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清楚，桌子不清楚。”亨利·斯皮尔曼想着，双手忙着翻找面前的文件，“那张备忘录到哪儿去了？”他喃喃自语，接着很快在一个马尼拉纸夹底下找到了，纸夹里面是上个学期的授课笔记。他往后靠坐着，读起这张备忘录。
受文者：教评会全体委员
发文者：登顿·克莱格院长
本次委员会召开时间如下：
一月八日 星期二，下午一点至下午七点
一月九日 星期三，上午九点至下午二点
敬请各委员在会议召开前审阅完毕候选人之相关资料。在此再度提醒各位，本委员会之审议结果及一切相关资料均应保密。
斯皮尔曼从胸前的口袋掏出备忘录，草草记下开会时间。对教评会的成员而言，圣诞假期一点也没有放假休息的感觉，如果他们认真做“回家功课”的话。想到要看的资料，还有那些需要解读的推荐信，斯皮尔曼不禁打了个寒战。简单坦率的推荐信在这个什么都必须以诉讼解决的年代早已不复存在，推荐人真正要说的话隐藏在字里行间，没写出来的往往比写出来的更重要，但写在纸上的内容可以提供线索：信上称赞候选人“品行端正”时，往往代表候选人欠缺学术发展潜力；称赞候选人“教学表现优异”则暗示候选人的研究成果没什么好说的。阅读这些推荐信或者还有其他大部分资料，对于斯皮尔曼来说都不是什么令人期待的差事。
哈佛的“教授升等与终身教职评鉴委员会”负责评鉴所有人文与科学领域的教授候选人。对于自己专业领域以外其他学科的同僚，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斯皮尔曼感到不太自在。他的专业领域是经济学，这方面的知识一点也没办法帮助他领会艺术史学者或生化学家的专业成就，但这却是他的责任。事实上教评会的每一位委员都必须负起这个责任。
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电话是佩吉打来的。
“不用了。”他对佩吉说，“今天晚上我去广场那儿随便吃点东西就好了，还有教评会的工作要做。”斯皮尔曼挂上电话。他想在院长下班前拿到其他候选人的资料，就开始往克莱格的办公室前进。今晚将是个漫长的夜晚。
佩吉把电话放回原位，心里想着：“亚当·斯密知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好事？”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研究了制针工厂的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还有自由贸易的好处。表面上亚当·斯密开创的仅是一个学科，一门社会科学，但是对佩吉·斯皮尔曼——一位经济学教授的妻子而言，斯密开创的更是一项终身的职业，吸引许多信徒全身心地投入。这一行有一套专属的行为准则，有独特的阶层排序，有自己的规矩。佩吉的丈夫遵守这些准则和规矩，现在爬到了金字塔的顶端。
佩吉生长在一个学术气息浓厚的家庭，但仍与经济学家的生活有一段距离。小时候陪她成长的教授，以及她和丈夫在哈佛认识、彼此交往愉快的其他院系教授，都对工作很认真，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学术专业带到生活中每一个最细微的角落。
佩吉走进客厅，拉上窗帘。十二月的剑桥，夜晚降临得早，斯皮尔曼家附近的街灯早已点上。她想：“这应该是个好时机，见见杰茜卡，谈谈那件事。”但她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门铃就响了起来。
“后门在响。”她心里想着，“通常只有亨利会走后门。”她不太情愿地走向厨房。这栋房子正面是一片昂贵的房舍，堂皇的维多利亚式住宅，建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但房舍后方的小巷，却和前院细心呵护的清爽草坪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条共享的车道上，坐落着年久失修的车库，沿路还散落着破瓦残砾、修剪草坪之后的碎屑、垃圾桶等杂物。
佩吉迟疑的脚步来到了后门，后门的窗上盖着直条窗帘，只看得到一个黑色的剪影，猜不出来者是谁。她谨慎地用指尖拨开窗帘向外窥视，一名年轻男子站在门前台阶上，每一次呼吸都像喷出一口白烟，融入冰冷的空气中。他穿得不够保暖，无法抵御寒冬：一件薄外套，没戴手套也没穿靴子，不过头顶上倒是戴着一顶军用帽。
佩吉认出这是丈夫的同事，她曾经在经济学系的办公室看过他，但是从来没说过话。她该不该开门让一个陌生人进来？年轻人看来极度不安的模样，让她决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真是不好意思，斯皮尔曼太太。我叫丹尼斯·高森。”他似乎感到很窘迫，避免接触她的目光。“我知道你不认识我，我和你先生一起在经济系教书。我很希望他在家，可以见他一面。”他挤出一个短暂的笑容。
“很抱歉，他现在不在。你还是进来暖暖身体吧。恐怕亨利今天要很晚才会回家，他说他要留在办公室弄委员会的事。你可以去办公室找他，但是我想他可能不想受打扰。当然，如果你的事情非常重要……”
“喔，确实很重要，斯皮尔曼太太，而且是很机密的事，所以我才会从后门进来。我猜你先生今天晚上是在忙教评会的事。我今年被提名接受终身教职的审核，所以不应该和相关人员接触，你先生也包括在内，但有件事必须让他知道。”
“我泡杯茶给你喝吧，可以让你暖和点。”佩吉殷勤地挽留访客。
年轻人沉默地啜饮着热茶。他相信没人看到他来这儿，如果去办公室找斯皮尔曼，很容易被人发现。哈佛大学经济系所在的立陶尔中心，不分日夜，总是可以看到教授和研究生忙着研究或讨论经济问题。他问斯皮尔曼太太是不是可以等到她先生回来。
“可能要好几个小时呢，”佩吉回答。“这样吧，我打个电话给他，告诉他你在这儿，也许他可以早点回家。”
高森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这个提议。在一般情况下，他并不愿意打断终身教授评议的工作流程，但是此刻他别无选择，只能请佩吉打电话给丈夫。
此时斯皮尔曼正踏进莫布雷大楼，上了二楼的院长办公室。他在院长办公室领到了厚厚一叠文件，重量估计超过二十磅[1]，这是他今晚以及未来几天的功课，里面有被提名候选人撰写的论文、专题著作、评论、书籍等。写在这些纸页上的文字、数字、公式，将决定这些满怀希望的教授是否能够拿到哈佛终身教职，而且是最主要的、唯一的判断依据。个子不高、头顶微秃的斯皮尔曼怀抱重担，艰难地下楼梯。
“我来帮你拿吧，亨利，它看起来很重。”
“它不是重，它是我的烦恼，”斯皮尔曼诙谐地打趣。“而且，等你从院长办公室出来，一样也要背上这么大一叠烦恼。”
这位仿效《圣经》中“好撒玛利亚人”伸出援手的，是数学系的莫里森·贝尔教授。他也是教评会的委员，来莫布雷大楼的目的和斯皮尔曼一样。
莫里森·贝尔是数学系的明星，学术地位和斯皮尔曼在经济系相当，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俩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贝尔比斯皮尔曼足足高了一英尺[2]，性格与喜好也大不相同。斯皮尔曼从不费心装点外貌，贝尔却对剑桥的男装店了如指掌。他的头发又黑又直，往后梳得光亮整齐，在领口处卷曲外翻，眼睛大而黑，瘦削的面庞衬着深色肌肤，说话时语调徐缓，却有种恼人的习惯，喜欢先撮唇做出形状，再发出声音，动作虽小但还是看得出来，使听众感觉像在看一部声道与画面有点不搭的电影。刚开始上他课的学生往往还以为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所以耳朵和眼睛不能同步。
贝尔教授松了口气，很高兴斯皮尔曼拒绝他的帮忙。他急着拿到同样的资料，好坐下来长期抗战。他知道，今年委员会里面加入了斯皮尔曼，将不会使审议过程更容易。在比较传统的学科里，教授们认为这位经济学家好辩而且吹毛求疵。不过人往往会拿放大镜去审视别人的缺点，把小缺陷看成大瑕疵。
无论如何，贝尔敬重这位擅长逻辑分析的同僚，他知道在斯皮尔曼的把关之下，学术审查的标准只会高不会低。没错，斯皮尔曼刚好可以牵制古典文学系的福斯特·巴雷特。巴雷特的审核标准并不单纯从学术角度出发，候选人的社会地位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若是出身世家，就算表现仅称得上平庸，也可能成为巴雷特眼中优异的助教。贝尔了解斯皮尔曼的背景：他是贫困的犹太移民之子，世系族裔这一套不是他会玩的把戏。
贝尔大步跃上台阶，朝院长办公室前进，走在同一楼梯的斯皮尔曼则是挣扎着往下，慢慢地跋涉回办公室。他的办公室里，电话正响个不停，但无人接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