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日本二百余年未与中国立约，并无一兵入中国边界。今甫立和约，而兵临我境，你对不起我中国，且令我对不起我皇上百姓。若有约各国皆如是，天下岂不大乱了？
柳原既不能在谈判桌上占得便宜，也只有抓些枝节问题拖延时间。可西乡终究无法在战场上赢得军事胜利。最后问题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于是便有了8月间日本全权大臣的来华。
这位全权大臣，便是大久保利通本人。
大久保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经仔细考虑，此次奉命任务，实为极不易为之重大事件。如谈判不得终结，就此归朝，则使命不完成，固不待论。而最可忧者，为国内人心，以事情迫切，有战争朝夕可至之势。如人心无法收拾，战端终于不得不开之期，可以立待。若然，不但胜败之数，固然可惧，且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柳原公使觐见（清帝）虽遭拒，但仅此殊不足以言战。若然，势必至无理开战，届时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各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所以也只能自找台阶，称“和好了事，原为使命之本分，故断然决行”。
这番离奇表述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日本当时的财力与军力都经不住持久的尴尬事实。
8月6日，大久保离开东京赴中国谈判，张口就要赔款三百万银元，可谓十足的讹诈。对此坐镇津门的李鸿章当然不会答应。远方的沈葆桢也不会答应。
百年之惑
虽然大清国的官员们并不不完全了解日本的内情，但至少沈葆祯在9月10日（七月三十日）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已看出：“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可想。然必故为狡宕，以示整暇，不肯遽就范围。是欲速了结之意，当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可不求速了”。故而沈葆桢在上奏中建议：“倭备虽增，倭情惭怯，彼非不知难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和。但我厚集兵力，使其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
李鸿章对此深以为然，9月29日（八月十九日），法国公使经烟台过天津，李鸿章与之交谈时特别强调：“此事确是日本大错，始欲强占番地，占地不得，则欲贴兵费。中国待他始终不错，你想：若令占地或贴费，中国颜面如何下得去？将来若请各国公评，难保无暗中偏护日本者，无论如何说法，占番地、贴兵费二者断不可行。总署与外间亦断不能允。”李鸿章更暗示对方，如果其他国家打着调停的旗号替日本谋求赔偿，必然被中国回绝，到时“莫怪中国轻慢各国朋友，务请贵使牢记勿忘”。
可惜北京城里的当政诸公却并不如此看问题。
据说，在他们看来，十月初十就是西太后的四十寿诞，台海危机还扯个尾巴，久拖不决，岂非大煞“盛世”风景？
又据说，他们更真实的担心是当时大清国内战不断，与英俄的关系又紧张，害怕再与日本开战。
又据说，此时西太后、东太后、恭亲王和小皇帝之间关系复杂，权力斗争激烈，难以形成有效的对外方略。
又据说，此时大清国内战未息，财政吃紧，不敢贸然再与日本开战。
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也许永远无法说清，但从结果上看，大清国确实不可思议地选择了一条惊人的软化处理道路。
大久保也很精明地及时绕过了天津的李鸿章，直接进京交涉。日本国内也极其团结，陆海军拧成一股绳，做出不惜一战的准备，在野的西乡隆盛也全力支持现政权，虽说有人劝他抓住大久保不在的良机夺权，但西乡断然拒绝。
9月14日（八月初四）到10月23日（九月十四日），日方代表与总理衙门谈判七次。其间，桦山仍力主一战，但大久保深知，战是不可能了，关键是如何体面收场。
大久保的体面底线就是迫使大清国承认日本此次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
这个底线暗藏两个玄机，首先，承认了这一点就开脱了日本的侵略实质。其次，前文中已经说明，整个事件中死的都是琉球国民，而日本对“保民义举”中“民”
的解释恰恰是日本国民，这就是日后条约中所谓的“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中国承认日本此行为“保民义举”，也就等于间接地默认了琉球是日本的主权所属。这就为日后地吞并琉球预设了外交伏笔。
而大久保的手段高明也正在于此，他不会坐以待毙，就“保民义举”论“保民义举”，如此辩论来去，早晚露馅。大久保的做法是以攻为守，并在以攻为守中混淆主题，甚至额外得利。
大久保的外交攻势包括了两个方面：其一，要求中方赔偿军费；其二，否认中方对番民地域的主权拥有，连带的就产生了所谓的在台日军久驻与撤离问题。
这两点都是中方绝对不会认同的。关于赔偿军费一节，大清国既不愿意给一个小小的日本赔偿军费，更不能接受大久保开出的300万的数目。而对番民主权的辩论也非常激烈。在台湾的日本侵略军组织当地居民进行土地贸易，故意问土地是他们个人的还是台湾府的。要知道，大清国可是不搞土地公有制的，居民自然说地是自己的，于是日本人便记录下来，当作该地是非主权范围的“证明”。
却不知这么一证明，英国、美国遍地都是非国有空地等着去圈地呢！同时，中方则调出户部数十卷纳税记录，证明台湾番民一直对朝廷纳税，而且声明当初所谓的“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只是说生番是化外之民，并未说该地是无主之地。
虽然总理衙门的辩论非常有力，可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入了日本的圈套。倒是琉球非常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此前虽然日本要求琉球协助日本远征台湾，但琉球不仅拒绝了协助行动，反而背着日本派出朝贡使节到福州向中国再次表明属国身份。并以琉球国王的名义，向闽浙总督致谢，感谢大清国对琉球难民的救助，还特意送来三百两谢银转送台湾府官吏。可惜，大清国忙于就军费赔偿与番民主权归属问题和日本争论，反而没有好好利用琉球送上门的证据。
在这个不断辩难下，日本做出了一个所谓的“让步”，承认中国对番民地区拥有主权，但要求中国对之赔偿军费。这就导致了双方外交谈判的破裂。
但是，破裂的外交谈判很快就又恢复了。因为大久保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救星。
这个救星就是英国驻清公使威妥玛。他决定帮日本解困，以维持远东均势。
当大久保与清廷七次谈判不果，明言回国，暗中求救于威妥玛时，威氏亲自出马斡旋，最终使双方达成协议。1874年10月31日（九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与大久保签订了关于台海危机善后事宜的《中日北京专条》。该约规定：
一，日本此次出兵是保民义举，中国无可非议；
二，中国赔银50万两，其中10万两为难民家属的抚恤金，40万两为日军留台设施的补偿金；
三，中国台湾番民妥为约束，以期永保旅客安全。
这里的“抚恤”系针对柳原在和毛、董两大臣争论时，所诡称的遇害之日本人而发。既是对日本的绥靖，也是大清国下台的阶梯。不料却正为日本人所利用，使日本日后有借口宣称：大清国已经承认琉球人就是日本人！而大清国的收获，不过是少出了些银子，得到了日本对台湾主权的所谓承认！而日本的预设战略伏笔的行动还在紧锣密鼓地继续进行中。
谈判结束回国之际，大久保“顺道”去了趟台湾，在琅峤立了一个“大日本琉球民五十四名之墓”。这个墓碑不同寻常，有三大潜在含义：一，为琉球问题张本。背面的碑文开篇即说“明治四年我冲绳旧藩民漂到台湾遇害者五十四名，越三年，朝廷诏海陆诸军征问其罪……”。这就等于明言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而与大清国无关。
二，日后可以扫墓为名，前来进行军事侦察活动。
三，不动声色地纪念了这次征台行动。
据廖庆洲先生的《日本过台湾》一书中记载，直到20世纪80年代，居然还有日本人“前来扫墓，而引起本地的骚动”。足见大久保的机谋深远了。
但是，这些都是日本外交家深谋远虑的后话了。回望大清京师，却正是一片热闹景象。“万寿排日筵宴恬嬉歌舞，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为耻辱。”——这是李鸿章在家信中的愤慨。在李鸿章的愤懑中，大久保凯旋了，后者接受了万民的欢呼，也接受了天皇的召见和嘉奖。日本老百姓为此还进行了庆祝游行。可是，究竟是否凯旋，关起门来，日本人自己最清楚。这次行动，日本出兵3658人，死573人（其中阵亡仅12人，余者为病故）。共计耗费955万元（含办理大臣派遣费），其中购置兵器和购买船只是593.2万元。纯战费为770多万元，远远超过从道事先估计的50万元。要知道，明治五年日本陆军的总经费才800万元，海军经费仅50万元！而最终侥幸从大清国诓来的那所谓银50万两抚恤金，仅相当于日本此次征台费用的十分之一。
如果这也可以称作胜利的话，日本早晚在此等胜利中，一步步走向财政死亡。
反之，日本没占到便宜，却不等于大清国就胜利了。李鸿章是第一个看出《中日北京专条》中致命问题的大清国官员。他在正式签约前两天的九月二十日（10月29日）写给沈葆桢的信中明确指出其致命之处有二：其一，“番所害者琉球人，非日本人”；其二，“以抚恤代兵费，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但是，李鸿章也终究只能在私函里发发牢骚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