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我一时忘了我在什么地方。我正在思考哪些论证支持我的哲学以反对怀疑论者。”
国王和蔼地笑了，说道：“我要命令我的秘书们把你的论证记录下来，为了将来你一旦忘记了它们时备用。我相信它们是有价值的。”
托马斯·阿奎那忘我工作，突出表现在他主持讨论方面。
巴黎大学学生的讨论，由教授主持，通常分为自由讨论和专题讨论。
自由讨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不定题目，不拘形式，随问随答，所提的问题漫无边际，有些问题是当时很现实的，如修士是否有义务从事体力劳动等；有些问题出于学生的好奇，如在地狱里是否有实在的虫等（托马斯回答说，没有！那里只有良心和持续的剧痛）；有些问题庸俗肤浅；有些问题是在开玩笑；也有些问题纯属刁难。主持这样的讨论，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是很难胜任的，托马斯总是能对其中的问题作耐心的回答，并总是把讨论的问题进行书面汇总，仅现存的托马斯自由讨论集就有10万多字。
专题讨论是一种很规范、很细致、理性很深的讨论。这种讨论首先是有主题，每个主题又分成若干个问题，一般分为10个问题，多的达17个。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直接主持，并自己编入专题讨论集的有真理、上帝、天使、天命、预定、思想、先知、认识、信仰、善、自由意志、神思等29个专题。如其中的“真理”这个专题，他分成了12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即“什么是真理？”“真理在理智的综合和分析中吗？”“真理只有一个吗？”“真理在感觉中吗？”“感觉会有错误吗？”“理智会有错误吗？”等。如此，29个讨论的主题共分成了253个问题，可见讨论次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工作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托马斯同样把这些专题讨论汇集成册，共50多万字，书名为《论真理》。仅此就超过了流传下来的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的一半。然而，托马斯在主持讲座方面的工作量和认真程度不止这些，他还有10本专题讨论集，如：《论上帝的能力》、《论精神性的受造物》、《论灵魂》、《论恶》、《德行总论》、《论基本道德》、《论爱》、《论友好的规劝》、《论希望》、《论道成肉体》等。不过，能够反映出托马斯·阿奎那当时基本思想的，还是那本《论真理》。仅就这些名目众多的讨论集，就足以说明托马斯·阿奎那对教学工作的狂热、执著及其突出的业绩。
同时，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教授，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仍坚持学习和研究，在任巴黎大学神学教授的1257至1258年期间，托马斯·阿奎那还注释了6世纪著名哲学家、被基督教称作神父的波爱修的《三位一体论》和《周期论》。
《三位一体论》是一部神学著作，但托马斯·阿奎那在注释中阐述了许多有关人类的知识和自然科学问题。其中托马斯对思想所依据的形象作了充分评价，他认为，人的理性不仅限于认识物质的东西，而且也认识非物质的东西。其关键是借助于“形象”，即使是感觉经验的形象不够精确，但也不能没有它。他说：“形象是人类认识的来源。我们理智活动就是从它那里开始的。
它不仅仅是霎时间的一种刺激，而且是理智活动的一种持久的基础。”托马斯·阿奎那在对这本书的注释中，还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性科学”和“实用科学”的划分，把物理学和医学进行界定和分开。指出，理论科学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科学，实用科学主要是应用于具体实际。虽然这两门科学不能截然分开，但医学与物理学的关系是间接的，作为以实际应用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医学，并不直接属于物理学。
《周期论》，原著共7个部分，约2万字。由于篇幅甚短，托马斯·阿奎那将其列为5讲：公理、存在与主体、天赋的善与本质的善、事物本质的善及其根源。托马斯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对波爱修提出的一些形而上学的概念作了分析后断言，宇宙万物就其存在而言，都是善的，但它是相对的善，只有第一而最高的善，才是绝对的善。宇宙万物的善来自于第一而最高的善。这第～而最高的善就是上帝。托马斯·阿奎那最后得出结论：惟独上帝是宇宙万物的惟一原因。
托马斯·阿奎那在这期间，完成了大量的注释和专题讨论集。不过，能够反映出他当时基本思想的还是那本《论真理》。
3.论真理
人们通常把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最初的教授生涯中所主持的讨论，称为他重要的里程碑。其中，《论真理》又是这里程碑的主要部分。
《沦真理》涉及了哲学和神学的许多方面，是由29个讨论的主题构成的，其中第一个主题——真理，又是由12个辩论题目组成的。现就以第一个主题的第一个争辩题目“什么是真理”为例，说明一下讨论的形式及托马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在讨论“什么是真理”时，首先提出的是关于真理的7个论证，来说明真理即存在。
第一个论证是奥古斯丁的名言：真理就是存在的东西。什么是真理？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真理就是存在，而上帝的存在是最明显不过的，谁也无法否认，上帝即真理，真理即上帝，这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奥古斯丁把最高的真理归为上帝，从而得出结论说：“所以，无论如何，上帝存在你是无法否认的。”“上帝存在着，而且真实地、无与伦比地存在着。我认为，我们不仅对此信以为真，而且掌握着十分可靠的知识，尽管迄今它是极其脆弱的。”
第二个论证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真理的定义。
他们在争论什么是真理时，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对真理下的一个著名的古典定义：“每一个事物的真理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然相符合的。”亚里士多德反对“大家意见一致就是真理”的看法，认为：“真理并不由持有信念的人数之多寡来决定，同一物，有些人尝之为甜，另有些人尝之为苦，由此推广而循思之，若世人皆病，或世人皆狂，其间二三子独健或独醒，世人必以二三子为病为狂。”亚里士多德还指出了真理是具体的，对同一事物说的一句话、一个意见，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要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
接着是5个相反的论证，认为存在与真理决不是同一个东西。
最后，托马斯·阿奎那对这场辩论进行裁决。他先是区分了“真”和“真理”在3种意义上的区别，指出，真理表示的是心灵与实在之间的一种关系，即思维和思维对象的关系，或者说是思想和思想内容的一致性。但是，使思想成为“真”的事实本身，也可以称作是“真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理就是存在的东西。除此之外，我的某些似乎没有根据的思想都有可能是与事实相符合的（不论我自己是否知道），只是在我判断一个思想与实在相符合时，真理这个观念才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可能断言，真理是以不同的方式分别属于实在、思想和判断的。在进行了这3种意义上的区分之后，托马斯·阿奎那又对前边的7个论证逐个进行分析说明，找出其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仅对29个主题中一个主题里的一个小问题的讨论，就经历了这样一个严肃认真的长过程，如果把这一个实际论辩过程逐句启示的话，可以估算出这个辩论大约需要5小时。
托马斯·阿奎那所主持的这个“什么是真理”的讨论，对以后的哲学家们是有一定影响的。在20世纪的一些哲学家中，尽管他们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完全一样，认为真理的原始负荷者，即实现这种符合的东西，并不是思想或判断，而是句子或命题，但从结论上都与托马斯·阿奎那一样，相信真理在于与实存相符合。当代对于“什么是真理”的各种争论中，在许多方面也与中世纪的这种辩论是相对应的，如现在哲学家所争论的命题改变其“真值”的问题，托马斯·阿奎那在为“真理”这个讨论主题所列的第6个辩论题目，也正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创造出来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吗？”今天的哲学家们，仍在为真理的定义而思索着，思索的框架仍没有摆脱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论述。当今的“真理多余”论就是与“真即存在”这个命题是一致的。根据这个理论，在一切关于“P是真的”这种形式的句子中，“是真的”一词在逻辑上是多余的，好比说“‘狗是动物’是真的”与“狗是动物”没有任何区别。
《论真理》所汇集的对辩论题目的讨论，基本上都是这样进行的。托马斯·阿奎那在上述题目的讨论中，对真理作了三重区分，即真理以不同的方式分别属于实在、感觉和判断。以此为前提，在以后论题的讨论中，他又努力证明了人是具有认识能力的，并且坚信真理是可以认识的，在认识真理的活动中，人的理智会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够获得真理。因为，真理主要是用句子或命题来表达的，有些命题是不容置疑的（如，全局大于局部），所以，在承认这种不容置疑的命题为真理时，理智就不仅承认了这个命题的真实性，而且也承认自己的思想只有在符合实在的情况时，才算是认识。正因为如此，托马斯·阿奎那得出结论说，真理主要是在判断中，即真理是“理智在判断事物实际情况时的活动结果。真理之为理智所认识，在于理智反思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于理智不仅认识自己的行为，而且还认识自己的行为与事物是相符合的。如果认识不到自己行为的性质，就不可能认识这种关系，如果认识不到自己的基本行为的性质即理智自身的性质，就不可能认识自己与事物是相符合的。所以，理智之认识真理，在于它自我反思。”
托马斯·阿奎那坚信，在反思自己认识的过程中，理智会告诉自己有获得真理的能力，即人们实际上认识某一具体事物时，既相信这个世界是实在的，又相信这个世界是可知的。相反，任何人都不会不理智地去认识那些既不存在又不可知的事物。
由此可见，托马斯·阿奎那在认识与真理这个问题上，决不是把世界放进一个预先设计好的模型里，而是当可知的世界反映给理智时，由理智去反复思考。我们现在可以从中看出，托马斯·阿奎那既不同意先验论，也反对怀疑论，他的真理论同他的其他理论一样，带有折衷或协调矛盾的倾向。
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短短的3年教授生涯中，刻苦勤奋，努力工作，果断地撇开柏拉图主义，接过亚里士多德主义，让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一样为基督教服务，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更新经院哲学，力图再一次树立起基督教哲学的权威。他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尽管当时有些人还不理解，甚至拼命反对，但是毕竟反映了基督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需要，反映了基督教哲学在新的思想潮流中的发展方向。托马斯·阿奎那本人也再一次在巴黎大学赢得了声誉。特别是教会，对于托马斯·阿奎那使经院哲学由被动变为主动极为赞赏，教皇亚历山大四世要把他召回意大利，任罗马教廷神学顾问，即神学最高的学术和理论权威。
1259年春，一位英国多米尼克修会会员接替了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的神学讲座。不久，托马斯·阿奎那便离开了巴黎，应召前往意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