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爱芳
1943年冬，敌、伪、顽互相勾结，调兵遣将，要把抗日的浙东游击纵队消灭在四明山上，形势严峻，为此，我们三北流动训练班只好提早结束。男同学大部分送到部队去，女同学大部分暂时安排到小学里工作，东起东门外，西至范市狭长的整个龙山区各小学里，都有从训练班出来的年轻“小先生”。
1944年春，我到龙头场小学报到，开始教书，在教育中向学生灌输抗日爱国的思想，分清谁抗日，谁不抗日，树立爱憎分明的观点，在学生中建立情报网，东边来的敌情，由东边学校送往西边去，西边有什么情况倒过来传递，学生都感到光荣，抢着干，而且不会被敌人注意。夜里，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觉悟。
暑假以后，我调到田央黄蓬山小学，校长吴永禄是党员，工友方阿法也是党员，其他几个教师思想也较进步，校内政治思想较浓。记得有一天午后，第一节写字课铃声响了，得知“黄衣裳”（顽军）进村。我想到前两天有一本油印的毛泽东主席文章发下来，放在房间枕头底下。我当即去拿来走进教室，见里排第三桌一个小朋友还没来，就把小册子塞在他的书包内，在下面夹好。不一会，有一个“黄衣裳”凶神恶煞般地闯进教室训话。我站在最后面，强作镇静，那人讲几句后，就走到里排从第一桌起，乱翻书本。教室内气氛十分紧张，小朋友们屏住呼吸，好几个还回头来看看我，当时我正在考虑对策，万一搜查到小册子，我得挺身而出，不能嫁祸小朋友和他的家人。那人走到第三桌，掀开课桌板，翻了两本就合上了。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我们班是三年级，小朋友已经有点懂事了。当敌人离校后，都跳起来喊：“把我吓死了！”“还好还好！”趁机我就告诉小朋友：“这批人是不打日本鬼子的。”一场虚惊，总算过去了，回到办公室一看，被子翻得凌乱不堪，他们却捞不到一根稻草。
方阿法的公开职业是学校工友，实际上是党的情报工作者，夜里他团结好几个地下民兵，到学校来学习理论，提高对党的认识。他们没有文化，但对党忠诚，工作热忱，他们是参军的后备力量。我负责辅导他们的学习。有时上街宣传。我会唱歌，会唱越剧。引吭高歌，群众从四面八方汇合拢来，我就讲开了。因此，每次任务都完成得不错。
10月，四明山根据地办起了浙东鲁迅学院，龙山区去了10多人，我也有幸参加了。翻山越岭去梁弄报到，后又到杜徐岙。龙山区和慈北合成一个大队。听大课、讨论，生活紧张、丰富而有规律，四明山上天气比较冷，入冬后下了几天雪。印象特别深的是朱人俊同志讲的《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课。他把人们的人生观分为三种。一种是封建迷信的宿命论，认为人的一生是命中注定，靠神鬼主宰，活着菩萨保佑，死后到极乐世界中去。这种人念佛拜菩萨是生活的主要内容。第二种是享乐至上的人生哲学，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生活糜烂，只知享乐。在旧社会能够过上享乐腐朽生活的人是少数。第三种是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改变贫穷落后，让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列举了不少烈士的事迹，他们英勇献身，在敌人手里，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直到牺牲。
当时我深深地受到震动，从理性认识上提高了一步，懂得做人要有正确的人生观，每个人一举一动都受人生观制约。这个报告使我一生受用，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致迷失方向。
大约是1985年，福州有个老同志来看我。我陪她去看望田井同志，当晚宿在她家。不一会，朱人俊同志回来了，我作了自我介绍，也谈起在鲁迅学院他的报告，对学员帮助很大。他表示欣慰，同时语重心长地说：“人生观的问题，不仅革命战争时期要讲，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还要讲。不仅年轻人要讲要学，所有干部都要学。”对他的话，当时理解不深，认为高级干部的人生观问题应该解决了。现在看来，现实告诉我，人生观问题是一辈子的学习内容，要活到老，学到老。放松了就会出毛病。我们共产党人只能是抱定革命人生观，不能享乐腐化，不能抱宿命论。50多年前的谆谆教导，今天仍回响在耳边。
（选自《追忆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