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苹果
弗里德里希·席勒
1759—1805
那种气味，对席勒有益，对我则像毒药。
——歌德《歌德谈话录》
据歌德说，他与席勒截然相反，甚至在写作习惯上。席勒去世二十年后，他向传记作者艾克曼回忆起两人的不同。他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来反映这种差异有多大。有一次，他顺道去拜访席勒，发现这位朋友出去了，便决定等他回来。这一小段等待的空闲，多产的诗人没有浪费，而是坐在席勒的书桌前，匆匆记下些笔记。这时，一股奇怪的恶臭使他不得不停下。不知怎的，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渗入了这个房间。
歌德循着气味找到了源头，实际上就在他坐着的地方。气味散发自席勒书桌的一个抽屉。歌德弯腰打开抽屉，发现里面有一堆烂苹果。迎面扑来的气味如此有冲劲，把歌德弄得头晕。他赶紧走到窗户跟前，去呼吸新鲜空气。对于发现的垃圾，歌德自然很好奇，但席勒的妻子夏洛特提供的实情只能令人咋舌：席勒有意将苹果放坏。这种“芳香”不知怎的，能带给他灵感。而据他的配偶说，“没有它，他就没法生活或写作”。
多年以来，席勒与歌德金石相契。他们就各种话题进行谈话和通信，互相砥砺，甚至合写了一些作品。然而，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席勒却坚信，他们永远不会莫逆于心。这次相遇发生在1788年9月。在由伦格费尔德家族主办的一个聚会上，两人同时被邀请参加。对于这次聚会，席勒极为兴奋，因为歌德的名字也出现在客人名单里。但到真正见面时，席勒发现，歌德只热衷于谈论自己不久前在意大利的旅行。谈话缺乏深度，席勒感到失望。在给朋友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的信中，他描述了这次毫无闪光点的会面，说：“我怀疑我们是否还会彼此走近。”但六年后，两人又一次相遇。他们谈起席勒创办的新杂志《时序女神》，这次会面的谈话要愉快得多。最终，两人的联系紧密到如歌德所说，“[我们中的]一个离了另一个，真的没法活”。
既然是好友，席勒欢迎歌德兴之所至随时来串门，就像在烂苹果事件中。然而，没熟到这份的意外之客，则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席勒讨厌被打扰，尤其在他努力工作的时候。歌德发现，“遇到这些场合，他会不时地表现出缺乏耐心，有时甚至会显得粗鲁”。如果一个人贸然来访，席勒不会掩饰自己的懊恼。他明显的愤怒会使见面过程很快结束。
为了确保奋笔疾书时无人突然造访，席勒通常在晚上写作。在星辰升起、可能的来访者熟睡之时，他会工作上数小时。他的身体对上夜班发出抗议，睡意不可避免，但疲倦的痛苦不是他的对手。夜里写作时，他会用浓烈的咖啡来提神。有时，如果实在困极了，就需要采取更极端的行为。为避免在桌子上睡着，席勒会将双脚放进一桶冷水里。
如果听到席勒为了在夜里保持清醒这么费周折，他的邻居可能会吃惊。1797年，席勒在德国耶拿西郊买了一栋房子。花园里有一座两层的塔楼，夏天的几个月，他在这里工作。他的书房就在这座方形建筑的二楼。深夜，邻居们会听到席勒一边大声说话，一边来回踱步，思索着他的下一行诗。这种活跃的写作过程，会持续到大约凌晨三点到五点。
席勒并不总在夜里写作。如果在白天拿起笔，他会把房间弄得很昏暗。书房的红窗帘依然闭掩。阳光透过织物照进来，为工作提供了一个亮度很低的环境。在塑造环境以适合他的创作需要方面，席勒是个大师。窗帘、苹果、咖啡……都可以成为这位剧作家写作时的“道具”。随着红窗帘在书房的起与落，各色作品在纸上登场。
在青年时代，席勒不是塑造他的环境，而是逃避它，以宏伟的文学抱负为名义。第一部戏剧《强盗》上演时，他只有二十二岁，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在斯图加特当军医。处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对于席勒来说，戏剧的分量大过军事责任。对一个年轻作者来说，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成就。尽管充分意识到这么做会破坏规则，席勒还是悄悄离开部队，参加了在曼海姆的首场演出。如果重返职守，他还能够避免麻烦。然而，他又去看了这部戏的另一场演出。这一次，没法再保密了。回到斯图加特之后，这位年轻的反叛者，被卡尔·欧根公爵施行了两项惩罚——十四天禁闭，以及更糟的，除了医学论文，不准再写其他任何东西。
席勒自然不愿服从公爵的限令。为了确保文学上的自由，席勒与朋友安德列亚斯·施特赖歇尔共谋，一起逃到曼海姆。但在这次紧急的过程中，席勒创作的兴致胜过了一切。动身的这一天，席勒在灵感的激荡下，拟了一首颂诗。尽管施特赖歇尔担心耽搁会增加他们的危险，席勒还是坐下来创作了一首新作。出发时间被延后数小时。他们原计划早晨离开，最后到深夜才乘马车出发。幸运的是，他们安全抵达了曼海姆。
席勒的逃离，最终比他预期的，要艰难得多。新作打不开销路，经济拮据困扰了他好多年。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背离文学志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主要写戏剧，包括《威廉·退尔》；也写诗，如《欢乐颂》；此外，还有历史与哲学论文。他以同样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发展出一种方法，帮助他创作出这些伟大的作品。这个高挑瘦削的作家，沉浸在昏暗的光线里，啜饮含咖啡因的饮品，闻着烂苹果的气味写作。
夜生活
像席勒一样，另一些大作家也选择在晚上写作，但原因五花八门。对于有些人，创造的轮子在太阳下山后才转得最快。“夜晚的时光唤醒了我更敏锐的化学反应。”汤姆·沃尔夫[5]说。他的《电子“酷爱”迷幻派对》就写于深夜。他每天下午开始工作，到晚饭前，能写多少算多少。晚饭后继续写，直到完成每天规定的十页纸。写完后，沃尔夫不会立即上床慢慢入睡，而是会在电视机前做仰卧起坐，给夜晚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夜晚写作，同样是被创造力驱使，尽管他骨子里害怕黑暗。这种恐惧症困扰了弗罗斯特整整一生，以致他都十几岁了，还要睡在母亲的房间。多年以后，已经成年的弗罗斯特在走进自家大门之前，还要别人先为他开灯。不过，尽管有着惊恐，他却选择在夜里写作。他发现夜里的时光是迷人的。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时常盼望我们能有两个月亮。看到它们在天空晃悠——那将多么不寻常。”作为新罕布什尔州德里的农民新手，弗罗斯特制定的工作日程表可谓激进。夜里，当星光在农舍的上空闪烁，他创作他的诗歌。之后，当天光破晓，他并不跳下床照料他的牲口，而是一直睡到晌午。奶牛们也尽其所能，把挤奶时间调整到正午和午夜。
另外一些作家在晚上写作，则是因为太阳升起后，他们的注意力需要用来对付白天的工作或学习。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工程学校时，就在夜里抽时间写作。当别的学生在屋里熟睡，他坐在桌子前，在毯子下缩成一团，一页页地写他的散文[6]。甚至在成为全职作家后，陀氏依然在夜里写作。深夜的时光提供了必要的平静，尤其在名声增长之后。直到1881年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在一封信里提到夜晚工作的习惯。白天，他会被数不清的要求打扰。他写道：“为什么我在夜里写作？因为在这里，当我下午一点醒来后，会有一波接一波的造访者前来。”
还在十几岁上军校时，塞林格便决定找时间写作。《纽约客》编辑威廉·麦克斯韦描述过这个年轻作者的努力：“夜里在床上钻进被窝，借助手电筒的光，他开始写小说。”后来，当他可以支配自己的写作时间，塞林格就把工作时间转到了白天。他的家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康沃尔镇，在家后面的混凝土掩体里，他每天花十六个小时写作或修改文稿。这位遁世的作家很少准许别人进入他的书房，伯特兰·伊顿是其中之一。伊顿指出，“在工作室的墙上，杰里有一溜杯钩，上面挂着他一沓沓的笔记”。房里其他必不可少的工具是一个打字机和一个分类账本，其中包括手稿页与笔记。
晚上，卡夫卡的写作总要持续很久。创作于1912年9月的短篇小说《审判》，便是他一口气从晚上十点到次日清晨六点写出来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够写作；只有以这种连贯性，才能够完全打开身心。”工人意外保险机构的工作使卡夫卡没法在白天写作。他会在早上八点，在夜里数小时的写作之后，带着一身困倦去上班。尽管下午很早就干完工作，卡夫卡剩下的时间却被午饭、长午觉、锻炼（光着身子进行）、散步和晚饭填满。一直到晚上十点，他才有时间写作。当月亮在夜空升得高高，他的笔底开始奔涌。
琼·狄迪恩[7]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奔涌吧，河流》时，还得努力应付《时尚》杂志的工作。当她从杂志社办公室回到家，她会盯着家里的墙看，上面覆盖着来自书里的场景。她会选择一个已被搁置数月的场景，然后再做一次尝试。这一仪式持续了多年，直到她将尚处于半成品的书卖给出版商。从那一刻起，她一连几个月离开办公室，为了完成这本书，不分昼夜地赶工。
极少有作家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或她既能写作，又能维持生计。在锅炉房里上夜班，听起来并不吸引人。但对于福克纳，发电厂的夜间管理员这一工作，却无比适合。在漫长的夜里，他并没有打盹，而是写作。仅用六周，福克纳就完成了《我弥留之际》。在上班的时间里，他获得了双倍报酬——一份稳定的薪水和一整部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