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重度患者
巴尔扎克
1799—1850
咖啡在我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其作用可以史诗级来论之。
——巴尔扎克《咖啡的愉悦与痛苦》
十六岁的巴尔扎克又向门房下了一个订单。他想要更多的咖啡，这种东西在勒皮特寄宿学校被禁止。但在全是男生的寄宿学校，规则经常是用来被破坏的，尤其在一个有头脑的校役想赚外快的时候。巴尔扎克叫门房帮他偷带咖啡用的是赊账，债务使他最后不得不向暴怒的双亲坦白自己的非法活动。这个叛逆的学生一定会觉得，惹这样的麻烦值得。咖啡对他而言，不是一时的爱好，而将成为他写作时永恒的伴侣。他习惯从夜里工作到白天，中间很少休息，正是咖啡推动着他前进。
最早打算成为一个职业作家时，巴尔扎克二十岁。令父亲失望的是，他选择了这条不合常规的路，而不是在法律界任职。在做了几年低级法律文书后，巴尔扎克认为法律程序令人沮丧。此外，他不想被单调乏味的日常工作束缚。尽管巴尔扎克的父母持批评意见，他们还是愿意支持儿子的抱负，前提是以两年为限。
带着稳定的生活补助，巴尔扎克得以搬进巴士底广场附近的一个阁楼公寓。在这个新地方，不需要干正职，巴尔扎克将全部时间都致力于写作。在这段时间，他继续发展自己对咖啡的喜爱。实际上，除了咖啡，他几乎没什么可用来招待来访者的。1819年10月，他写信给妹妹洛尔·叙尔维尔，问她：“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你可以在我这里烤火、喝咖啡、吃炒蛋，只是你得带一个盘子来。”与此同时，巴尔扎克为他的新职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一放下笔，他就到附近散步，寻找灵感。在一篇自传性质的故事中，他回忆说：“我穿得像工人们那样褴褛，不拘礼节，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在这篇故事里，他甚至跟随行人，偷听他们的谈话。这些出行虽然很短，却还是让作为叙述者的巴尔扎克，感觉自己是另一阶层的一分子。他将这种经历形容为“就像一个醒着的人的梦”。
眼看两年期限就要到头，巴尔扎克只剩下几个月来完成诗体悲剧《克伦威尔》，而他的名声，至少小范围内的名声，就靠它了。巴尔扎克打算向家人和朋友朗读这部作品，以证明自己作为作家的能力。所以他日以继夜地写。1820年9月，他写信给叙尔维尔，谈到自己艰辛的努力。这位有抱负的作者借助一个他了解甚深的东西，来解释他对《克伦威尔》的情感。他写道：“我对待我可怜的悲剧，就像对待咖啡渣。我预计自己将会从中萃取出什么，让我获得独立。”他显然认为《克伦威尔》会使他走向成功。巴尔扎克完成了这部作品，但从听众那里收到的评价，却是一致认为很蹩脚。尽管如此，他不允许失败使自己泄气。这个意志坚决的作者拿起咖啡壶旁的笔，继续写了起来。
巴尔扎克深夜写作，也许开始是出于遇到最后期限的实际需要。然而，巴尔扎克决定把这一做法变成常态。多少年来，他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夜里上床后几个小时就醒。他的工作时间始于星光依然闪烁之时。当别人在睡觉，他的想象力却在闪烁着火花。
1830年代，巴尔扎克经常从巴黎退隐到小城萨谢。在这个宁静的环境里，没有了大城市的嘈杂，他能够集中精力写作。他会待在让·德·马戈讷（朋友兼母亲的情人）的城堡里。即使是做客，他也严守作息，晚上十点上床，凌晨两点在闹铃中醒来。他会一直写作到下午很晚，一整天也没别的进食，除了吐司和咖啡。然后，他会放下手头的活，花几个小时与城堡主人及其他客人一起吃晚饭。对于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总是优先的，远比社交和睡觉重要得多。这个勤勉的作者相信，“睡得太多会困扰人的心志，使其反应迟钝”。他依靠他钟爱的饮品，来让自己的脑子保持活力。
巴尔扎克每天要喝五十杯咖啡，而且浓度不够还不行。在萨谢的时候，他要花半天时间外出采购优质咖啡豆。他喜欢劲头非常足的土耳其混合咖啡，为了确保强有力的效果，甚至发明出自己的一套做咖啡的方法。按照他的推论，少量的水和更精细的研磨，可以让饮品的效力极其强大。当觉得咖啡的作用在减弱时，巴尔扎克就加大摄入量。而当他需要应急时，便直接嚼生咖啡豆。咖啡有副作用。他承认，是咖啡让他变得“莽撞，脾气暴躁”，变得喜怒无常。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继续喝咖啡。他就靠此来维持他长时间的工作。他说，“
给了我们一种能力，让我们能够从事较长时间的脑力劳动”。
一杯接一杯地，巴尔扎克写着他的《人间喜剧》——由相互连接的故事和小说组成的史诗巨著。在写作时，这位结实健壮的作家，穿着一件不同寻常的衣服：僧袍。白色的长袍以丝绸衬里，用相配的细绳束腰，再加头上戴着的一顶黑丝绸无檐帽，这就是他的全副装备。据叙尔维尔说，巴尔扎克从住在巴士底广场附近的公寓开始，就戴这一款式的帽子。她还说，“我妈妈经常为他制作这种帽子”。
巴尔扎克痴迷于修改，从未停止对自己作品的缝缝补补。伊芙琳·韩斯卡是巴尔扎克的长期笔友，最后成为他的新娘。在创作小说《乡村医生》的中途，这位三十三岁的作家给她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正处于创作的冲动中，只能说一切都进行得很好。而当作品完成时，你将收到一个人的绝望，他的眼里只能看到它的缺点。”巴尔扎克并不将校样作为快完成的作品那样对待。相反，他把它们当作初稿一遍遍地修改。他的短篇小说《比哀兰特》，便经历了十七个校次。
巴尔扎克手写的初稿在移交给排字工之后，会被排在一张页边空白很宽的大纸上，这样他便有地方做出大量修改。每一校次过后，由于补充的内容远多于删除的内容，他的手稿都会扩展而不是缩水。巴尔扎克的修改在每页纸上，杂乱无序地四处蔓延。满是标记的校样令排字工沮丧又困惑。在那个修改即意味着重新排版的年代，要把巴尔扎克的修改输入进去，非常辛苦费力。事实上，巴尔扎克的印刷商订了一个规则，排字工看他的校样超过一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
巴尔扎克差不多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写作。他待在书桌边笔耕的时间，比大多数作家都多。他无止境地投身的结果，就是他的大量作品。1833年4月，在写给叙尔维尔的信中，巴尔扎克说，“一个人在十二个小时内，可以让很多黑字落在白纸上”。而总有一杯像恢复剂一样的咖啡在手边，以帮助巴尔扎克刺激他的突触[8]。对于巴尔扎克来说，要想维持他的不懈计划，灵丹妙药必不可少。即使他的写作工具，也在努力跟上这种近乎残忍的献身。在给叙尔维尔的同一封信里，巴尔扎克说：“可怜的笔！它应该是钻石做的，才不至于这么快就用坏！”
伴着墨水的饮品
不论是选择茶，还是选择咖啡，许多名作家都发现，一杯合宜的热饮是对写作过程的理想补充。对巴尔扎克来说，咖啡是一种精神的兴奋剂。然而，他并非只在书房喝。巴尔扎克喜欢到巴黎历史悠久的普洛可甫咖啡馆[9]过嘴瘾。伏尔泰——他去世比巴尔扎克出生早二十余年——也曾频繁光顾这里。
伏尔泰喝起咖啡来，与巴尔扎克有的一拼，他一天要喝多达四十杯。对于热衷咖啡的人来说，普洛可甫是个理想的去处。伏尔泰开始频繁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已经八十出头。那时，他正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剧院导演他的戏剧《伊蕾娜》。排练结束后，他会穿过马路，来到这家咖啡馆，坐在他最喜欢的桌子边，一杯接一杯地喝一种风味独特的、加巧克力的咖啡。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普洛可甫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主顾。他于1776年到达法国，大约同一时间，伏尔泰已然成为咖啡馆的一道固定风景。普洛可甫是富兰克林喜欢去坐坐、喝东西、聊天的地点之一。富兰克林去世时，巴黎人为之哀悼，其悲痛之广泛，可见之于普洛可甫咖啡馆，它被黑布遮盖了三天。
乔纳森·斯威夫特也非常喜欢啜饮美味的咖啡，而且喜欢在家里备存他钟爱的饮品，数量似乎还很可观。他的分类账显示，他曾花1.2先令买了7磅咖啡豆。在给情人海丝特·范霍姆赖——他叫她瓦内萨——的信中，斯威夫特说：“在生活中，我所知道的最好信条是，在你能喝到咖啡的时候，你就尽情享用，喝不到，就淡然处之。”尽管斯威夫特被公认是个酷爱喝咖啡的人，但许多学者认为，在给瓦内萨的信中，他提到含咖啡因的饮品，是作为性接触的暗语。
亚历山大·蒲柏对咖啡的使用则完全不同。他会在午夜召唤仆人赶紧做一杯咖啡。这一要求是出于医学目的。他发现，从一杯热咖啡里散发出的蒸汽[10]，对治愈他的头痛有神奇的疗效。除了咖啡，人们还知道，蒲柏在夜里被缪斯女神击中时，会按铃向仆人要墨水和纸。蒲柏这种在工作时间以外的要求，使他和仆人们相处得不是很融洽，因此有了一个难相处的访客的名声。
相比咖啡，其他一些作者会选择茶。西蒙娜·德·波伏瓦就会用一杯茶来作为自己进入白昼的方式。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中，波伏瓦承认，她是个不怎么早起的人。她说：“一般来说，我不喜欢一天开始的时候。”一杯茶会帮助她从床上来到她的书桌前。喝下一杯热茶后，她就准备工作了——通常是在上午十点左右。
C.S.路易斯曾经对他的朋友沃尔特·胡珀说：“再没有比一大杯茶或者一本厚书更适合我的了。”对路易斯来说，茶是文学完美的伙伴。他更喜欢在阅读或写作时一个人喝茶。在上午工作几小时后，路易斯盼望在他的书桌上会有一杯茶。在自传中，他写道：“如果十一点左右，能够喝到一杯好茶或可口的咖啡，那就太好了。”
塞缪尔·约翰逊则不分早晚地喝茶。他是茶的狂热拥护者，一度为了捍卫茶而挥笔攻击乔纳斯·汉韦[11]的《论茶》。在这篇随笔中，汉韦不赞成英国人对茶叶的消费，甚至极端地说，他宁愿叫“啜饮的习惯”终结。在对汉韦论文的评论中，约翰逊详细地谈到了自己喝茶的习惯，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顽固的、无耻的饮茶者，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对饭菜兴趣不大，只对泡饮这种令人着迷的植物感兴趣，以至于烧水壶几乎没时间凉下来。茶为晚上提供了消遣，为午夜提供了慰藉，也使早晨变得受欢迎”。显然，约翰逊是一个忠诚的茶的爱好者，他永远不会放弃他深爱的饮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