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万里之行
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12月2日)晚,郭嵩焘一行15人乘英国邮轮Travancore号出洋。
关于这次航行,英国人是作了精心安排的。大清国不是最爱说什么“天朝上国”,说什么“地大物产博”吗?现在大英帝国要让这位“天朝上国”的大使亲眼看到日不落帝国的风采,让他在十万里之内,处处可见到大英国的国旗与军舰,处处可听到大英国的语言与国歌。
英国人的目的是炫耀国力,但客观上却让郭嵩焘大开眼界,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华夷世界观。
抵达英国后,郭嵩焘依靠其智慧与优雅,为“滇案”划上了一个和平解决的圆满句号,同时也为日后中国对外常驻使节的工作,开启了一个成功的先例。然后,郭大使就开始如饥似渴地了解并尝试着理解西洋文明。
这一尝试不打紧,郭大使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洋文明与中国以往遭遇的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西洋世界同样有着上千年的文明史,需要中华去理解,去学习。所以郭嵩焘反对用“夷狄”来称呼“西洋”。
他看到,其教化“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其城市“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
他经过对西方议会的深入了解,看到“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讳,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西洋一隅为天地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
何以会如此?
为了解开这个谜,他列席旁听了英国下议院的辩论,认真研究了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终于认识到:“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教也。”“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院——笔者注)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笔者注)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国家大事“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其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西洋立国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
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科普讲座,并参观访问洋人的学校、工厂、博物馆甚至监狱。他慨叹西方的国民教育“皆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也。”他震惊于西洋“知识就是力量”的雄奇,他还在反思何以洋人能在监狱中也讲人权。
“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笔者注)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笔者注)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总之,“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相反,中国官僚闭目塞听,“高谈阔论,而虚骄以自大。”“一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开明者也多只知引进军事技术,却未看清“兵者末也”,“各种创制”才是“立国之本”,如果没有制度的转变,没有采矿、制造、医学、教育、司法等方面的发展,只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结果就是“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
郭嵩焘甚至认为,中国智识人奉为理想盛世的“三代”,从政治层面讲,也不如当今的西洋。因为“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更何论自秦汉以降,“竭天下以奉一人”,“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你连德治也没了,人家却法治日修,此消彼长,“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
为了补课,年近花甲的郭嵩焘开始学习外语。他甚至还托人弄来英国小学生与中学生的课本,细加研究。在他的大力建议下,经李鸿章推动,大清国向英国派出了海军留学生。郭嵩焘的公使馆也就成了这些年轻人学习之余的天堂。
但是郭大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黑手已向他伸来。
灾祸就在身边。
驻英副使刘锡鸿向万里之外的北京打了郭嵩焘的小报告。
原来,传统中国并无国旗、国歌之说,大清国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国旗、国歌。但海通之后,和外国人打交道多了,不能没有。总理衙门遂以三角黄龙旗为代国旗。可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各国国旗多为长方形,且树黄旗是有危重病人希望别船医生救助的信号,因此郭嵩焘早在出洋途中就指出,中国国旗用尖角、黄色“太为失考”,希望“存此以备他日考定旗式之一助”。
他不会料到,自己在光绪二年的一番议论,会成为刘锡鸿光绪四年打小报告的资本。在刘看来,这就是“欲擅改大清国黄龙旗,有违逆之心”。盖“查一朝旗式定自开创之天子,郭嵩焘何人,乃敢以考定为言?所谓他日系指何日?”这话说得够狠,潜台词就是郭嵩焘有改朝换代之心!但刘锡鸿不满的事情还远不止于此呢。
巴西国主访英,郭大使遇于外交场合,起身行礼,可谓正常至极。可刘副使偏又看不惯:“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对洋人不论尊卑之道,大失国体。”
甚至郭大使出席音乐会,“学洋人听歌剧手捧节目单;不谙外语,亦学洋人以指击案以表赞赏”;参观外国炮台,“披洋人衣”,“顾盼自得,不以为耻”。统统成了大罪状。连郭大使教老婆学外语也成了大罪过。因为此举“败坏闺教,不成体统”。
而郭嵩焘“败坏闺教”的“劣迹”尚不止于此。1878年5月19日,郭嵩焘为了提高大清国的知名度,兼改善中国形象,特以其如夫人梁氏(原配已去世)的名义,举办了一个茶会。当天,德、俄、奥、意、丹、荷、土、葡、日、海地等国驻英使节及其夫人、随员,并英国名流、富商、公爵、学者,共计790余人到会,盛况空前,《泰晤士报》也于次日作了热烈的报导。此事同样令刘副使大为窝火,认为有失中华礼教。
最让刘副使义愤填膺的还在于,明明是大清国将郭某人养大,花钱送出国,可你郭某人却整天夸洋人这好那好,说咱大清国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是何居心?分明就是:不分内外,诋毁时政。不知国恩,反怀怨妄。搞不好:有私通洋人之嫌!
刘副使的小报告打得的确厉害。但再厉害的人也有漏算的时候。光绪四年的刘锡鸿就没想到,他的小报告要是让李鸿章看了,会引发什么后果。
后果来得很快。
5月初,刘锡鸿打了小报告。6月初,刘就收到了北京方面的最新指示,将他由英国调往德国。
毫无疑问,这是李鸿章的手段。
可是,李中堂能换刘副使的工作岗位,却堵不住天下无知之辈的大嘴。
事情越闹越大,终有摊牌的一天。李鸿章无疑是坚决支持郭大使的,不仅支持,话还说得特巧妙。他说,郭嵩焘虽有很多缺点,但毕竟“品学兼优”。刘锡鸿虽说政治思想可靠,但毕竟“性情暴戾,义气用事,历练太浅”。两相较之,大清国要想长治久安,还是要靠郭嵩焘这样的人物。
同时,李鸿章又规劝郭嵩焘。不就是小报告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大清国里什么最好当?官最好当!问题是当好官难。国家都成这个样子了,咱们再袖手旁观,奈天下苍生何?所以骂就骂了吧。所谓“耐烦忍辱,镇静处之”,“以后此等文字,可以不作”,但事情不能不干。大家忍辱负重,把事情干成了,国家大局自然转出一个新的局面。
可郭大使看来,事情要干,但话也要说,这不是争个人的荣辱,而是求国家与民族的启蒙!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大众不启蒙,智识阶层也不启蒙,单靠几个天才舍却名声拼老命,以数人敌列国,实在是可暂不可久。普通大众就不要说了,假设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都普遍搞不清楚当其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需求,却又愚昧无知、虚骄自大,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少数先知先觉者再忍辱负重,最后事情还是办不成。
既然中堂精于实务,那就让郭某人去发自强的新声好了。
于是,郭选择了主动上书,要求撤差回国。
郭大使已经受够了大清国的官场。他要无官一身轻的去走他的启蒙之路。
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78年8月25日),曾纪泽被任命为新的驻英法两国钦差大臣。九月初四,曾纪泽离京。十月初,曾纪泽由上海出洋,踏上了郭大使的旧途。
1879年1月4日,曾纪泽抵达巴黎。1月24日,郭嵩焘向各界人士辞行。
1月31日,郭嵩焘离开伦敦,渡英吉利海峡,登陆欧洲大陆。然后横穿法兰西,经马赛港告别欧洲。3月26日,在国人的一片骂声中,郭大使回到了吴淞口。
最后还是李鸿章理解他,说了一句:“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还派出火轮船迎接,并一路送他回乡。
可谁又料到,这一番好意,会给郭大人带来更大的麻烦呢?
当火轮船驶入湖南省境的时候,竟引发沿途民众的群其戒严,封锁水道。
说:湖南地界,断不容洋物践踏。就这样,郭嵩焘只好弃船上岸,陆路回家。而沿途早已贴满了声讨他“勾结洋人”的公告。长沙、尊化的官民更团结一致,拒绝他入城。原因很简单:我湖南但有英雄豪杰,没你这种不要脸的汉奸老乡。
郭大人再次付之一笑。城,可以不进,家,你们总不能再不让我回了吧?
就这样,当年在一片骂声中离家的郭嵩焘,又在骂声一片中回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蛰居生活。
郭大人的晚年是凄凉的。可凄凉中仍不时发出一声声超越时代的狮子吼。
虽然到头来听众还是那么几个人,可他还是要吼,哪怕一声声的警世钟,最后只留下荒原上一声声的空荡回声,他也要吼。因为夫子早已有行在先:知其不可而为之。
然奈天下苍生何?
从郭嵩焘的故乡、号称英雄倍出的湖南,到公认经济发达、“得西洋风气之先”的江浙,前任大使举目四望,又看到了什么呢?
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劫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
相反: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