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我是在基尔山诺夫就听到了的。老实说，那时候我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仅记得有一种欢欣的感觉：一个盛大的群众的庆祝节日临到了。城市中充满了热闹、狂欢，红旗迎风飘扬着。
在大会上普通的人——士兵、工人——登台演说，响亮地说出新的充满着热烈信心和果敢的字眼：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共产主义……
在我回到故乡以后，我的哥哥谢尔杰对我说：“新生活开始了，柳芭，你明白么？是完全新的生活。我不愿意袖手旁观了，我要参加红军去！”
谢尔杰只比我大两岁，可是我跟他比起来还完全像小孩子一样。他了解的事比我多，他会更清晰地分析时事。
“哥哥，我干什么呀？”我问他。
哥哥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教书呀！当然教书。你知道吗？从此以后学校就要像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你以为今后在杨树林还依旧是两个学校，供5000人口用吗？不能那样了！以后人人都能上学。你看吧，人民不能再过文盲的生活了。”
我到家后两天，他就参加红军去了。我也不迟疑，马上到人民教育局去了，他们立刻就分派我到索罗维延卡村任小学初级班教员。
索罗维延卡村距离杨树林3000米，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小乡村，简陋的衣舍，屋顶全是用麦秸盖成的。
学校给了我一点安慰。那是在村尾上，隐没在绿荫中的一所过去地主的住宅。那时树叶虽然有些发黄了，可是远远地就可以看见满树鲜艳火红的山楂伸到窗前，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愉快起来。
这所房子是相当坚固和宽敞的。有前庭、两间屋子和一间小厨房，较大的一间屋子是教室，另外，带有铁窗板的一小间是指定给我住的。我马上把随身带来的识字课本、算题本、钢笔杆和钢笔尖，还有一大瓶墨水全放在桌上，自己就走进村子里去了。我要把村子里所有的达到学龄的男女儿童都登记起来。各家我都挨门地串到了，最初他们对我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后来才渐渐地跟我畅谈了。
“噢，你是教员哪！？教吧，教吧！”一位身高枯瘦，并且似乎不耐烦地皱着浓眉的老太婆对我这样说，“可是你登记那些小丫头们是多余的。她们没有什么可学的。织布、纺线，将来嫁人，这些还用得着识字吗？”
可是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
我用我哥哥对我说的话，回答说：“现在不是以往的时代了，今后人人都要开始过新生活了，人人都得学习。”
第二天教室就挤得满满的了。前一天我登记的30个孩子全来了。
挨近窗户边的一行坐着年幼的孩子，是一年级的学生，中行坐着二年级的学生，靠另一边墙坐着年龄最大的孩子，她们仅仅4个人，都是14岁。最前面一张书桌旁坐着两个长着浅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蓝眼睛的，穿着一样花衣裳的女孩子。她们是最年幼的，她们的名字叫丽达和玛露霞。靠墙坐的4个年岁较大的男孩子很规矩地站起来，其余的孩子们也随着他们站起来了。
“您好，柳鲍娃！”“我们欢迎您！”我听到了不整齐的孩子们的问安。
“你们好，谢谢你们！”我回答了他们。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一课。以后就一天接一天地过下去了。一个人照顾3个班，我觉得很吃力，趁着年幼的孩子们热心地学习写字母，年纪大的孩子在做算数题的时候，我就给当中的一班讲为什么日夜交替。
接着我又去看孩子们的算术本子，中级班在这时写字母后带有软音符号的阴性名词。年幼的孩子们写字母写得厌倦了，我回到他们桌前，他们就大声地开始一字一字地念：“妈——妈！”
我全心全意地做着工作，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活。日子在不知不觉地过着。有一位那时我看来是富有经验的教员由邻村来访过我两次，他已经在小学教学三年了。他坐在教室里听我给孩子们上课，他给我提过意见，每次临别他总是说我的教学很有成绩。他说：“孩子们喜欢您，这是很好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