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玲琴
凤湖中学在 1943年10月25日被伪镇北保安团姚华康部破坏后，我们20余位同学参加了流动训练班。当年年底，训练班结束，同学们都分配了工作，有的到部队，有的做学生工作，多数是当小学教员，其中有七八位就分配在原凤湖中学附近，他们同时担负着侦察敌伪动态、收集情报的任务。我和黄雪云分配到难童教养所（下简称难童所）。它既是福利事业，又是社教工作，还是秘密联络点，在就近工作的七八位同学每星期六就到难童所来碰头，互通情况，交代任务，并把收集来的情况送到龙山区委驻地庄黄。这就是分配工作时组织上对我们两人交代的任务。
难童所成立于 1942年12月30日，是当地士绅朱祖燮筹款创办的。收容着20余名难童，年龄最大的15岁，最小的9岁，其中两个是女孩。这些孩子大多是孤儿，也有父母养不起送来的。他们没有姓名，是用数字编号的。难童所的地址就在龙山所南门头，我们去以前有位姓陈的老师，她也是在党的领导下为这些孩子上课和管理生活。
我们去时难童所已迁到凤中原址巩院里了，我们接替陈老师的工作之后她就离开了。遵照领导指示我们首先把孩子养好，生活管理好，给他们上识字课，结合上政治课，把浙东区党委办的《时事简讯》上的文章讲给他们听，使他们能懂得抗日革命的道理，并教唱抗日歌曲。生活上安排男孩子每天上山打柴，两个女孩帮我们做饭、看鹅（我们养的，以便到春节时改善伙食）。我们和难童吃一样的饭菜，每天早晚两顿稀饭，中午一顿干饭，经常不能吃饱，菜多是盐水煮蚕豆。当时我和黄雪云也只有17岁，任务艰巨，生活清苦，但工作热情很高。
朱祖燮被国民党绑架敲诈，经济有一些困难，所以叫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和黄雪云印了一些捐款收据，到龙山所、西门外的有钱人家去募捐，碰到好的肯捐一些，不好的把我们当作乞丐，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为了孩子，为了工作，只好厚着脸皮，才度过了1944年初期这一段经济上的困难期。
我们从难童中发现表现比较好的又比较懂事的孩子有“4号”等几个人，尤其是“4号”，机灵能干，在难童中有威信，是难童的头头。在平时的教育中，我们对这几个孩子进行重点教育，并交给送情报的任务，澥浦伪军姚华康经常出来清乡扫荡，我们及时将敌情向区委汇报。后来环境更恶劣了，姚华康在龙山所、龙头场沿途派武装便衣拦路检查，我们自己不能到庄黄的区委去了，就派“4号”等难童去送信。以后伪军在龙头场更加紧了对过往行人的搜查，难童也不能随意经过了，我们就趁难童到龙山海涂拾泥螺的机会，布置他们从龙山海边沿着海涂到庄黄海涂再到庄黄送情报。有一次宁波日寇纠合伪军到三北扫荡，我们发现敌人动向后，及时将情报送到区委。那次日本鬼子经过龙山所就住在巩院，把难童所搞得一塌糊涂，敌人从老百姓家抢来鸡鸭，鸡毛鸭肠等污水脏物弄得满地都是，我们带领难童清理了几天才把院子清理干净。我们结合这次敌人的扫荡，及时对难童进行抗日爱国的教育，更激发了孩子们对敌人的仇恨。
1944年春天，国民党镇海县龙山区署与伪军姚华康合流，从镇海江南移到镇北澥浦南面的十七房。国民党区长姚鹏程，想给自己脸上贴金，举办慈善事业，趁我们经济上有困难的机会，将难童所迁到雁门岭上的雁峰寺里。我们请示了区委，区委领导研究后，认为我和黄雪云的面目没有暴露，离龙山所几里路的邱王是伪军的据点，工作上需要我们继续留在那里，所以决定我们与难童一起迁去。迁到雁峰寺后，经费由国民党区署供给。又吸收了一些新的难童，其中一个只有4岁。姚鹏程派来两个人，一个姓邱的是姚华康的姘妇，另一个姓唐的是中队长的姘妇，我们的工作仍是做饭和难童一起喂猪喂羊，给难童上识字课，黄雪云兼管会计。为了做好工作，我们尽量和这两个人搞好关系。姚华康和那个姓唐的经常到难童所看望他们的姘妇，我们从她们那里了解敌伪顽的动向。黄雪云利用到澥浦十七房国民党区署去领取和报销经费的机会了解姚华康、姚鹏程的驻扎地点及兵力武器装备等情况。那时我们自己不能去庄黄了，叫“4号”等孩子利用出去上山打柴的机会去送情报，我们用煮饭的米汤水把情报写在白纸上，缝在难童的衣服里，领导上收到此条后用火一烘，字迹就显现出来了。
邱王的据点对我们妨碍较大，领导上要我们摸清邱王据点内敌人的情况，以便采取措施。我们两人商量后由雪云到澥浦十七房国民党区署去领经费，经过邱王，通过熟人去了解据点内敌人驻扎的具体地点、人数和武器装备（雪云是龙山所人，在邱王有些熟人）。另外布置“4号”等难童到邱王村边去割草，了解碉堡和伪军居住的房子位置及人员枪械情况，我们再从与姓唐的姘妇闲谈中了解到据点内敌人兵力武器情况。把这些情况核对后，用米汤水写情报的办法，画了一张邱王据点敌人兵力分布图，由“4号”等两个难童送往庄黄，胜利完成领导所布置的任务。
国民党区长姚鹏程把难童所当作一个据点进行活动，在那里举办了他所统治的地区内中、小学教师的参加国民党的宣誓仪式。事先姚鹏程对我们4个人说，他在这里举行国民党入党宣誓仪式，要我们4人也参加国民党。为此事，我们专门向区委领导作了汇报，区委领导要我们尽量避开这件事。我和雪云计算了我们烧饭的值日表，那天是她们两人值日，我们自愿去给她们烧饭，这样我和雪云就避开了这件事。我们在那里遇到不少的麻烦事，如要给我们介绍对象等。我们如实向区委领导作了汇报，区委领导同志研究后认为情况已起变化，我们留在那里已无必要，要我们分两次撤回，但要做好难童的工作，说明抗日救国的道理，要为抗日继续做好事。这样我于7月份向国民党区长姚鹏程写了辞职报告，理由是“要升学”，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我于8月初回到庄黄。不久雪云也辞职回来，我们又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难童所在巩院时，我们有时还要接待山南、山北过往的同志，如慈东洪塘医院孙吟月（党员）等两同志在难童所住了一些日子。区里的民运工作同志有时也来难童所，凤湖中学分配在附近教书的同学每周来难童所交流情况。难童们都知道我们和“三五支队”、抗日民主政府有关系，所以要对难童们进行保密教育，经教育，他们都能认真保密。事情是这样的：凤湖中学被伪军姚华康强行解散了，不少老师参加了革命，吴永禄老师是宁波人，要把妻、子送回宁波去，但河头市是伪军姚华康的据点，不能亲自送去，就由我送吴师母到河头市乘航船回宁波。我送走吴师母回来，在雁门岭上，看到对面走来十几个穿黄制服的人，当时已来不及躲避，只得继续往前走，一个高个子当官模样的人把我叫住，恶狠狠地盘问我，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是不是“三五支队”的。当时我编了一套，说我是山南田胡人（我家在庄市区桕墅方，离敌人据点骆驼桥仅3里路），叫胡荷娣，到龙山所外婆家里去，我是老百姓，不知道“三五支队”。他又问龙山所有没有“三五支队”，我说不知道。他见问不出什么，只得放了我。当难童所搬到雁峰寺后，见到那天盘问我的那个高个子就是国民党区长姚鹏程。我和雪云马上分别找难童个别谈话，告诉他们遇到姚鹏程的情况，叫他们以后叫我胡先生，不能叫方先生，孩子们认真为我掩护，叫我胡先生，有时个别说漏了嘴，赶紧把嘴闭住。难童们对姚鹏程、姚华康经常来难童所大吃大喝十分不满，有时偷偷对我们说：“把我们弄回山北去吧！我们不愿意在这里。”我们只得和他们说这是工作需要。
后来据我们了解，当我们离开难童所不久，经常为我们送情报的几个难童也逃出来参加了革命。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孩子在抗日救国的教育下，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但是由于当时我们主要做情报工作，对他们政治上的教育不够；如果有意识地发动他们，是可以多培养一些人参加革命工作的。
（选自《凤湖中学建校60周年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