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IOR HOUSE OFFICER-POST 1
到了2005年8月，我终于成了一名住院医生。刚刚当了12个月的医生，很显然我整个人还处于“实习”的状态，但到了这时候，“住院”的字眼毕竟被强塞进了我的头衔之中。也许这样做是为了让病人更有信心吧：毕竟我才25岁，却要用手术刀剖开他人的肚皮。此外，要不是贪恋职称改变所带来的小小的虚荣心，看到新的值班表时，我几乎要从医院楼顶上跳下去了。而且，我也没脸说自己“升迁”了，因为任何实习医生工作一年后都会自动变成住院医生，就像在麦当劳工作的人胸章上会多颗星星一样——不过我很怀疑，在薪资水平上，麦当劳叔叔可能比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大方得多。[31]
我相信一个人真的有可能在技术上通不过住院医生这关，然后被要求重新来过，虽然现实中我并没听闻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请注意，我还算上了我的两位朋友，其中一个当住院医生时和病人在值班室里睡觉，另一个因为精神涣散，给一位青霉素过敏的病人开了青霉素，而不是扑热息痛。就连他们俩都过关了，所以谁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你才会被要求重修呢。
从住院医生阶段起，你就要决定自己的专长方向。假如选择全科，你会继续在医院里待几年，在类似急诊、普通内科和儿科这样的地方轮岗，然后就能被派到社区里，穿上胳膊肘带补丁的呢子西装，被赋予不断向病人挑起眉毛的特权。假如选择做医院医生，你还要多蹚几摊浑水才能决定最后的道路。假如喜欢做外科医生，肛肠外科、心脏外科、神经外科、整形外科任君挑选。（不过整形外科通常是留给医学院里的橄榄球队员的，因为这个科除了锯骨缝皮之外没什么技术含量——我很怀疑所谓“他们选择了这科”，不过就是把手指放到墨水里，然后按了个同意的指纹。）
假如不喜欢那么亲力亲为的工作，你在一般内科中也拥有许多选择：老年病科[32]、心内科、呼吸科、皮肤科（选择这一科，你就选择了一种虽然有些令人厌恶但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皮肤科医生夜里出急诊的次数用一只长满鳞癣的老手就可以数清）。此外，还有一些介于内科和外科之间的科室，比如麻醉科、放射科、产科和妇科。
我本人选择了妇产科——在医学院时它有个更迷人的名字，“小逼孩儿与逼科”。我本科论文写的就是这一领域，所以多少算是笨鸟先飞，假如有人问我患有抗磷脂综合征的母亲所生的早产儿通常有何特征，我都能回答得出来，然而尴尬的是从来没人问我。我最喜欢产科的一点在于，你接收的是一个病人，送走的往往是两个或以上的病人，这可比其他科室的得分率高多了（说的就是你——老年病科）。此外，我还记得上学时一位主治医生对我说：选择妇产科是因为它相对容易。“产科病房里只需要做4件事：剖腹产、使用产钳、真空辅助阴道分娩，最后把你弄的这一团糟给缝上。”[33]
我中意妇产科的另外一点在于，它是内科和外科的混合——做实习医生的经历启示我，我最好不要有专长。我将有机会在不孕不育门诊和产房里工作——和帮助不能生育的夫妻以及接生婴儿比起来，还有哪个科室能给人更强烈的职业荣誉感呢？当然了，假如过程中遇到差错，这份工作所带来的情感挫折也是最强烈的——毕竟，不是所有鹳鸟都能安全着陆——人生不也是这样嘛，你曾有多嗨，就要忍受多么痛苦的低潮。
事实上，在不断轮岗的过程中，我已经排除了选择其他科室的可能性：太令人抑郁，太难，太无聊，太恶心人。妇产科是唯一一个让我兴奋，并且真的有所期待的地方。
当然了，我是花了几个月才下定决心并正式做出申请的。犹豫不决的原因在于，从18岁决定读医学院后，我就再没做过任何重要的人生决定——而读医学院的最大理由也只是觉得学生会卖的扭扭薯条很有诱惑力。到了25岁，我才迎来人生中第一次严肃的选择，面对《人生抉择》这本大书终于能展开自己的冒险。我不仅得学会选择，还得学会正确地选择。
假如决定了要拿起产钳，就翻到下一页吧。
2005年8月8日，星期一
这是我在产房工作的第一周。接到助产士电话，她说病人DH在产下一名健康的婴儿后突然感觉有点儿不舒服。没人喜欢机灵鬼，但赶到病房后，我发现无需具备神探可伦坡、杰西卡·弗莱彻的头脑，也能知道她“感觉有点儿不舒服”的原因在于鲜血正从阴道里喷涌而出。我赶快按下紧急呼叫按钮，期盼某个顶用的人能够快点儿出现，一边心虚地安慰病人一切都会没事的——而此时她正在用血柱不断装饰着我的双腿。
副主任医生赶了过来，对病人进行了PV检查[34]，然后取出了一块导致流血的胎盘[35]。异物刚被取出，病人就显得好多了，再输了点儿血后，她几乎完全没事了。
我回到更衣室里，准备换身干净的工作服。这是本周我第三次被别人的鲜血浸湿内裤了，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扔掉内裤，继续回去工作。这可是CK的，15英镑一条，我感觉自己是越工作越穷啊。
这次血浸得比哪次都深，我发现连自己的小弟弟都被染红了。哎，事情简直不能更糟了——我有可能因此感染艾滋病病毒，而且没有人会相信我是这么得上的。
2005年8月27日，星期六
一名实习医生请求我和他一起去查看一位手术后9个小时没有排尿[36]的病人，我跟他说，我已经有11个小时没有尿尿了，就是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在不停地浪费我的时间。听了这话，他的脸皱得像被胖小孩儿用拳头砸扁的薯片包装袋，这让我立刻感到自己失言了。我太刻薄了，而几个月前我不过是和他一样的菜鸟。我赶紧溜去看了看病人的情况。她确实没有排尿，但这是因为她的导尿管被压在了病床轮子底下，而她的膀胱已经涨得像个弹跳球。看到这一幕，当时我就不后悔了。
2005年9月19日，星期一
第一次进行真空辅助阴道分娩让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是个产科医生了，在第一次把一个小婴儿接生出来之前，这不过是个抽象的名号而已。虽然主治医生莉莉一直在旁边耐心地指导，但毕竟是我独自完成的，这感觉太他妈好了！
“祝贺你，你表现得真不错。”莉莉说。
“谢谢！”我回答，然后发现她其实是在对孩子的妈妈讲话。
2005年9月21日，星期三
看完病后，给病人的全科医生写信报备妇科检查的相关情况，这时主治医生厄尼——一个傲慢又有点儿幽默的人大步流星地走进来，管我借检查灯。他偷窥了一眼我在写的东西，说：“你这么写会惹麻烦的。最好改用‘脓状’（pus-like），或者随便在哪儿加个连字符。”
我低头看了眼那句会惹麻烦的话。“她有逼状（pussy，有女性生殖器的意思，也有脓状物的意思，双关语）分泌物。”[37]
2005年11月16日，星期三
查看一位年迈的妇科住院病人之前，我瞥了眼她的病例。
好消息：理疗师已经去看过她了。
坏消息：病例开头就写着“病人昏昏欲睡，完全无法配合”。
我从这里插了一杠子，然后病人就死了。
2005年11月22日，星期二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协助主治医生和主任医生进行过15次剖腹产。有那么三四次，他们想在一旁指导步骤，让我来动手，可我都怯场了。现在，我成了同期住院医生中唯一还没失去剖腹产贞操的人，所以厄尼才那么跃跃欲试。
今天，厄尼没给我怯场的机会，他直接告诉病人，我就是一会儿将要给她接生的大夫。所以我就做了，旁边还有个现场观众。我第一次切开人的皮肤，第一次打开子宫，然后第一次将一个小婴儿从母腹中带到人世。那感觉真好，虽然整个过程中我高度紧张，完全没工夫体会个中滋味。
剖腹产从头到尾进行了55分钟[38]，令人筋疲力尽，而手术中厄尼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耐心。后来清理伤口时，他指出我的切口大概歪了10度。他对病人说：“拆线后你会发现伤口有点儿歪，因为不得不这么做。”她似乎毫不质疑地接受了——母性的奇迹真让这世界上最苦的药也变得容易入口了。
厄尼告诉我该如何填写手术报告，还在喝咖啡的时候一边详细询问我的感受，一边又无所不用其极地打着他失去贞操的那套比喻，就像个变态。很显然，以后我的技术将不断成熟，手术现场也不会那么血肉模糊，我也不会再那么神经兮兮，到最后，一切都会变成令人厌倦的日常。这时麻醉师插进话来：“不过，就算你想尽情表现，我也不会配合的。”
2005年12月22日，星期四
医学悲剧。凌晨2点时小哔哔响了，让我去查看一位已经失去意识的妇科住院病人。我提醒护士，大多数人在凌晨两点时都是没有意识的，但她仍坚持情况紧急，让我马上出诊。病人的格拉斯哥昏迷指数[39]是14分，真算不上“没有意识”，但她确实有点儿晕头晕脑，显然是低血糖了。一名护士闲逛似的出发去隔壁病房寻找血糖监测仪。我对自己的诊断很有信心，于是决定不再等了，让他们把放在病房冰箱里专门用来应付这种情况的橙汁拿来。病人喝了，可还是显得晕晕沉沉。现在玩过家家有点儿晚了，但我还是安排了一些其他检测，试图判断还有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对那台迟到的血糖仪翘首以盼。想用的时候手边永远没有，虽然你总在申请，而且在药妆店只需花10英镑就能买到。我都在认真考虑自费买一台了，但害怕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总有一天会在办公桌后头摆一台自己买的X射线检测仪。
此时，健康护理助手指出，他准备扔掉的那个橙汁空瓶上写着“无糖”的字眼——那么喝它有什么用？就像走在大街上有人递给你张“买1000减10块”的优惠券一样。我真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可我太累了，哭也哭不出，笑也笑不起来。吃掉从护士办公桌上临时调用的几颗费列罗巧克力后，病人立刻觉得好多了。当班护士因为“下单失误”向我道歉，并保证以后一定备齐正确的橙汁。我敢赌两英镑，下次再有病人低血糖，他们一定会冲到冰箱，然后发现里面冻着一个灰胡桃南瓜。
2005年12月25日，星期日
今天真是好消息和坏消息接替到来的一天。
好消息是，今天一睁眼，我就迎来了圣诞节。[40]
坏消息是，我今天还得在产房里继续工作。
更坏的消息是，我手机没电了，主治医生怎么也找不到我。我还忘了上闹钟，现在他们可能在集体咒骂我“他妈的到底跑哪儿去了”。
还有更坏的消息，我在车里睡着了。花了一会儿工夫，我才搞清楚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好消息又来了，看来我是昨天值夜班后太累了，直接在车里倒头大睡。不过这意味着我人已经到工作地点了，就在医院的停车场里。
我跳出车，迅速洗了个澡，随后就准备就绪了，只稍微晚了10分钟。H给我打了8个电话，我全没看到，所以她冷冰冰地发了一条短信：“圣诞快乐。”没有语气，也没像平时那样给我一个亲亲的表情。
今年我们得在我下次轮休的时候补过圣诞节，到时就是1月6日了。“你想想，那时候圣诞拉炮肯定大酬宾了！”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安慰她的理由。
2006年1月18日，星期三
有些日子，你总能明确感受到自己在这家医院里的地位，而今天给我上了沉重一课的，是一场脐带脱垂事故[41]。
当时我费劲地爬上床垫，跪着做好托举的姿势，接着病床就一路风驰电掣地被推到了手术室。然而上一台剖腹产手术还没进行完，我们只好在麻醉室里等着。为了让病人保持镇静，也为了缓解此刻尴尬的气氛，我开始和病人闲扯起来，聊了聊孩子的名字啊、尿布啊、产假啊这些事情。
当时病人的伴侣正好下楼买咖啡去了，没想到就在这几分钟的空当，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发展得如此……亲密，而他错过了整场好戏。回来的路上，助产士匆忙拦住他，两人加快脚步到更衣室换上连体服，这样他就能到手术室里陪产了。助产士带着他进入麻醉室，看到我正跪在那里，他孩子母亲的阴户套在我的前臂上。“耶稣基督啊！”他大叫一声，带着浓重的格拉斯哥口音。助产士一脸严肃地说，她在路上已经提醒过我此刻正托举着脐带了。“你是说了。”他回答，眼睛瞪得像牛铃，“可你没说他像戴个套袖一样戴着她啊！”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
要我说，上帝这个人很聪明，知道要离我们这些当医生的人越远越好，你只是偶尔从病房里传出的咒骂声中——比如“真他妈的我的天”和“基督耶稣啊”——才能感觉到他老人家的存在。今天我遇到了病人MM，她是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信徒，来我们这儿接受开腹子宫肌瘤切除手术[42]。这种手术通常是血沥呼啦的，我们得准备四个单位的交叉配型血液，以备不时之需。
于是老掉牙的问题又来了，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不接受任何性质的输血，因为他们（真他妈蠢地）相信，人的灵魂就在血液里，你不能把其他人的灵魂弄到自己身体里来。当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里，所以必须尊重每个人（真他妈蠢的）价值观和愿望。
MM是个聪明、有魅力而且很睿智的女人，我们俩聊天聊得很愉快。她同意在手术过程中接受自体血液回收输血[43]，然后我指导她签了不同意输血的特殊表格，上面写着即便遭受生命危险也不能输血。就算是同意自体输血，签这种表格其实也非常危险，以前许多耶和华见证人信徒就是因为这个丧命的。她签了字，然后向我坦言，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假如用了别人的血，她家里人就再不会和她说话了。（虽然对我来说，这反而会促使我接受输血。）
弗立维克先生又唯恐天下不乱似的和我讲起“过去的好日子”里的那些黑历史，过去他们压根儿不搭理这些表格，该输血时就输血，反正病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正在麻醉剂的作用下昏迷不醒呢。真让人高兴，今天的手术再没这么戏剧化了，而且自体输血机就静静地站在屋里一角。手术前一晚，我到病房里查看她的情况，翻看病例时发现过两天就是她的生日了，到时候她肯定还没出院呢。我对她表示了同情，虽然我本人很有可能也得在医院里度过余生所有的生日，直到老得吹不动生日蜡烛为止。可她跟我说，耶和华见证人教徒是不过生日的，也不能接受生日礼物。这简直比不让输血那套还扯淡。
2006年1月26日，星期四
陷入了道德迷宫之中。今天查房的时候，我看到厄尼正在和一位30多岁、谈吐优雅的女士聊天——她基本上就是个更年轻、更时髦版本的女王。她是几天前因为突发卵巢扭转[44]入院的，不过现在痊愈了，正准备出院回家。厄尼帮她预约了6周后的门诊复查，然后嘱咐她之后3周都不要开车了。“哦，我的天啊！”她对厄尼感叹道，“那个倒霉玩意儿现在在你们医院停车场呢。要不在我找你看门诊之前，你来开吧？”厄尼刚要拒绝，说这可不行，结果她从手包里掏出了一串带有宾利标志的钥匙，让整个事态变得更复杂了。总而言之，厄尼现在每天开一辆宾利欧陆GT来上班。
2006年1月27日，星期五
最近三个月，我都会时不时地到新生儿特殊护理病房[45]去看望小婴儿L，这已经成了我每天回家前的例行公事，虽然只能隔着婴儿保育器的墙[46]和他见面，但能时不时见到熟悉的面孔，真是件幸福的事。他妈妈是在我上班后第二个星期六入院的，第一次怀孕，孕期26周，当时她出现了剧烈的头疼症状，随后被确诊为严重的先兆子痫[47]。被收入院后，周日，我们就把小婴儿L接生到了这个世界上，手术是我协助主任医生做的。
当时我们确实没时间再等了，妈妈紧接着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几天，她的孩子看起来就是一小坨乱糟糟的东西，稍微比一罐果酱重那么一点点。
在新生儿学科医生面前，产科医生简直就像整形科医生一样不值一文——他们太学术、太严谨了，简直在以违抗上帝和自然规律的勇气重新赋予新生儿生机。1970年之前，小婴儿L的存活概率还超不过10%，但如今他的存活概率已经提升到了90%以上。在这些专家鬼斧神工般的照料下，仅仅过了12周，他就从一只浑身插满管子、皮肤接近透明的小仓鼠，变成了一个能够正常哭闹、呕吐和睡觉的小婴儿，而且今天下午就要出院回家了。
他能出院，我应该很高兴才是——我确实很高兴，毕竟产科医生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但与此同时，我会想念这个隔几天就要见一面的小伙计的。
我在“朋友联盟”纪念品商店里挑了图案最不恐怖的一张贺卡，把它交给儿科护士，并请她转交给孩子的妈妈。我在贺卡里写道，看到他们的故事有了个大团圆的结局我多么开心，并请她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时不时给我发几张小L的照片。
这么做可能违背了英国医学总会规章、医院本身条例等诸如此类的细碎东西，但我不在乎，为了他，我愿意沉沦这一次[48]。
2006年2月2日，星期四
在办公室里看给病人全科医生写的信，对其嘱咐相关注意事项，然后在信后面签名。
亲爱的医生，
我今天在门诊接诊了XA，同行的还有山姆、埃斯特·休格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
我花了不少时间才回忆起这次出诊。这3个人中，到底谁才是孩子的父母？我应该知道艾斯特是谁，要不干吗特意写下这个人的全名？她是名人吗？艾伦爵士的妻子？结果最后才弄明白，艾斯特这个人压根儿不存在。
事情是这样的，大概两个月前，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几乎解雇了全部在医院里工作的秘书，以新的计算机系统取而代之。这件事造成的显著后果之一是，从前我只要把口述录音机交给秘书整理就行了，现在则需要直接对着电脑口述，后者可以选择要么上传你的录音并把它发到国外某个类似秘书办公室的血汗工厂扒录录音，要么干脆不露痕迹地把你的录音删掉。其显著后果在于，扒录的质量暗示着，电脑系统后端可能在操纵着一只敲罐头的拉线狐猴打字。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担心：通过解雇一大堆忠心耿耿、勤奋工作、视医院为生命的员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节省了一大笔钱，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重要呢？新系统的一大好处在于，你可以在审阅文件时重听当时的录音，于是我按下了播放键。
亲爱的医生，
我今天在门诊接诊了XA，同行的还有山姆（S开头，像Sugar一词一样）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
在席卷整个科室的听写错乱中，我这个绝对能拔得头筹了，这可比什么“病人已经听懂了我的类比（known analogies）”（应为no known allergies，病人没有已知的过敏史）厉害多了。
2006年3月22日，星期三
凌晨3点的产科病房里，必须按照轻重缓急应付病人。病人RO今年25岁，第一次怀孕，孕期30周。她抱怨舌头上长了好多没有痛感的小点，诊断：那是味蕾。
2006年4月3日，星期一
凌晨2点，产科病房里没什么事，于是我溜回休息室，准备处理一点儿个人事务（男人的私事？），也就是盯着脸书看了一会儿。有个朋友刚生了个丑娃，但我以很有说服力的方式评论说，这个孩子简直太可爱了——因为在我每天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要对着陌生人做同样的事情。
在我个人看来，新生儿出生所伴随的最大奇迹，就是那些聪明、理性、能找到工作并且有投票权的成年人真的觉得他们的孩子很好看，没错，觉得那些像是半融化的肉球、脑袋因为刚刚经历骨盆挤压而显得有些异形、浑身裹着至少5种可怕的不明物质、看起来刚在比萨炉里滚了两个小时的东西好看。我想是达尔文在起作用，让人对自己的后裔产生了一种不理性的爱。更可怕的是，凭借着这股繁育后代的欲望，即使会阴处遭受了如此不可弥补的损伤，在仅仅18个月后，你就会在产房里第二次见到某些人。
新生儿出生伴随的第二大奇迹是，我可以把金属产钳放在婴儿头上，将其身体向后拽，施加20公斤的力——有时候还要出点儿汗呢，而他们却毫发无损，完全不像你想的那样会掉了脑袋。可孩子刚一出生，所有妈妈就都像着了魔一样，一定要用扶持的姿势让孩子头部保持直立。假如孩子的亲戚想抱一下，几乎都能听到母亲压抑着的尖叫：“小心他的脖子！”但我觉得，就算提着新生儿的头把他拎起来，都不会出什么问题[49]。
我正在浏览前任们的近况，看看她们离开了我是不是过得又惨又发福，此时西蒙的一条状态更新映入我眼帘。西蒙是我同学的弟弟，21岁，虽然我俩只说过两次话，而且这两次对话还发生在至少10年前，但在脸书的世界里，人人都是好朋友。西蒙的状态很简单，但也充满绝望，只有5个字：“再见。我走了。”
我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是周一凌晨2点30分时唯一可能看到这条状态的人，所以赶紧跟他发了条私信，问他究竟怎么了。我在私信里说我还醒着，而且我是个医生，他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然后我翻阅手机通讯录，想看看有没有他哥哥的电话，正在这时，西蒙打电话过来了。他简直是一团糟——喝醉了，痛哭流涕。原来他刚和女朋友分手。
我其实没接受过劝慰人的专业训练，跟他聊天，感觉就像是在指导他换汽车变速箱或者铺木地板一样。但他很信任我，于是我们就顺理成章地聊了起来，两个小时（期间小哔哔居然奇迹般地没有响）之后，他终于平静下来了。他准备立刻打辆车回妈妈家，然后一早就去找全科医生约个紧急门诊。和成功处理完工作中的紧急情况一样，我体内涌起了一阵奇异的内啡肽，感觉既疲倦，又狂喜，还隐隐觉得做了件“正确的事”（就像刚完成10公里的慈善跑一样）。今晚我对于西蒙的意义，应该远大于我对任何病人的意义。
小哔哔响了，我回到产科病房查看一位病人的情况，她坚持认为医生应该在凌晨5点治疗她的湿疹。“我觉得它们这会儿应该比上午更安静。”她说。
2006年4月10日，星期一
从急诊住院医生那儿转来一位病人，对方说病人阴部长了疣状异物。我让他再描述仔细一点儿。“就像菜花，哥们儿。如果考虑到分泌物的颜色，那可能更像紫甘蓝。”
他显然很不愿意在晚餐时间谈这个。
2006年4月21日，星期五
罗恩下周要做个膝盖小手术，他来找我确认自己不会死在麻醉过程中，虽然我毫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还是很高兴地安慰了他一番。
他还问我，麻醉会不会有时候“不管用”，所以我给他讲了今年早些时候发生在我们科室的一件事：
“这样说吧，麻醉室通常使用的是两类药物。第一类是肌肉松弛剂，这样医生就能在你身上随意开刀。由于身体完全麻痹了，你没法自主呼吸，所以得套个呼吸机。第二类药是种浑浊液体，叫异丙酚，它会让你失去意识，整个手术过程中都睡过去。”[50]
“现在想象一下，你的麻醉医生不小心从推车里拿错了浑浊液体，他本来该给你注射异丙酚的，现在却弄成了抗生素。你躺在麻醉床上，因为注射了肌肉松弛剂而浑身麻痹，但因为没有异丙酚，你整个人还完全保持着清醒，能听到医生们说的每一句话，感觉到他们正在给你清洁患处，却完全没办法警告他们出错了。当手术刀划过皮肤，你只能无声地尖叫，感受到此生中前所未有的剧痛……”罗恩此刻的表情可以直接被爱德华·蒙克画进《呐喊》这幅画里。“好消息是，你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有生命危险。”
2006年6月6日，星期二
急诊室让我去查看一位病人。她几天前刚进行了药物流产，此刻出现了剧痛的症状。我不太清楚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但觉得她肯定不太对劲，于是把她接诊进病房，进行了相关镇痛治疗，并让高级医生厄尼检查了她的情况。
“她就是抽筋了。流产之前的片子显示是正常的宫内怀孕。没什么问题，让她回家吧。”
我试着跟他辩解——这疼得也太邪门了吧？她都注射吗啡了！
“那是因为你给她开了吗啡……”
但是没有人会因为药物流产疼成这样。
“你怎么知道她疼痛耐受力有多强？”厄尼显然不想听我再废话了。“也许她在家碰了一下脚趾也是疼成这样。”
我壮着胆子再次说，她肯定不太对劲，结果厄尼又反驳了我。
“如果听到卧室窗户外边有马蹄声，你可能觉得那会是头斑马。但往外一看，我敢肯定那只是匹马。”他告诉我可以给她开点儿抗生素预防感染，但还是得让她立刻出院。
假如小哔哔这时候响了，告诉我们病人情况突然严重恶化，那简直就是直接抽了厄尼一耳光。可惜的是这个坏消息几个小时后才传到我们耳朵里，我和厄尼立刻赶到手术室，我协助他做了异位妊娠[51]切除手术，还从病人骨盆里引流出好他妈的一大盆积血。很显然，她流产前照的片子出错了，这差点儿要了她的命。
病人现在已经安全回到了病房。厄尼还没跟我道歉，我估计他不会了——除非让他完全变个人。不过我现在正在逛亚马逊，准备给他买个斑马钥匙链。
2006年6月12日，星期一
接诊一位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52]的病人，建议她应该减减肥，我还给她推荐了一位营养师，并询问了她的运动状况。虽然有些事情在医生看来非常简单，但病人可不这么觉得，就好像有家人的房子已经着大火了，可你敲门告诉他们时，他们还浑然不觉。不过当然了，有时候病人也会听取你的建议。虽然知道她肯定会敷衍我说没有时间，但我还是提议道：“可能应该试试加入健身房？”
“我已经加入健身房了。”她回答说，“可是花了3000英镑的会员费呢。”
2006年6月19日，星期一
病房紧急呼叫我去查看一名即将生产的病人。病人ES因为胎儿过熟[53]，已经开始引产。助产士一脸焦虑地把我带到病房厕所，病人刚上完大号，马桶此刻看起来就像刚推出的一款可怕的红棕色爆炸浴盐。对于清洁工的茶歇和患者本人来说，这都不是什么好的预兆。
我首先检查了她是否阴道出血，确认不是，顺带还很心安地发现分娩检测仪[54]显示胎儿一切正常。直肠检查也正常，病人说她之前从没出现过这种症状，也没有其他异常的地方。我给她进行了血液交叉配型，到血库调了点儿血，开了些液体先给她输着，然后紧急呼叫肠胃科专家来会诊。我甚至还在谷歌里搜索了一下，想查查普洛舒定是否有引发大规模胃出血的先例，但也没找到，所以我碰到的可以算是史上第一例——我甚至还胡思乱想了一阵，想后人是不是会用我的名字命名这个症候群。哎，假如真有凯氏症候群这个东西，我多希望它和更辉煌的发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让人联想到病人在引产过程中把自己的肠子都拉出来了。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想在教科书上留名，可能不得不忍受背后这些艰辛。
在我写完病例前，肠胃科专家就匆匆赶到了，快速了解情况并用手指进行检查后，病人被推去做了结肠镜检查。结果还是一切正常，也没有近期出血的症状。再次追问了几句后，会诊专家终于得出了结论，他用小哔哔把我叫过来兴师问罪了。
真相是，我在厕所里见证的那场噩梦，其实源自病人ES前一天晚上不明就里吞下的两大罐甜菜根。专家“客气地”对我说，下次叫别人过去诊断肠胃异常前，我最好先亲自尝一尝。
2006年6月20日，星期二
我们的电脑系统最近升级了，怎么说呢，一旦医院试图做些让工作变得更轻松的举动，10次里有11次，他们会把事情变得更糟、更复杂。新系统看起来确实更炫酷了（不再像是我们在小学机房里见到的那种DOS系统），但没解决软件严重崩溃的问题，只是在上面铺上了一个新界面。打个比方，就像你用给创口化妆的方式来治疗皮肤癌——说实话，简直比这更糟，因为新界面占用了老软件过大空间，电脑现在慢得就像爬一样。换个更确切的比方，就像患者得了皮肤癌，你却用一种他过敏的化妆品来掩盖创口。
现在血液检查都被放在了一个下拉菜单里，想选择其中一个，你就得按字母顺序划过人类迄今为止开过的所有血液检查。假如想选“维生素B12”，得花3分17秒才能找到。如果直接按字母V，而不是手动寻找，系统就会崩溃，你得强制关机，把电脑从墙边移开，然后用电烙铁让它重新工作。工作中99%的时间里我们给病人约的都是同一组检查，然而这个系统却不会自动把这些检查列在前面（甚至易捷航空的网站都知道把英国排在阿尔巴尼亚和阿塞拜疆之前），它们仍旧散落在10亿个我从没用过甚至从来没听说过的检查里。谁知道一个血清硒就有3种不同的实验室检查？所以，我现在把开维生素B12检查的贫血病人范围缩小到了非常小的程度。假如只是轻度贫血，我才不会把我的生命浪费在花3分钟按向下的箭头上呢；假如是重度贫血，我照样不会开，因为按到的时候，病人可能已经死翘翘了。
2006年7月21日，星期五
凌晨5点时我被小哔哔叫到了妇科病房，原来是让我给一个早上出院的病人写出院病历。这本来应该是她的住院医生白天干的活儿，跟我没任何关系，可假如我不写的话，她就没法儿按时出院。我只好坐下来开始写，做这事不需要动什么脑子，所以我一边写一边想着怎么能报复一下那个犯懒的住院医生。完事往回走的时候，我发现病人CR的单人间亮着灯，于是我探头进去，查看是否一切正常。
病人CR是我上周通过急诊接诊的，当时她有严重的腹水[55]，怀疑是长了卵巢肿块。接诊她之后我一直值夜班，也没机会过来看看情况。这个晚上，她告诉了我后来发生的事情。卵巢肿块被确诊为了卵巢癌，已经大面积转移，医生说她只剩下最后几个月生命了。当时在急诊查看她的情况时，我就很怀疑会是这样，但并没说“癌症”这个词，因为医生都知道，在病人面前，就算是间接性地提到“癌症”这个词，他们也会把事情想得非常严重。“癌”字一出口，无论之后再说什么，病人也会要求你先花半个小时把癌这件事解释清楚。当然了，没有医生愿意自己的病人得癌症，我尤其不愿意眼前这位女士被确诊。她友善、风趣、健谈，虽然在急诊室里我俩之间隔着让她几乎喘不过气的一肚子液体，我们却聊得很开心，就像两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在公交车站偶遇，开心地聊着这些年彼此发生的事情。她儿子正在读医学院，女儿和我妹妹上的是同一所学校，她还认出来我的袜子是“杜尚”牌的。我用一根博南诺导管帮她导出积液，然后将她收入院，留给其他同事去进一步检查确诊。
现在，她向我揭晓了其他同事得出的结论。她哭了，告诉我她还有许多“永远没法儿再做”的事情，还有她如何崩溃地发现，“永远”一词不过是在情人节贺卡上装门面的字眼而已。她儿子不久就要从医学院毕业，可她看不到了；她女儿有一天会结婚，她也没法儿在旁边帮忙安排宾客，在女儿从教堂出来的时候也没法儿撒彩色纸屑了。她没机会见到自己的孙子或孙女，丈夫也永远没法儿从她的死中释怀。“那个人都不知道怎么用控温器！”说到这儿她笑了，我也跟着笑起来，因为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想撒谎，告诉她一切都会好的，可我俩都知道这不是事实。我拥抱了她，这还是我第一次拥抱病人——说实话，从小到大我拥抱过的人加起来不超过5个，我父母中的一个还不在其中——可此刻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我们聊了聊和死亡相关的事，理性的担忧和不理性的担忧，从她的眼睛里我能看出她的心情有所好转。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和另一个人坦诚地讨论这一切，即便面对家人，她也没法儿完全说实话。这样的特权让我感觉很怪异，像是获得了某种压根儿不抱希望的殊荣。
我的第二个发现是，面对死亡，她的很多担忧都与她自己无关。她担心孩子、丈夫、姐妹、朋友，也许“好人”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像她这样的人的吧。
这让我想起了几个月前，我们产科病房里有个病人，当时她在孕期被确诊为已经转移的乳腺癌，医生建议她在32周就生产，以便及时开始治疗，但她还是等到37周才生产，以确保孩子能万无一失。结果，她只和自己的宝宝待了两个星期就去世了。谁知道提早一个月开始治疗是否能给她带来更大的生机？也许并不会。
现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在征求我的建议，她到底该不该把骨灰撒在锡利群岛上。那是她最喜欢的地方，可又担心她离开后家人故地重游时会伤心。在生命的最后，她身上仍然洋溢着一种无法冲淡的无私，清醒地思考着自己的离开会给所爱的人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时候我的小哔哔响了，是早上等着接班的住院医生。我和CR已经聊了两个小时，我还从来没跟病人相处过这么长时间呢——至少没跟非麻醉状态的病人待过这么久。回家路上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只是为了说一句我爱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