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IOR HOUSE OFFICER-POST 2
做住院医生早期，我记得看过一部关于中国少林寺的纪录片。片子里的和尚在一座偏僻的寺庙里接受长达十余年的训练，每天凌晨5点起床，练到午夜才停，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一种禁欲主义的人生，不受物欲影响。当时我想：这样的日子也不算太糟嘛，至少他们不用每年换一座完全不同的寺庙，然后翻天覆地地重新安排自己的人生。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分区部门负责医学院毕业生的职业培训，每6到12个月，他们就要把新医生调换到一家新医院，确保新人能向足够多的老医生学习，我猜这么做也算是有点儿道理。不幸的是，分区部门底下的每个分区都覆盖了过于庞大的地理区域，而你要在这么大的地域内接受随机分配。举个例子，其中一个分区包括肯特郡、萨里郡和萨塞克斯郡，可在我（还有英国地形测量局）看来这根本是3个巨大而且完全不沾边的行政区。另一个分区叫苏格兰。你知道，苏格兰就是——怎么说来着，没错——一块面积足足有3万平方英里的乡村地带。假如此刻你正在考虑置办自己的第一所房子，真的很难在苏格兰地区找到一个距离苏格兰所有城镇都很近的地方。一年换一两次租房协议已经够有病的了，更别说分区部门在提供搬家费用方面很有心机地采取了一毛不拔的策略。
眼看着我从事其他行业的朋友都还上了房贷，养了自己家的宠物狗，我和H还签着一年一续约的租房合同，不断寻找着位于我俩工作地点的中点且出行永远非常不方便的住所。不得不说，我的工作似乎不断给H带来连带性的伤害，她是医学寡妇，是不断变化工作地点的咨询师，现在甚至成了吉普赛人。
我记得有一次搬家后，我给各种各样的机构、驾照和车牌管理局以及其他类似公司打电话，告知我们的地址变了（我把它当作一种赎罪，因为搬家那天我没能请假帮忙），当时负责房屋保险的人例行公事地向我询问房屋的空置情况，也就是我们不在家过夜的频率。我这才意识到，假如我是单身，可能都没法儿上保险，我的房子也会被列为“空置房产”。
除了上班时间太长，我其实挺享受在妇产科待的第一年——我觉得自己的选择非常明智。我从蹒跚学步、小哔哔每次一响都会惊跳起来的小鹿斑比，长成了一头步调优雅、稳定的雄鹿——至少我自己是这么想的。现在我挺自信的，觉得自己能处理每扇产房门口的紧急情况。能有这种成长，必须要感谢我所在医院里的前辈，他们付出了很多心血，就是想帮我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当分区部门第二次摇动骰子，这次，我发现自己被摇到了一家老派的医院。如果形容祖父母很“老派”，你可能是在委婉地说他们还有种族歧视的偏见，但在医院语境中，“老派”意味着“不提供支持”，你全都得靠自己。
我感觉自己从儿童跑道直接来到了舒马赫飞驰其上的极品赛道，这家医院培养新人的策略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就是“看就会，会就做，做就成”。看别人摘除输卵管或者进行超声波卵巢检查后，就意味着已经培训过你了。假如认为这是噩梦，那你就错了，因为这还是在这家医院里最好的情况，“看就会”的环节经常被忽略，就像夜店厕所的激情约会中往往没有前戏一样。
如今，从修理内长的指甲到切开连体双胞胎[56]，油管视频几乎可以教你做任何事。但回到2006年，你还得照本宣科，按课本上写的做事。好玩的是，在见到真正的患者之前，你已经要背一大堆复杂的步骤（不要想什么宜家的DIY衣柜，想想组装一辆汽车）。假如一个人右手拿手术刀，左手还拿着课本，盯着你的生殖器就要动手，你能对他有多大信心？我很快学会了保持一种绝对自信，尽管自己的双腿实际上正在水底下疯狂地扑腾。这么说吧，不要和我打扑克牌，你绝不是我的对手。不过下次要组装平板家具的时候，你倒是可以考虑叫上我。
因为我醒着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也因为我所面临的困境是如此之深，在当住院医生的第二年，我真的是学了很多，而且进步飞快。“老派”训练法可能没什么意思，但确实很奏效。现在，我觉得那帮少林寺的混球简直就是在度假。
2006年8月2日，星期三
今天是黑色星期三[57]，我几天前已经开始了在圣阿加莎医院的工作。黑色星期三当天死亡率会增加，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心里有了这个想法，身上的担子就轻了很多，所以今天我也没有特别努力。
2006年8月10日，星期四
在门诊接诊了一位母亲，6周前她刚刚顺利生产。虽然身体状况一切正常，但她看起来显然在为什么事情烦心。我问她怎么了，结果她突然失声痛哭，告诉我她觉得自己的孩子得了脑瘤，问我能不能查看一下。这真的不属于我的专业范畴[58]，但看着她崩溃的面孔，我想这时候最好还是别扮演火车站售票处一脸冷漠的工作人员，不恰当地建议她去问问家庭医生的意见。我检查了一下她的小婴儿，暗暗期望她所担忧的事情能在我少得可怜的儿科知识范畴之内。
她指给我看孩子脑后部肿起的硬块，这时候我不知怎么突然有如神助，自信地告诉她那不过是枕骨隆起，是头骨正常的组成部分。看，你另一个孩子的脑后也有！看，你自己的脑后也有！
“我的天呐。”她大哭起来，脸庞上泪水涟涟，眼睛不断从她的小婴儿身上转到她另一个3岁小孩身上，好像在看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原来是遗传。”
2006年8月14日，星期一
每两周我都要轮岗到怀孕初期诊室进行超声波检查。今天，在压根儿看都没看过的情况下，我要独自一人战战兢兢地给20位病人看病，还要用阴道超声探头[59]检查病人体内约4毫米大的肿块。
我请（求）一位主治医生快速给我做个示范，还好在匆忙冲向手术室之前，他有机会教我检查了一位病人。下午接班的住院医生也从来没做过，所以我当着她的面做了一遍，就算把新技术传给了后人。没错，看一遍，做20次，然后再教一遍。
2006年8月16日，星期三
刚从手术室里出来，完成了迄今为止最顺利的一次接生。助产士后来告诉我，她还以为我是位主治医生呢（不过她的外号叫“黎明悍妇”，所以我不准备太把她的话当回事）。
接到妈妈的一通电话，她告诉我妹妹苏菲考进医学院了。我给小菲发了条祝福满满的短信，还附上了一张我身穿手术服、竖着大拇指的照片（当然是把下身溅着血的部分裁掉了），告诉她：“六年的快乐时光开始了！”
假如妈妈是在我今天下班时打来电话的，也许我给苏菲发的短信就会变成：“收拾好东西，赶快跑。”
2006年8月21日，星期一
邮局寄给我的那张“对不起，你不在家”的卡片已经在我兜里揣了两周了。我时不时把它掏出来满怀深意地看看，就像在看自己孩子的照片，或者是某个已经去世的童年初恋的照片，不断重读着取件办公室的营业时间，希望它能奇迹般地在我眼前变长，然而它并没有。
即使有午休时间，我也没法儿去邮局并及时赶回来，更不要说我根本没有午休时间。
我一直抱着渺茫的希望，盼着某天我能够提早点儿下班——比如说医院着火了，或者爆发核战争了。今天开始我要值一周夜班，终于有时间去取包裹了。不幸的是，邮局告诉我他们只能把包裹保留18天——也就是我每天都要上班的那些日子，然后就把它退还给寄件人了。
长话短说吧，明天H没法儿收到生日礼物了。
2006年9月14日，星期四
住在产前病房里的病人CW需要检查一下肺部，于是我给她约了个核磁共振，并且例行公事地询问了她几个问题。[60]结果我发现她其实做不了核磁共振，因为几年前她的右手食指指肚里植入了一小块磁力相当大的磁铁。
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小众的嗜好，由文身艺术家操刀完成，目的是让顾客拥有“第六感”——换句话说就是能感应到周边的金属物质，像是拥有了一种震动环（她这么说），或者说低成本的X战警（我的理解）。
说实话，她真的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消费观了。原本所期待的神秘、缥缈的经历完全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麻烦——她告诉我不仅伤口感染过好几次，现在过机场安检也成了噩梦。我开玩笑地让她假装从我同事戈马克身边走过，看看他安了阿尔伯特亲王环[61]的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过她说那个东西不知道是移位还是消磁了，最近她什么都没感受到，只觉得手指肚上有个小肿块。其实她早就想开刀把磁铁取出来了，但磁铁周围形成的瘢痕组织让手术变得特别复杂，甚至超出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报销范畴。我给她约了个CT，她可以穿个铅围裙，这样胎儿只会遭受极少量的辐射。不过，假如我照旧给她约核磁共振的话，她就能省了那笔找私人医生做手术的钱了。
2006年9月17日，星期日
打印机或者接待员中肯定有一个疯了，要不然护士站不会让大量涌入的白纸给淹没。全站所有人都在忙着捡纸，并试图修好机器——他们的做法全都一模一样，就是胡乱地按着打印机上的按钮，然而一点儿作用都没有。
纸从打印机中喷涌而出，落在产科病房的地板上。我捡起来一张，上面是同一个宝宝的身份标签、病例、住院手环什么的。一整天，大家都不断疑神疑鬼地检查着自己的鞋和后背，以防不小心贴上了纸——病例中那个孩子有个不幸的姓氏，“宝宝强奸犯”[62]，谁都不想带着这么个标签到处走。
2006年9月25日，星期一
今天我见识了地球上另一类人的生存状态。一位非常时髦的病人来产前门诊进行常规检查，结果发现她同样时髦的胚胎一切完好。她非常时髦的8岁小孩儿问了她一个关于经济舱的问题，回答之前，她转头问自己另一个非常时髦的5岁小孩儿：“亲爱的，你知道什么是经济舱吗？”
“知道，妈咪。就是飞机上特别糟糕的那一部分。”
现在你明白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了。
2006年9月27日，星期三
今天我请病假了，这还是正式成为医生以来的头一遭。看来我的这份工作也不是那么没有同情心嘛。
“哦，真他妈的。”主治医生接到我电话后咒骂了一句，“你就不能挺一早上吗？”我解释说自己食物中毒了，此刻正在经历严重的肠胃崩溃。“行吧。”他用一种不耐烦、憋了一肚子气似的负面攻击性语气回答我说，通常这种语气只有在家人之间才能听到。“但你得打电话问问有没有休假的人能替你来上班。”
我敢百分百肯定，即便在谷歌、葛兰素史克甚至金斯特斯这样的有名的黑作坊里，他们也不会这样对待员工。你还能想到有任何机构或公司让生病的员工自己找人替班病假吗？或许在朝鲜的军队里是这样？我真想知道，到底病到什么程度他们才肯放过我。骨盆骨折？淋巴瘤？或者干脆浑身插满管子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压根儿没法儿说话的时候？
还算幸运，我在一波接一波的呕吐（要不就是一波接一波的腹泻）之间还能挤出几个词来，找到人替了我的班。打电话的时候我并没解释自己在干吗，电话那头听起来，我可能像是在打彩弹球。现在好了，我还得还她一次值班，所以压根儿就等于没有歇病假。
我一直觉得，假如哪天我病了，一定是工作害的。那时我的个人财政情况应该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或许我会因为脱水导致肾衰竭，或者是被愤怒的亲戚毒打了一顿，又或许我在夜班一夜未眠后开车撞到了树上。但没想到我最后是栽倒在一场秘密暗杀之下——来自病人母亲亲手制作的有毒希腊茄盒差点儿要了我的命。而且我很清楚茄盒绝对是元凶，因为这一天我只吃了这么点儿东西。下次再接受希腊人礼物的时候可要小心了，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一会儿就会拉肚子拉到屁眼儿跟针头一样细、尝尽胆汁的味道，同时喉咙里还带着细若游丝的茄子味。
2006年9月30日，星期六
在分诊处接诊了一位女士，她快生了，正处于大呼小叫的状态中。我问她宫缩频率有多快，她丈夫回答说每分钟3到4次，每次持续一分钟左右。我解释说还需要进一步检查确定她宫口[63]开了几厘米。
她丈夫告诉我，临出门前他已经看过了，开了6厘米。大多数即将当爸爸的男人是不可能偷偷掀开神秘的门帘往里看的，所以我问他是不是医务人员。不是，他告诉我，他是个泥瓦匠，但“我对1厘米很有分寸，哥们儿”。
检查之后，我发现他是对的，简直比我大部分的同事还有职业素养。
2006年10月7日，星期六
自从6个月前在脸书上看到西蒙的自杀宣言来，我就一直在扮演他随叫随到的私人心理健康热线接线员。我跟他说，只要产生不好的念头，就随时打电话给我，而他真就这么做了。我还不厌其烦地跟他说，应该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帮忙，可他就是听不进我的这一部分建议。现在我好像被配发了第二台小哔哔，它随时都会带来新的坏消息，一想到这个我真的有点儿崩溃。除此之外，我猜专业心理医生也比我这个只能急匆匆在谷歌上搜“如何与有自杀倾向的人交谈”要有用得多。不过事实证明我还是有点儿用——至少他还活着。
最可怕的情况在于我发现自己错过了他的某通电话，我总在想：假如我回电话晚了，发现他已经不在了，那一切是不是我的错，就好像我是那个帮他踢倒脚下椅子的人？我猜自己可能不用在法律上负责，但作为一名医生，你就总会这么胡思乱想，可能恰恰因此我才会陷入今天的境地吧。假如是你最先发现某个病人呼吸异常或者出现异常的血液测试结果，即便他不是你的病人，那你也有责任负责到底，或者至少确保有人会对他进行进一步检查。我敢肯定，水暖工肯定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对见到的每个坏锅炉负责。
而医生和水暖工在“职业道德”上的差异，显然就是因为医生处理的是“有关生死”的事情，事实上，这是将医生这一职业和其他所有职业区别开的根本原因，也是外界觉得我们如此高深莫测的原因。
今天晚上，我在做完一台剖腹产手术后赶快给西蒙回了电话。现在我基本能把自己的咨询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了——只要倾听、同情并告诉他这种坏情绪很快会过去就行了。他可能也意识到了，最近我们每次谈话的内容都大同小异，但他好像并不在乎，只要确定有个人还在默默关心着他就行了。说实话，医生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2006年10月9日，星期一
今天和一位病人家属尬聊了一场，感觉我们俩之间越过了某种禁区，害得我在谈话结束后满屋子确认是否有监控设备。事情的起因是一位病人的丈夫告诉我他完全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避孕套，我听了半天才知道他总是试图把套套套在蛋蛋上。
2006年10月10日，星期二
我不知道争吵因何而起，只看到一位妇女愤怒地冲出妇科门诊，然后冲那里的女医生大声嘶吼：“你的工资是我付的！你的工资是我付的！”那位姐妹毫不示弱地吼了回去：“那你给我涨涨工资呗？”
2006年10月19日，星期四
如果问上班这些年我学到了什么，其中一点就是：面对病人，最好摆上一幅面无表情的扑克脸，这样你就不会被扣上“不尊重病人”这样大逆不敬的帽子。比如有一回，一位80岁老翁给我讲他如何使用超大号肛门塞“肛门大师”时，我就没笑；还有一回，我温柔地给一对不孕不育的夫妇解释，往肚脐眼里按摩精液并不会增加她怀孕的概率时，我也没笑。我只是坐在那里，像动画片《丘吉尔》里那只大狗一样面无表情地点着头，还不忘关切地问一句：“您用的是哪个型号的肛门大师来着，先生？”
可今天，我的扑克脸形象彻底崩塌了。早上查房时，一位医学院学生给我介绍了妇科病房的新病人灵福德夫人，她70来岁，刚接受完子宫脱垂[64]手术，正在恢复之中。当时那位学生嘴一瓢，不小心把她的名字说成了“屁眼夫人”[65]，我俩随即止不住疯狂大笑起来。
2006年10月23日，星期一
急诊室呼我去查看一位70来岁的男性病人。我去之前给急诊室医生打了个电话，以防他呼错了地方——让一个妇产科大夫去检查一位男性，实在太挑战极限了。“这事说来话长。”很显然，情况比我想象中的更复杂，“你下来再解释吧。”
匆匆赶到楼下，我见到了病人NS——一位印度锡克人，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他趁着假期到英国探亲访友，结果身体遭遇不适，可惜陪他来看病的那位亲戚同样不会说英语。还好政府事先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于是急诊室医生们借助一位电话旁遮普语翻译的帮助了解这位先生的病史并提供医疗服务。我赶到的时候，电话已经在这几个人之间来来回回传了好几趟，大家都感觉这位翻译的简历可能是瞎糊弄的——他的旁遮普语听起来只比我们这些完全不会说旁遮普语的人要强那么一点点。
以坚忍不拔著称的急诊室医生们在这位翻译的帮助下几乎没取得任何进展，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现在可以肯定病人“底下”出血，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周。下面就是和我相关的内容了——病人是个阴阳人[66]。我指着这位老翁的络腮大胡子，恳切地要求急诊室医生们再考虑一下他们的结论，并且提出要亲自和那位翻译通话。
“你能不能问问病人，他有子宫吗？”电话传到病人手里，他开始愤怒地向我们大吼一个旁遮普语词汇。他狂怒地解开衬衫纽扣，露出了植入式人工血管[67]——这可真是我们大呼万岁的时刻。所有在场医生几乎异口同声地叫道：“血友病！”于是我匆匆离场，留给他们处理病人的直肠出血问题了。
2006年10月31日，星期二
又一个累到分辨不出善恶美丑的日子。上了整整一天班，此刻我正站在产房更衣室里准备换衣服回家。本来该晚上8点下班的，可因为手术室里一场生产大出血，我10点才离开医院。今天晚上说好去参加万圣节聚会，可我现在没时间回家取准备好的行头了。不过此刻，我穿着手术服，从头到脚溅满了血，要是就这么去了，是不是有点儿太夸张？
2006年11月4日，星期六
凌晨1点接到病房传呼，让我去查看一位刚生产完的病人。手术室护士[68]告诉呼我的助产士，我手头的剖腹产手术正做到一半。于是她1点15分又呼了一次（我还在做手术），1点30分再呼了一次（我在写手术报告）。忙完手术，我赶快跑到病房查看情况。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病人明天一早要出院了，想趁着医生还在，能给她的护照申请表上签个字。[69]
2006年11月15日，星期三
我要准备参加MRCOG[70]第一阶段的考试了。一本教材提示说，“在开始复习前，不妨试试之前的考题——也许你会很开心地发现自己已经掌握了不少知识！”于是我找了道题试了试。
1997年3月，试卷一，第一题
是非判断题。嗜铬细胞的特点包括：
A 受节前交感神经纤维支配
B 出现在肾上腺皮质中
C 源自神经外胚层
D 能够脱去氨基酸中的羧基
E 出现在腹腔神经节中
说实话，这道题里出现的词我只认识不到一半（还基本都是介词），而且知道这些，和我能不能顺利接生婴儿有什么关系？可既然我半疯的顶头老大觉得知道这些很有必要，我又怎么配和它争辩呢？
另外一本教材欢欣鼓舞地告诉我，“只要每晚花上个把钟头，6个月时间内准能把MRCOG第一阶段考试复习得十拿九稳”。
这种话只能让人更加心虚，就好像医生对你说“不过是个小瘤子”，或者消防员跟你说“火情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
再说了，我每天上哪儿去找额外的“个把钟头”？我要么干脆放弃睡觉，要么就得想办法缩短通勤时间——后一种情况下，我得下班偷偷在医院里找个纸箱子住。而且，我距离考试只剩4个月了，根本不再有完整的“6个月时间”。
2006年12月25日，星期一
我本人其实并不是特别介意圣诞节当天还要工作这件事——医院到处都有小点心吃，人们心情都挺不错，而且几乎遇不上那种没病装病的人[71]。圣诞节当天，没什么人还想和医院打交道，除非他/她是真的病了、真的要生了或者真的和家里人不对付（这么一想，我也算是和病人们同病相怜了）。不过我觉得H可能不这么想，今天早上7点我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交换礼物时，我观察到她的脸色可不太好看。
圣阿加莎医院有这么个传统：圣诞节当天值班的主任医生[72]当天要来病房巡房，这样就能替初级医生们分担点儿工作量。主任医生还得给病人们准备点儿小礼物，比如小化妆品、小蛋糕之类的，因为，怎么说呢，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在医院里过圣诞节确实挺不幸的，送点儿小礼物能让她们的心情稍有改善。压轴好戏是，主任医生当天巡房时还得按照惯例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
所以，当今年的值班主任医生霍普柯克穿着一件套头毛衣和一条棉布裤子露面时，护士们的失望之情显而易见。她们大声嚷嚷着：“真没劲！”“什么玩意儿啊！”就在局面即将失控之前，霍普柯克解释道，上一次他圣诞节值班时确实穿了圣诞老人套装，好不容易巡房走到一半，一位老年病人突然心脏停搏，他赶快冲过去一边实施心脏复苏术，一边让护士去推担架车。没想到心脏复苏术居然很成功[73]，病人一口气缓了过来，睁眼却发现自己在和一个6英尺高的圣诞老人激吻，对方的手还抓着自己的胸部。“她的尖叫声至今在我耳边回响。”霍普柯克痛苦地说。
“得了，”一名护士说，她表现得就像个失望的孩子，发现自己的圣诞礼物不是一直想要的小猫，而是一套练字字帖，“就戴帽子还不行吗？”
2007年1月17日，星期三
“为了鼓励大家更多使用公共交通”，医院决定不再为员工提供专门停车位——这背后对地球环境体贴入微的思虑真是让人落泪，只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上下班单程花费的时间变成了2小时20分钟。因此，就算是只能把车停在访客区域，我也宁愿每天开车70分钟上下班。访客区域的计价体系，怎么说呢，可能是个中了一次彩票还嫌不够的人想出来的——照这样的收费方法，他的年收入可以轻松和中彩票齐平。停车价格为每分钟3英镑，停的时间较长也没有任何优惠，而且每天、每个小时、无论日夜的计价方式完全一样。只有圣诞节他们才会特别开恩，或许是觉得圣诞节还收费未免显得有点儿太贪心了。
唯一的特例是针对生产妇女的，她们会拿到一张有效期为3天的免费停车券，前提是必须让产房护士长签字。我和护士长倒是挺熟的——不是因为每天我都穿梭于产房为他们排忧解难，而是我偶尔会带一盒维也纳奶油酥饼给他们吃。每隔几天，护士长会就给我开一张免费停车券，因此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靠着黑市交易在停车场占据一席之地。
不过今天我遇上事儿了：下班时，我发现车被钢锁夹上了，前挡风玻璃雨刷器下还压着一张120英镑的罚款单。我算了一下，自己买个铰链器的话只要55英镑，可我当时太累了，已经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只想能赶快回家躺到床上。我取下罚单，想看看该联系谁，结果上面出现了停车管理员疯狂的草书：“生他妈太长时间了，哥们儿。”
2007年1月21日，星期日
我正想着很久没遇到“小孔塞大物”的闹剧了，今天就在急诊室遇到一个20来岁的病人，她因为“那里”塞了个瓶子来寻医问诊。一边上扩阴器[74]，我一边想着这回会是什么——香奈儿5号香水？2升装的果粒橙？或者是我24年前玩《龙与地下城》时想过关必须喝下的魔法药水？答案揭晓，原来是个医院专用的标本瓶，里面还装满了尿液。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背后原委，只好让她给我讲讲发生了什么。原来是缓刑监视官要求她提供尿液进行检查，本来她可以简单地选择不嗑药，可非得耍聪明，让她妈妈帮着尿了一瓶，然后用阴道把瓶子“走私”到指定检查地点，再倒在监视官提供的尿检杯里。我认真考虑了一下，假如把这场闹剧如实记录下来，会增加我多少工作量，于是决定假装从没问过这个问题，打发她回家了。
2007年1月29日，星期一
几周前，我最喜欢的一位病人去世了，为此我一蹶不振了很久。她的离开并不出乎意料——KL已经快80岁了，患有转移性卵巢癌，她在病房里待的时间比我来这儿上班的时间还长，期间只是短暂出院回家过几天。她身高5英尺，一点儿也没有波兰人粗犷的体型，两只眼睛闪闪发亮，喜欢讲家乡那些情节曲折的长故事，可惜总是在别人听得津津有味时丧失了讲述的乐趣，每次都以“哎呀哎呀，就那样吧”和不耐烦地挥挥手草草收尾。
最棒的是，她很瞧不起主任医生弗莱彻教授。虽然比弗莱彻年长足足15岁，但每次见面她总管他叫“老头儿”，和他讲话时还总是激动地用手指戳他胸膛，有一次还嚷嚷要见他上面“管事儿的”。每次巡房时我都很期待能见到她，见面后我俩总要闲扯一顿，慢慢开始变得很熟悉。
她一下认出了我是波兰裔——虽然我家已经在英国定居三代，也一直和英国人通婚，并把孩子不断送进昂贵的私立学校。她问我家原本的姓氏是什么，我告诉她是“斯特雷科夫斯基”，她听后悲伤地摇摇头，直说这么美的波兰姓氏不该就埋没了，我应该以自己的过去为傲，也许有天该把姓氏改回来[75]。
这几个月来我几乎见过了她所有的孩子，还有许多前来探视的朋友和邻居。“现在他们都觉得我不错了！”她会这么嘴硬地说。大家喜欢她的理由显而易见：她幽默，爱讲笑话，性格里还有种迷人的魅力。
听到她的死讯时我沮丧极了。我决定去参加她的葬礼——没什么特殊的理由，就单纯觉得该这么做。那天下午我跟别人换了班，还特意告知弗莱彻教授我要作为朋友去参加她的葬礼。
结果他跟我说不允许我去——理由很老套：医生不能参加病人的葬礼，这样显得很不专业。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他又说了一堆什么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之间要泾渭分明之类的话。虽然话有道理，可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好像我是要去骗老太太的孙女上床，然后想方设法要在遗产里分一杯羹似的。我怀疑这种想法还是老传统作祟：过去，病人的离世被视为医生的“损失”和“失败”，是件很羞耻或者会被指责的事情。可我们面对的是患有妇科恶性肿瘤的病人啊，这些病人的死亡率很高，要是总这么想，那医生也就别活了。
听到他那套老掉牙的言论，我失望极了——部分是因为我为了这事专门去干洗了西装。可又能怎么办呢？他是老板，而且他没给我留一点儿商量的余地。
当然了，最后我还是去了——假如是KL，她也会像平时那样跟他说一句“滚蛋”吧。这是件让人幸福的工作，也是我从心底觉得正确的事情——对我、对我在病房里认识的那些家人朋友都是如此。而且，我确实和她的一个孙女睡觉了[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