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托马斯主义的伦理社会学说——“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
第一，以“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代替“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者观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罪恶和民众的苦难，也从神学的角度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人道主义的虚伪性，想挽救社会的危亡、解脱个人之苦痛。马里坦说，教会过去“帮助了欧洲的社会塑造”，今天也有责任“凭借着那种被公认为属于教会的道德权威，来帮助我们拯救受威胁的文明，来帮助我们对世界进行改造，来帮助新的秩序降临”。但由于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不可能看清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科学途径。他们认为，人们之所以发生分裂与隔阂，人类社会之所以发生各种冲突和危机甚至面临毁灭的威胁，人们之所以遭到各种不幸和痛苦，贫富之间的仇视、嫉妒，个人之感到孤独，受到压抑和挫折，人们普遍存在的悲观失望、消沉颓废情绪以及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等倾向，其原因不在于社会的经济制度，而在于人身内部的精神失调。马里坦进一步解释说：“现代世界的一个最严重的毛病是二元论，亦即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的分裂。世俗的东西属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范围，完全受肉欲规律的支配，离开福音的要求很远，其结果与福音愈来愈不能生活在一起。”这无非是说，现代社会中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丢掉了上帝，把基督教伦理变成空话了。所以，新托马斯主义提出的办法是“人要享受被爱的权利，然而这种权利只能从上帝身上得到”，“对人的信仰如果建立在超人的信仰上，就会得到再生”。在道德行为规范方面，他们提倡正义、平等、良心，提倡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爱，反对过分欺诈、陷害、谋杀、劫掠等不正当行为，力图同现代资产阶级中某些赤裸裸的非道德主义划清界限。提出，作为一个道德的人必须是一个行善的人。马里坦说：“福音与教会教导人们尊重人格、尊重人生、尊重良心、尊重贫困、尊重妇女的尊严、婚姻的神圣、工作的高尚、自由的价值、每个灵魂的无限价值以及各个种族、各种地位的人在上帝面前的本质的一律平等。”他们的这些主张由于撇开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必然是抽象、空洞的说教，而且把人的道德行为归结成了“永恒规律的体现，是作为世界的基础的上帝的计划的表现”。
第二，否认“历史科学”，赞同“历史哲学”。在新托马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社会学说往往被当作伦理学的分支。在他们看来，人的道德和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对上帝的归顺为绝对目的，这就从社会伦理道德直接引出了社会政治理论。在社会的构成问题上，他们指出“本来意义上的社会，即人类社会，乃是由一些个人组成的社会……社会的单位就是个人”。而构成社会单位的个人，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现实的，他是一种与上帝相通的精神实体。在历史发展的问题上，提出上帝以及上帝在尘世间的代表基督教会，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福音在历史上突然出现……促进了历史的运动，并给他指出了方向。”在社会改革问题上，新托马斯主义者不反对社会改革，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直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关心穷人的命运。马里坦说：“劳动阶层有权进行社会变革，以适应他们在人类历史上达到成熟阶段的需要。”“教会的使命使它的心永远和穷人在一起，它总是在穷人中间找到它的力量的真正源泉。”所有这些，从本质上讲，都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而且他们的社会理论基本上是神学历史观。因此，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历史科学”，而只有“历史哲学”。
综上所述，新托马斯主义一方面是承袭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有不同于老托马斯主义的新特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当时社会的客观潮流，促进了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论证科学和宗教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同老托马斯主义者一样，他们最终使科学服从宗教，但他们不是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去调和两者的对立，肯定科学和信仰不会发生矛盾，从而论证二者的统一性。他们号召人们运用理性的方法去研究现代科学技术，他们其中的不少人甚至深入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专门领域。这些人利用现代科学诸如量子力学、天体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现代天文学等来为神学服务，尽力消除科学和神学的冲突。如：有的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推导出宇宙在空间的有限性，把开普勒的红移效应实验看成是宇宙空间有限的实验证明；有的从宇宙尘埃的存在推论出宇宙的毁灭和世界末日的降临；有的把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同亚当和夏娃联系在一起等。所有这些，从客观上都促进了科学的普及和发展。
第二，论证理性与信仰的一致性，为经院哲学传统注入生机。新托马斯主义者贯彻和体现了教皇的决策和政策，又吸收现代科学、哲学的成果，断言理性和信仰之间不存在矛盾，他们强调，二者的最终原因是同一的，真理只有一个，所谓理性真理和客观真理，实质上是两种客观知识，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原因和同一个真理，因而二者都不可偏废，否则就会重演中世纪的双重真理论，而陷于理性与信仰相对立的二元论。在当时基督教哲学处于低潮、信仰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他们的一系列论证，不仅确立了经院哲学的传统，而且使中世纪哲学获得了与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相匹配的平等地位。
第三，创新了论证方法，使人类思维传统得以延续。他们在论证上帝的存在时，除了沿袭老托马斯主义者的论证方法外，又用现代西方社会中所存在的矛盾和危机，用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作为上帝存在的新论据。他们运用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把“存在之为存在”的传统意义归结为本质、实体和实在，从而突出了托马斯·阿奎那学说中存在与本质的区别。在逻辑方面，使用经院哲学的方法在逻辑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并且把逻辑学作为基督教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在哲学对象的研究问题上，他们采纳了经院哲学的传统观点，却没有搬用其方法，康德的先验论证方法、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以及英美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都被吸收进去。所有这些论证方法，新托马斯主义都是具有创造性的。
第四，强调的人的尊严，赞成信仰自由。新托马斯主义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也强调人对神的臣服。但他们又主张社会进步和改革，提倡人道主义，要求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发扬人的个性。他们也改变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对异端、异教的敌视，赞成宗教上的宽容，甚至信仰自由。
新托马斯主义一产生，就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广泛传播开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活跃，并成为罗马天主教会惟一的官方哲学。1917年梵蒂冈公布的《教会法典》中规定：“教师必须根据并牢记天使博士的理论、原理和原则，进行哲学和神学教学。”接着，瑞士和意大利的不少大学都成了研究和宣传新托马斯主义的重要阵地，多伦多成立了中世纪哲学研究所，墨西哥有托马斯研究中心，连新加坡、马尼拉也有关=F托马斯的组织机构。据统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世界各地有2000余所基督教的大专院校和修道院设有新托马斯主义课程，如修道院规定：2年时间学习托马斯哲学，4年时间学习托马斯神学。这个时期关于新托马斯主义的书刊也达到了15900多种。总之，凡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新托马斯主义的宣传阵地。新托马斯主义如雨后春笋传遍全世界。
3.托马斯主义的当代形态
也许是历史巧合，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创立了托马斯主义。之后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争斗，才确立了其基督教正统哲学的地位。而新托马斯主义自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也仅仅活跃了半个世纪。
l983年出版的教会法典，已经删掉了原来关于托马斯主义的法律条款。就在这个时期前后，所有基督教大学里的托马斯主义课程被哲学史所代替，托马斯主义的研究宣传机构有的名存实亡，有的成了查阅和整理资料的事务性机构。就连基督教会内部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天主教里僵化了的经院哲学被人们摈弃了”，新托马斯主义“即使没有全部被埋没，至少也是被打人冷宫了”。
究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是现代西方哲学中“非意识形态化”趋向的冲击，新托马斯主义很难维持其在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地位；二是20世纪西方哲学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在这一总趋势之中基督教哲学也不可能长久繁荣。当然这些原因都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总的来说，基督教哲学是西方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基督教是西方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创造源泉，是欧洲文化统一的基础，西方的成就主要归功于这一统一的精神。著名诗人和文艺评论家艾略特说：“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意义……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毛，你才能用羊毛制作新大衣。你必须经过若干世纪的野蛮状态。”就是到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其精神文化包含着两个相互制约的方面：“禁欲苦行”、“贪婪攫取”。前者作为“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刻苦创业、谨慎持家和精打细算的品格，后者则作为“经济冲动力”铸造了资产者开疆拓土、征服自然和敢于冒险的精神。二者结合共同作用于资本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事实上，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化中有双重性格，一是有与近代民主和科学相对立的一面，这种对立随着教会权威的衰落而逐步崩溃了。二是作为价值之源的基督教精神，经过宗教改革之后，为近代西方社会的民主、法制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
可是，当基督教推动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之后，西方的世界变得日益世俗化、现实化、功利化、消费化、享乐化和商人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信仰的宗教之源越来越被忽视甚至被遗弃，人们不断地膨胀自我以代替上帝，越来越不接近宗教信条的约束，否认神的存在似乎成了时尚。这种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价值危机和信仰危机，人们精神世界的世俗化所导致的神圣性、超验性、终极性意义的衰微，无疑对基督教发出了严重挑战，严重威胁着基督教信仰。
1962一1965年，罗马教廷召开了梵蒂冈第二届大会，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3000多人参加，其中哲学家和神学家就有400多人。会议通过总结过去，分析现状，共商对策，最后决议要赶上时代潮流，实现基督教哲学“现代化”。在大会发的16个文件中，一致号召教会工作者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现象和实际情况去宣传基督教信仰，“历代的经验、科学的进步和潜在于各种文化中的宝藏，都是人类借以充分地表述自己以及向人们开拓迈向真理的新途径”。“教会尤其要生活在世界之中”，“倾听、分析和解释这时代的各种理论，同各民族所有不同文化进行活生生的交流”。“应当彻底认识他们通过其文化所表现的思想方法，应当把新的学说、见解、发明同基督教的伦理、教义和教育联结起来。”“这种结合人类文化而宣讲启示真理的做法．应当继续作为宣扬福音的定律”等。由此看来，教会依然需要基督教哲学。但是，会议没有对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作出任何决定，会议文件中也只字不提托马斯哲学，只是写道：“教会要尝试以各民族的观念和语言去宣传福音，目的是尽可能地结合人们的理解能力，适应哲学家的要求。”看来，基督教会所需要的不只是哪一种哲学，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哲学已不再是基督教会的官方哲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