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尔曼走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电话铃正响着。他把成堆的书和文件丢在走廊地板上，从外套口袋中慌乱地摸索立陶尔中心413室的钥匙，等来到电话前的时候，这位经济学教授已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但还是及时接到了老婆的电话。“亨利，很抱歉又来吵你，我知道你打算工作一整个晚上，但是这里有人想见你。”
“是派翠西亚已经到家了吗？”他问。
“不是，我想她今晚要很晚才会到。等你的人是丹尼斯·高森——你们系那个年轻教授。他现在在客厅，好像非常着急找你谈。我跟他说你在工作，但是他说这件事太重要了，他又不想到办公室找你。现在他人在这儿，我跟他说我会试着打电话给你。”
“他说了是什么事吗？”
“他没跟我说，只说有必要马上见你。他看起来好像很苦恼，我相信他确实非常苦恼，在这么冷的晚上跑到这儿来。”
“唔，但我并不想回去，不然就没办法完成工作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见他。你觉得我应该回去吗？”
“如果你回来就太好了，他打算一直等到你回家，可是我想在派蒂到家之前去‘圣哲家’买些东西。”
亨利·斯皮尔曼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了。这位身材矮小、头顶日渐稀疏的教授摘下角质框眼镜，用手帕拭去上面的雾气。工作被打断的时候，斯皮尔曼一向不会有什么好脸色，但这是出自他自己的选择。对他而言，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情绪表现，就像选择任何商品一样，通过成本效益的比较来决定。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以比较积极的态度面对干扰工作的事务，那时候他可以允许自己分心去做其他事，因为被打断时需要放弃的收入较少；也就是说，必须付出的成本较低。
现在他是哈佛经济系的明星，但讽刺的是，薪水越高，他越是感到无法拨出时间去做其他事。他靠公开演讲、为报章杂志写客座专栏、撰写书籍等赚了大笔金钱。现在打道回府，代表将会损失四个小时的教评会工作时间，而这四个小时必须拿演讲或写书或写专栏的时间来弥补，所以今天晚上中断工作的成本可能是少写一篇新闻杂志专栏，因而减少一笔可观的收入。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这笔可观的收入是丹尼斯·高森来访的机会成本。
对于高收入的人而言，这一类机会成本可能非常高昂。如同斯皮尔曼在课堂上很爱举的一个例子，面对每一小时索取天价谈话费的名律师，你不会在他计费的时间内和他谈天气。同样，同一事务所里的名律师和法务秘书比起来，名律师休假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显然高得多，因此更会减少休假。
这类与一般见解相反但却能揭示真理的悖论，正是斯皮尔曼一开始被经济学吸引的主因。大学里的其他课程都无法清楚解释各式各样的人类行为：心理学可以解释异常行为，预测精神罪犯的反应；社会学致力于解释社会习俗及大众文化中共通的道德观；人类学的重心在非文字的神话传说；只有经济学符合斯皮尔曼的口味，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
斯皮尔曼的父亲便是个好例子。斯皮尔曼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父亲，直到他学了经济学。老斯皮尔曼开了家裁缝店，在店里对顾客永远亲切有礼，照顾到客人的所有需要，他的裁缝店名声远播，不只是因为修改的手艺好，也是因为他的殷勤友善。但是只要爬一段楼梯，到位于店铺楼上用赤褐色砂石建造的宅院，同样一个人马上性情大变，亲切变成了易怒，他的家人从来不指望他会注意或关心妻子儿女当下的需要。亨利·斯皮尔曼还记得妈妈的抱怨：“我真是不懂，本，在店里你总是对每个人都客客气气的，但是只要一到家，你的怨言就没有停过。和席尔曼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说的关于他袖口的事情你每一个字都仔细听，但是我呢，甚至连我在讲女儿结婚礼服的时候你都没在听。”
现在亨利·斯皮尔曼找到了解释父亲原本难以理解的行为的说法了，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席尔曼先生多于自己的妻儿，相反，亨利知道父亲对全家人都有深厚的感情。亨利·斯皮尔曼所受的经济学训练，让他学会从不同角度去看这件事——他父亲必须和其他裁缝店抢生意，彼此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进入这一行不需要什么金钱或教育资本，而他父亲裁缝服务的最后定价，虽然不足以赚大钱，却足以确保不会有大排长龙的客人，根据教科书上的说法，就是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如果每天上门的客人源源不绝，老斯皮尔曼大可以对客人呼来唤去或挑三拣四，无须负担任何经济成本；但是在价格由市场力量决定时，微笑和服务就成了争取客户的手段，恶劣的态度和服务只会吓跑客户，到时候老斯皮尔曼就会尝到“回家吃自己”的苦果。
一旦了解了父亲的表现，其他许多行为也就突然说得通了。举例来说，房租受到法律限制无法达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时候，房东往往对房客态度恶劣；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粗暴的肉贩，因为当时牛肉价格固定；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进货时有幸拿到尼龙丝袜的店家，对于那些早起排队等候的客户，也是不会抱持任何同情之心的。
许多年后，斯皮尔曼再度感受到这个理论的威力。当时美国联邦政府设定了汽油价格的上限，斯皮尔曼居住在剑桥的这些年，一向都在百老汇街上的加油站加油，那里的服务人员也一直以礼相待——除了那段时间以外。那时汽油供给不足，加上价格管制使得情况更加恶化，服务人员的性格似乎也随之改变：大排长龙的客人个个急着支付最高限价，但是加油站所供给的和善态度却大幅缩水。等到限价解除，情况又逆转了，加油的时候加油站再度附赠亲切的态度。
亨利·斯皮尔曼所知的这个理论，可能很少有人会相信，而且如果他把这件事挑明说，很可能会被误解：他的父亲，顾客眼中再温和不过的一个人，对待家人会像百老汇街加油站那些脾气暴躁的服务人员一样，这不是因为他的性格变了，只是因为价格变成固定的了而已。
在家庭中，市场均衡价格与每个人所分配到的资源无关，所以老斯皮尔曼可以发脾气而不用付出成本，但是只要一下楼，来到裁缝店，同样的行为就会受到惩罚。老斯皮尔曼根据不同情境选择不同性格，小斯皮尔曼也同样遵循这套理论选择行为模式，今晚放下工作准备接见不速之客的亨利·斯皮尔曼可没什么好脸色。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前往教职员停车场，路上看到两个学生朝他走来。“晚安，斯皮尔曼教授。”说话的学生头上包着一条围巾，颜色是充满圣诞节气氛的红绿两色。等到两个学生走近，斯皮尔曼认出戴围巾的那个是他班上的研究生。
斯皮尔曼给这位研究生的回应，不像平常和学生打趣时一样亲切。今晚他可不是只有一点生气而已，便以敷衍的招呼应付了事。但是对那个学生来说，教授的招呼却可能是她今晚的焦点。
“斯皮尔曼博士穿成这样你怎么认得出他来？”
“就是因为他穿成这样。”
“啊？”
“他整个冬天都穿这样来上课。有的外套可以防风，他的外套则是可以破冰。我们全都很紧张地在教室里等他，然后他来了，穿着那件大衣，下面长到盖住脚踝，上面领子又翻起来，一直遮到耳朵上，而且是紫色的，扣子颜色又不搭配。最绝的是，他头上还戴着一顶咖啡色的阔边帽，边缘软趴趴地垂下来。等到他好不容易从这一堆衣服中脱身出来，在上课的一开始就给你一个天真无邪的笑容，你根本就没办法产生任何敬畏之情，尽管你知道他是个天才。”
这位经济学家不只穿的外套超大，连开的车子也超大。这辆浅樱桃紫的车配备有空调、动力方向盘、动力刹车器，斯皮尔曼小心翼翼地转上协和路，朝回家的路前进。他熟练地拨开了暖气开关，尽管他从经验中知道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用，从办公室到他家，距离大概刚好够暖车而已，一直要等他开到车库，车上的暖气才开始喷出热气。
开上协和路之后，斯皮尔曼才看到挡风玻璃的雨刷下面夹了张便条，他真希望自己能在上车之前就发现。由于身高的限制，斯皮尔曼开车的时候多半是透过方向盘上半部和仪表盘上方的间隙往前看，那张便条刚好遮住了他视线范围内一部分的挡风玻璃。
值得斯皮尔曼和行人庆幸的是，此时剑桥市的居民多半待在室内，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等学校大学部的学生，应该正在公共区域吃东西兼谈天说地，在剑桥定居的人则是在自家享用晚餐，许多学者可能正享用餐前开胃菜。平常堵塞的街道此时畅通无阻，斯皮尔曼的车速很快，等他把车开进车库，关闭引擎，一股暖流刚好从暖气口排出。
斯皮尔曼关上车门后，从雨刷下抽出纸条，低声抱怨：“这可不是我最喜欢的沟通方式。”他认为那可能是一张传单，剑桥的餐馆常用这种方式做开幕宣传，但是打开之后，发现这是一张手写的纸条。
挡风玻璃上的水汽早已浸透这张薄薄的纸片，模糊了上面的墨迹，在车库黯淡的灯光下并不容易阅读，但斯皮尔曼还是认出了上面的字迹，这是卡尔文·韦伯写的便条。韦伯是英文系教授，专长是康拉德的作品。便条上写着：
请原谅这张有碍观瞻的小纸片，我看到我们同是在教评会园地中辛勤工作的园丁。请千万三缄其口，我很遗憾看到福斯特·巴雷特出现在克莱格的名单上。很高兴有你同在。
卡尔文·韦伯
斯皮尔曼把纸条塞进外套口袋，他也感到很高兴，卡尔文·韦伯是他和佩吉的好友，然而因为两人都忙于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聚会了。
一抹隐隐的微笑浮上斯皮尔曼的唇间，他想到：韦伯对巴雷特感到不自在，巴雷特搞不好对韦伯更感到不自在呢。韦伯是密西西比的佃农之子，先后在陶格鲁学院和霍华德大学接受教育，这样的背景，不论是家庭或学术等任一方面，都不符合巴雷特心目中哈佛人的标准。温文儒雅又彬彬有礼的巴雷特，展现不赞同的方式也很含蓄，但还含蓄不到逃过卡尔文·韦伯的眼睛。
斯皮尔曼的思绪转向促使他打道回府的事件。他离开车库，从后门走进屋内，他对这位年轻同僚早已一肚子火，也没有费力去掩饰脸上的表情。
“晚上好，亨利！”佩吉在门口迎接他。“回家的路上车多吗？”
“没有，路况很好。”斯皮尔曼回答。“客人在客厅里吗？”
“是的。我想你会到书房里谈，但是我没有带他进去。”
“好，如果你想要的话，何不先去‘圣哲家’？免得时间越来越晚。我会处理高森先生的事。”斯皮尔曼边说边脱下了满身的装备。
“别对他发脾气，亨利，他好像因为什么事情非常焦虑。”佩吉找出外套和皮包，从后门出去了。同时亨利·斯皮尔曼走向餐厅，与餐厅相连的是大客厅，客厅里有套安妮女王风格的沙发面向临街的窗户。丹尼斯·高森坐在沙发上，他在看到资深同事进门的时候紧张地起身。
“教……我是说，亨利，很抱歉把你从立陶尔叫回来，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见你。”到底应该直呼教授的名字，还是该以姓氏称呼，是常春藤名校助教永远无解的习题。和某些资深教授相处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这些教授如此难以亲近，让人不敢直呼名讳；也有些教授认为大家都是同事，清楚表示希望所有人直接互称名字，但是斯皮尔曼属于其中哪一种，着实令人难以捉摸。大家都知道他待人亲切温和，而且就算学生不那么用功，他也很少发脾气或严格要求，但他绝不会和人称兄道弟，在经济学专业的地位让他拉不下脸来。
“坐啊，丹尼斯。我看到内人泡了些茶给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
“这件事和我的升职有关，我相信……”
斯皮尔曼粗鲁地打断了他，几乎是用身体动作阻止他发言。“你知道我不能和你讨论这件事。教评会的审议已经开始了，我相信你很清楚委员是不能和候选人有接触的。”
“但是我不是因为你是委员而来的。我需要你的忠告。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这件事会在任何方面影响到你的升等吗？”
“呃，会，有可能，但是……”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中止谈话。”
这位上了年纪的经济学家立场非常坚定，高森决定再试一次，跨越横在面前的高墙。“只要你肯听我说完……”他用眼睛哀求他的同事兼前辈。
但斯皮尔曼毫不退让：“很抱歉，丹尼斯，很抱歉，你就算再坚持也没用，我不会听你说的。”他一面说，一面双手挥舞着，好像在阻挡迎面而来的汽车。然后坐也没坐，就离开客厅往厨房走，在餐桌上拾起了高森的外套和帽子。接着满怀挫折的年轻经济学家发现有人帮他穿上了外套，坚定地领着他出了前门。
高森在门廊上踌躇着，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和亨利·斯皮尔曼重新对话显然已不可能。年轻教授的目光在爱普敦街上徘徊，街上教授的住宅纷纷散发出诱人一探究竟的柔光，但却无法舒缓被拒之门外的感觉。尽管如此，高森还没走到穷途末路，他的第一选择证实不可行，现在只有试试其他没那么吸引人的选项。而且就算他的努力落得一场空，他还有最后一张他希望永远也不需要用到的王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