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IOR HOUSE OFFICER-POST 3
最近我意识到，几乎身边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薪资不满意，觉得自己理应挣得更多。但我这个人挺知足的，说实话，假如回望一下自己的实习医生阶段，想想那时自己承担着生生死死的重大责任，却只拿着微薄到可怜的薪水，目前的状况也没什么值得抱怨的了。算一笔账：你上了6年医学院，当了3年实习医生，经过9年漫长的时光，你终于开始能积累一点儿所谓的职业履历了。当然了，有人说医生每个星期挣的薪水比火车司机还要少也很正常，毕竟司机的工作要比我们繁重得多，可事实上，当医生意味着你每周要做上百小时不间断的苦力，这么一想，医院外边停车计时器的时效工资都比我们的高。
不过你很少能听见医生抱怨工资的事情。毕竟干这行不是为了填满钱袋的——可别听那些红口白牙的政客瞎说，说什么医生就是没良心的赚钱机器。再说了，就算对工资不满意，你也完全改变不了现状。医生的工资是由医疗系统集中管控的，这个行业里的所有人薪资水平都一样。
有时候我觉得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给的不该叫工资，也许叫“定期津贴”更合适一些，就像象征性拿点儿补贴的志愿者一样，虽然报酬少得可怜，但你干这行主要是出于崇高使命的召唤，而不是为了满足经济上的利益[77]。
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适用传统雇佣关系中的报酬体系。你不可能拿到任何额外奖励——可能最接近奖金的是被我们叫作“骨灰钱”的报酬。“骨灰钱”指的是初级医生在病人接受火化前检查确认死者没有佩戴心脏起搏器，一次性可以拿到40英镑。（心脏起搏器会在火化过程中爆炸，还会连带着让整个火葬场和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遭殃。据说这是一家人在经历了一场戏剧化的葬礼后发现的。）现在社会上都讲究什么绩效工资，但医生这行和考察绩效彻底相反。当医生的完全不需要虚晃领导或者暗中给同事下绊，也别指望能升职：你只能按照严格的规则缓慢地向上攀升。
所有人都以为医生坐飞机的时候能免费升舱，事实是，假如你穿上西装、在城里找一份更好的差事并挣足够多的钱自己买商务舱机票的话，这样的情况确实有可能发生。当然了，假如觉得身体不舒服，你确实能找不同科的专家帮你大概看看，问题在于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在下班之后踏踏实实去看看门诊。而且动不动就要给朋友“提点儿医学建议”也让我很烦恼，好像人们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永远是“你能简单帮我看看吗”，而不是“好久不见，你还好吗”。[78]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不需要给亲戚们“简单看看”，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医生。
所有医务工作者都习惯了缺乏经济动力和升职机会的现状，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你几乎从来不会从这份工作中收获类似“做得不错”这类的表扬或认可。白金汉宫的男管家——就是那些根据要求要倒退着走出房间并且不能和女王发生眼神接触的人——听到的表扬次数恐怕都比我们多。很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我第五次还是第六次在危机中力挽狂澜，却没有一个主任医生悄悄把我叫到一旁，告诉我刚才做得真不错时，我才突然感受到了那股绝望。我制定了一个明智的治疗方案时、挽救了一条生命时、随机应变时或者连续值了30个班而毫无怨言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应该的。当然了，我们加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目的不是想博取喝彩、想赢个金五角星或者想每次做得不错时都有人给我们发奖励饼干，可你心里总会觉得，即便没有奖励，偶尔鼓励一下员工的优异表现也算是基本的心理学策略（和基本的人情常识），可连这些都没有。
还好患者们时不时让人心头一暖。当他们跟你道谢时，你知道他们绝对是真心实意的，而且有时候你觉得他们道谢的理由简直不值一提——不就是每天发生在医生面前的无数小小危机中的一场嘛。我到今天都留着患者送给我的每一张卡片。那些家人朋友送的生日卡和圣诞卡全都被我扔了，但患者给的都还在，不但挺过了我的一次次搬家，还幸免于我告别医生行业时对过去所有文件进行的一股脑大消灭。它们就像微弱的一撞拳、一击掌，支撑着我不断向前。来自患者的缕缕挂念不断敲击着我的老板们压根儿不稀得去关心和了解的软肋。
直到现在——在我作为住院医生已经换过两次工作之后，我才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主任医生微弱的认可。事情是这样的，在圣阿加莎干了几个月后，门诊主管突然找到我，说有一位主治医生要提前离岗去执行科研任务，问我愿不愿意填补空出来的职位。她说，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我在科室里的表现令她刮目相看。我知道她是在说：我们俩目前为止只见过两面，一次是在做引产手术时，另一次是她怒斥我在没有进行静脉注射的情况下就给病人口服了抗生素。很显然，她翻了所有人的履历，然后发现我做住院医生的时间最长。但有的时候，假如奇迹真的发生了，你就不会去在乎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于是我神采奕奕地回复她说：我当然愿意。
当然，我也有私心，想着这个新职位有可能给我带来切实的好处。当时我和H已经一起走过了3年，正准备着步入成年生活的下个阶段——一起买套公寓。
我决定要牺牲自己的通勤时间，这样我俩就能有个踏实的落脚地了，一个真的能叫作“家”的地方，你可以在墙上随意挂照片，而不会因为打孔被房东从押金里扣去50英镑。我那些不从事医疗行业的朋友，那个时候都已经开始置办第二套房产了，假如朋友们都在干某件事你却落下了，那种感受……你懂的。就好像他们都在聚会上排挤某个人，都拿了汽车驾照，或者都在发霉的地牢上砸了数十万英镑一样，虽然很蠢，但谁也不喜欢被落在后面的感觉。
这个时候，挣的每一毛钱，对于要还房贷的我来说都弥足珍贵，所以我问主任医生，如果职务有所变化，我是不是也能开始拿主治医生的工资了？她笑了，那笑声如此敞亮，如此长久，我估计在产房里隔着两道门做手术的同事都能听见。
2007年2月12日，星期一
在急诊室给病人开了事后避孕药，然后她问我：“昨晚我跟三个人睡了，只吃一粒够吗？”
2007年2月22日，星期四
花了一早上和贷款经纪人过了一遍最近3个月的银行对账单，这样他就能大概了解我的收支状况。“你……平时不怎么出门吗？”他支支吾吾地问我。那一刻我真为自己的职业感到庆幸——假如像其他快30岁的普通青年那样，拥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和正常的社交生活，我可能就存不了那么多钱付首付了。
看看我的对账单，真是够让人沮丧的，我的钱都花在了咖啡、汽油、外卖比萨饼这些必要又实际的东西上。那些人生中“无用而美好”的东西几乎没享受过：没去过酒吧，没下过馆子，也没看过电影或者度过假。等等，这笔钱是怎么回事？居然买过戏票！前一笔账显示是付给花店的。想起来了，那次我在最后一分钟放了H鸽子，这都是我赔罪用的。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都想不起来这一次具体是因为什么紧急情况或病房危机了。
2007年2月28日，星期三
看妇科门诊时，我准备上网查查关于某位病人的诊疗建议，然后发现医院网络部门把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的网站给封了，理由是“涉黄”。
2007年3月12日，星期一
现在我很确定，假如有一天在妇产科混不下去了，只需要不到15分钟时间，我就能成功转岗到精神病科室——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和西蒙通过几十次电话了，也自学了一套对付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的招数。今天晚上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正赶上我心情非常不好，于是对他抱怨了几句工作上的事情，没想到效果出奇得好。可能他是个可怕的虐待狂，听到我日子过得特别糟糕，他心里就觉得非常爽；又或者听说别人在生活里也处处踩屎，对他而言也算是种安慰。老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看看医生，你就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又或者西蒙的感受是这样的：假设你终于决定正经谈一场恋爱，并且准备和对方家人第一次见面，双方吃饭的过程中，你总算舒了口气，因为发现不止是你家里有一堆不可见人的黑暗秘密，也不止是你家人吃饭的时候有一堆可笑的毛病。挂电话之后，西蒙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还在我脑海中久久萦绕，因为我跟他说，今天手术过程中有一大块胎盘正好飞到了我嘴里，事后我专门跑到医生诊所去询问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哎，仔细一想，他有可能真是个变态。
2007年3月15日，星期四
今天在产前门诊时我问一位女士她现在有多少周了。我的问题换来一阵难堪的沉默，使得我头脑中立刻脑补出在探索频道经常看到的画面：齿轮转动，一台自动摄像仪器缓慢穿过无人的旷野。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擅长算术，可我问她的这个数字并不大啊，顶多在6周到40周之间，况且最近肯定总有人问她这个问题。最终她开口说道：
“总数吗？”
“是的，总数。”
“天啊，我都说不清是多少个月……”
她是得了健忘症吗？还是她其实是我某个患者的替身，那个患者本身正被关在科幻小说中邪恶混蛋的魔窟里？我换了种问法，问她上次来例假是什么时候，结果她草草打断了我。
“呃，这么说吧，今年6月份我就32岁了，所以怎么说我也得有几千周大了……”
怪不得。
2007年3月22日，星期四
给《龙穴》节目[79]想了个新玩儿法：给每个选手都配个带有延迟按钮的小哔哔。
2007年4月5日，星期四
报复就像是冷盘，最好等凉了之后再上，效果才最好——但你可得把握分寸，一不小心就会害错了人。今天我被叫到病房去查看一位病人，她早上刚接受了针对骨盆脓肿的腹腔镜手术，结果一整夜心率速度都过快。
我看了看病例，上面记录了一个悲惨的故事：这位女士50来岁，结婚纪念日当天她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收到丈夫送的珍珠项链的女人。她下意识的反应就像是从成人片里看来的——拿着她和她丈夫的信用卡就去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两星期之内几乎和岛上所有成年男子都做了爱，还在她的卧室（以及沙滩）做爱清单上加上了肛交一项。
回到家后，她两腿内夹但仍旧不屈不挠，可不久就发现自己产生了剧烈的腹痛，还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都不断流出脓液，后来被诊断为盆腔炎[80]，就算静脉注射抗生素也难以平息。看来加勒比海地区还是存在着某种刀枪不入的淋病病毒啊。今天的治疗主要是为了让她能够重新下地走路。
结果我发现，她心率加快并不是因为术后并发症，而是因为她一直躺在床上泪如雨下。我问她究竟怎么了，她说，明天她18岁的儿子会来探视，可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开口——一旦知道了住院的实情，她这个母亲还怎么有脸当下去？
我宽慰她说，一个18岁的小伙子，可能宁愿把自己的蛋蛋剥皮腌在麦芽醋里，也不会主动追问一句他妈妈为什么进了妇科病房。我告诉她一个诀窍：可以一边敷衍地说“女人那点事儿”，一边直勾勾地盯着儿子的眼睛，这样的话他肯定会立刻换个话题，说不定恨不得在医院里点一把火，好忘记刚才和老妈尴尬的对话。她不哭了，心率也马上恢复了正常。我欲言又止：或许她应该好好想想该怎么解释浑身上下明显的晒伤……
2007年4月9日，星期一
今天出成绩了，我居然通过了皇家妇产科学院第一部分的考试，所以此刻我正坐在酒吧里和罗恩一起庆祝。很可惜我一口酒都不能喝，因为庆祝完还要直接赶回医院值夜班，所以这一晚上我可没少挨酒鬼鄙夷的白眼。罗恩最近也刚通过会计师考试，我俩比较了一翻考试前后的遭遇：他的公司缩短了在岗时间以方便复习，我只能在下班之后强撑着布满血丝的双眼，牺牲休息时间来复习；罗恩的公司在考试之前给了他一个月的休息时间，我也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可是因为值班表有调整，在最后一刻不由分说被取消了；他的公司负担了全部考试费和材料费，我则从牙缝里挤出了300英镑教材费，500英镑课程费，100英镑网络学习资料费，还有400英镑考试费，加起来足足有1300英镑——是我每月拿回家工资的2/3。
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答案甚至不由人类来评判对错——卷子上都是多选题，我们用铅笔把答案画在答题纸上，之后由电脑进行扫描评分。我掏出从考场顺回来的妇产科学院铅笔给罗恩看了看。
通过考试后，罗恩立刻获得了升职加薪，而我获得的唯一殊荣是现在有资格参加第二部分的考试了。
“不对，”罗恩满怀怜悯地说，“你只是花1300英镑买了一支铅笔。”
2007年4月19日，星期四
根据传染病控制中心通过邮件下达的最新指示，从现在开始，所有医生禁止在出门诊时穿长袖衬衫。某些研究人员在用酒精棉反复擦拭衬衫袖口后发现，长袖衬衫比满手裹着人粪或者暴露在没密封好的埃博拉病毒下还要不卫生。同样遭禁的还有长领带，它们在胸前荡来荡去，不断滑过一个个化脓的伤口，像辛勤授粉的小蜜蜂一般满医院传播病毒。
从今往后，我们只能穿短袖衬衫，这就意味着我的上班时间再和“时尚”二字无缘了，还得自己花钱投资5件这种奇丑无比的衣服。领导还告诉我们，这种短袖衬衫可以不搭配领带单穿，也可以配一个小领结——言下之意是，我们要么穿成空乘人员，要么穿成个恋童癖。我选前者，慢走不送。您要茶、咖啡，还是热毛巾啊？
2007年5月2日，星期三
我协助一对夫妻签了剖腹产手术同意书。“有什么问题吗？”我对他们说。
“有！”他们6岁的大儿子插进话来，“你觉得耶稣是黑人吗？”
2007年5月5日，星期六
为了能在工作过程中获得一点儿小小的刺激，现在我开始自己想办法了：方法一是把手术服偷回家当睡衣穿，方法二是在深夜偷病人的剩菜吃。现在是凌晨1点钟，我饿疯了，想要不饿着肚子挺过接下来的7个小时，仅有的办法就是偷吃剩菜。我偷溜进妇科病房的茶水间，看来我并不是唯一一个盯上这些免费食物的人——冰箱上贴了个新告示，警告工作人员说“餐食只是为病人准备的”。很显然，我们医院的安保系统还不够成熟——对于那些决心特别坚定的贼，认为只能额外靠一张A4纸、一块橡皮泥胶以及一坨手写字体就能阻止他们的犯罪行为。
今晚的美味佳肴是“阔恩风格咸味肉饼配苏丹娜葡萄干”，我很怀疑医院是不是从埃森哲咨询公司聘了专家，否则怎么能开发出这么让人恶心的菜谱。唉，我看还是算了，只能靠神经自己释放能量，用一瓶红牛撑过今晚了。
2007年5月12日，星期六
坐飞机时我这个人有这么套理念：一上飞机就要喝得酩酊大醉，这样，任何心智正常的乘务员都不会愿意让我靠近身体不舒服的乘客。很多年来这个方法一直很奏效[81]。然而今晚，因果报应轮到了我头上，在离开飞机12个小时之后，在周末的格拉斯哥吃完晚饭并且喝完一顿又一顿酒后，就在我和罗恩以及他的妻子汉娜一起往旅馆走时，事情发生了。
当时已经是凌晨1点，我们正走在巴斯大街上，突然，3个十八九岁、在商店门口地下室楼梯附近晃荡的年轻人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因为他们全身上下几乎被血浸透了。整个场景看起来极不真实，就像突然跳入了法制频道的凶杀现场里。他们看起来情况非常糟糕——虽然可能比不上我们仨糟——其中一个正从前臂动脉里往外放血。不知道这个时候他已经往外喷射了多少血，但看样子不小于1升的量。他还有意识，不过气若游丝，而且剩下两个人没有采取任何止血措施。
我几乎立刻就酒醒了，跟这3个孩子说我是个医生。他的两个朋友指着粉碎的玻璃门，反复跟我解释说他是绊了一跤，然后摔到了门上，好像这会儿我很关心他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入室盗窃行为似的。他们已经叫了救护车，但我还是让罗恩再打一遍999，重申了情况的紧急程度，然后让汉娜把T恤撕成一条条的简易止血带。我把那家伙的手臂高举起来，使劲儿按压，他的脉搏微弱且不稳定[82]，意识也是断断续续的。我不停地和他说话——告诉他救护车快来了，我是个医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和病人喊话，不管你已经这样做过多少次，也不管你说的话是否都是真的——呃，至少“我是医生”这部分是真的——你必须得相信自己的话，因为你必须让他们相信这些话。
我感觉他可能快犯心脏病了，于是在头脑中过了一遍心脏复苏术的方法，以备不时之需。不过我这么干真的合法吗——酒气熏熏，却在给生命垂危的人急救？我很自信自己所采取的步骤都是正确的，但假如他死了，而我抢救时的状态又是这样，那事情可就不好办了。上帝保佑！救护车几乎立刻就赶到了，医护人员迅速把他抬上车，赶紧给他静脉注射了救命所需的液体。还好事情有了个大团圆式的结尾，可是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无能为力。
回到酒店，我从迷你冰箱里拿出一瓶售价12英镑的白兰地一饮而尽，随后意识到，就算是在飞机上，我用来救命的医疗用品可能也比刚才多，威士忌的价格也绝对没这么贵。
2007年5月14日，星期一
举个例子来说明医生们混乱的生活。我朋友扎克现在正在整形外科上班，他跟我说，自己总是会在心里弄混“肩膀”和“手肘”这两个词，所以每次使用之前都特别小心。还来不及我细细品味这对于他的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时，一位重症监护病房的主治医生从旁边的沙发凑了过来，迫不及待地分享道：她从小就不停地用混“昏迷（coma）”和“蚕茧（cocoon）”这两个词，而且她越努力分清谁是谁，就越容易出错。她给我们看了钱包里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COCOON=昆虫
COMA=病人
她接着说，这样就能避免在向伤心的家属宣布坏消息时，不会错说成“你丈夫现在陷入了蚕茧”。
2007年6月12日，星期二
距离下班还有5分钟，今天我必须按时走，因为要出去吃晚饭。果不其然，病房恰恰在这时呼我去查看一位病人的情况——她的阴道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二级轻度撕裂[83]，看护她的助产士跟我说，她合同里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约定[84]。
我：“我合同里也没有这种约定啊。”
助产士：“你不需要按照合同做事——你是个医生。”（真话，令人绝望）
我：“就没有其他助产士能处理了吗？”
助产士：“有，但她休息了。”
我：“我也休息了。”（假话）
助产士：“你没有休息。”（真话，令人绝望）
我：（用一种从来没用过的声音恳求她，就像刚解码了一种秘密音调）“可今天是我生日啊！”（真话，令人绝望）
助产士：“这儿可是产房，每天都有人过生日。”
2007年6月19日，星期二
今天收到了医院发给全体门诊工作人员的邮件，提醒我们说，最近有位被诊断患有肺炎的精神病患者转到了呼吸科病房。这可不像在学校里，老师发个消息，目的是让你下次见到新转校来的同学时主动问好。昨天，有人发现他就像婚礼上最后一位姨妈那样扫荡整个病房，把病人床边痰盂里的东西都倒在地上。
医院建议，最近我们应该即刻把门诊检查样本送到实验室去，而不要留在那儿任他随意翻腾。有人群回了一个“咦”感觉就像核反应堆爆炸时有人说了句“哎哟我的亲亲”一样。
2007年6月26日，星期二
最近几天我过得真是连狗都不如。几天前我们去H的朋友卢娜家吃饭——卢娜怀孕了，就在开饭前，她拿来一册最近拍的胎儿3D扫描照片和我们分享。我对3D照片不太感兴趣——在我看来，除了能让3D扫描公司继续存活下去之外，它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还会在参加晚餐聚会的时候把客人烦个半死。不过我很怀疑这样的言论一旦说出来，就会像是给整个屋子投了颗深水炸弹，于是我像其他人一样，尴尬而又不失礼貌地把相册翻看了一遍。
“都还正常吗？”卢娜问道。我很想说：“跟其他孩子没他妈什么区别。”但转念一想这可能有失为客之道，于是我甜甜一笑，把照片递回给她的同时说道：“她看起来非常健康。”屋子里的温度似乎一下降了10摄氏度，可以看到卢娜眼中有明显的杀意闪过。“她？她？！”
真的，这还是我第一次说漏了嘴，而且不是跟病人，是跟朋友。晚饭感觉就像是一场酷刑，我避免和他们有眼神交流，他们则哐当一下把餐盘丢在我面前。
唉，本来最近家里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就在两周前，我俩买房子的计划告吹了。原房主完全不顾及我可怜的血压和我俩岌岌可危的关系，突然决定不卖房子了。我很怀疑他们只是决定不卖给我们了，很显然，有人能比我们出更高的价钱。还好，我们只在这个房子上花了他妈几千英镑用来雇律师、做调查什么的。现在，对于这栋我再也不可能踏入的房子，我的了解程度简直比我了解家里任何一个直系血亲的程度还要高。每个人都告诉我们说，这种事绝对事出有因。我懂，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偏爱混蛋，而且希望我俩把接下来几个月全部的空闲时间再都交给房屋中介呗。
但又能怎么样呢，生活还得继续，即便我们时不时会感到一阵阵的痛。空空如也的银行账户让人心碎，另外，每天除非特意绕路5分钟，否则我必须得从那栋房子门口经过。
今天简直更过分——要我说这就叫缘分的奇迹——那对儿毁了我们幸福生活的夫妻俩来产前门诊了。我不认识他们，但眼前，他们的地址就写在那里，就是那个让我永远没法再单纯欢笑起来的地址。
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里，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掏出两把日本武士刀，发表10分钟慷慨激昂的演说，不断重申着自己的荣誉感、复仇心和尊严，然后把他俩挥刀斩首。可现实中呢，我只是说：“嗨，我叫亚当，是这儿的医生。”他们完全不知背后实情。道德、正直和法律的约束把我复仇的可能性降到了零点，所以我只能竭尽全力给他们做检查，尽管暗地里恨到咬碎了牙。当时我不太确定胎儿的胎位正不正[85]，于是快速给母亲做了B超扫描，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你们想看看心跳吗？”我问道，“就在这儿——完全正常。这是一只胳膊，这里另一只胳膊，这是腿，这是他的小弟弟……哎呀，你们还不知道吗？”
2007年6月30日，星期六
报纸上有则新闻：一个医院门房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冒充医生执业，被判了几年刑。我刚值晚班，不禁开始怀疑人生：什么时候我才能假装成医院门房呢？
2007年7月10日，星期二
我跟病人说话时的老一套必须得改改了。我通常是这么说的：“用超声探测器在肚皮外什么都看不到——别担心，不是说出了什么问题，早期怀孕一般用这种方式很难看到。我用内部超声探头看一看可以吗？”
发生了今天的闹剧后，假如我还能保住自己的行医执照，以后我就得这么说了：“用超声探测器在肚皮外什么都看不到——别担心，不是说出了什么问题，早期怀孕一般用这种方式很难看到。我用内部超声探头看一看可以吗？几秒钟后，你会发现我在抽屉里乱翻一通，然后拿出一个避孕套和一小袋KY润滑剂。先说清楚了：避孕套是用来套住超声探头的，KY是用来润滑的。看到我手里这些东西时你可千万别乱叫，尤其不要叫到其他同事冲进屋里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2007年7月23日，星期一
送一位刚接受完腹腔镜结扎的病人离开门诊外科病房。我跟她说，只要准备好了，就可以恢复性生活，不过在下一次例假前还是要采取避孕措施。我冲她丈夫点了点头，说：“意思是他得戴避孕套。”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突然变了脸色，就像电影《夺宝奇兵》里最后溃败的纳粹一样。我说错了什么吗？这个建议挺正确的呀？我又看了看他俩，然后意识到那个男的其实是她爸爸。
2007年7月31日，星期二
一位实习医生昨晚出现在了急诊室里，因为服用了过量抗抑郁药物而自杀未遂。对此医生们好像都麻木了，唯一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这种事发生的频率居然不那么高——想一想，你身担沉重的责任，几乎没人指导，而且没有一丁点儿心理辅助措施[86]。你累到半死，不断挑战着自身极限，可总是感觉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当然，有时候这只是一种错觉，你做得其实挺好的——但有时候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就像今天这位实习医生一样，很幸运，她吃的是一种对人体完全无害的抗抑郁药。在其他领域，假如有人因为工作而自杀，至少应该对相应情况进行调查，然后竭尽全力阻止相同的事情再发生。可在这儿呢，没人说一句话——真相早就传开了，我们就像在学校操场上窃窃私语的小孩儿一样。我很怀疑，假如她不幸去世，医院是不是连封告知邮件都懒得发给我们。我这人很难因为什么事而震惊，但医院对待自己职工的这种顽固不化的冷漠总是让我惊讶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