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兵从驾驶座后面的位置上跳将下来。她戴着红五星的军帽，啪地向我敬了一个军礼。——题记
拉练或野营，这本来是军人训练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在文革期间，学校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同学们学习工农兵，这个词的含义也被拓广了。我读高一的时候，江口中学组织了一次拉练活动，目的地是温岭县，准确地说，是温岭县的两所中学。温岭在黄岩以南，温州的乐清以北，在历史上也曾分属这两个县。明代始置县治，取名太平，直到1914年，因外省有三县同名，才改为现名。如今，温岭早已经升级为市，并且是新千年第一缕曙光照耀到的地方。
就像如今的孩子们盼望春游或秋游到来一样，那时的我对拉练格外期待。只是学校借不到那么多帐篷，即使借到了，也没有汽车那样的运输工具，因此我们没有露营。我们轻装出发，投宿兄弟中学，那还是通过早年在温岭任教过的一位许老师的关系。温岭是我爷爷奶奶的老家，但因为我从小与父亲家族的亲戚接触较少，因此从未去过。那次母亲也跟着我们一起出行，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母亲答应，拉练结束后带我回爷爷老家。
回想起来，那次拉练是我有生以来走得最远的地方，但并非全程步行。由于江口乡的南面被方山阻隔，我们必须先向东走到海门，再从那里搭乘内河船到新河。这条路线上的地名大多不为我所知，但对母亲来说就不一样了，可以说如数家珍，尤其是快靠近海门的时候。母亲在调任黄岩以前，曾在海门文化馆工作，那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未名就是在海门出生的。
按照学校部署，每个班级编成一支队伍，相当于一个加强排吧。每个年级就是一个加强连，好象还扛着一面旗帜。这样一来，全校同学就组成了一个拉练营。我和母亲自然不能走在一起了，这反而使我未受那些地名和往事的侵扰，沉湎于一种想入非非的境界。很显然，我受到那些文革时期可以观看的战争影片的影响，比如前文提到的《南征北战》、《奇袭》和《渡江侦察记》。但那会儿，我的脑海里并不是浮现出某一幅军事地图，或者吉普车和摩托车在盘山公路上追逐枪战，而是幻化出一幕神奇的景象。
在广阔的平原上，我和同学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走在大路上。突然之间，从后面赶上来一辆三轮摩托车。一位女兵从驾驶座后面的位置上跳将下来，她戴着红五星的军帽，啪地向我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师长！军长请您去一趟，军部有紧急会议。”我回答一声“知道了”以后，便坐上那辆摩托车走了。
这一系列的动作和语言，使我的同学们既惊讶又羡慕。原来这家伙是个穿便衣的首长呢。哈哈，这样的白日梦足够甜蜜的吧，当然也无法实现，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但我却一路走着，一路幻想，直到庄稼地逐渐从两旁消失，我们进入了海门城区。
不知道这样的白日梦里，是否有出逃或逃亡的心理？反正多年以后，我饶有兴味地读完了波兰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自传。之前我已经看过他拍的电影《苔丝》，对影片中描述的主人公安吉尔“出走”已有所感触。后来我来到巴黎，渴望着乘坐“东方快车”去旅行。到那时为止所谓“东方快车”有这样两列，都从巴黎出发，一列开往伊斯坦布尔，另一列开往莫斯科。
说到伊斯坦布尔，那是一座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城市，让我想起了有关比利时大侦探波洛的电影《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依据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改编）。莫斯科则让我想起波兰斯基。在波兰斯基那部出版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自传里，写到冷战时期他在禁锢的祖国感到压抑，试图逃往西方的种种方案。下面允许我一一道来。
波兰斯基的四套方案分别是：第一、从陆路徒步穿越捷克-奥地利边境，第二、从水路去东德再设法进入西柏林（那时还未修筑柏林墙）；第三、从波罗的海划船去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第四、搭乘从莫斯科开往巴黎的东方火车。最后一一失败了，波兰斯基的同胞、著名导演瓦伊达却看中了他，让他在自己的一部影片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从此步入了影坛。再后来，罗兰斯基利用自己的蒙太奇技巧，在巴黎过上了奢华的生活。
这里我想扼要地描述罗兰斯基最后一次出逃的计划。东方快车在波兰西南部的卡托维茨有一个停靠站，那里离开他的故乡克拉科夫不远。这是一列崭新、漂亮的法国火车，每节的走廊中央有一个洗手间。洗手间内有比较低矮的吊顶，用来遮住各种难看的管道。波兰斯基有办法在波兰段进入车厢，但为了钻进并蜷缩在洗手间上方，需要有人帮助。作为一项判国投敌的同谋罪，这可能会被判处几年或十几年的有期徒刑，但波兰斯基却顺利找来两位朋友帮忙，足见他那时已具备导演的号召力。
一天，三个年轻人在华沙车站上了火车，还带着一瓶准备庆祝用的伏特加。没想到的是，三个人先是在撬开吊顶的螺丝时遇到了麻烦，浪费了许多时光。等到他们终于把顶盖打开，发现上面的确可以藏匿一个人时，却又遇到了新麻烦。一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在火车开到捷克斯诺伐克的国境线之前那两个朋友无法把卸下的螺丝重新拧上；二来顶部已经被他们严重损坏，细心的边防警察看上一眼就会引起足够的怀疑。
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于是只好放弃计划。那天晚上，三个人在返回卡托维茨的旅途中喝醉了酒。其实，巴黎本是波兰斯基的出生地。准确地说，他出生在一个侨居巴黎的波兰犹太人家里。但他童年时，因为家庭受到反犹太主义浪潮的迫害而返回波兰克拉科夫老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父母和叔叔等先后被德国人抓紧集中营，虽然后来做画家的父亲幸免于难，但母亲却惨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在斯大林时期，波兰斯基同样感觉到心情不舒服，于是有了出逃巴黎的想法和行动。
遗憾的是，当我抵达巴黎时，那两列“东方快车”都已经停开了。即便不这样，我乘坐的方向也与波兰斯基当年向往的恰好相反，且我持有的护照难以让我穿越那么多国家。虽然后来，我曾有幸六度到访伊斯坦布尔，却与莫斯科擦肩而过。2002年夏天，我从布拉格乘火车去往华沙，满以为会经过卡托维茨，没想到火车却从偏离卡托维茨一百多公里的弗罗茨瓦夫呼啸而过。
我不知道，如果文革晚五年或十年结束，我们这代年轻人会做出什么举动？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探讨的假设。可我那时只是一个外省少年，即便文革再延长15年，我也只是一个外省青年。我的故乡适才开通一支铁路，并且远离国境线，除非偷偷搭乘远洋轮船？那样又太冒险了吧？偷渡客的下场可不大好。因此这个问题要问生活在京城里的年轻人，那里离开蒙古边境也不远，比如朦胧诗人，或者星星画派的艺术家，他们比波兰斯基小不了几岁①。
海门是一座依江滨海的深水良港，因为这一优势，后来她终于取代千年古城临海，成为台州市府的所在地。可是在文革期间，它也和温州一样以武斗出名，我们并未作停留。从海门到新河的航程我已经记不得了，两岸的风景并没有触动我的想象或灵感。终于到达了新河中学，果然是一所老牌名学，校园树木葱郁，面积不少于黄岩中学，据说还曾是省重点中学。当晚我们住在新中特意腾出的几间大教室里，第二天与该校的师生代表作了交流。
我现在愿意相信，出发前许老师他们一定做了精心准备，因为毕竟，江口中学是一所默默无闻的学校。第三天，我们又继续出发，走路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温岭中学。那次造访我倒是有些记忆，似乎温中是建在一座小山脚下，有清泉从山坡上沿着劈成两半的竹管汩汩流淌。那以后，我和同学们便分散了，他们和老师们一起踏上归途，我则随母亲去爷爷老家。那是城北区横峰乡的一座村庄，叫莞渭蔡（也作观渭蔡），离开县城大约有十里地，有内河船只可以通达。
我父亲就出生在莞渭蔡。我奶奶姓陈，老家在邻村的莞渭陈。这是蔡家祖辈居住的地方。爷爷奶奶在南田岛上生活了二十多年，待儿女全部长大以后，双双返回老家，那是在1948年。我们见到了大伯父，还有两位留在家乡的堂兄，其中在初中教语文的光宇后来与我母亲一直保持通信。虽然早已与父亲分居，但母亲依然回婆家探亲。那是母亲最后一次回到莞渭蔡，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我对那座村庄仅有的记忆是一片片芦苇荡，河叉众多，不愧是泽国水乡。
多年以后，已是古稀之年的堂兄光宇告诉我，莞是一种水上植物，而渭在古汉语里有河网之意。他还告诉我，因为莞渭蔡没有山丘，我们的祖父母和他的父母都下葬在三里外的楼旗。那里不仅有远近闻名的惠众寺，也是佛教的宝地。楼旗山或楼旗尖风光秀丽，如今是温岭的旅游胜地，在行政上属于温峤镇。温峤镇和温峤岭知名度都不高，但后者在历史是海上名山，温州和温岭两市均得名于此。
光宇还告诉我，莞渭蔡一带的蔡氏是宋代从中原南迁来的，我们的爷爷不仅勤劳且十分仁慈。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当时老黄牛耕不了地以后，一般人家是把它给宰了或卖了，他却养它终老。二是有个长工到成婚年龄后，帮他娶妻，并在自家土地上为他们盖了新房。
归途我们又一次经过海门，这回母亲决定停留一天，看望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未免又要谈起我父亲。其中一位李伯伯也是“右派”校长（并非救我的“右派”李伯伯），他似乎预感到，文革已经临近尾声了；另一位周伯伯爱写古体诗，在后来的20多年间，他一如继往地写作，抄写并分寄给朋友。虽然母亲读不懂他的诗，但每次照样收到一份。通过这次拉练和旅行，母亲在我心目中高大了许多，虽然她念书不多，但却非常会交朋友。她与这些亲戚朋友平常很少联络，也没有利害关系。
当我们回到山下廊，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全面发育了，无论身高还是体重都在上串。几乎突然之间，我从一个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变成了全能运动员，跳跃、投掷和接力跑，每一个大项的比赛都没有拉下，且连拿了两个全校冠军。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西子湖畔回忆起少年时的那次拉练，尤其是徒步旅行所产生的幻觉或白日梦，作了自我解剖和分析，认为那与内心里的某种缺失和愿望有关。那以后的某一天，我果然写下了一首诗——《愿望》。
我想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里的花开四季
村庄远离城市
大片大片的草坪铺展像云彩
我会有幢自己的房子
会有鸽子栖落在阳台上
一个天使般美丽的姑娘
爱上我又把我抛弃
很就以来我就有这个愿望了
很久以来我翘首企足的好时光
就要来临很久以来
我一直等待着我的归来
我要娶温柔善良的妻子
并在此安居乐业
1988，杭州
1967年1月，小提琴家兼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1912-1987）率全家从广东偷渡到香港，四天后转往美国。他是文革中惟一有勇气偷渡且获得成功的文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