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堂呼吁教改
同治十三年的台海危机给大清国敲响了警钟。
日本，一个同样是东亚国家的蕞尔岛邦，仅仅只是进行了十年不到的维新，现在居然就敢于挑衅大清王朝，甚至图谋占领台湾。这件事情对清廷刺激很大。
其直接结果就是促生了海防大筹议的展开。
根据最直观的理解，这次危机被定义为一次“海防”危机。所以相关讨论也是在“海防”的题目下发起的。
虽然已有上谕决定在高层内部来一次海防大讨论。但在李鸿章看来，“窃料奏议即多，仍是空话。农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无成也。”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正如李鸿章写给其兄李瀚章的信中所言，“若弟不畅所欲言，各督抚未必尽知，未必敢说。”于是也才有了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的《筹议海防折》。
在这份奏折里，李鸿章不仅说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更本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用数千年未有之大转变应对的态度，提出了深度改革的建议。
李鸿章指出，洋枪洋炮的引进，铁甲舰的购买，新式海防要塞的构筑，都只是应急之举，而非根本之图。关键的桎梏还是在于：“人才之难得（教育有问题——笔者注），经费之难筹（经济有问题——笔者注），畛域之难化（政治体系有问题——笔者注），故习之难除（文化导向有问题——笔者注）。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所以“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其中，人才养成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所在。
在这份奏折的“附单”中，李鸿章郑重提出：“臣更有陈者，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回顾历史，“洋人入中国已三十余年，驻京已十余年，以兵胁我，殆无虚岁”。可是国家依然严重缺乏“练达兵略，精通洋法”的人才，原因就在于普遍性的“不学”，而“下不学”又起源于“上不教”。核心障碍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高度不合时宜。关于这一点，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的春天，在和恭亲王的通信中，李鸿章就感慨大清国里文则时文小楷，武则弓马刀箭，前者“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后者“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长期以往，“人才何由而出”？如此下去，“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故而要进行教育改革，科举的形式不必断然废除，但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以及隐藏在内应与方法背后的对“人才”的界定，一定要改。改的方法就是在科举中增设洋务专科，再与遣派留学生，地方上设立西学机构相结合，“凡格致（物理）、测算（数学、几何学）、舆图（地理）、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的学科，都应列入。如此积以时日，20年后当可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似乎是为了加强说服力度，激起同僚们的奋发之心，在同一天上呈的《筹议铁甲兼请遣使片》中，李鸿章又以日本为参照系，指出该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
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更堪忧虑的是：“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闲隙，恐仍狡焉思逞。”
李鸿章的发言在大清国官僚体系内迅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只不过争论的焦点既不在海防也不在教改，而在于李鸿章是不是汉奸。
在那些夜郎自大又甘做井底之蛙的官员们看来，李鸿章主张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西洋内容，这就是要“以夷变夏”，是比物质层面的卖国贼更可怕的文化汉奸。
结果就是群起而攻之。虽然这种围攻不能影响李鸿章个人的地位，但却已经足以打消掉中央政权进行教育改革的勇气与底气。
教育改革走不动，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
1874年的台海危机不仅在地缘战略上揭示了日本的威胁，还在技术层面暴露了大清国的反应迟钝，既然如此，从技术革新入手，也是一条改革之路。正如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的附单中指出的那样，“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如果能像西洋列强那样，“有电线通报，经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无事”。可是，大清国全部没有，以这次台海危机而言，“臣与沈葆桢协商调兵，月余而始定。
及调轮船分起装运，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假设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恐怕大清国的反应还是“缓不及事”。
故而，仅从国防安全的寻求，就有大建电报、铁路的必要。而电报、铁路不仅有军事价值，还有益于经济发展。铁路的一个直接功效就在于可以更便捷地将山西的煤炭资源外运。而当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风潮大起，煤铁复合体型经济大力发展的时候，故而煤炭资源的开发非常重要。同时，火车的动力来自于煤，建铁路本身需要钢铁业的大力支持，而钢铁业又对军事力量影响深远。故而修建电报、铁路线，开采煤铁矿，刺激经济发展，加强海防，改善国防环境就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一点突破，全盘皆活。
就这样，李鸿章又与大清国的电报与铁路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初的转机发生在同治十三年的十二月。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1875年1月9日），53岁的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也即首席大学士。在明清两朝，大学士在政治权力架构中的法理地位并不高。说白了，就是皇上的一群高等秘书。但放在明清两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框架下，皇帝的鸡毛尚能当令箭，何况秘书与秘书长？所以大学士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又是绝对的位尊权重，往往在军国大计上发挥重要的影响。李鸿章出任首席大学士，无疑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从此之后，李中堂不仅仍将是地方督抚的龙头，同时他将更接近大清国的权力运作核心。
就在李鸿章官运亨通的三天之后，刚刚亲政不到两年的同治皇帝暴崩于养心殿，年仅十九岁。
葬礼期间，李鸿章三次陛见皇太后，大谈他的煤矿、铁厂、电报、铁路、海防筹备、教育改革来。
今天的读者一定会觉得，李鸿章选择的是一个再糟糕不过的机会。西太后刚死了儿子，哪有心思听他唠叨这些事情。
可是，不要忘了，西太后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相对于母亲这个角色，她首先是一个女政治家，一个权利欲极强的女政治家。
不错，同治是他的亲儿子。但却是一个非常不听话，个性极强的亲儿子。
当这个儿子已经长大，并且亲政时，太后再想垂帘听政，那就不可能了。可现在不同了。同治的死，等于给了慈禧一个权力复活的机会。在她的努力坚持下，她妹子与醇亲王仅四岁的幼子载湉，被立为新帝（即光绪帝），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在这权力交替的重大关头，朝中重臣与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至关重要。李鸿章坐镇直隶，身兼北洋通商大臣、协办大学士，无疑是西太后笼络的重点对象。李鸿章此时与之商讨新政推行，正是一个大好时机。
果然，在向李鸿章展示了作为一个母亲的悲伤后，慈禧同时又向李鸿章展现了一个女政治家出色的判断。她决定，大力支持李鸿章的自强大业。
小皇帝死了。李鸿章的事业与官运反而都有了转机，历史就是这样奇妙。
马嘉理事件
晚清历史不仅奇妙，更充满着凶险。事实证明，李鸿章的官运确实有了转机。但他的事业却遭遇了暗礁。
就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正月十六，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官马嘉理（时年29岁）及4名中国随从在云南腾越厅境内“探险”被杀。仅比光绪帝登基早三四天。
杀人者一说是当地土匪，一说是山区野人，一说是当地仇外官员雇佣的杀手，至今未有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案发后地方官先是隐瞒不报，继而又坚称杀人者是当地野人，未及时进行调查取证工作。这就使大清国在外交上处于一个极被动的状态。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大肆恐吓，扬言若中方不能作出令英方满意的答复，英方就将采取“自由行动”。
到此地步，清廷也只有门牙打掉往肚里咽，一口咬定系野人所为，地方官主要负失职的责任。并希望以赔款和增开温州、北海两处通商口岸为代价，息事宁人。英方却不甘心就此了局，坚绝驳回中方的开价，并直斥中方审案“如儿戏”。
威妥玛道：“总署诸人如同小孩子，说来说去，总是空谈，一味说从容商办，定是一件不办。一到总署，必定吃饭，总署大臣陪坐，好象饮食就是外交上的头等大事。大臣一个看一个，新大臣看老大臣，老大臣看恭亲王，恭亲王一发言，大臣便轰然响应。”
可问题无法解决。如此你来我往，争论一拖就是一年有半。其间英国公使甚至一度扬言要下旗离京，让兵舰来解决问题。直到光绪二年（1876年）的六月八日，才又有了转机。
这一天，清廷下谕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往烟台与英使会商。薛福成写就《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李鸿章，提出“以拒为迎”的谈判方针，主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应迁就，应一面备战，一面将滇案本末遍告各国使臣，力争外交解决。
本着这个方针，李鸿章在烟台将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匈）八国公使召集到一起开会，巧妙地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制衡英国，在让英国产生受挫的同时，再作出适当的让步，终于让英国知难而退，转而寻求与中方协商解决问题。
七月二十六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英国签署了《中英烟台条约》，清廷除向滇案中死难的英国人付抚恤金20万两，增开三个通商口岸外，还要另派道歉使臣于十月十八日由上海启行往英国正式致歉。
对大清国而言，这是又一个惨痛的教训。正如曾纪泽对西太后所说的那样：“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
难题在于由谁作代表去英国道歉。
在当时的大清国有一个顽固的群体，他们通过科举进入官僚系统，死抱着老一套不放，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外不参与洋务，内不参与新政，反而专门攻击搞洋务、办新政的人与事，他们自命为清流，而将洋务-新政派称为“浊流”。他们高唱“尊王攘夷”的高调，“反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之不遗余力。”
正是这个激进而又幼稚的清流派，在晚清重大外交决策上起到了严重的干扰作用。
在这个主流风潮下，大多数人是避“洋务”尤恐不及，何况这次是去给洋鬼子道歉？更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这次的“道歉特使”道完歉后并不完事，而是就此做大清国的第一位常驻外国使节。后人说：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里程碑。当时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住在可怕的蛮夷之国，那就是去父母之邦，就是“二鬼子”。
但必须有人去。
谁去？郭嵩焘去。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的金兰之交，晚清着名的启蒙思想家。
可是，他要去，他的湖南老乡们却不让他去。在后者看来，郭嵩焘不顾舆论的反对，“坚持”去当道歉特使，只能用一句话解释：想当官想疯了。一夜之间，郭嵩焘成了“官迷”与“二鬼子”的代名词。而骂他最狠的，正是他的老家——湖南。
认识他的人，争相与之划清界限。不认识他的人。更是不遗地余力攻击。以至出现了湖南人“耻与为伍”的局面。一副很有名的对联也就诞生在这时。上联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下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里的“鬼”，特指洋鬼子。
当年在湖南省会长沙参加乡试的考生们，也是爱国不甘人后。自发组织了声讨大会。群情激奋中，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在郭嵩焘出资重修的唐代古刹上林禅寺中，藏有洋人！
这还了得！
于是乎，众愤青振臂直前，浩浩荡荡，直杀上林禅寺。一番大搜之后，自然不可能找到什么洋人。找不到的结果就是一把大火，千年古刹，化为墟丘。
但他们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有人提出建议：开除郭嵩焘的湖南省籍！而且要继续火烧郭家楼。
如果不是当地官府奉命对郭家楼进行了紧急戒严，郭家楼也难逃付诸一炬的结果。
无畏的无知者们造成的风狂雨横中，西太后发话了：“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什么。”
李鸿章等洋务精英同样想方设法地替郭嵩焘排除障碍。于是也才有了后面一段“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