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识到，沉溺于色是会妨碍事业的。他曾经有“喜色”的毛病，看到朋友纳了小妾就会浮想联翩。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他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他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他始终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正是他精神品格上突出之处。
当然，尽管曾国藩一意要自立，要与过去的缺点告别，然而，要改过要自立是何其艰难，其改过自立的过程何其曲折。不过，曾国藩刻苦自立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到了道光二十三年，上述诸多的毛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止，在这一年的日记里，很少看到他再为上述毛病而忧心了。新的一年里，曾国藩致力于纠正忿、欲两大毛病。
所谓玩物易丧志，过分地沉溺于玩乐之中，自然是有损健康和成就大事的。一个成大事的人知道剪除自己的不良习惯，不让它们成为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同时，他们还拥有强大的内省功夫和意志力，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能够坚持改掉影响自己的缺点，能够以己为师，以我为镜，自我鞭策。
曾国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终其一生的内省功夫是一个强大的助力，他在这种强大的内省中修炼了自己的内心和品德，提升了自己的人生智慧。虽然他年轻时不断内省不断反复，但也正因为如此，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常人曾国藩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的。
“专”“熟”是提升能力的关键
人的一生精力有限，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要有所成就是很难的，想要样样精通结果很可能落得个样样稀松，与其一生四处钻研而皆无造诣，不如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而有所成就。
要想做好一件事儿，必然离不开专心致志。半途而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不会见成效的，只能是做了很多无用功。这就好比学功夫，如果这家功夫学两天，那派功夫学三天，恐怕穷其一生都难有成就。如果选定一门功夫学下去，或许需要花长一点的时间，但必能有所收获。所以，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专心一意才能成功。
“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在致家中诸弟的信中就此论道：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现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
曾国藩指出，只有专，然后在专的基础上去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这是可取的。同时他认为，人只有专注地做某件事，集中全力，才能把一件事做精，做好，如果心态不专，则可能一事无成。因此，他十分赞同荀子“耳不两听则聪，目不两视而明”和庄子“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的说法，认为是至理名言。
在治学方面，他非常赞成好友吴嘉宾针对其用心不专而发的批评：“用功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人的一生精力有限，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要有所成就是很难的，想要样样精通结果很可能落得个样样稀松，与其一生四处钻研而皆无造诣，不如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而有所成就。
因此，曾国藩虽然有博学的美誉，但是他自己认为能够熟读的古籍也不过十余种。他在家书中写道：“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愈）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如《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之《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抄》四种，共不过十余种。”
在人们的思想中，某个人被冠以“博学”的美誉，那自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但是被称为大儒的曾国藩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博学？那就是：一方面要专心读书，不能因为贪多而嚼不烂，弄得最后都是一知半解；另一方面，读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只要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都能触类旁通。
这样超越常人的认识，也使曾国藩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的根源，同治十年（1871）八月，他在写给吴大廷的信中说道：“凡事患在不为，不患不能。西洋技艺所以卓绝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心愈用则愈灵，技愈推则愈巧。要在专精，非其才力聪明果远于中国。”当其他人还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时，曾国藩既没有盲目优越，更没有像那些顽固守旧的士大夫那样，对外国的一切事物排斥拒绝，而是在使命感和担当意识的驱使下，敏锐地感知到了西方科学的先进之处，以及对此采取的惊世骇俗的举措：同治九年（1870）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事实证明，此举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此外，专精精神也体现在曾国藩的用人行政中。他用人从不求全责备，而是扬长避短，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专长。所以，他吸收了大量的专门人才。他对儿子的教导也是如此，曾纪鸿最感兴趣的是数学。经过苦心钻研，他终于成了一代数学家。曾国藩对专精的提倡，给沉闷的传统社会注入了科学精神，从此，中国知识界开始踏上了近代科学的旅程。
除了注重“专”，曾国藩还很注重“熟”的作用。所谓“熟能生巧”，虽然熟是个笨办法，但是通往精巧的必由之路。他认为，“文人妙来无过熟”，古代名家的文笔之所以那么精妙，其实并不是有什么很深奥的东西，而都是从熟练中来的。
咸丰八年（1858），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告诫道：“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意思就是说，当读前人的诗作熟练到连自己的喉舌口吻都与前人很相似的程度时，那作出来的诗，自然就会有前人的味道了。
写字也是这样。咸丰八年(1858)八月二十日，他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就此论道：“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是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抄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口无穷受用，皆自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从而点明了作字熟练的重要性。
读经史文章也要求“熟”。同年九月，曾国藩又在家书中告诫儿子道：“十三经外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纵不能讲习贯通，亦当思涉猎其大略，则见解日开矣。”
曾国藩所推崇的进学之道就是由熟而臻于妙。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是各种技艺的精湛要有一个熟练的过程，便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要达到古圣先贤的要求，也要有一个过程。曾国藩认为，古代圣贤在未达到熟练的境界时也是粗糙勉强的。
其实，专和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专就是专一，而要做到熟，则离不开专一。专和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变成了强。一个人能成为某方面的专才，能够将一项技能熟练于心，那他就能在这个领域最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才能，使自身的价值得到最大的展现。而一个这样的人是很难被人取代的，因为他已经成为了真正的人才，已经是在自己的事业上创造了伟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