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偀民
1943年7月，我在三北参加了小学教师训练班。当时没有立即提出重新入党，只记住了我必须执行的两个任务：一是组织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二是一定要慢慢地但必须努力地跟工农分子融合在一起。我的偶像是陆子奇和包雪浪，看她们俩在群众中竟是那么如鱼得水，自由来去。能从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得到欢乐，就像修道院道士修行，修到了第一阶段的某些乐趣，革命的坚定性也跟着来了。
训练班结束后，区委把我调到庄黄小学去当教导主任，并且把校长钟林（没有公开的区委委员）的课全都包揽过来。后来，我又把民运同志黄绥春和妇女委员吴逸平的课也大部包揽，连区妇女会的会费、账目也叫我经管。我想，反正我是教师中的“富人”，除了吃饭和买几个当地特产芝麻球吃，再没别的用途，多下来都当妇女会会费了。
这里的教师大都是区里脱产工作老同志的后备队，每星期都有一次集会，按上面布置，学习时事形势等。区里还有一个教师自办的油印小报，我的《浙东反内战五更调》就是在这油印报上发表的。这个小调，用了好多镇海的土话，主要是讽刺敌人无能，颂扬我军英勇的。集中学习时，同事们一定要我自己唱，一唱就在龙山区流行开来。后来不知怎的，还流行到部队里去。部队的宣传干部林辉和新浙东报社的编辑人员，还因为这个作品来采访过我。以后，这个小调竟成了我一辈子从事文艺文化工作的“转化器”。
党员同志启示我，在党组织的具体指导下，锻炼才会得到更好的成效。1943年12月，我终于提出了重新入党和到生活较艰苦的太平闸村一所新办的学校教书兼任当地专职民运同志的申请，接受党的长期考验。1944年1月，入党和去太平闸先后被批准。我就是在太平闸认识沈宏康同志的，太平闸是他老家。那时，我重新入党不久，他却是快要或已经脱产，可以领导一方的老党员了，他也是我参加革命以来衷心佩服的第一个真正的农民党员。他发动支部的六七个年轻党员和群众在一天半之内就把区里拨款买来和当地群众捐助的稻草、茅草，搭成了一所崭新的校舍，中间还用他们自漆的大黑板隔出了两个可以容纳四五十个学生的大教室和我的办公室。不仅这样，支部还在这一天半内把本村所有的学龄儿童和已经错过了上学年龄的半大姑娘、半小伙子，以及邻近小施山地舍的几个学生，统统动员起来。我这个没有挂上牌子的，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太平闸小学也就“开张”起来了。
教书，我还是有经验的。我会把教课、默写、问答、做题、朗诵、自学有声音或没有声音的活动交叉结合起来，还可以用“小先生”的办法，把一部分学生带到教室外面去。当然，也不会忘记把一些带有政治性的内容插进去，如用三五支队与鬼子打仗，老百姓求援等等事迹，编成故事来练习加减乘除等等。
太平闸是三五支队的天下（有两家富农，也不过是多用了一两个帮工，根本没有一家住瓦房），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孩子们的学习有进步，懂事的大半姑娘学得更快，就给她们跳级。随便走到哪一家，一谈孩子，就不会冷场。
天不太冷的时候，一到晚上，空地里必有年轻人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出来聚会，有时也把部队里“丢手帕”、“抢座位”等游戏学了来，最后也总是李先生再唱一个歌结束。唱就唱，我似乎又回到“不怕难为情”的童年。冼星海的《黄河怨》是他们百听不厌的、唯一的抒情歌曲，可是我自己却已经厌了，有了唱抒情歌曲的冲动，却想不出唱什么。我忽然醒悟到这又是一种对农村的厌倦，无歌可唱也带起了无小说可看的寂寞。于是，我想到了田汉的《梅娘曲》，先做一个“广告”说“我要唱一个谈恋爱的歌”，然后把《梅娘曲》的剧情添油加醋，像说大书那样说给他们听，再由我来唱：“哥哥，你别忘了我啊！”唱得全场悲哀得半天闷声不响。以后，我又“偷偷地”为大家唱了“小白菜呀，泪汪汪呀”。唱得有些大妈也跟着掉泪。不用问，我知道她们在童年时都受过丧母之痛，那都是因为穷，有病不医挺到死，又受到后母的虐待之故。这时候，我就把将来共产主义的好光景呀，家庭要和睦呀等等，进行灌输，驱散场上不愉快的阴影。我鼓励他们除了唱抗日歌曲以外，也可以自由发挥，讲些内容健康的笑话、故事，唱些山歌、小调等等。
民间真有些好东西，除了《孟姜女》《长工十二月叹苦》，还有如何看天气变化的谚语和一些童谣等。我还记得有一个叫什么嫂的，唱了舟山那边的一种曲艺中的片段，唱的是姐弟二人相依为命，姐姐在出嫁前夕对弟弟的一大段嘱咐，如“不要多吃冷的东西；纽扣掉了要马上找到，马上钉好；针线放在哪里，哪里衣服破了，找隔壁的婆婆去补：阿婆、大妈要叫得亲热；要知道天一亮，姐姐就不在你身边了”等等。我含着眼泪在脑海中把它记在心里，又断断续续地都写了下来（可惜后来在战争中丢了）。
总之，到后来，如果天不下雨，空地上天天都有自由发挥的娱乐晚会（朝鲜停战后，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我的那篇《大树晚会——在阻击战的相持阶段中如何开展连队文娱活动》在上千篇现成的文章和经验报告中，居然脱颖而出，入选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工作经验》。其实，那就是根据太平闸的经验，不要场地，不要什么准备，除了文化教员教过的革命歌曲和自编的活报剧、双簧、快板之外，其余把吹口哨、讲笑话、翻跟斗、竖蜻蜓等也都可以作为节目参加进去。也就是说，政治性并不十分强烈，甚至没有政治性的节目都可以参加进去。但主持人要和几个文艺骨于约好，做到心中有数，共同主持晚会，使之不冷场而又保持一定的战斗气氛。
我们的太平闸大组与妇女会约好，养羊赚了钱就去买一盏汽油灯或一箱洋蜡烛来，就在我那可以把窗户放下来的大办公室，办一个冬季青年民众识字夜校，认真地识识字，听听时事形势，学学新歌。我还跟那年纪最大的“小先生”余柏静说好，下半年到只有20几户人家的小施山地舍去办一个初小班（可惜，那时候我已离开太平闸了）。至于我做了哪些发动群众的工作，我真是一件也记不起来了，正巧，那几个月上面也不要我发动妇女做军鞋什么的。倒是记得，有几次听说鬼子、伪军已经从观海卫向我们这边开来。太平闸的群众太好了。一有风吹草动，便有人来通知我解散学生，陪我钻到棉花地、高粱地里去，或者干脆从另外相对太平的路到我教过书的学校里去。常常是我还没有在高粱地里钻够，就有人来叫：“李先生！可以出来了！鬼子没有来，退回慈北去了。”我真的记不起有什么事“发动”了他们，却似乎是他们有好些地方“发动”了我（本来这就是相互的）。我也记不起在那里吃过苦，大麦饭耐饥但不好吃，我的房东凤仙早就替我换成了番薯干，比起大麦来，多了钱，多了个人情；把番薯干一炒，又成了我爱吃的零食。还有，一天晚上，从古窑浦看了我们党领导的其他两个学校的联欢会回家，我们支部的六七个青年都说，我们的节目要比他们两个老师教的好得多等等，说得我心里乐滋滋的。回来路上，因为肚子饿，就向管瓜的太平闸人借了个破旧的大锅，准备煮豌豆吃。说好是吃宏康和某某家的，结果却吃错了古窑浦人的。他们怕做老师的我面皮薄，被人抓住难为情，连忙连锅带豆一端，逃回太平闸，也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真像鲁迅写的《社戏》那般有趣。
但是，我知道，我仍然只了解这个村庄的表面。举一例子：我第一次跟着专职的民运同志来到太平闸，有个林某某，为什么等到我到这里教书，他已经有三次不来参加活动了，而他对我和上面下来的脱产同志仍然是那么忙前忙后十分亲热呢？与我搭伙的那家房东姑娘凤仙，明明爱的是支部中的阿某，阿某却早已定了支部某某的妹妹为妻。婚期快到，凤仙姑娘却忙着准备婚事，并没有像梁祝那样，悲伤得要死要活。所以，我很愿意在这小村庄再过上一两年。可是区署又把我这个高中毕业的，有“小学教师试验检定合格”的人推出来，代替年轻的“凤中”同学，堵住了那个顽固的任佳溪小学校董任某某的嘴。
1944年9月到 1945年1月期间，我被区署文教指导员指定，作为龙山区的小学教师代表，参加了四明梁弄浙东行署管辖下的小教集训。多么开心的集体生活！这不就是抗大四分校吗？我亲眼看到了。好多同行对三五支队、对共产党的关系认识，已由若即若离转变成了热忱的拥护者。大概也是因为我写了又唱了《浙东反内战五更调》，新成立的行署文教处把我的组织关系留下，叫我到三北办好移交，就到黄源先生麾下去当编绘员。但是我回到龙山时，却碰到从未有过的严峻形势，伪三十三师已经把驻扎中心移到了任佳溪隔壁的慈溪东埠头镇。龙山区委、区署的工作人员大多在晚上集中，并成了天天要换住宿处的准游击队。我不想在这样的时候从龙山消失，索性提出留下，成了全脱产的“民运工作者”。经过这些年的锻炼，我已经可以在我教过书的地方为自己或别人找一个比较安全的落脚点，也没有走夜路的恐惧。在有经验的同志指挥帮助下，做一些动员民兵、民夫，分散或转移军粮等工作。当我穿着箬壳草鞋，走了几十里雪路开会回来，也有大嫂大妈烧好热饭热菜，望眼欲穿地等着我。也有阿妈会把我的破鞋烂袜往门角一丢，用块干的破布把我沾满泥水沙石的双脚一裹，一把拥入她干净、暖和的怀抱。过了十来分钟，她才把我的脚挖出来，慢慢地浸入她认为冷热适当的温水中去，这样才不致使我的脚冻烂或生出新的冻疮来。
1945年春节的一天早上，伪中警团的便衣队跑步来袭，我因为眼睛近视、行动迟缓而被捕了，幸好那地方就在我的房东和邻居正在洗衣的大水坑旁边。便衣队追不着两个跑得很快的男同志，就把我带回东埠头。还有，留下的敌人便把当时在屋外的在他们看来有点可疑的成年男女赶到大祠堂里，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相互间的指认，确定都是当地老百姓，就把他们放了。我那16岁的房东姑娘任凤鸣没有回家，便径直去找任佳溪小学当事的任守愚老头，叫他急速找校董到东埠头把我保出来。任老头“嗯呀哈”地推托着说，姓李的是共产党员，是不大好的人，我们做老百姓的还是少管闲事为好。谁知伶牙俐齿的凤鸣当即板下脸来说：“我也不知道李先生是共产党员还是什么党员，既然你说她是共产党员，不是好人，那么当初你为什么把她引来我家吃饭？把坏人引来孤儿寡妇家，你如果不想法子去保她，我就要告你！告你把坏人引来我们家！”说得任老头只是说：“小姑娘嘴巴介厉害！好，好，好！算你厉害！”说着，说着就跑了。在东埠头经过三十三师有名的“老虎”营长一番审问，我一口咬定是任佳溪小学的校长，去年从上海逃婚逃出来的。果然，吃了中饭，东埠头乡的乡长（任老头的妹夫）就把我保了出去。那时候，那个地区的乡长、保长都两面的，他们当然害怕三五支队会跟汉奸中警团“拉锯”，但是保得这么快，恐怕凤姑娘的一番话还是起了作用的。
又过了一阵子，南山文教处那边仍然没有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回，反而坚持要我过去。当我打好背包与区委领导告别时，我的偶像包雪浪同志拍拍我的背包说：“去吧，去吧，到那边多写几只小调给大家听！”我确实有依依不舍的心情，同时也有应该熬住不表露出来的开心。此一去，我就进入了“小知识分子”或所谓的“文人”的圈子。再会了！我还是不太理解你们，但是衷心喜爱和感谢你们——龙山区的工农老百姓！
《浙东反内战五更调》的演唱及其他
李偀民
1965年，华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20来个大学生，深入到革命老根据地四明山采风，后来编了一本《四明山革命歌谣选》，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一天，我从搞“社教”的农村回杭州，在家里翻了翻这本出版不久的歌谣集，忽然看到我在1944年写的一个没有题目的小调，被标名为《浙东反内战五更调》，当作从战争到和平这20来年时间所涮留的民间歌谣，选印在里面了。四明山的乡亲们居然知道而且记得起来，也就是说肯定还很喜爱这个小调。霎时，我心里涌起了一阵融入了感激之情的惊喜。
1944年年初，从镇海老家调到三北（镇海、慈溪、余姚三县之北）地区龙山游击区教小学。4月，我们听到了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节节胜利的消息，也亲眼见到了从四明山根据地过来的阵容浩荡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大部队。我在教学间隙，以抑制不住的兴奋，用领导传达的内容和手头资料。很快写出了这个《浙东反内战五更调》。除了反顽战斗的经过；也用一些快板和无韵的大白话，描摹了敌人的丑态。正好区里召开教师学习会，我便演唱了刚写成的《浙东反内战五更调》。未曾料到的是这个余兴节目，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不停地鼓掌。许多同志都来抄录，后来由区里把这个“五更调”的歌词，一字不删地刊登在油印刊物上。这是当时唯一的“传媒”，《浙东反内战五更调》就这样在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传开了。
（选自《教育世家——李琯卿和儿女们》的《过去的岁月》，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