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重庆爆发了争温饱、争生存、争民主的“四二一”爱国学生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薛传道自始至终站在了斗争前列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运动的向前发展。这个运动最先是从声援中央工校、重庆大学等校教授罢教开始的。当时，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大学教授的月薪换不到两块银圆，根本无法维持最低生活。2月25日，中央工校教师首先罢教，要求改善待遇。薛传道作为校长秘书和教授会理事，积极支持罢教。并起草《敬告社会人士书》，向报界发表声明，并电告国民党政府“迅速改善教育界同仁待遇”。紧接着，重庆大学、中央工校、女师学院、四川教育学院教授会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罢教。各校的罢教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敌人为了分化瓦解各校的罢课斗争，教育部被迫答应拨出大米一千石，分配给各校师生员工，省教育厅长专程到各校做“安抚工作”，重庆绥靖公署也出面“请”某些教授“开茶话会”，要他们说服师生复课。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教师对坚持罢教有些动摇。薛传道积极揭露国民党的阴谋，鼓动大家坚持斗争。他在辩论罢教问题的全校教师大会上，慷慨陈辞：“我们绝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我们要争温饱，争生存，要把罢教斗争进行到底。”针对少数鼓吹复课的言论，他动情地说：“你们吃了政府的茶点，就替政府说话，这对得起全校师生吗？你们喝的不是茶，而是教职工的血汗呀！”经过热烈的辩论，全体教师决定继续罢教，与学生紧密团结，把争温饱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教授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他们通过开展义卖募捐尊师活动，到街头宣传演出，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游行，声援教师的正义行动。不久，全市学生成立了“争温饱联合委员会”，上百所大、中学校联合举行罢课。
为了支持和指导学生的斗争，薛传道以教授会代表、校长秘书和校刊主编的身份，经常到学生班代表会和进步社团中去活动。随着运动的深入，他感到有必要从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以进一步提高自己和学生的斗争水平，这一时期，他对毛主席的着作及进步书刊的学习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并写了大量的文章，在校内外公开发表。特别是他在3月31日和4月1日连续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寻求新的教育思潮》，影响深远。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三民主义的教育同三民主义的政治一样，由于中国国民党的逐渐被旧的封建势力所腐化，而且日益走上了背叛革命的反动方向。中国教育要有出路，必须是中国整个社会有了出路，中国社会的出路必然是在工农劳苦大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结合下曲折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他已完成了由一个改良的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
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坚决表现，加之《寻求新的教育思潮》的发表，薛传道自然被特务恨之如骨，决定对他下毒手。他们放出空气说他是“共党分子”，并派人跟踪监视他。面对险恶的处境，妻子和朋友都劝他到外地躲躲，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真理，现在正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时候，我不能离开火热的斗争，我现在什么也顾不了啦！”
薛传道与妻子商育辛及女儿、好友乐怡然1949年5月25日，薛传道不幸被捕，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已有身孕的妻子商育辛。商育辛后来在回忆他们被捕经过时，这样写道：
1949年5月的一个深夜，中工总务主任叫他出去，片刻即回，旋即整理活力社刊物、书信、解放区的油印品等，装了满满一铁丝匣，然后带了出去。我见状反常，追问事由。据告：刚才来人是暗暗通知他，最近重庆警备司令部要传讯他，送出去的文件是放到中工老同学家，嘱其保管。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不走”。次日照常上课。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在房里听到宿舍走廊有人高声讲话，说什么特务在抓人，在办公室已抓到一个，据说还要抓一个。我因头天晚上信息，立即意识到薛已被捕。为了最后见一次面，并问问须带换洗衣物与否，我跑到办公区，见四周已包围，从会客室窗口看到魏元光校长在同几个陌生人谈话。我跑进会客室，随即跟他们到校长室，特务给我铐上手铐，一起押送上囚车，当晚关市区一刑警队监狱。次日下午被提出上铐押解军法处监狱。当特务在囚犯登记簿上登记我二人逮捕关禁原因一项时，我看到填写的是“匪嫌”，是作为共产党嫌疑关禁起来的。在军法处分别关禁男女牢房约一个多星期，六月上旬，我二人又被提出，由数名便衣特务押解到罗汉寺监狱。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296）
在罗汉寺监狱，敌人很快就对他进行了审讯。开初，特务见他是一个文弱书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按惯例问过姓名、年龄等后，开门见山进行审讯。
问：“党内任什么职务？”
答：“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问：“什么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答：“你还不知道？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问：“胡说！我问你在共产党内任什么职务？”
答：“我不是共产党，哪有什么共产党职务？！”
特务见他强硬，对他使用了残酷的刑罚，先是将他吊起来拷打，但他什么也不承认，敌人又弄他坐老虎凳，逼问他和他同时被捕的商育辛、甘三省是不是共产党，他仍说“不是”。敌人没有想到一个文弱书生，竟这样坚强。在恼羞成怒之际，他们使用了最残暴的刑罚-电刑。据和他同关一牢的商育辛回忆：
在罗汉寺监狱，我二人分别被关入男女牢房，走廊有荷枪实弹的军警昼夜巡逻。
当晚十时光景，突然听到走廊时有人叫喊“传审薛传道”。我彻夜未眠，多次到牢房门口问巡逻的军警“昨晚提审的人回来没有？”，回答我的是“没有”、“没有”，直到早晨七八点钟我再次询问时，他才说“刚才拖回来了”。几天以后，难友们乘放风时，掩护我们见了一次面。我当时看到他伛偻着身体，左右手大拇指有很深的伤痕，他说是坐老虎凳搞的，至今小便仍在便血，直不起腰来；看到他头上、手背上有多处焦灼伤痕，他说是上电刑时搞的；还看到颈、脸、胳膊等外露部分的皮肉伤痕累累，皆未愈合，惨不忍睹。然而，他却泰然自若地说：“折磨了一个晚上，受了重刑。”
对死他早已置之度外，他说：“死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早有思想准备。生下来的孩子要抚养长大，我死了，就有人接替我的事业了。”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296）
薛传道被捕后，中央工校展开了营救，不久，他的妻子商育辛因中央工校担保获得保释。但是特务以薛传道“案情严重”为借口，拒绝保释。7月初，他被作为重犯押关渣滓洞看守所，关在楼下三室。开初，同室难友对这位戴金丝眼镜、自称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的人，有些冷漠和戒备。后来大家知道他也是因为反对国民党，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被捕的，并且受刑很重，没有牵连人时，都对他表示出钦佩之情。他也对难友很关心，他的妻子被保释出去后，常托人给他送来罐头食品，他总是把收到的食品和大家一起分食。难友们知道他受过重刑，身体虚弱，极需营养，希望他留着自己用。但他总是坚持分给大家。尽管身体虚弱，但他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积极响应狱中组织提出的“加强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号召，常常借着牢房昏暗的灯光学习至深夜，难友们劝他要注意身体，他却说：“我熬夜惯了，晚上看书清静些，现在多学点东西，将来才能更好地从事工作。”10月，他的女儿出生了，妻子托人送来10个写有“女”字的红蛋，薛传道看了十分兴奋，他把鸡蛋分给难友，让他们和他一起分享这份快乐。他还兴致勃勃地与难友商量，给女儿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好。他是多么渴望早日解放，渴望能亲眼看到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小女儿啊！可是，就在重庆解放前三天，国民党对关押在集中营的革命者实施了集体大屠杀，薛传道和二百多位革命者一起倒在了血泊火海中。当亲友们收殓他的遗骸时，只找到他的金属眼镜框和衬衣残片。他用二十八岁的青春年华，谱写了一曲追求真理的雄壮战歌。在烈火和热血中，他得到了永生。
对于牺牲在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的小孩，大家耳熟能详的当推“小萝卜头”宋振中，其次就应该是“监狱之花”了。
1948年10月的一天，在渣滓洞看守所女牢房里，一个幼小的生命哇哇哭叫着来到这个充满了苦难和艰辛的世界。孩子的母亲叫左绍英，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烈士的爱人。1948年8月，王璞同志领导了上川东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却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起义失败后，王璞和他的妻子左绍英成为了敌人重点追捕的对象。当时左绍英已身怀六甲，来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不料因其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行踪。1948年9月，特务逮捕了左绍英，随即被押往重庆行辕二处。在二处，特务对她动用了夹竹筷子的酷刑，要她交出丈夫王璞的下落（其时王璞已牺牲，左绍英并不知道）。左绍英摇着头，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个家庭妇女，男人的事情，我管不着，他也不会告诉我，莫说受重刑，就是把我杀了，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对于其他的问题。她更是装出一问三不知的样子。也许是她那简朴的衣着和憨厚的容貌的缘故，敌人误以为她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家庭妇女，将她转移到渣滓洞女牢一室关押。
初到集中营，想到狱外两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想到肚腹中的婴儿，想到生死未卜的丈夫，左绍英这位年轻的妈妈不免心事重重，经常是半夜醒来，倚床待天明。在这困难时刻，同志们给了她无私的关爱和帮助，几个年轻的同志，把自己床下的枯草拉出来，给她的床铺垫上厚厚的一层，年长的邓惠中邓大妈送来了一床旧线毯。江姐每天和她谈心，排遣她心中的郁闷，关心腹中胎儿的情况。同志们的关心，给了她力量，使她感到身后好像升起了一座巨大的靠山，再也不怕任何险恶的风浪。慢慢地，她变得平静起来。
由于经受了刑罚的折磨，10月的一天，左绍英早产了。狱中生孩子，条件是非常艰难的。患难与共的女室全体难友为了一个即将诞生的新生命而忙碌。临产之前，江姐就安排杨汉秀、曾紫霞找所方医生刘石人，活动了一些红药、碘酒、药棉、纱布，以备接生时用，邓大妈自告奋勇要给婴儿准备小衣裤和尿布。李玉钿同志还通过二处任事的哥哥弄了些鸡蛋、白糖送给产妇作调养之用。
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孩子顺利降生了，是个女儿，阿姨们给她取了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卓娅，这是一位苏联女英雄的名字。卓娅的出生，给沉闷的监狱带来了生气，她也受到了全体难友的悉心爱护。狱方供应的开水，大家舍不得喝，全部节约下来给母女俩。男牢的叔叔们节衣缩食支援母女俩，不让他们挨饿受冻，他们脱下了带有体温的绒衣，从被窝里抽出了热烘烘的毛毯，有的送来了家人托关系送给他们在狱中食用的未开封的红烧肉罐头，或曾经用过而又因舍不得用保留下来的半筒奶粉，或是一小瓶白糖，几十颗鱼肝油，一盒半盒草纸。女牢室的难友们更是日夜操劳，邓大妈坚持给婴儿洗澡换衣、剪裁小衣裤，同志们轮流给小孩洗尿布，曾紫霞、杨汉秀通过自己的关系每天到特工厨房为产妇煮“荷包蛋”。在孩子的身上，寄托着全体难友多少希望呵！反动派想用屠刀把革命者斩尽杀绝，共产党人却要闯开一条血路，争取让自己和下一代顽强地活下去。在同志们的精心照料下，年轻的母亲渐渐恢复了健康，充满了浓稠的奶汁，小婴儿贪婪地吮吸着，同志们为此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卓娅一天一天长大了。每到放风的时候，同志们都要把襁褓中的婴儿抱到放风坝散步，亲吻她苹果似的小脸蛋。1949年春节联欢会时，卓娅更是成为了明星，难友们争先恐后地抱着她扭起了秧歌，因为是个女孩，不知谁无意之中叫了她一声“监狱之花”。“监狱之花”，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像晨风一样清新，像朝霞一样美丽，像银铃一样响亮。这个名字立即得到了全体难友们的公认。
然而，“监狱之花”没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在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为了掩护孩子，左绍英用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牺牲了。敌人补枪时，未中弹的“监狱之花”和彭灿碧在狱中所生名叫苏菲娅的孩子，从尸堆中爬出，哭喊着寻找母亲，这时，身负重伤的罗娟华听到哭声，忙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凶残的刽子手竟向她们射出了满满一梭子弹，残杀了两个像花朵一般美丽的幼小生命！
在1949年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血案中，仅遇害的儿童就达七人，他们中最大的也不过是十二三岁的少年，最小的还是未满周岁的婴儿。他们当中的“小萝卜头”宋振中，左绍英在狱中生的“监狱之花”家喻户晓，但是其中却有一位很小的烈士不为人所知，他就是年仅十三岁的“流浪儿”蒲小路。
蒲小路是四川西充人，六岁时丧母，父亲续弦，继母对他非常凶狠，小小年纪就要担负起喂猪、打柴等事务，稍有怠慢，还要遭继母毒打。十岁那年，父亲把他送给一户人家当放牛娃，因不堪忍受打骂，悄悄地爬上一辆过路货车，流浪到了成都。在成都徘徊了两天，过着乞讨的生活。一天晚上，他又爬上一辆大汽车的顶棚，梦想这辆汽车会带他回家，他不识字，这部汽车是开往重庆的，就这样，他从成都又来到重庆，流落街头。小路第一次到大城市，一切对他来说都显得是那样新鲜，他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有一天，他到朝天门码头，看到河上的大轮船，他感到很稀奇，心想：
怎么河里还有“大洋房”，并且还会发出“呜呜”的吼声，还可以走。正当他站在岸边看得出神的时候，一个当兵的把他叫住了。原来，这是一艘载运国民党军队到安徽“剿共”的运兵船。那个当兵的是国民党的一个连长，他要小路给他扛东西，于是小路随队伍上了轮船。这个连长需要一个侍奉他的勤务兵，见蒲小路勤快且动作麻利，便把他留了下来。后来，这支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打垮了，蒲小路当了俘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