865）正月密函各将军督抚严限阻绝各国在地方请求或私设电线。构成总理衙门成立以来，对于设置电线的基本政策。应付俄、英、丹、法各国毫未放松，各国无机可乘。此一基本政策，坚持达十余年之久，直至同治十三年（1874）。《中国电线的创建》，《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台北，1968年印。
中外有关架设电线重要交涉，完全开始于光绪元年以后。最早之案，即为向丹商大北公司收购福州罗星塔及福州至厦门电线。起因于甲戌日军进侵台湾南部番社。中国为求军报迅速，委由大北公司架设福州罗星塔线。近之论中国电报事业者，视1874年为电报创始先河。不久即有俄国公使照会，据同治元年（1862）总理衙门复文，要求俄国优先代中国建置电线。最后经由丁日昌主持交涉，向大北公司购回福州、厦门等线，拆除运赴台湾自办使用。是为光绪二年（1876）一件重要电线交涉。《中国电线的创建》。又，福建电线交涉，自1874年延至1876年，中经不少曲折，牵涉到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钦差大臣沈葆桢，以至总理衙门王大臣多人。最后由福建巡抚丁日昌出面办理，解决此案。前书黄文申叙案情经过，扼要精简，而不少细微关节俱载《海防档》，丁编，《电线》，第一册及第二册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年各项文牍。其中于沈葆桢之时代认识，智虑气度，尤具参考价值。
中国应付西方冲击，一则只知防御军事入侵，而不知西方武力进逼，自始即为工商冲击之延伸，根本实在工商之扩张。及至其真正觉悟，仍因日军侵台之刺激方知电报之有裨军国。二则只知防海上之患，而不知争海上之利。自西方发明电线通讯，丹商、英商、美商纷设海线，远渡重洋，到达中国海面，并要求登陆中国陆地。中国海上之利尽失，方谋退保陆上之利，以中国领导中枢之昏庸无知，颟顸短视，根本更顾及不到中国海面之利，实已任由列国电线在海上延伸。是以中国开始架设电线，已至列强纷争中国陆上利益之时，总理衙门此时之对策，即在坚持陆上设线利权，严禁落入任何外国之手。此一定计，充分表达于同治九年（1870）对英交涉之来往文牍，构成后日一切电线交涉之基本立场。其一，外国海线只准到中国海岸。可以由趸船上接出海面，而决不许设于陆上。其二，外国海线只许到中国海岸，不许引入河流以达内地。《海防档》，丁编，《电线》，页79—87。其重要政策定案，于同治九年五月初八日奏陈。载本书页88：“窃查洋人自通商以来，以贸易为根本重务。时虑中国舟车迟钝，递寄信息，未能如外洋之神速。欲以外国所行之铜线铁路火轮车诸法试行于中国。上年议修英约时，英国使臣阿礼国，即以举办铜线铁路诸大端，屡次来臣衙门渎请。经臣等严词拒绝，复经奏请发交各省督抚悉心筹议，均以内地不便举办等词议复。而铜线一事，尤为该国所最注意，求办甚切。臣等无论该使如何措词，总以内地不准安设一语，始终峻拒之。至于重洋大海之中，外国自行其法，则因中国力所不能禁止者也。本年三月间，据英使威妥玛面称，奉到伊国克丞相来咨。拟由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向准通商各海口，水底设铜线，通至上海等语。当经臣等以条约所无，与中国有损无益等辩驳，复据该使函称，数年以来，所议通线之法，俱系陆路明设，此次系在水底暗设，其线端一头，在船只内安放，即在湾船埠口海面停泊。与从前所论，迥不相同，似与中国毫无亏损，请即照办等语。臣等公同商酌，该使臣此次所请，与从前请在内地安设之议办法不同。只须线端不牵引上岸，与通商口岸陆路不相干涉，界限分明，尚可通融准办。况内洋外洋绵亘数万里，毗连十余省，轮船往来，络绎不绝。伊即不使中国闻知，自运通线，沉于海底，亦属无从设法饬禁。是以臣等于函复文内，将沿海水底暗设数字揭清，并将该使函内所称线端不牵引上岸，离口另设别法数语，重言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