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
自英国产业革命发生，带使世界进入科技时代。列国追随发展，日新月异，推动世界工业化，形成激烈竞争局面。冲击动力广被于美、澳、亚、非各洲，得风气之先者，占尽天时地利，其族繁衍，其民安富尊荣。承其敝者，不知创新，不甘仿效，不求进取。其国日削，其民困敝穷苦，流离失所，至于消亡。厥咎何由？实为主国政者昏聩因循，贪私苟且，无知无能所招致。持国之君后，负天下安危，不能诿过于其他。
追考中国近代之衰敝，虽问题丛错，头绪万端，仍可一言概其大要，则在于中国政府应变之成败而已。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刺激中国朝野，未尝没有敏觉之士，提出追习科技改制仿效之议。魏源之《海国图志》反复言之，并列图文。而政府官场因循苟且如旧。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军打进北京，火焚圆明园，刺激中国反省，而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应世局，并展开自强运动，推展种种新政。此为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之第一步，亦为拯救中国之重要途径，端看其识见高低，进展迟速，因应是否灵活适当，进而考究其成败原委，责任谁属，关键所在。自为近代史上重大课题。惟问题庞大，不能不由众多专家学者分头就个别关节考究明白，再进而归纳出全般情况，以为检讨思辨之根据。本文未能就全局大者研考，仅抽取自强工业中电报一项，作为入手，俾能提供一方面之参考。盛宣怀为创建中国电报重要关键人物，深值备为检讨思辨之资。因而定为本文研究论题。
西方人研究发明，以金属导线通电传递讯号，为时在十八世纪，而付诸实用，发明电报机以为通讯工具，为时已在十九世纪初，约当中国嘉庆中叶。及欧美广泛使用，组织公司，经营电报事业，为时已至清道光间鸦片战争以后。至于辗转传入中国，实由于美国教士玛高温（Daniel J．MacGowan）在咸丰元年（1851）以中文撰写《哲学年鉴》，把西方电报原理传输中国。黄嘉谟：《中国电线的创建》，《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台北，1968年印。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北京，中法议订《北京条约》之际，法国专使葛罗（BaronGros）向恭亲王解说电线通讯方法，并允将法国出版电报图书赠送中国。及图书送到，恭亲王竟以其无用，辞却不受。充分表现中国政府领导人之短视无知，因循守旧，不知应变。同上。
咸丰十一年（1861）俄国驻华公使巴留捷克（L. de Balluseck）一再向总理衙门交涉，要求架设由北京至天津电线，俱为总署所拒。然于同治元年（1862）正月，俄使再照会总理衙门，要约声明，如中国境内允准外国设立电线，应以俄国为优先，请求中国复文存案。总理衙门未及发觉俄国阴谋，竟予照复允准。此项承诺，于中国电报利权构成严重威胁。事后长期成为俄国架设电线交涉之理据。考究总理衙门照复，以见其适应当时世势之舞弄公文，搪塞敷衍。亦足以察知中国近代致败之根由。同治元年正月十八日（1862年2月16日）总署照复：本王大臣查发铜线法施之于中国，诸多不便。所以未能见允。今接阅贵大臣照会，将来如准他国设立此法，自必先以贵国为始。相应照复可也。《海防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印，丁编，《电线》，页1。巴留捷克照会及总署照复，俱载此页。
向外国引进工业技术，乃知识与商业行为，惟在十九世纪列强之对付中国，无时不用外交手段干扰中国。举凡中国兴办工业若轮船航运、电线、铁路、矿务等等，无不饱受西方列强外交力量之挟制与欺骗，形成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一项特色。此所以不慎之中一定丧失工商利权之主因。列强之外交介入与干扰，为自强运动中重大特色。世人不可不知。
中国自设电线之先，丹商、美商、英商先后均有海线到达东方各国。施用种种外交交涉，以至乖巧强施手法，要在中国陆上设线，使总理衙门穷于应付。但是直迄同治末年外商并未得逞，然而在此十三年期间，中国主政者竟不能察觉电线通信奇速之优点，以及列强何以竞相采用之用意。真可谓昏昧顽冥之至《中国电线的创建》，《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其中于早期列强向中国中央及地方设线交涉述论甚详…如此政府领导，带使中国落伍，能不负担误国之责？
中国官方觉悟者未尝无人，最早有李鸿章（同治四年）、沈葆桢（同治九年）均曾委婉表示中国为维持利权起见应自行办理电线。《海防档》，丁编，《电线》，页8—9，同治四年二月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铜线费钱不多，递信极速，洋人处心积虑要办，将来不知能否永远禁阻。鸿章愚虑，窃谓洋人如不向地方官禀明，在通商口岸私立铜线，禁阻不及，则风气渐开，中国人或亦仿照外洋机巧，自立铜线，改英语为汉语，改英字为汉字，学习既熟，传播自远，应较驿递尤速。若至万不能禁时，惟有自置铜线以敌彼飞线之一法。存而匆论可也。鸿章仍随时设法严禁，决不稍有松劲也。”又，同前，页95：同治九年七月，沈葆桢致总理衙门函：“闻电线之设，洋人持议甚坚，如能禁使弗为，则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倘其势难中止，不如我自为之，予以辛工，责以教造，彼分其利，而我握其权。庶于海疆公事无所窒碍。若听其自作，则遇有机密事务，彼一二日而达者，我十余日尚复茫然，将一切机宜为之束手矣。”而南洋大臣曾国藩亦曾在同治十年（1871）考虑架设江宁（南京）至福州电线，路线方式，均作详慎设计，而最后并未施行。《中国电线的创建》，《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
自咸丰十年中国政府领导人得悉铜线通信之法起，迁延推诿，犹豫疑虑，辗转贻误十五年时光不论。而列强官商求信息灵通一再哓哓交涉不止，清廷亦毫不肯屈从。如此坚持不办，终须受到一次严重损害，方始醒觉。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杀害琉球渔民，向美国租船，进入台湾南部烧杀牡丹社番民。中外商民早借电线通信传播各地，清廷政府尚懵然不知。由此刺激，方知军报远逊外人，除立即派遣沈葆桢渡台查办，及运淮军六千赴台防守外，同时允准丹商大北公司架设福州电线。大北公司迅速以十二天工程完成福州至罗星塔电线。可以加速闽台间军报。至此应视为中国电报起步一项重要开端。惟此事招致后日俄使抗议，据理要求中国架设电线，须使俄国优先。日军侵台事件平复后，终由中国买回拆除，运台使用。《中国电线的创建》，《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而总理衙门经此一次教训，方知坐失戎机，使国家置于危险，不能不思考改弦易辙，接受电线通信之法，以应付列强竞争之世局。
二、中国各地电线网之建立
中国政府对于电线通讯之利，真正醒觉来自甲戌（1874）日军侵台的刺激。军报远落人后，无法与列强竞争，永远居于被动，是立国最大危机。然福建地方大吏，不识主权轻重，不明总署立场，为仓卒架设电线，竟给予丹商大北公司过多利权，再加俄国要求优先，遂不得不出价购回，收由中国自办。惟于创设电线之政，则自甲戌年已进入实践阶段。福建设线与大北订立及收购交涉，其情颇多复杂转折，详载《海防档》，丁编，《电线》，页120—200。黄嘉谟文亦作扼要清楚之叙述，足备参考。
由于日军侵台，台湾隔于海岛，军报甚难传递，因是事后以福建巡抚时往台湾留驻。有大员就地决策行事。丁日昌时为福建巡抚，颇留意加速台湾建设。南北消息，极须沟通。乃于光绪三年（1877）四月，将购赎大北公司之福建电线运台架设。自南部旂后港（今高雄）接连台湾府城（台南）直通至鸡笼港（基隆）。但实际仅通至安平港。此条电线，纯由中国自办，丁日昌委命福建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负责经办，并将通报洋文字改为汉字。当知中国电报之创始，应以1877年为正式开始年代。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印，册6，页334—335。
丁日昌识见高远，超越恒流。任江南海关道时，与洋人交涉最多，创设江南制造局，习见外洋精巧机械。为中国之自强，极力主张吸收西方技术，并推行新工业建设不遗余力。惟其综核名实，察察为明，不合于官场因循习气，颇使同官妒嫉。独有李鸿章最加赏识重用，视为同道，引为得力助手。近代中国创设电线，丁日昌实为倡导前驱，自强新事业之实行家，亦与李鸿章意趣一致。可惜宦途蹭蹬，不能久于其位。丁氏于光绪四年即因病休致，而在光绪八年（1882）去世。
除丁日昌以外，仍以李鸿章见机最早，主张吸收西方新技术最力。除其早期在同治初年开创兵工业外，在同治十一年（1872）创办轮船招商局，均为大力推动中国工业化。至于主张中国自设电线，则早于同治四年（1865）已向总理衙门婉转陈述。当时实在总理衙门一再申明禁阻外人在华设线指令之下作此建议。
李鸿章自同治九年（1870）调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维系京师门户，承担国防第一重镇。军国要政万急，必争时效，有两件时事引致其警觉注意，使之严肃思考，立即开办电线通讯。因是于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二日奏请创设南北陆路电线，自天津直达上海。并以两件时事为立说理据。其一云：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由上海至京师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8，页16。
其二云：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循迄无成就。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李文忠公奏稿》。又，李鸿章试验电线通讯，早于光绪三年（1877）已在天津机器局东局（另有西局）架线先作实施。由机器局至李氏天津行辕，相距十六里，而通报迅速，李氏叹为奇捷。于光绪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致书丁日昌云：“此间水雷学堂，兼习电报，诸童颇有进益。昨将东局（天津机器局）至敝署十六里内试设电线，需费数百元。使闽粤学生司其事。能用浅俗英语及翻出华文，立刻往复通信。询属奇捷。闽中学堂已散，台地电报将如何试造。幸速筹办，俾可逐渐推广。”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7，页12。
事实上李鸿章曾有试验而见明效，早于光绪五年五月架设天津至大沽口，以及天津至北塘两条官线。此次奏请，实为创办商线起见。意义价值，尤为深远。中国商用电报，实以李氏此奏创其先河。
李鸿章奏请创设津沪陆路商线，奉到上谕批准，即委派道员盛宣怀招商经营。创议筹资商董即有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王荣和等。而以盛宣怀总司其事。计自光绪七年（1881）三月开办，五月初开工，自天津紫竹林起，中经大沽口计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以抵上海，此七处并设立分局安置机房、打报、译报工作。十月竣工，十一月初八开始通报营业。当时盛宣怀合众商董向李鸿章禀明，此一电报局自光绪八年三月初一日起，作为官督商办。电报总局设于天津。同时创办电报学堂，造就技术人才。至所耗用安设电线经费湘平银十七万八千七百两余，则招商股于光绪八年三月及六月已缴还官款六万两外，五年后再缴二万两，按年各缴五千两，免计利息，是为八万两之数。其余欠款，则就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出使各国大臣平时互通电报之费，按数扣还。此外维护沿路电线畅通，须有兵弁巡防。每年需用兵弁马干口粮，及汛房修理，均开支湘平银一万一千两。亦自光绪八年三月起，五年之内由淮军军饷内开支，五年之后由电局负担。《李文忠公奏稿》，卷44，页22。
事实上，盛宣怀自光绪六年受命办理电报局，所有体制格局、人事运用、经费来源、工程进展、电报营业、地方巡护，多出于其个人承担处置，设想安排。盛氏精明强干，心思细密，眼光敏锐，治事熟练，交际灵活，于李鸿章北洋属僚之中尤长于经商。由于盛氏家族自其父盛康起即广治经营钱庄当铺，久操官商绅民活动资金，可谓半官半商世家。而盛宣怀创办轮船招商局多年，于现代企业制度、经营方法，又获得不少经验，故深得李鸿章信任。今李鸿章委命创办电报局，实凭其特殊条件与才干，自非侥幸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