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西沉，夕照拉长了屋外的树影，黑暗渐渐笼罩了瓦莱丽·丹齐克所在的房间，她正在阅读。昏灰的暮色和房内光可鉴人的镀铬固定家具形成强烈对比。客厅东西两面墙是单调的白色，但另外两面墙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数以百计的书籍，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各种颜色的书脊争奇斗艳，和座椅正前方悬挂的马克·罗斯科画作交相辉映。走进这个房间的人如果有机会进入其他房间，可能会怀疑自己来到了另一户人家，因为每个房间的装潢都各有特色，从现代的包豪斯风格到乡村复古风格，从维多利亚风格到地中海风格、殖民地风格，这栋住宅应有尽有，保证房子的主人不会有看腻或厌倦的一天。
“这可不行，绝对不行，”她一面喃喃自语，一面伸手打开了落地灯。丹齐克教授放下阅读了好一阵子的文章，这是哈佛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家所撰写的论文，从心理社会学角度阐述官僚体系的决策过程，但丹齐克认为这位学者肤浅地套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因此并不欣赏。
“委员里面有社会学系的人吗？”她想着。为了寻找答案，她重新打开马尼拉纸夹，里面有克莱格院长发放的备忘录，通知她已成为委员会的一员以及成员名单。一看之下才想起，社会学系获得克莱格遴选的教授是奥立弗·吴。
“也许吴会支持自己系上的候选人，”她想着。丹齐克知道，被推选到教评会的候选人，都已经过该系的严格审查，每一篇文章、每一篇评论、每一本书，甚至包括所有未经发表的论文，都必须通过系上教授的审阅，连这样都不够，还要再加上校外专业人士的评鉴。
除非这个系上有严重的派系冲突，教授们的意见、理念或教学方法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否则能够一路过关斩将送到教评会审核的候选人，应该都已获得该系资深教师的一致支持，因为通常只要一位有分量的教授投下反对票，就足以封杀候选人的提名。丹齐克从没亲自和吴接触过，但她所听说的已足够让她确定，如果吴不喜欢某个后辈的作品，那么这位年轻学者想必没什么机会幸存。
不过吴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大可不必脏了自己的手，教评会委员在这一点上是系上其他教授望尘莫及的，他们掌控着年轻教师职称晋升的生杀大权。在系上的审核过程中，吴可以完全不插手，如此可以和候选人的支持者甚至候选人本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在院级的教评会审议时可以扮演反派角色同时享有免责权，其他委员也一定会尊重他的发言。而且他可以肯定，会议结果和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会保密。
不过无论社会学系的吴教授对这位候选人抱何种看法，丹齐克确定她自己这一票绝对是反对到底。这篇研究竟敢打着弗洛伊德的名号，却全然歪曲与误解，这是她无法忍受的。丹齐克迅速写下了她的评语，希望能把这位年轻学者逐出剑桥。
看了一整天的资料，疲累的丹齐克教授决定再看完一位候选人的档案就休息，去吃已经迟了许久的晚餐。“最好是选最薄的那一叠。”她小声地说，转身朝向地板上她放置候选人作品与推荐信的地方。地板上还有整整十二叠等着阅览的档案，她一眼就看出其中有一叠最矮。
“资料不知道够不够做判断。”她把文件挪到膝上的时候想着。这位心理学系教授知道，光页数是不能作为评断标准的。她叹了口气，很不幸，还是必须看完所有东西才能做出决定。尽管如此，这份资料之轻薄实在出乎她的意料，因为这份资料属于经济学系的候选人。而经济学是哈佛的强势学科之一，所推出的候选人和其他没那么出色的系比起来，应该更具竞争力才是。
“丹尼斯·高森，”她很惊讶地发现，她竟然认识一个自己系以外的候选人。竟然是丹尼斯·高森，真是太不巧了。她的嘴角微扬，似笑非笑，往后靠着，回想起了之前两人共度的夜晚。也许她应该自动退出高森的审核，但是这又何必呢？教评会里面不会有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管怎么说，这实在太不可能了。像哈佛这样的名校，要爬到资深教师的位置，势必得全心奉献于本学科的研究，没有太多时间和其他领域的专才交流才是。丹齐克教授在哈佛任职了十五年，心理学系以外称得上有社交来往的教授，用两只手就可以数完。
如果说丹齐克会认识其他系里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那更是叫人难以置信。在这所常春藤名校中有一套社会阶层制度，每个人都各有其位，没有终身教职在大学里相当于贱民阶层。虽然这套系统不像印度的种姓制度那么严格，但要打破既成的社会阶层规范，可能要有如甘地一般宽阔的胸襟与决心才办得到。
高森的档案里面包括六篇薄薄的文章复印本，附上一封经济系主任的信，总结经济系资深教师对高森著作的看法，最后是经济系请没有在哈佛任教的三位经济学家评估候选人资格的往来信件。
依照惯例，瓦莱丽·丹齐克先看了校外人士的信函，里面一致表示推崇，但丹齐克对这些信持保留态度。根据自己系里的经验，她知道不能只看外部评鉴，校外推荐信可能不是在这个领域随机搜寻顶尖学者的结果，而是经过精心挑选，希望获得的回应与掌控该系人士想要的结果一致。
接着她飞快地浏览伦纳德·科斯特冗长的信。科斯特是经济系主任，在这封毫不拐弯抹角的信中，概述了系里每一位终身教授对高森的看法，尤其着重于几位专长是高森研究领域的教授。所有人的意见都是肯定的，没有例外。
丹齐克准备阅读的第一份复印文件以暗红色封面装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篇文章摘自一本重要的美国经济学期刊。她先从结论读起，然后检验导出结论的方程式。
“丹尼斯真的相信人的行为是这样的吗？”瓦莱丽·丹齐克悄声自问。到现在她已经解决掉这叠最矮文件的一半，里面的模式越来越清楚，在每一个例子中，高森所验证及相信的人类行为都和现代心理学对人类本质的认识恰好相反。在心理学家眼中，人类行为复杂难解，不合理的冲动和冷静理智的逻辑推论，同样有可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
但是高森的所有作品全都奠基于同一假设：人类在做所有事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目标。而就丹齐克看来，这个目标就是一心一意地追求快乐。这一点让她无法忍受高森的文章。
瓦莱丽·丹齐克本身专攻的是天才儿童的心理行为。她信奉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学说，她自己的著作《天才之火与缪思》现在已成为这个领域的圭臬。研究生涯中大部分的岁月，她几乎从无间断地维持每周一、三、五接见一批波士顿——剑桥地区最聪明的儿童。她对家长的公开说法是，要让这些儿童接触远远超出当地学校所能提供的书籍与概念等资源，未公开的研究目标则是观察这些儿童的学习模式，记录天赋异禀的儿童在接触微积分、统计推论、音乐理论等高深学问时的刺激——反应机制。
丹齐克相信，研究儿童可以揭示成人的思考形式，而且她在很久之前便确定，只有研究最聪明、表现最优异的儿童，才能够了解成人行为的最高形式，毕竟成人不过是儿童的放大版。
她在临床研究中所接触的儿童羞涩中带有浮夸，纯真中带着世故，表现优异却仍不脱稚气，时而开朗时而任性。他们犹如一张白纸般纯洁，也如同一张白纸般容易留下记录，莫扎特的音乐或麦迪逊大道推出的广告，同样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感觉敏锐，但仍时常不知所措。丹齐克实在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认为这些天才儿童的思考过程，或是这些儿童成长为大人后的思考过程，会成为高森所提出的像计算机一样合乎理性的模型。
如果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瓦莱丽·丹齐克总是在冰箱里寻找乐趣，而从这位杰出心理学家的腰围可以看出来，要让她生气并不是什么难事。她朝厨房直线前进，心里想着：晚餐前来些点心吧。面包、蛋黄酱、切片火鸡肉陆续出现，她迅速地加以组合，又抓了一罐可乐，很快地回到书桌前，重新读起了高森的文章。
“经济人……”她从鼻子里哼出声音，“就是这样，在号称现代的社会科学著作里，凡勃伦的痛苦与快乐指数快速计算表借尸还魂啰。”丹齐克不禁疑惑，同样身为经济学家的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早已揶揄过“经济人”的概念，为何仍无法断绝这种情况。她吞下三明治的最后一角，喝光了可乐。
丹齐克专攻的心理学研究，早就脱离了一开始的功利主义，今天没有任何一位心理学家相信，人类行为只是为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丹齐克认为，“效用”一词已成陈迹，以往用这个词汇囊括幸福快乐或满足等类型的情绪，实际上毫无内容可言。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为了个人效用最大化：你决定亲吻丈夫还是背叛他？你会爱抚还是责备狗狗？你买的是全新的劳斯莱斯还是二手的雪佛兰？不论你选哪一个，都是一样的！你会选择让你最快乐的选项。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选项让你最快乐？因为你选择了这么做。为什么选择这么做？因为能让你快乐。对丹齐克这样的心理学家而言，这种逻辑推理是个无穷回路，一再重复，说了等于没说，经济学家的理论就是：人会做他们要做的事。
所以瓦莱丽·丹齐克准备做她要做的事，把一张纸条夹在高森的档案上，上面只有简短的三个字：反对票。把这叠资料和其他候选人的档案放在一起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喃喃念出了莎士比亚的名句：“丹尼斯·高森先生，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的睿智所无法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