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大事的人知道剪除自己的不良习惯，不让它们成为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同时，他们还拥有强大的内省功夫和意志力，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能够坚持改掉影响自己的缺点，能够以己为师，以我为镜，自我鞭策。
内省是一种思想境界和觉悟的高度体现，也是人品人格自我提升至谦的表现。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的思想行为是正确的，即“己正性”。己正性的表现之一是，很少有人自我否定；表现之二是，即使有人指出了自己的过错，也不愿意去接受。这两种表现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都不利于我们的个人成长。
一个人要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就要懂得不断内省。内省是查漏补缺的最好办法。肯反省才会有进步，要知道“智者事事反求诸己，愚者处处外求于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加德纳强调，内省智能是多元智能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智能。内省智能强的人能自我了解，意识到内在情绪、意向、动机，以及自律、自知和自尊的能力，了解自己的优劣，科学谨慎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内省历来是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荀子则把“自省”和学习结合起来，作为实现知行统一的一个环节。他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朱熹说：“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曾国藩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理学大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想尽办法来提升自己的智慧。同时，他还发挥自己强大的内省功夫，不断检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找到不足或者不正确的地方，然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曾国藩的内省功夫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是随时随事、时时处处反省自己的，这就使得他的内心始终有一位称职的警察，时刻监督着他的一举一动，让他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曾国藩的《处世金针》内省篇里有这样的论述：
“盖君子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
他的意思是说：“君子之立身处世，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确实做到了反省自己的内心，毫无愧疚处，那么仰望苍天日月，俯视大地万物，就胸怀宽广不惭不羞，所以，公冶长对于他的老师没有愧对的地方，孟博没有辱没其母的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
因此，他认为“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只要做到了“慎独”“主敬”“求仁”“思诚”这四方面的修身功夫，就能够独立于世了。
很多曾国藩的研究者都得出这样一条结论：曾国藩之所以优秀、不同于其他历史政坛大人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曾国藩这个人非常注重人格修炼，通过毕生不断的自省来改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最终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当然，内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曾国藩的内省一开始也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但重要的是要能坚持下来，才能见到效果。
倭仁坚持每天做“札记”的自省修养工夫深得曾国藩的景仰，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于是，在曾国藩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时时处处体现的内省之语。他每天只要得以空闲，就记心得体会，反复检讨自己的思想言行，以取得心灵上的日新月新。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里，每天迎来送往的应酬特别多，并不是因为他有多重要，而是借此来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曾国藩留在翰林院。“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态复萌。很显然，一开始曾国藩的自省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但是他知道这样的品行如果不能改掉，是无益于成大事的。尽管会不断地犯，但他一直在坚持反省。
和同僚的交往固然可以加深了解、沟通，却也会荒废时日。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当天的日记充满了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尽管《日记》中不忘“戒之”二字，但很快就又犯了。
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如此大风也不能安坐家中，曾国藩的浮躁可见一斑，他也认识到了浮躁的危害，于是决心强迫自己静坐下来读书，但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几天后，他听说菜市口要斩杀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他“欣然乐从”，虽然内心很挣扎，但也不好驳了朋友的面子，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虽然没有去，但是心却没有静下来，于是又去了雨三家，他不顾正在忙碌的雨三，非要东拉西扯地谈谈“浑”。《日记》中说：“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家出来，本来已经很晚了，但他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才归。《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
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他也“目屡邪视”“耻心丧尽”；赴朋友的喜筵，他“谐谑为虐，绝无闲检”。周身为私欲所纠缠，使得他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感到隔膜不入。于是，决定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曾国藩为了改掉自己的坏习惯，提出了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后来都做到了。
其中，吸烟有害健康，曾国藩还认为吸烟有害精神。他说：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他觉得应酬过多，精神就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而吸烟对此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