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想要摹仿行走时，他创造了与腿并不想象的轮子。——阿波利奈尔
我在王林施村学会了游泳，而在山下廊村学会了骑车。在中国，和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会骑自行车的人比起会游泳的人来比例要高出许多。原因非常简单，骑车比游泳容易学。可我为何却先学会游泳呢？原因也很简单，我学游泳是为了保护自己，王林施村三面临水（有时会发大潮水），即使学会了骑车，也派不上大用场。而山下廊村就不同了，它有大路直通县城，学会了骑车，进城时间至少可以缩短一半以上。
我是在江口中学的那半个篮球场上学会了骑车，至于我从谁哪里借来学车用的自行车，又是谁教会了我？已经记不确切了。最有可能的是，江口中学校办工厂的工人师傅帮助了我。那家工厂主要制作地球仪，销售给全国各地的中学。他们用石膏制造出地球模型，再从外地印刷厂买来印好的按经度裁剪开的地图，糊裱上去。
前一道工序是这样的，先用石膏烘烤模型，再用粗细不同的砂纸反复打磨，直到做出光滑圆润的球来。不难想象，车间里白色的灰尘满天飞，不利于身体健康，工人师傅都戴口罩。当然了，这些细小的颗粒也会飞入教室、宿舍和食堂。后一道工序需要用特殊的粘胶，按经度30度为一单位，一条条粘贴上去。这无疑需要耐心和细致，稍有偏差，便要返工，重新用砂布打磨掉，就像修补汽车的油漆那样。
自从我来到山下廊，发现校园里有这家地球仪制造厂以后，一有空便往厂里跑。本来，我在王林施村时便开始画外国政要的访华路线图，不久又开始画自己的旅行图，但我描摹的对象是平面的地图。现在可好，立体的比较真实的地球仪摆在面前，我自然是看不够了。比如，我终于发现，原来故乡黄岩在地球另一端是一个叫阿根廷的国度。久而久之，校办工厂里的工人叔叔阿姨也喜欢上了我。他们只做地球仪，对那上面的国家和城市没什么兴趣，不过，有时为了逗乐，也会随意拿一个地名来考我。要是我答不出，他们会露出得意的笑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曾想到，我长大以后，会游历这个地球仪上（的）许许多多的国家和城市，包括当初没有回答出来的地方。
说到这家校办工厂，它和我父亲工作的模具厂，还有“五七”干校，都是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产物。那是1966年5月7日，他看了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批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这些指示中，“缩短学制”一条让我后来成为少年大学生有了可能，比起现在的年轻人来，我少读了三年书。可以说，“五七”指示成为文化大革命办学的方针，造成了教育制度和秩序的混乱。或许，这是毛泽东文革前对理想国的一次构想和展望。他心目中的美丽新世界，是以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封闭自足为特征的，那是政社一体化的农业文明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批复在广东汕头郊外一个叫牛田洋的生产基地的报告上的。三年以后的一个夏日，正好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暑假期间，一场12级的台风在汕头登陆。为了保卫“五七”指示的发源地，部队战士和大学生们排成人墙，试图“人定胜天”，结果有553人葬身风暴海浪。可是，如前文所言，“五七指示”对我个人来说还真有所收获，它节约了我的时间，或者说是延长了我的生命。
自行车的发明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成果，虽然它的原理比起汽车和飞机来要简单得多，但却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完成的。1874年，英国人罗松才为它装上链条和链轮，用后轮来推动前轮，那被认为是第一辆真正具有现代形式的自行车。12年以后，罗松的同胞斯塔利从机械学和运动学的角度出发，为自行车设计了前叉、车闸和钢管制作的车架，并使前后轮大小相同，还首次使用了橡胶车轮。同时他还改进了生产自行车部件用的机床，因此被后人尊称为“自行车之父”。一年以后，爱尔兰兽医邓洛普从医治牛胃气膨胀的方法中获得启示，他发明了充气轮胎。
可是，在我看来，法国人西夫拉克才是对自行车贡献最大的人。他率先用木头制造了一辆自行车，没有车把、脚蹬和链条，外形像一匹木马。尤为重要的是，木马的脚下钉上两个车轮。那是在1791年（《红楼梦》在同一年诞生），西夫拉克自己骑在低矮的坐垫上，两脚着地，向后用力蹬，使车子前进。bicycle的名字由此而来，bi在法文和英文里的意思都是“两”或“双”，而cycle即轮子。
难怪20世纪法国诗人、立体主义绘画批评家阿波利奈尔也为之感到骄傲，“当人想要摹仿行走时，他创造了与腿并不想象的轮子”。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单纯的仿制，而是一种机智的想象力。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观点来看，圆和直线原本就是一回事。
让心爱的女孩坐在前座上骑往乡村和田野，曾是许多男孩的梦想。正因为自行车的浪漫情调，使我相信，靠石油驱动的汽车或许有一天会消失，但脚踏的自行车却不会。遗憾的是，虽然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却没有钱买，只好偶尔借校办工厂的公车过过隐。说来惭愧，在我获得博士学位以前，我都没有自己的自行车。我来杭州工作以后，终于骑上了自己的自行车，并在汽车时代到来之前，在西子湖畔享受了最后几年浪漫时光。
多年以后，我看了意大利人德·西卡导演的老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内心里涌动起一股莫名的欣喜。这部影片讲的是小人物的故事，没有情色，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生离死别。两个孩子的父亲安东尼丢了一辆自行车，面临失去刚做了一天工作的危险。这辆车是他卖掉六条亚麻床单买来的！怎么办？家里有两个期盼着的儿子，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女儿。
于是乎，诺大的罗马城里，父子开始寻找那辆关乎他们生存的自行车，历经磨难，终于找到了小窃贼，却无法取回自行车。绝望的父亲决定挺而走险，安顿好儿子以后，他偷了一辆自行车，却很快被抓住。最终，哭泣的儿子引发了车主的同情心，放走了父亲，他掸落帽子上的灰尘，和儿子一起回家。说实话，在山下廊，我也有过偷自行车的邪念，只是不敢实施而已。
学会骑自行车以后，我感觉世界的距离缩短了许多。在山下廊，我曾多次骑车到黄岩县城，或游玩或采购，甚至骑着它去看过父亲。虽然都是石子路，超越行人尤其是其他骑车人的感觉还真是不错。当然了，最令我向往的是蓝色的大海，那只有到东边的海门镇才能看见，可路途比到西边的县城远了一倍以上。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其实，浙江沿海的海水大多是黄的，要到公海上才能看见蓝色的海水。
无论如何，对大海的向往一直是我童年的梦。这种向往可能源自于我的小舅，作为海洋轮船的船长，他不间断地给母亲寄信，有时会夹着几张照片。这其中，行驶在蔚蓝的大海上的集装箱轮船尤其让我感到兴奋，我甚至梦想着将来有一天，到舅舅船上做一名水手。那时我当然不会知道，像舅舅这样级别的海员是不专门属于某一艘船的。他听从招商局的调度，飞往任意一座海港，从那里驾驶一艘满载的货船，驶往下一个目的地。大部分旅程，大副或二副会把握方向盘，只有在少数危险的水域才由他亲自操舵。
坦率地承认，我已忘记了江口中学大多数老师的名字、相貌，但却牢牢记着校办工厂的厂长。此人姓徐，名法宝，原本是本校的语文老师（也可能是政治老师），家住江口镇，要是活着的话也应该有80多岁了。徐厂长夏天爱穿西装短裤，戴宽檐的风凉草帽，自行车的钥匙常挂在腰带后面。
现在回想起来，徐厂长之所以愿意借我自行车，恐怕不是因为我的地理知识丰富，而是因为我母亲的会计职业，他需要经常到她那里报帐。只是他可能不知道，我母亲是从来不殉私情的。而只要来路正确、手续齐备，她是绝不会为难的。那时候的社会风气还真不错，徐厂长很少不把公车骑回家。
1995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欧洲，在巴塞罗那参加了一个数学会议之后，沿着地中海滨旅行，最后搭乘一列高速火车，从尼斯来到巴黎。翌日下午，我乘地铁来到香榭里舍大街，只见彩旗招展人山人海，一年一度的环法自行车赛即将到达终点——凯旋门。太巧了，三百六十五分之一的可能性让我给碰着了。我从未见过中国以外的大街上有那么多游人，麦当劳里面人头躜动，临街的位子全被占据，连路旁的悬铃木上也爬满了看热闹的少年，这是自行车带给人们的快乐，它不亚于足球和网球比赛。
在最近一次英国之旅中，我也临时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那是在剑桥，一座举世闻名的大学城，堪称自行车小王国。只是骑行时必须格外小心，尤其在穿过剑河边绿荫浓浓的小道时，冷不丁会从旁边小路上杀出一辆座骑，让你一时不知所措，忘了应该向左行驶。
新千年的一个夏日，我携带全家再次来到欧洲，在比利时的海滨城市奥斯坦德，我把一对五岁的女儿带到沙滩上，准备好相机，想拍下她们的惊喜一刻。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她们第一次看见蓝色的大海。可是，让我颇为失望的是，她们并没有欣喜若狂，而只是把这片海水看作是一个硕大的游泳池，快速地投入水中，如此而已。
回想起来，女儿们学会游泳一点也不费力气，只参加了一个星期的游泳班，姿势就比我优美标准多了。而要说到自行车，幼儿园阶段她们就自学会了。那是一辆四轮儿童车，后面三个轮子平行，但不同时着地，因为中间那个直径较大。女儿们先是让一大一小两个后轮着地，骑着骑着车子就垂直起来了，再也用不着旁边两只小轮了。世界的奇妙之处就在这里，每一代人都不会重复前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