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是我在灯塔山疗养院交到的第一个朋友。
他很年轻，只有十五岁，是一个爱笑的男孩子。他有一双活泼的、清明的、小鹿一般的圆眼，笑起来时鼻子皱起，露出两颗尖尖虎牙，似天然的小兽物，伶俐讨喜。
他是灯塔山疗养院里最年轻的病人，我与他共享一间病房，他睡靠窗那张床。我们的房间朝南，采光很足，即使在常年阴雨天气的灯塔山，也能占有足够的阳光。
第一眼看见他，他就坐在那张靠窗的床上，坐在灯塔山少见的阳光里冲我笑。他是个可爱的年轻人，热情且快乐。他用一个拥抱欢迎我，对我说：“嘿，欢迎你来灯塔山。”
他爱笑，也很爱讲话。年轻人精力旺盛，对新事物总有好奇心，叽叽喳喳热热闹闹，绝不惹人讨厌，笼子里的八哥一般，哪怕当作小宠物，他陪在我身边，也足以排遣寂寞。
但若要问起他从前的事，家里有什么人，得了什么病，怎么会住进灯塔山疗养院，他却一概推脱自己忘记了。我想他也许在智能发育上有问题，便不同他计较，照样去哪里都带着他。
如果你也住在精神病院，就会明白，有上官这样一个朋友，是多么可贵。尽管他傻乎乎疯疯癫癫的，也总强过一个人孤独地老死并腐烂在这个地方。
没错，灯塔山是一座精神病院。本市所有犯下杀人或伤人等重罪的危险病人都关在此地，比普通监狱更戒备森严。一提起它的名号，小孩子都要啼哭到天明。
现在我的名字叫“22床”，但在住进灯塔山之前，我有一个正经的名字，还有一个体面的身份。
但这一切，都被一个名叫杨即霖的人彻底毁了。
我叫贺恭行，今年二十七岁。父亲死后，我继承了他的基金会，顺便也继承了这座精神病院。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杨即霖就是灯塔山精神病院的院长。他比我年长十余岁，父亲故去后，一直对我甚为照顾，待我亦师亦友，十分亲近。
他主张对原灯塔山精神病院进行扩建改制，更名为灯塔山疗养院，在原址基础上另辟新地，建造新住院楼接收新病人——而所有的危险病人被集中在灯塔山后山的旧病院遗址内。为了防止危险病人脱逃，旧灯塔山精神病院建在悬崖边上，悬崖下就是波涛汹涌、凶险异常的深海。
我信任杨即霖，在灯塔山扩建过程中赋予他极大的权力。疗养院一落成，我就遭到了反噬。基金会接连出现一系列危机，最后负债累累，面临破产结局。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杨即霖搞的鬼，却不能不向他求助，任他趁机收走了我手里的股份，把父亲留给我的一切据为己有。表面上看，是他在帮我渡过难关，其实我已被他架空，变得一穷二白、一无所有。
最后，他宣称我有精神问题，将我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曾把灯塔山里的病人看作一盒子发疯的老鼠，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也会变成盒子里的疯老鼠。一旦被烙上疯子的标签，无论我做什么，都会被当作发疯，这就是变成疯老鼠的绝望之处。
但我始终坚信，我不是疯子。
很快，我就因拒绝服药，甚至动手攻击发药的护士，而尝到了电击的滋味——也是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灯塔山精神病院，一直采用电击的方式惩罚不听话的病人。
在灯塔山，没有作奸犯科、穷凶极恶、屡教不改的犯人，只有听话的病人。
那是我住进灯塔山大约两个个月后的某天清晨，我与其他病人排成一列，从护士手中领取自己需要服用的药物。上官排在我前头，低着头安安静静随队伍前进。
忽然，他扭过头看我，笑着说：“贺恭行，我看到你的名字了，今天你吃黄色与红色的小药丸！”
他的神情如此欢喜，仿佛排队领取小红花的幼稚园小朋友。我不能怪他，他是个傻子，但我不是，我不会心甘情愿吃那些会让我变成真正疯子的药丸。
也许是上官天真欢喜的表情刺激到了我，那天我对服药这件事感到格外排斥。
很快轮到上官取药。他正要开开心心接过属于自己的红黄两色药丸时，我拦住他，伸手把盛药的托盘整个掀翻。
药片撒了一地，如同各色玻璃弹珠般弹跳。有人尖叫有人开始笑，而我则被壮硕的男护士与警卫当作病发的暴徒，按倒在地。我一边叫骂，一边疯狂挣扎，所有人都在看我，仿佛看盒子里的一只疯老鼠。
或许他们是正常人，我才是疯子。
我被一针镇定剂轻松制服。瘫软在地，我的呼吸与心跳都缓慢平静下来，我感觉自己像沉入热水中，四肢从身体上解离，远远漂浮开去。
意识也一起坠落入黑沉水底，最后我看见上官那张充满忧虑的脸，他开口对我说：“贺恭行，你应该吃那些药，那会使你好起来。”
不，我永远不会好了。
因为拒绝服药，我被当作不听话的病人，带去电疗室接受惩罚。
过程自然很痛苦，也极其狼狈。他们把我的四肢用束缚带绑在床边，给我嘴里塞了一只压舌板，防止我咬伤自己的舌头。镇定剂的药效尚未过去，我在床上无意识地挣扎扭动，好似案板上一条半死不活的臭鱼。
杨即霖居然来看我。许久不见，他的样貌没多大变化，添了几条皱纹，鬓边多了几缕白发，笑容依旧虚假伪善，令人作呕。
他叫我小贺，称呼一如当年老友，看我的眼神亦是同情夹杂着怜悯，仿佛他不是害我沦落至此的罪魁祸首一般。
他亲自把导电胶涂在我的两侧太阳穴上，将冰凉的电极贴近我的皮肤，叹口气对我说：“小贺，你怎么总是不听话？”
我刚想把压舌板吐出来，骂他个狗血淋头，有人便打开了治疗仪的旋钮。
电流从贴在我额角上的电极片里涌出来，如一把利刃搅烂撕裂我头脑里每一条神经。我作咸鱼翻身状，脊椎关节拉长绷紧仿佛要将自己弹出去，四肢却给人紧紧按住，无法挪动分毫。
我嗓子里发出的叫喊根本不似我自己的声音，倒像一头困在陷阱里的野兽，每一声都是血淋淋的凄厉悲惨。
不等他关掉电流，我眼前一黑，彻底晕了过去。
我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上官。
他忧愁地盯着我看，一见我醒来，那双活泼的黑眼珠立马亮起来。
“渴不渴？饿不饿？”
他一边问我，一边扶我起来。一双冰凉冰凉的手，塞了一只同样冰凉的馒头到我怀里。他龇着雪白的牙花子冲我笑，“特意给你留的，这里过了时辰就没饭吃了。”
我看了看手里的馒头，又看了看他。此夜月圆，月光从小小一扇天窗里洒落下来，恰好映亮他漂亮的、洁白的、几乎没有血色的面庞。他对我笑，笑是真的，他看起来却不像个存在于世的真人。
我想要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指挥声带与舌头发音，我的神经反射好像有一个光年那样长。我迟钝地张开嘴，涎水马上从口角淌了出来。我又气又急，要用手抹嘴，却发现自己双手抖得像帕金森患者一样。
上官柔声细气地安慰我：“你不要害怕，过段时间就会恢复了。”
他取来毛巾给我擦嘴，把馒头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塞进我嘴里。我无法咀嚼，只能用唾液把馒头濡湿，一点点咽下去。
喂完馒头，上官又倒了半杯热水让我喝下。我觉得舒服些了，好像能开口说话了，结果一张口却只发出咿咿呀呀无意义的叫喊。
“没关系。”他摸了摸我的脑袋，抚摸小狗似的，目光柔柔地看我，笑说，“睡一觉就好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他爱笑，笑起来也很好看。但我总觉得他熟悉，像从前在梦中见过一般，记忆里留了个模模糊糊的影子，看不真切。我只觉得他好，再好不过了，连他此刻用温柔又疲倦的目光注视我，当我是条受伤的小狗，我也不感到被冒犯，只觉得亲切。
他温柔的目光，与脸上的笑，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别样的悲凉，使我心头泛起酸楚。他怎会用这样的目光看我？仿佛我是他永远也到达不了的彼岸。
他又摸摸我的脑袋，让我睡下了。
当夜无梦，我没用安眠药，一觉睡到了天亮。
仔细想想，我就是在那天下定决心，一定要带上官一起逃出灯塔山精神病院的。
等我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同杨即霖见了次面，地点在他灯塔山的办公室。
我印象中，杨即霖并不是精神科医生，只是一名挂牌的心理医师。他能坐到灯塔山院长的位置，完全是因为我父亲对他行政工作能力的肯定。
他煞有介事穿了一套挺括西装，戴一副斯文的金属边眼镜，风度翩翩地站立在办公桌旁，向我露出伪善的笑容。
他施舍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我试图保持镇定，但一看见他，就令我回想起受电击时那份皮焦肉烂的苦楚，心里留下了阴影，不由得瑟缩起来。
杨即霖坐在办公桌后面，带笑看我，“小贺，你还好吗？”
听他开口说话，我下意识打了个冷战，“还好，”我低头，避开他的目光，回答道，“上官在照顾我……”
“小贺，”他叫我的名字，语气和善，“你应该知道，在灯塔山，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值得信任。”
他在放屁。我心想，我就算信任一条狗，都不会信任他。
杨即霖忽然从桌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我几乎把头低到胸前，身体不由自主颤抖着。我无法自如地面对这个能笑着对我施加痛苦的人，而他却伸出手，摸小狗似的摸了摸我的脑袋，像上官对我做的那样。
“小贺，我答应过你父亲，替他照顾你，但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
我没回答他的话，只蜷缩在椅子里颤抖着。不知为何，明明上官在照顾我吃饭，这段时间我的体重却下降得厉害。杨即霖轻轻松松握住了我的后颈，抚摸我颈椎上的棘突，忧虑道：“小贺，你太瘦了，应当多吃一些。”
我感觉自己像被他拎在手里，忍不住汗毛倒竖，脊背上都发了冷汗，却不敢轻举妄动，否则他马上会捏断我的脖子，像杀死街边的流浪猫狗一样。
“你吃药了吗？”他继续问我。
我点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