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蓝色
大仲马
1802—1870
秩序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大仲马《基督山伯爵》
大仲马空手走出一个文具店。令他失望的是，在第比利斯没有一个地方有他急需的那种蓝色大页纸。1858年夏天，大仲马去俄国参加一个婚礼。婚礼庆典结束后，他花了几个月时间考察东欧，最后，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停留。这时，他的宝贵的蓝色大页纸用完了。数十年间，大仲马都用这种颜色特殊的纸写他的小说。最后，他被迫使用一种奶油色的纸，虽然他觉得颜色的变化对他的小说有消极影响。
这位多产的作者用三种不同颜色的纸来写作：诗流泻在黄色的纸上，文章展开于粉红色的纸上，小说则疾驰在蓝色的纸上。大仲马以惊人的速度工作。他喜欢就自己能否在看似不可能的最后期限前交稿打赌。为了证明自己的写作速度，大仲马曾接受过一个挑战：用三天时间完成长篇小说《红屋骑士》的第一卷。最后，他赢得了赌金，在距离截稿时间数小时之前，超额完成了3375行。大仲马惊人速度背后的一个秘密是，在纸上动笔之前，他让故事情节在内心酝酿很长时间。他说：“一般来说，在一本书完成之前，我不会开始。”因此，当他在冲刺般完成一部新长篇时，对于故事的发展，大仲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1844年，大仲马因为报纸连载的两部长篇——《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广受欢迎而一夜暴富。他决定用这笔新得到的财富在马尔利港小镇建一宅邸。三年后，“基督山城堡”完工。大仲马声称，宅邸的名字不是他取的，而是一个访客在给她的司机指路时这么称呼它，然后他予以了采用。这座宏伟建筑是文学世界的一次庆典，其雕带上刻凿有整个历史上的伟大才智之士。大仲马这个夸耀炫弄的人，在入口镌刻下这样的话：“吾爱爱吾者。”城堡的庭院里养着各种各样的宠物，包括孔雀、猴子、狗、猫，以及一只秃鹫。
大仲马的书房在正房的一边，隔着一段距离。那是一栋两层楼，没什么家具，底层是书房，二楼是卧室。一条小小的壕沟环绕着这座建筑，凸显了其作为文学隐修所或者监狱（如果以它的名字来判断）的角色。大仲马给他的这座小建筑起了个绰号叫“伊夫堡”，《基督山伯爵》中那个可怕的监狱便叫这个名字，其原型来自现实中一座同名的监狱，坐落在马赛港。
大仲马并没有固定的安排，而是每天尽可能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写作。所以，在醒来后不久，他的手头就执着一支笔。在办差事和吃饭的间隙，他会在纸上匆匆地写。到了深夜，还可以在书房找到他。似乎一有空闲，他便投身于写作。如果没有其他责任需要履行，或者当截稿日逼近，迫使他在某部书稿上集中精力，他会在一天中写上十六个小时。在这些紧张的时期，饭菜会送到他的书房，以便他能够不间断地写作。
昼夜不停的写作习惯，严重影响了大仲马的健康。间歇热折磨着他，延续时间没几天，但足以阻止他拿起笔。这时他会躺在床上，只喝一些柠檬水，直到身体恢复。一度他还患上了失眠症，向一个叫大卫·格鲁比的巴黎医生求助。格鲁比提出一个特别训练，以帮助引导大仲马起居有常。他叫他的病人早上早点起床，去买三个苹果，并补充说：“第一个在凯旋门吃掉，第二个在奥赛码头吃掉，第三个在玛德莱娜广场吃掉，然后步行回家。”这就是医生开出的药方，他叮嘱大仲马每天都要“服用”。
大仲马的工作方式影响到了他的身体。然而，专注与献身也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他一生创作的作品数量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思议。在十年之中，他完成了七十部小说、戏剧和非虚构。他的著作总计超过三百卷。大仲马是如此高产，以致同时代的有些人怀疑，所有署着他名字的书是否全都出自他本人。事实上，大仲马的确曾请人捉刀，来做历史研究与组织大致情节。所有大仲马的助理中，奥古斯特·朱尔·马盖最有名。他与大仲马合作完成了包括《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在内的几部著名作品。然而，他们的关系未能持久。因为大仲马未按合同付款，马盖被迫起诉了他。大仲马使用捉刀人一事招来人们经年的批评。不过，许多人仍然是他和他的作品的坚定支持者。萨克雷就曾为大仲马的方法辩护，说：“大厨不是也有助手吗？”
萨克雷的比喻与大仲马关于自己写作过程的描述特别吻合，这个描述像一个菜谱。首先，大仲马列举了他的工具：“纸（蓝色大页纸），笔，墨水；一张不高不低的桌子。”然后，他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步骤表：“坐下——想半小时——写下你的题目——然后第一章。”接着，他解释说，一件基本的事情是计算每页的行数，以及每部小说的页数（两部就是两百页，四部就是四百页）。大仲马每次坐下来写作时，不太可能实行这种直截、高效的步骤。而且他之前提到了，每次动笔前，他会花大量时间打腹稿。但不管怎么说，他就像一位娴熟的文学大厨，形成了一个适合他的方法论（和配色方案）。
数字游戏
据说大仲马曾宣称：“我的每分钟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花在穿鞋上的时间，相当于五百法郎。”对大仲马来说，哪怕离开书桌一会儿，也意味着产量和收入的明显减少。他是一个写作速度极快的作家。这一点可以从他关于《红屋骑士》的打赌中得到证明。他的一生创作了三百多卷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合作者们功不可没。像大仲马这样，每天都要写上一叠纸的名作家还有不少。因为打字机以及后来电脑的问世，有的甚至写得更快。
无论快还是慢，对一个作家来说，每天所写的规定字数可以成为其引以为傲的源泉。威廉·戈尔丁曾在一个聚会上说，他每天写三千字。迈克尔·富特[12]质疑这种说法，在威士忌的刺激下，一场争论随之而来。诺曼·梅勒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是每天写三千字。考虑到他好斗的性格，任何怀疑论者都可能会持保留态度。阿瑟·柯南·道尔也能达到这些作家的量，不过得是在他最多产的时候。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速度则堪称闪电，他每分钟可以在打字机上敲出九十个字，有时甚至一百。以这种速度，仅仅一天，他就能写四千字。雷蒙·钱德勒没有规定自己每天写多少，但他可以一天写五千。钱德勒的散文质量与他的写作速度直接相关。他说：“我写得越快，就写得越好。如果我慢了，那就是我陷入困境了。这意味着，是我在推着词，而不是词在拉着我。”
安东尼·特罗洛普[13]极其遵守纪律。他的工作时间始于早上五点半的一杯咖啡。之后的三个小时，他会写新东西或重读草稿。写作的时候，他强迫自己每十五分钟写两百五十个字。他看着表，追踪着时间和他的创作量，以保持这一速度。
斯蒂芬·金每天写两千字，无论用多长时间，总要达到这个量。与之相似，托马斯·沃尔夫每天不完成一千八百字的目标，绝不停笔。虽然他每天的字数不如别的一些作家多，但他的页数却真的能堆成山。据沃尔夫回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天使，望故乡》第一稿，有四百万字之多。他说，“其中绝大部分，我是站着写完的。我拿一个旧冰箱顶当桌子”。[14]
约翰·斯坦贝克和P.G.伍德豪斯[15]的每日定额，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斯坦贝克一度每天写三千字，后来逐渐降到两千。伍德豪斯写作之初的目标是，每天写两千五百字，后来降到一千。格雷厄姆·格林在职业生涯早期，每天写五百字，之后调整到三百，到最后每天只写一百。
少数作家位于这个数字光谱低的一头。在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詹姆斯·乔伊斯自豪地宣称，他完成了两个句子。多萝西·帕克修改得太多，以至于她的量按字数计，是负数。她说：“如果没有换七个字，我无法写五个字。”詹姆斯·瑟伯是一个类似的执迷于修改的人。《六号轨道上的火车》他重写了十五次。在他草稿中出现过的词语，只有二十分之一用在了成稿中。在被问及是否嫉妒写得更快的作家时，瑟伯回答说：“噢，不，我不嫉妒，但我羡慕他们的好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