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知道父亲的情况后，心里不免难过。在他的眼里，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虽然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他为子女们倾注了自己的爱，在当时艰难的环境里，为了养活他们兄妹，他终日奔波。现在，辛勤操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本可安享晚年，却因为自己的原因被捕坐牢，担惊受怕。但是，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像父亲这样的好人在忍饥挨饿，含冤受屈。只有推翻这黑暗的社会，天下所有的父亲才能得到幸福。他很快从难过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当难友们还在替他难过时，他反过来劝难友们说：“大敌当前，应以革命事业为重，父亲被捕算得了什么，他为革命坐牢是光荣的，只要革命成功，甚至为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
陈以文在狱中一直很乐观，对胜利充满信心。他经常给难友们讲人民解放战场上的大好形势，鼓舞难友们的信心和斗志。曾和他同关一室在11月27日大屠杀中脱险的刘德彬同志后来回忆说：“1948年除夕的晚上，渣滓洞显得异常寒冷和寂静，五室的十几位难友围坐在地板上静静地听着陈以文同志传达辽沈战役的概况：锦州、沈阳、长春解放后，东北全境就解放了。这次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近五十万人。这是一个大的转折！现在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挥师入关，直逼平津，看来，北平、天津的解放已经不远了……”他积极组织难友们学理论、学文化。他把已背熟了的《反对自由主义》、《土地法大纲》用竹签子醮上木炭粉泡的墨水，工整地写出来，供难友们学习。
1949年11月14日，陈以文和江姐等30人被敌人秘密杀害于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旧中国，风雨如磐，多少有志之士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在漫漫长夜里摸索。有的人因幼稚、偏激走过曲折的道路，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们一经发现了真理后，就会扞卫真理，并不惜为真理而献身。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在渣滓洞壮烈牺牲的薛传道烈士，就是一位从反动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原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在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找到革命真理后，毅然反戈一击，用犀利的笔锋去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以满腔热情去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冒着生命危险去宣传真理，拼一腔热血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关于薛传道烈士，打开烈士档案，只有1949年12月12日的《大公报》对其生平作了简单的介绍：“薛传道先生，生于公元1921年。原籍上海，父经商，家庭小康。薛先生出生时已家道中落，故先生之历世，无异为一部奋斗史。六岁受书，十六岁时，国立中央工校成立，在沪招生，乃考入土木科肄业。抗日军兴，入学一月即只身随校西迁。
时先生在同学中年最少，天资聪慧，为一校师生所爱重。以家清寒，复沦战区，生活异常艰苦，师友均乐为之助。先生愈益奋发，半工半读，孜孜不倦。肄业三年，考入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复攻土木，课余并发起组织活力社，互以革命救国相淬励。又二年，以经济情形过于艰窘，被迫休学，暂到云南滇缅路工程处及贵州农工学院服务，前后两年，工余读书，未尝有懈。1942年转入交通大学土木系肄业，1944年冬，投笔加入青年军，迨日寇请降，以青年军日趋腐败，乃慨然退伍，回中工校任教，并兼秘书。1947年与商育辛女士在渝结婚，感情弥笃。先生聪慧过人，做事明快，除对土木工程有深邃研究外，并擅文章，下笔千言，顷刻立就。先生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曾主持办理“科学与生活”月刊，至第八期被封。1949年5月25日在沙坪坝中央工校办公室被捕，夫人商女士亦同入囹圄，经该校竭力营救，商女士幸获保释。先生终遭严刑逼讯，当局以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参加共党，鼓励学潮加罪，并将党籍永远开除。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军迫近渝市之际，在磁器口渣滓洞“政治犯”监狱内，与数百志士同时罹难，年仅二十八岁。”而在1949年的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发的“被难烈士登记表”有这样一句话“曾发表过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立场模糊”，因而“不列名”。
埋名三十多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组织部和四川省委组织部的高度关怀下，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根据历史事实，将其追认为革命烈士，烈士的事迹得以昭示于后人面前：
薛传道，又名雪人，1921年出生于上海。其父原是小商人，但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加之洋货充斥上海，生意萧条，家境逐渐贫困，到薛传道出世时，已完全衰落，只能靠走街串户当小贩所得微薄收入来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因而薛传道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坎坷不平中度过的。
1937年，当他以优异的成绩读完初中时，却为没钱继续升学而苦闷。这时，正值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在南京成立，第一次到上海招生，因学生全部公费，薛传道遂报名参考，考入土木科第一班。到南京读书不久，日寇侵占上海，直逼南京，全校被迫西迁，他们受尽颠沛流离之苦，才辗转抵达四川万县。1940年又随学校迁到“陪都”重庆。毕业以后，因举目无亲，生活更为困苦，全靠师友的资助，才考进了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仍攻土木，半工半读。后终因经济来源断绝，被迫休学，到边远的云南滇缅公路工程处工作。1942年，考上当时西迁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继续读书。
国家的危亡，人民的痛苦，个人的磨难，促使他像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去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在西康艺专时，就和同学一起发起组织“活力社”，宗旨是“互相砥砺学术”，“互以革命救国相淬励。”转入交通大学后，又在校内外发展工科大学生和中级工程技术人员数十人为社员，薛传道被选为理事会负责人之一。但是，他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虽然不满国民党官僚政客的贪污腐化，向往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真善美社会”，但是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他幻想“从事实业和教育，可以影响政治，改造社会”，以为“办实业救中国之穷，办教育救中国之愚”，因而“立志发展实业和教育，来改造社会，服务人群。”为了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曾雄心勃勃地发展社员，出版刊物，开办学校、农场、工厂，成立建筑设计公司，结果是到处碰壁。不仅救国无门，连所办的工厂、学校，也自救不了，然而严酷的现实并没有使他们认识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他们设想的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他们认为这些失败，关键是因为大敌当前，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先赶走日本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投笔从军。1944年秋，日本侵略军攻占湘桂等省后又侵入贵州，攻占独山，形成从鄂西、黔南大举向四川进攻的态势，当时重庆一片恐慌。国民党一面筹划“迁都”西康，一面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出于满腔救国热忱，薛传道毅然投笔从军，于1945年1月离开交通大学，加入青年军201师工兵营任班长，准备拼杀在抗日前线。然而，入伍后，他发现，青年军根本不开赴前线抗日，而是以军训为名，驻在重庆璧山，成天接受反动教育，完全是一支蒋家的“御林军”。他深感自己受骗，于是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了青年军。
其间，他考入译员训练班，以此为“办实业救中国之穷”多学些科学工程技术。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译员训练班也即结束，薛又陷入无栖身之所的困境，于是到沙坪坝找母校的老师，当时中央工校教务长许传经收留了他这个得意门生，安排在教务处，不久从事教学工作。在他的心中重新点燃了“教育救国”的希望之火，他想在教育上做番事业。1946年中央工校校长魏光元出国考察，由教务长代理校长，薛传道被任命为校长秘书，代理部分校长之职。他创办了《中工半月刊》，宣传教育救国的理论，同时斥责教育部只管回南京发“劫收财”，而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漠不关心。他在学校的声望日益提高。
1946年夏，他被选为国民党全国候补监察干事，1947年，三青团与国民党实行党团合并，他又成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这一经历，在烈士档案中有详细的记载，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A类档案296卷商育辛的回忆材料中写道：
薛传道是中工三青团最早的团员之一，他是在中工读书时集体参加的三青团。1946年夏，三青团中央在庐山举办夏令营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由于薛传道在学校的声望，因此中央工校三青团让他偕学生数人同去庐山参加三青团夏令营。事后，他告诉我说：
“自1937年离家近10年，自费探亲经济有困难，能去庐山夏令营，就可得到一次回上海探望老父母的机会。”夏令营结束后，接着在庐山召开三青团代表大会，报上公布选举结果，我在重庆江津白沙女师院上学，从报上看到他列为165名候补监察中的最后一名。1946年秋，他返回中央工校，我追问他怎么会列为候补监察一事时，他说：
“在夏令营时，他经常发表言论，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力主革新。交通大学、中央工校的校友，活力社、青年社熟悉他的朋友，还有过去并不认识而是在夏令营中赞同他的关于国民党腐败必须革新言论的青年朋友拥护他，要选举他，国民党当局为笼络青年，伪装民主，同意选举他。会后仍回中央工校任教。”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使得他在1949年12月的烈士资格审查中被定为“不列名”，使得他在以后埋名三十多年，家人遭受连累。同时也正是这段经历，使得他能够了解到许多国民党腐朽肮脏的内幕情况，也为他以后的思想转变提供了条件。他发现蒋介石政府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陷于绝境，加上当道的都是一帮以贪赃枉法，尔虞我诈为能事的政客党棍。他很清楚，要靠国民党谋求振兴中华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开始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进行反省：他希望通过“个人奋斗”去获得幸福，但始终摆脱不了生活的窘境；他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却一事无成；他满怀抗日热情，投笔从军，却误入青年军；他抨击时弊，力主革新，却处处受到排挤，即使身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也要遭受特务的监视和恐吓。
国民党统治阶层的腐朽和个人的坎坷遭遇，促使他觉醒，1947年，爆发在国统区内的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则把他卷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从5月开始，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也此起彼伏，逐步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他关注着学生运动的发展，1947年，他在《中工半月刊》上发表的《五四感言》中写道：“消沉苦闷解决不了问题，彷徨堕落只是变相的毁灭，苟且取巧只会变成时代的投机分子，必须拿出勇气，浴身在群众队伍里，做一个创造奇迹的无名英雄。”
为了镇压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决定在全国各地学生6月2日举行“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之前，即6月1日统一行动，取缔一切爱国民主活动，并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全国新闻、教育、文化、出版、工商等各界进步人士及学生骨干展开大规模的逮捕。6月1日凌晨，国民党武装特务包围了中央工校，薛传道代表校方反对特务随意抓人，特务不但不予理睬，反而开枪打伤和逮捕了三名学生，激起了全校师生的无比愤怒。这时，又传来他的好友、唐山工学院的杜炳文在北平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捕的消息，这对他的思想震动很大。严峻的现实教育了他，必须在沉默中爆发，否则只会在沉默中灭亡。他在1947年6月《中工半月刊》上，编写一则揭露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消息和一篇《从杜炳文被捕说起-论工科学生的特色》的社论，坚决抗议政府镇压学生，号召工科学生要关心国家命运，团结起来，争民主、争自由、争和平。
在他思想转变过程中，朋友的帮助犹如催化剂，促使薛传道的思想迅速地发生质的飞跃。这时，上海“活力社”的社员，接受了党的教育和影响，批判了改良主义道路，在《活力通讯》上公开提出了“活力社应为劳动人民谋幸福”和“用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主张。薛传道的许多好友都逐渐靠拢革命，有的还加入了共产党，有的直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他们经常秘密通信，共勉进步。他的一位好友从冀东解放区来信鼓励他：“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国民党是釜底游魂长不了，望兄坚决站在人民一边，为革命作出贡献。”他深为朋友们进步而高兴，同时也不断的用他们的进步鞭策自己，他主动向学校的革命教师靠拢，他与该校进步教授乐怡然关系尤为密切，积极要求参加乐怡然等人组织的读书会。乐怡然原与胡乔木、乔冠华早年是同学，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有接触，并通过他们与《新华日报》联系，得以阅读《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整风文献等革命着作。1947年《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由他串联十多位教师组织起阅读进步书刊的“读书会”。通过读书会，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特别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他的影响甚大，他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回顾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感到《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发的理论，正是自己多年痛苦探索而未找到的革命真理。
薛传道思想的转变，同时也得益于他妻子商育辛的帮助。商育辛在抗日战争初期在浙江参加过“抗日民族先锋队”，与我党有联系，在重庆女师学院读书时，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薛传道思想转变过程中，商育辛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正如她后来的回忆的那样：“三年多时间里，在政治思想上，我确实同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和压力，曾提出分离分裂的警告，我还要求民主教授乐怡然协助我对薛传道施加政治影响。”商育辛的心血没有白费，正如她给朋友的信中所说：“这三四年来的时间、精力，我没有浪费，我对他（传道）进入了热切希望的阶段，尤其这一二个月来，他更有了新的进展。他是一座灯塔，不是一把野火，我相信，把他点明后，会照耀得长久的。”（见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业务档案A296卷）薛传道这位在旧营垒徘徊的知识分子，在朋友的帮助下，面对严峻的现实，勇敢地站立起来，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中，成为为民主革命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从1948年下半年起，他已彻底摆脱了包括中央工校三青团负责人在内的一切反动职务，他深恶痛绝地说：“国民党、三青团这样糟，挂个名也感到耻辱！”从此以后，薛传道与国民党、三青团彻底断绝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