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的部队里，度过了他一生难忘的高兴的日子，在那里，叔叔们不打他，也不骂他，还教他学文化，扭秧歌，阿姨们为他补衣服。这样开心的日子没有多久，部队要转移，因为小路年纪小，部队给了路费，让他回家。他把这些银圆藏在阿姨给他缝制的小口袋里，系在贴身的胸前，舍不得花，又流浪来到安庆，用银圆做路费，买了去上海的船票，来到上海，在那里，他的银圆很快用完了，于是只好流浪在外滩码头，靠给旅客提行李过日子。不多久，他又被一个国民党的连长带走，上了一艘到武汉的运兵船，还是当小勤务兵，经常挨打受骂。船到武汉后，连长弄了一个姘头，总爱鸡蛋里挑骨头，对小路是非打即骂，因此，小路常常想念解救他的解放军叔叔，有意无意间说解放军叔叔好。有一天，小路下河洗尿罐，不小心摔坏了罐子，回来和军官太太顶撞起来，蒲小路骂这女人是婊子。军官回来了，这女人在军官面前告了蒲小路一状，并说蒲小路是解放军的“探子”。就这样，蒲小路被五花大绑送到军部，军部的人认为这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到过上海、武汉、又去过解放军的部队，肯定不简单，于是对他用软的、硬的各种手段拷问，他总是摇头说不知道，敌人只好送重庆西南长官公署，指控他为“小共产党”，由二处押到渣滓洞看守所。
蒲小路初入狱，个性倔犟，常和同志们顶嘴，说打就打，不示弱，吃饭抢饭，谁劝告都不听，但是同志们并没有因此而看不起他，相反，大家都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关心他、爱护他，像对待自己的弟妹、子女一样。吃饭时，大家都匀出一点，让他多吃，轮到囚室做内务时，也总是让他休息，其他同志替他干，同志们还给他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同志们的帮助和教育下，渐渐地，蒲小路身上那种流浪儿的坏习气被改变了过来。
为了让蒲小路能够成为社会有用的人，同室的叔叔们还承担起了义务教蒲小路学文化的任务。学文化，蒲小路开初很反感，不愿学。学了几天，他把难友们给他编的课本撕下折飞机，把竹签子笔也掰断。并说：“坐牢学文化有什么用？文化不好学，比什么都难。”但难友们并不气馁，向他讲道理，并指出他那次在成都就是因为不识字，才坐错了车，本想回家，结果却到了重庆，开始流浪，最后坐牢。为了提高他的学习兴趣，诗人蔡梦慰先教他学儿歌，何雪松教他读五言诗，潘星海教他认阿拉伯数字、学数学、加减法，这样，慢慢地把他引入学习门路了。1949年春节后，难友们响应江姐提出的“努力学习、加强锻炼、迎接解放”的号召，掀起了学习高潮，华蓥山的老游击队员也加入到学习的队伍中。蒲小路就和他们比赛，看谁字认得多，谁会背《九九表》，谁能朗诵古诗？放风的时候，他就积极地搓黄泥粉笔，准备学习工具，晚上睡觉时，他在床上还要复述一遍白天学过的内容，早晨天还未亮，他就第一个起床，站在牢门边，借着门栅栏微弱的光线，在地上练习写字。在他床头的墙壁上，他用竹签子笔刻满了生字和算术公式。
耳濡目染难友们反抗监狱看守种种暴行的英勇斗争，蒲小路迅速成长起来了，他由一个顽皮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爱憎分明、思想进步的好孩子，和难友们一起为反抗狱方的各种非人折磨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次，绰号猩猩的看守所长李磊把蒲小路叫到他的办公室，以给他恢复自由，收他当勤务兵为诱饵，要他在狱中监视大家，发现共产党员搞秘密活动，说反政府的话，就向他报告。回到囚室，蒲小路把猩猩的话向大家说了，难友们问他愿不愿意当特务的勤务兵，他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很坚决地说道：“整死我都不当王八。”过了几天，猩猩喊他到办公室去汇报情况，蒲小路说：“没有啥汇报的，他们都是好人，天天给我治癞子。”特务说他不老实，扭他的脖子，撕他的嘴巴，用野蛮手段威逼蒲小路，但他不屈服，和特务对着干，顶回了特务的逼迫和拉拢。
在狱中，他还承担放哨和交通的任务。1949年元旦后不久，蒋介石引退的消息传到狱中，为了让全体难友们都知道这个好消息，何敬平把传递消息的任务交给了蒲小路，这天正好轮到楼下五室做清洁，蒲小路按照何敬平的吩咐拿着扫帚扫走廊，从楼上八室开始，扫到楼下八室，他弯着腰，低着头，每经过一间牢房，就向难友传达“好消息，蒋王八下台了”。很快，喜讯就传遍了男牢室。当他正向女室的难友传话时，却被值班听到，问他刚才说的什么？他说：“做清洁，没有干什么。”特务取下门方上挂的板子，举板就打，强迫蒲小路回答，但是任凭板子打肿了他的手，他只是怒目而视，一声不吭，在难友们一致的要求下，敌人不得不将他放了。
1949年六七月，一连几十天不下雨，看守所只给难友们每人每天两碗水，在这酷暑时节，就是不洗脸、不漱口，两碗水也不够润湿整天干渴的喉头，何况每间牢房里还有生病的人。从哪里找水呢？难友们利用放风的时候，到处寻找水源，终于在一处墙脚下找到了一股浸水。他们用竹块挖了一个坑，放风时，每人喝一点，给狱中生病的同志带回一点。有一天，楼上五号牢房的同志在放风时路过四号牢房，把一碗水送给了一位正在生病的难友，当即被敌人看见了，说他们违反所规，停止向他们供水三天。人离开了水怎么能生存呢？同志们决定给楼五室的战友送水。为了不被发现，每个牢房把洗的衣服晾在走廊上，挡住看守人员的视线。可是走廊栏杆太矮，要闯过长长的走廊不被发现很困难。大家正在着急，这时，蒲小路自告奋勇地说道：“我去！
我去！”就这样，轮到蒲小路那间牢房放风的时候，他就端着水，猫着腰一趟接一趟地给楼五室的同志送去。一次，他正给楼五室的同志送水，忽然起了大风，把晾在栏杆上的衣服刮掉了，蒲小路也暴露在敌人的眼前。特务手执皮鞭冲上来，要毒打蒲小路，还大声嚎叫着：“谁叫你干的？”蒲小路学着大人的口气说：“我自己干的。”
特务恼羞成怒，举鞭就打，皮鞭如雨点般落在蒲小路头上身上。这时，整个看守所的人们异口同声地喊道：“不准打人！不准打人！”特务害怕把事情闹大，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大屠杀时，蒲小路侥幸躲过了敌人的轮番扫射。最后徐贵林开门进屋补枪，蒲小路从血泊中站起来，正要往外冲，徐贵林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恶狠狠说了一句“你这个小共产党”，然后在他身上倾泻了一梭子弹，年仅十三岁的蒲小路，倒在了血泊之中。
在渣滓洞监狱，难友们非常善于相互团结协作，运用集体的力量与特务作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反抗特务的残害和虐待，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声援人民解放战争。
这些斗争活动，曾在渣滓洞关押过的张大昌作了较系统的回忆。
1948年5月的一天中午，特务照例让伙房挑出菜饭摆在内院的放风坝子上，特务管理员吹哨子叫各室去人打饭菜，各室却毫无动静，任凭特务一再叫喊，也无人出声。
原来这是在几个共产党员的组织下，发动难友为抗议特务贪污伙食费而举行的绝食斗争。
渣滓洞监狱有一个由政治犯推选成立的伙食委员会，伙食委员可以查阅伙食账目。
由于特务事务员不会写账，要从政治犯中找一个写账的人，大家就推举楼下一室的仲秋元去作。仲秋元于1947年6月被捕，特务一直未查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因此他在狱中仍以重庆三联书店经理的面目出现。1948年5月，他从伙食账目中知道上月伙食有节余，而特务事务员却没有按规定拿出来为大家改善伙食，他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伙食委员张怒涛。张怒涛为人耿直，当即以伙食委员身份去质问特务事务员，并要求查账。特务事务员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张怒涛，还出手打他。楼下五室的何雪松在风门口望见，便大声喝道：“不准打人！”其他囚室的难友也随声呼应，一起吼起来，顿时，喊声震天。本来，特务大肆克扣粮食和菜金，大家早已十分气愤，现在见他不但拒绝查账，而且还殴打要求查账的伙食委员，政治犯们的愤怒一下便激发到不能克制的地步。
这时，和何雪松同关楼下五室的有田一平、胡春浦、肖钟鼎、李子白等，他们都是因“小民革”搞地下武装的事被捕的。其中，田一平于1947年6月被捕，那时他在办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华西晚报》，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其实他是在四川军政界中搞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春浦，1935年入党后曾受过中共中央保卫部门办的“特科”情报工作训练，被捕前在成都开设“大有字号”，经营煤炭生意，为党筹措活动经费，掩护身份是私营商号的老板。胡、田二人都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和肖中鼎、李子白、何雪松等研究了当时狱中斗争形势，认为难友们长期对坏伙食的不满情绪已经因为特务事务员贪污行为的暴露和打人行为刺激得异常高昂，正可以借此时机发动难友们进行绝食斗争，以打击特务的气焰，争取改善伙食和生活环境，还可以提高难友们的团结性和斗争性。几个人商议后，即分头串联各囚室的难友，并约定好了停止绝食的条件。
特务管理员见无人出来吃饭，感到事情不妙，赶紧去报告渣滓洞监狱所长李磊。
李磊长得体厚肉肥，面色潮红，而那张长了许多猩红斑点的，脸型却是两颊下陷、下巴尖削，酷似猩猩面孔，难友们就取了一个外号“猩猩”。李磊平时在难友们面前总是装出一副假模假样，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的监狱所长，他自称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慈善家。李磊把各室室长请到办公室，他假笑着对大家说，他对发生这样的事情很难过，承认事务员不该打人，要求大家回去劝说难友停止绝食。各室室长就把事先约定的条件提出来：
一、尊重伙食委员职权，公开伙食账目，不得克扣粮食和菜金；二、糙米难吃，要把糙米碾成熟米──可由各室的人轮流打米、风净；三、不得打骂和侮辱政治犯；四、撤换打人的特务事务员。
李磊瞪着眼听完条件，沉思半晌，才含糊地回答可以商量，但又推却说用人权在二处，他无权换人。说完就叫大家回牢房去。
各室室长走后，李磊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个圈，他暂时不敢把这事向上报告。犯人闹事，是因为管理人员有贪污行为，这点，李磊作为所长心里很清楚，那个特务事务员平时给他家里“孝敬”过不少不明不白的钱物，而他一贯是睁只眼闭只眼，如果报上去，追查起来脸上实在不好看。当然，实在不行，他也可以把什么事情都往那个事务员和老婆身上推得一干二净。想到这里，他立即分咐手下将饭菜热一下，另外再加炒一个回锅肉抬到内院坝子里。特务们又吹哨子叫各室去打饭，但仍然无人应答。
李磊只好电话报告二处，并请示行止。
徐远举听了也觉头痛，又气又恨。气的是自己手下这帮混蛋，只知贪污腐败，全然不把党国大事放在心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恨的是这些革命者被关在牢里还不老实，居然聚众滋事。他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以他的德性，真想一炮把渣滓洞轰为平地，但又怕为一点小事把事情弄大了不好收场，只好在电话里把李磊大训一气，讲了一通攻心为上、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指示李磊先答应条件，来个缓兵之计，过后暗中再清查是哪些人在捣鬼。
李磊心中有了数，就又把各室室长请来，表示接受难友们提出的各项条件。这次绝食斗争就这样取得了胜利。虽然事后二处派人提出几人去审讯，追查谁是绝食斗争的发动者，但却毫无收获，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特务事务员被撤换后，难友们开始轮流打米，大家都乐意轮到自己打米，因为拉石滚、绞风车和上斗都能活动筋骨，同时坝上的空气也新鲜得多。
第一次绝食斗争胜利后，在一段时间里，特务对政治犯确实管理得不太紧了，有时几个室同时放风，李磊及管理组长徐贵林有时也同难友们说话。
徐贵林体壮身粗，面黑眼圆，难友们给他取了浑名叫“猫头鹰”。他和李磊两年前都是上尉，后来李磊升为少校，而他未升，而且李磊所担任的职务又恰恰管着他，他非常气愤。在私下谈话中，他常吹嘘自己曾逮捕和枪杀过好几百人。他说他十几岁就开始杀人，枪毙第一个人时手还发抖，后来就逐渐自然了。他自夸是凭“功劳”升官的，骂李磊靠老婆升官，路子不正等等。难友们就利用徐贵林与李磊之间的矛盾，要求徐允许政治犯练习和比赛篮球，说“这是你管理组长的权限，不必经过所长同意”，徐贵林本人也喜欢篮球，便同意了。难友中的篮球爱好者都自愿报名参加。篮球活动的开展起到了联络和暗通情报的作用。偶尔徐贵林还组织特务看守员与难友们比赛，但每次输球后，他就拉长了脸，借故打骂、刁难难友。
不久，难友们又对李磊说，你是书香门第出身，应该让大家读书、看报。胡春浦并表示愿意出钱订报。李磊见徐贵林同意练球、赛球得到好评，也同意了订报和开放图书室。图书室由仲秋元担任管理员，政治犯都可以去借阅图书。
这时，“小民革”搞地下武装的案子，经过胡春浦他们巧妙的斗争，被特务默认为系向“小民革”总部骗取大笔款项的手法，而并没有搞武装的实际行动，所以胡春浦仍以“大有字号”老板的身份出现，牢外经常能给他送钱物进来。他出钱买了篮球，又订了《大公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报纸每天由仲秋元贴在墙上，供大家阅读。关于战争的消息，虽然这些报纸只登了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稿，不说国民党军队失败的情况，但从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它说在某地“杀伤了大批敌军，完成了战略任务，我军主动转移”，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解放了。
政治犯被捕时，通常身上都带有一点钱物，因搜身时有众多特务在场，一时还没有人敢贪污，就存放起来了。胡春浦等利用李磊吹嘘自己世代慈善家的心理，请他用政治犯们带来的钱办一个消费合作社，让大家能买到生活用品，还可接济家里没有送钱物来的政治犯。李磊又同意了。于是就用这笔钱买进肥皂、草纸、牙膏、牙刷、毛巾、白酒、豆瓣、酱油、盐等物出售给大家。大家被捕时带来的钱和家里送进来的钱都如数换成牢里的流通券，凭券从合作社买东西。合作社由李磊自任经理，肖钟鼎任售货员，仲秋元任会计。为此，肖钟鼎迁至楼下一室和仲秋元同住，室门整天不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