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罗维延卡我做了一个冬季的教员。新学年开始就把我调到杨树林来了。我很舍不得离开索罗维延卡的那些孩子们。我们已经习惯在一起了，但是这个调动也使我很高兴，因为又能重新在家里，在亲人之间多么好！
回到杨树林后，我又遇到了童年时的朋友彼得罗维奇。他和我同岁，但是看来似乎比我大得多：论老成，论经验，我全比不上他。彼得罗维奇在红军中服了一年兵役，现在他在杨树林管理阅览室和图书馆。演剧小组就在这阅览室里集合排剧。杨树林和周围农村的青年们，小学生和教员们准备演出《贫非罪》。
我扮演果尔杰夫娜，彼得罗维奇扮演了托尔佐夫。他是我们的领导人兼导演。他给我们的指导是愉快的，饶有趣味的。如果有人说错了台词，颠倒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话，或者大声怪叫，莫名其妙地瞪眼、挥手，彼得罗维奇就那样滑稽地、无恶意地、模仿那个人，使得他就不好意思出风头了。他笑时，声音很大，不易遏止。我再也没听见过任何人这样天真地欢喜地笑过。
不久以后，我就和彼得罗维奇结了婚，我搬到他家里去了。彼得罗维奇同他的母亲菲多罗夫娜，弟弟菲嘉在一起生活。另外一个弟弟在红军中服务。
我和彼得罗维奇相处得很好，很和睦。他是一个有涵养、不随便甜言蜜语的人，但是我在他的每一顾盼，每一举动中全感觉着他对我的关怀，我们彼此是不需说明就互相了解的。在我们知道了就要有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一定是儿子！”我们这样的断定，并且共同给孩子起了名字，还预测了他的未来。
“你只要想想吧，”彼得罗维奇说着幻想的话，“这多么有趣呀：头一次给孩子看看火，看看星星，看看鸟儿，再带他到树林里去，到河边去，到海滨去，到山上去……你知道吗？他是头一次看见呵！”
孩子生下来了。
“恭喜，柳鲍娃，得了一位千金，”接生的老太太对我说，“您听，她哭出声音来了。”
这时在屋里听见了婴儿的啼哭。我伸出了手，他们就抱给我看：一个白脸、黑发、蓝眼，身体很小的女孩子。在这一瞬间里，我觉着我一向也没有盼望过儿子，并且一向所盼望的就是这个女孩子。
“我们给女儿起名叫卓娅。”彼得罗维奇说。
我同意了。这是1923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