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李士群投日与76号鬼胎
“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后，上海沦陷，只有上海租界还在英美法共管之下。尽管日本人在上海滩为所欲为，但在租界里抓人还不是很方便，国民党特工遂以租界为基地，开展抗日除奸活动，使日伪心惊胆战。日本人认为，如果不能阻止重庆特工针对日本人与汉奸的暗杀，那么，扶植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就根本无法开展下去。在76号特务机构成立之前，日本人开始是通过收买上海帮会流氓常玉清的“黄道会”来对付国民党潜伏特务的，但这帮流氓只会打打杀杀，并不是中统、军统的对手，于是，日本人转变了策略，他们开始重视培植汉奸特务，认为他们了解中国社会情况，方便打入中国政府机构内部，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于是，作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叛逃者，一个具备特殊经历与历史背景的人——李士群，逐渐进入了日本人的视线。
从中共叛徒到中统叛徒——李士群其人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1905年4月24日出生。早年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20年代到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后转入上海大学读书。李士群幼年丧父，家境清寒，生活依其女友叶吉卿提供。
叶吉卿是李士群的同乡，其父叶泽梦曾任清末山东学政，民国后在上海经商，拥有了数十万财产。叶吉卿从小长得粉妆玉琢、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又善解人意，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娇宠之至，一切听之任之，因而养成强悍霸道的性格。叶吉卿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法政学院读书，她与李士群的相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恋人关系的确定是在他们参加革命以后。由于叶吉卿的家庭条件优越，李士群在上海的生活费用，完全仰仗于叶吉卿的接济，李士群后来为“CC系”特务逮捕，叶吉卿为救李士群四处奔走，极力营救，对李士群可说是出过死力的，所以，李士群在汪伪政府沐猴而冠的时候，事无大小，莫不受制于叶吉卿。甚至在平常夫妇关系上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李士群对叶吉卿也能极力隐忍，盖出于此因。
在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李士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1928年李士群回国，此时国内形势已发生变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活动转入地下。李士群以新闻记者的身份秘密在上海租界内活动，他与叶吉卿都充当了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不久，李士群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如果被引渡给国民政府，势必性命难保。在生死攸关之际，又赖其女友救了他的性命，叶吉卿打通了上海青帮“通”字辈大佬季云卿的门路，李士群向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季云卿保出了李士群。从此李与上海流氓帮会挂上了钩。
1932年年初，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捕去，本来革命立场就不坚定的李随即叛变，并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组织。由于他系一名普通中共党员，投中统后并未受到重用，最初只是被委派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后来，国民党“CC系”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同春坊新光书局出版《社会新闻》，李士群因其资历出任该刊编辑，因此结识了与中统有关的《社会新闻》负责人丁默邨、唐惠民等人。《社会新闻》专司污蔑、诋毁共产党和社会进步人士之责，对国民党内其他反蒋派系也予以攻击。李士群因发表过一篇讥讽日本天皇的文章，被日本使馆告上租界法庭，是大律师余祥琴为他辩护才得以无罪开释，李士群要给余报酬却被谢绝，李便欠了余祥琴一份人情。
李士群叛变后，继续欺骗中共组织，说自己是为革命深入虎穴，并非投降敌人。中共地下党为了考验李士群，命令他干掉中共叛徒丁默邨。但李士群竟将这一秘密透露给丁，以此来加深两人的关系。他们想出一招李代桃僵的办法，即杀掉中统上海区区长马绍武，代替刺杀丁默邨的计划。
1933年春，马绍武（真名史济美）被中共专门用来铲除叛徒特务的秘密行动队——“红队”击毙，当时马绍武正在与李士群、丁默邨等人一起“吃花酒”完毕，出了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妓院）门口，李士群抬手一指，马绍武当即中弹被杀。丁默邨、李士群两人因此遭到中统组织的严重怀疑，即被逮捕审查。
丁默邨在“CC系”中有一定人脉，很快由其老友、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将其保出。而李士群当时位卑人微，无人出手相救，被押往南京，先押在瞻园路“调查科”的特工总部内，由总部机要科长顾建中、情报科长徐兆麟会同刑审，尔后关押在走马巷侦查股办事处，其间遭受多次刑讯。特工总部的皮鞭、老虎凳、电刑和灌辣椒水等酷刑，李士群也都一一领教了。
此后李士群在办事处被关押审查达一年半之久。
为营救他，其妻叶吉卿带了许多珠宝首饰，在上海区侦查股副股长张逸之（又名仇一帆）陪同下四处托人设法营救李士群。到了南京后，叶吉卿把珠宝首饰分送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成德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要他们对李士群加以关照。马、苏、顾、徐得了叶吉卿的贿赂，不仅对李士群停止刑讯，还陪同叶吉卿去见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徐恩曾是有名的色鬼，叶吉卿虽非年轻貌美，可也颇有成熟妇人的风姿，何况又有求于徐，所以施展出全身解数，两人从徐的办公室谈到了中央饭店的包间，会见结束时，叶吉卿终于拿到了徐恩曾的一纸手谕，令将已关押了18个月饱受折磨的李士群释放，并派他在马啸天的侦察股当侦察员，但限制行动，不能擅离南京。至于那件震动整个“CC系”的马绍武被杀案，就这样大事化小，最终不了了之。
由于曾经有过留苏的经历，1933年年底，李士群被派到开设在南京的留俄学生招待所担任副主任，并兼留俄同学会理事，做些边缘工作。
李士群从此与中统的特务头目结下了不解的冤仇。
抗战爆发后，1937年11月，日军逼近南京。国民党中统组织撤离以前，在南京设了个“留守处”，由徐兆麟负责，李士群是留守处成员之一，奉命在日军进入南京之后潜伏下来。李士群与石林森、夏仲高3人一起住在南京中央门大树根76号一幢小洋楼里。可是未及日军攻城，他便仓皇从南京逃到了汉口。这时，特工总部已正式扩大为中统局，李士群被安置在中统局临时办事处工作。由于在中统组织内一直得不到重用，李士群怀才不遇又另有二心。他看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连战皆败，对抗战前途失去了信心，遂萌生了改换门庭的念头，也好早点离开他所厌恶的“那帮浑蛋”。
1938年秋，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为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遗缺便落到了李士群身上，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在领取了特务经费后，给了叶吉卿一部分，交代她回遂昌老家躲避，自己则携款绕道广西、云南，避开中统在沿途的耳目，取道河内逃到香港，下决心叛国投日以追求他的个人“前程”。
李士群落水经过
在南京“留守处”工作时，李士群与石林森、夏仲高一起居住，他们共同雇用了一名女佣关碧玉。但这个关碧玉是个“台湾”籍的日本特务，在她的引诱介绍下，李士群搭上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
抵达香港后，李士群设法见到了中村丰一，表示要向日方投降。中村对他的经历和人脉极感兴趣，认为此人有用。但由于李士群在港人生地不熟，无法发挥作用，中村便将其派回上海，介绍给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活动，李满口答允。他在中村帮助下潜回了上海。于是，由革命叛徒变为中统特务的李士群，再变为日本侵略者的鹰犬、叛国投敌的汉奸，从此“落水”而为日本人从事情报工作。
有关李士群落水为奸的经过，还有另一种说法。据知情人姜颂平回忆：抗战爆发前，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受命在南京板桥火车站潜伏，为日本军方收集情报。中统发现疑点后派李士群前去侦察，李反被川岛芳子诱惑下水，成为日本间谍，后在川岛芳子引荐下，李士群与日本特务机关搭上关系。但这个说法有可能是李士群为了抬高自己身份的吹嘘之说。据有关学者研究考证，川岛芳子当时已是高级日本间谍，并为炮制伪满洲国之事立下“大功”，此时正在北平活动，不大可能来南京潜伏。
李士群虽然只是国民党特务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的背叛中统，却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因他极富活动能量，在投日后拉出一批中统老同事，又逮捕诱降了不少军统人员，最后形成了与重庆国民党特工对抗的日汪特工组织，给重庆政府及中统军统带来了大麻烦和大损失。
拉拢丁默邨组建汉奸特务武装
李士群叛逃香港投日，转到上海投靠日本领事馆的清水董三，完成了他的落水为奸的过程。
李士群到上海后，先住在青帮弟兄张师石家中，后来又找到他的朋友袁殊求援，袁殊便将自己在霞飞路一家旅馆的长包房让给了李士群，还给了李士群些钱。但不久后袁殊再见到李士群时，他已经是完全换了一副面貌，西装革履出手大方，袁殊当然明白李士群的忽然发迹，靠的是日本人的赏赐。
李士群经过仔细选择，住进了大西路（今延安西路）67号一幢洋房里。这幢房子对面是云飞汽车行，门前有一条几十米的长墙，街道一览无余，刺客难以隐蔽。它的西邻69号，是汉奸商人谢筱初的住所，不必顾虑。它的东邻65号，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驻沪兵营，门前有武装士兵日夜守卫。李士群估计重庆特务一般不敢为刺杀他而轻易去惊动美国人。因此，他租下了这幢房子。李士群经常对到67号的人夸耀说：“别人坐的是保险汽车，而我住的却是保险房子。”
当时，上海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此地居民抗日情绪极为高涨，汉奸们还不敢在那里公开活动。同时，就在伪维新政府成立前后，上海暗杀之风盛行，除了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与附日的青帮的“黄道会”暴徒互相厮杀，恐怖事件迭出外，国民党特务还对落水的汉奸进行暗杀。从1937年年底至l938年下半年，文化汉奸余大雄、旧军阀周凤岐以及与刚同意落水的唐绍仪等先后被重庆特务暗杀。李士群对这种情况看得十分清楚，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危险。在抵沪初期，他也只是单枪匹马地给日本人收集些情报，混口饭吃，没想有啥大作为，生活也很拮据。日本人仅给他每月3000日元的活动经费，甚至连一只手枪都没有给他。
为了站稳脚跟，李士群不得不谨慎行事。他利用过去在上海编辑《社会新闻》时的老关系，引诱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翦建午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等人下水，通过他们，既拉起了一支情报队伍，又可以与国民党某些要员保持联系，有利于自己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开展。
李士群虽住进了“保险房子”，但总觉得自己不可能一直待在房子里，总要外出活动，而一旦离开了“保险房子”，自己的生命安全甚为堪虞，于是他通过章正范结交上了汪曼云。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当时在上海滩是个气场很大的人物。汪曼云不仅是国民党留守沦陷区的一方大员，也是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得意门生，而且与军统、中统、青洪帮也都有广泛关系，他同时在国民党市党部和军统、中统、青帮、洪帮5方面兼职拿薪，在上海、南京一带黑白两道上都能“吃得开”。李士群认为如能与他勾上关系，不仅有助于自己的安全，还能为日本主子搞到重要情报。就这样，通过章正范的牵线，李士群与汪曼云在大西路67号见了面，从此拉开了李士群汉奸特工生涯的序幕。
李士群又想拉袁殊入伙下水做汉奸，他只知道袁殊是军统的人，却不知道袁殊还有日本人的背景。李士群与袁殊彼此关系不错。袁殊将李士群的情况汇报给了军统新任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王天木当时根本没把这个小人物放在眼里，故未置可否。袁殊又向他的日方联系人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报告，岩井则劝他不要去与李为伍，做那些杀人放火的低级事情。后来，李士群成立了76号特务组织，让袁殊做翻译，还带他去见了李的“老板”影佐祯昭和周佛海。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响应日本招降的“艳电”发表之后，日本人加紧了培植汪氏汉奸政府的步伐，以实现“以华制华”的目的。上海成为日汪双方互相勾结进行所谓“和平运动”的中心，为了适应这一需要，上海必须有一支足以保护汪精卫一伙人的特别警卫力量，并将上海建成可向外扩展的基地，为汪精卫组织政府铺平道路。
李士群在日本特务机关授意下，于1938年年底开始筹建自己的汉奸武装，他想要在短期内拉起一支队伍。以李士群在国民党特工组织中的地位与声望，要想振臂一呼众人响应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李士群想到了他的老熟人、老上司，当年一起办《社会新闻》的丁默邨。
丁默邨，湖南常德人，生于1903年。丁默邨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投靠国民党“CC系”，在上海从事文化特务活动。1934年曾出任陈立夫为首的国民政府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和戴笠、徐恩曾平起平坐，是老牌的国民党特务头目。抗战后丁默邨在汉口奉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戴笠向蒋介石密告其贪污招待费，受到追查。1938年8月，国民党特务机构分家，戴笠、徐恩曾分领军统、中统，而丁默邨主持的特务第三处被撤，他仅在军委会挂了个少将参议的空衔，落魄在香港“养病”。
此时，李士群请丁默邨的同乡、已投敌的剪建午找到丁氏，声明李士群甘居次位，请丁默邨来上海出任伪特工组织一把手。其实，丁默邨此刻真可谓穷途末路之际，官场不得志，势利的所谓朋友纷纷远离，好色却无经济实力风流潇洒，且身患肺痨。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有钱捞有官做是最高理想，并无所谓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因此，丁默邨落水当汉奸就成了顺坡下驴之事。
丁默邨到上海后，为了掩盖自己的落魄不得志，曾吹嘘自己是奉陈立夫之命而来，他说：“我这次是奉立夫之命而来的，因为在里面（指大后方）大家看到抗战这样抗下去，总不是一个办法……为了国家的前途，立夫要我到上海来开路。一俟时机成熟，他也要来的。不过在未成熟的时候，我们应当代立夫保守秘密。”[1]
丁、李见面后，急于在日本人手下大干一番的李士群，掏出手枪和钞票放在丁面前，赤裸裸地说：“怎么样？你愿意干，就收下这钞票，我们一起干，你仍然是我的上司，一切听你的话行事。不干呢，也不要紧，我李士群是汉奸了，丢了你的面子，你就拿这支手枪打死我！”[2]丁默邨闻言不语，思索片刻，拿起了钞票……
李士群终于拉来了丁默邨，开始了两人狼狈为奸的一段历史，后来又从国民党中统、军统里拉出大批特务，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成立了一支汉奸特务组织。
向日本人“献宝”——“上海特工计划书”出笼
在与土肥原接触后不久后的一天，丁默邨、李士群接到了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的电话，要与他们进行商谈。李士群亲自将晴气接到住所，向他交上了一份精心拟定的《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
晴气庆胤（1901—1959），日本特务。1931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1934年任职日本参谋本部期间，被派到中国九江收集情报。1938年6月后任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土肥原贤二的助手，从事对华特务活动。1939年2月10日，根据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的“训令”，他出面帮助丁默邨、李士群建立汉奸特工组织，成为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后台。其后又参加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1940年11月，晴气任汪伪政权的军事顾问。1942年4月，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在华期间，他为汪伪政权出谋划策，成为76号的“后台老板”。1943年晴气回到日本，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继续参与制订扩大侵华战争的政策。
丁默邨见到晴气后便介绍说：
“这张图表是经过李先生调查的，我来说明一下吧。首先是抗日势力的核心力量，它就是国民党的党组织。在上海的党组织，正统总部是上海特别市党部。下面设有十个党部以及各学校、工会和文化团体等组织中的特别党部。市党部统一管辖这些党部和特别党部，规定党的基本活动，并在军统局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政治活动。”
“抗日运动的别动队有为数众多的民间团体，如青年抗日会、妇女抗日会、抗日除奸团以及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救国会、人民战线等，他们在各自的部门内开展抗日活动。指挥上海周围地区游击队的统制机关有江南游击队总司令部，它负责与各地游击队进行联络、交换情报、补给武器弹药等任务。”
“主要特工组织有蓝衣社、CC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等，都在积极进行地下活动。各团体的组织、领导人、势力和经费情况，在那张图表中都有详尽的记述。自从重庆军队撤往内地和上海成为孤岛以来，这些团体的活动能力逐渐减弱了。但是，近来军统局领导特工以来，它们又恢复了势头。”
“在军统局里，第一处和第二处以市党部和蓝衣社为核心，最为活跃。尤其是第一处处长戴笠，他对上海很重视，派遣了三个负责人，使之各自独立，竞相立功。军统局的情报网如你所看到的那样，以法租界为中心，一直扩展到南京、杭州，遍及维新政府内部、上海特别市政府、工部局、铁路、码头、电话局、市场、娱乐场所以及主要百货公司等，他们足不出户即可探知日华要人的行动、市民的动静、时局的变化。蓝衣社干部为了逃脱日本宪兵的追踪，不时搬家，经常改变住所。情报中枢机关常设在一些安全的地方，如在第三国的一家银行楼上或某一国领事馆的地下室里，等等。”
因为丁、李二人对中统军统内部行情的了解，这张图表所包含的信息量是日本特务无法想象的，晴气庆胤看后不由得目瞪口呆。据他回忆说：丁默邨﹑李士群交出了大量情报，特别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下属单位、各种抗日团体、国民党游击队的指挥部；特工组织蓝衣社（军统）、CC团（中统）和三青团等地下组织的组成、领导人、经费来源和势力等情况。
面对中方强大的组织力量，晴气感到了一种压力。而面对晴气的困惑，丁默邨则胸有成竹地回答：
“不管怎么说，蓝衣社是最强劲的敌人，而该组织的谍报员为生活所迫而发生动摇则是最大的弱点。蓝衣社的成员未必都是坚贞不屈的。我们要从为我方所逮捕的谍报员那里，顺着他们的联络网，尽可能地接近该组织的上层人物，说服他们为我们所用。然后由他们当侦探，使他们控制的组织成为我们的组织，从而瓦解蓝衣社的组织。”[3]丁默邨所设想的计划非常巧妙，他要把国民党现成的特务组织网和人马一举争取过来，为自己所用，彻底消除渝方在上海的特工行动，但这一计划如何执行？揣测晴气怀疑的态度，丁默邨又递上了另一份《上海特工计划书》。
这份《上海特工计划书》由李士群、叶吉卿所精心拟定，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工作方针
打倒抗战派，更生并改组国民党，早日建设一个和平中国。为此，要与重庆的特工进行斗争并战而胜之，在上海租界内建立一个和平运动的地盘，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使之合法化。全国代表大会预定在开始工作后六个月召开。关于工作的开展，要与友邦、现政权（指日方扶植的维新政府汉奸政权。——作者注）进行密切联系。
二、工作要领
夺取敌人的组织为我所用，在瓦解敌人活动的组织力量的同时，有利于发展我方的势力。要开展工作，必须尽量避免流血，但敌人使用暴力的话，就立即予以报复，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且，要确立纲纪，严守纪律。对通敌者，要诛灭九族。
三、成立行动队
是为推进工作的动力进行编制，用于兼施威力的工作和报复。行动队的队员，眼前先从市内的侠义之士中挑选出勇敢而擅长射击的一百五十个人，进行军事训练，逐步与精悍的青年党员轮换。
四、情报工作
重点在于侦察了解蓝衣社和市党部的企图，为了弄清蓝衣社的上层人物、市党部委员的情况，暂先查明他们的日常生活。收集情报的手段除探访、夺取敌人文件外，还要绑架敌人，强迫其坦言。此外，兼用一切其他可能的手段，如科学搜查等，尤其是窃听敌人的无线电通信，预先掌握敌人的企图。
五、经费获取
计划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每月向友邦告借二十万日元以开展日常工作。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就有待于党员提供，不足部分由商人捐献。
六、关于武器
拟向友邦借用大小枪支三百支和少量炸药，为武装行动队及其开展工作之用。[4]
这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恐怖活动计划。
李士群甚至还担心日本人不支持此计划，竟提出将自己的儿子交给日方作为人质，他不惜代价地下了赌注。
李士群的担心多余了。日本人正为无法对付中国特工而挠头，因此他们对丁、李两人的特工计划非常感兴趣，日特“早就认为要在中国建立傀儡特务组织，最好拉出国民党特务组织里的骨干分子来主持。因为他们富有反共活动的经验，可以驾轻就熟”。[5]
日军在占领广州前，曾有国民党军李福林部向澳门的日本特务机关诈降，从日本人手中骗得武器和经费，后又反正了。晴气庆胤一想起这件事就很担心，丁、李两人会不会是又一个李福林呢？中国人实在是难以捉摸。晴气只得向北平的土肥原请教。
此刻，日本大特务土肥原策划的“南唐北吴”工作已陷入困境。他在接到晴气的电话后，对丁默邨、李士群两人在上海的特务活动与计划非常感兴趣，立即表示赞同，但指示晴气再向东京请示。
在日本东京陆军省，晴气庆胤拜见了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
当时，影佐祯昭正在策划扶持汪精卫建立伪政权，妄图实现“以华制华”，使日本早日跨出侵华战争的泥淖，以政治手段达到永久霸占中国的目的。影佐听了晴气的介绍，对丁默邨、李士群两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极力想把丁、李两人在上海的特务活动纳入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以此来打击上海租界的抗日活动，并保护汪精卫的安全，使上海成为稳定的“和平运动”基地，并逐步向外扩张。
1939年2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给晴气庆胤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
一、大本营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部分。
二、你在上海应与丁默邨联络，援助其特务工作，协助做好华中派遣军的租界对策。
给你配备冢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而对丁默邨和李士群提出如下条件：
1.不逮捕和日本方面有联系的中国人。
2.和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
3.三月以后，每月贷款三十万日元，出借手枪五百支、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6]
晴气在得到东京日本军部旨意后，立即下令丁默邨、李士群启动特工计划，策反重庆国民党特工，利用其组织为日本人所用，打击重庆特工在上海的行动，为汪精卫下一步组建伪政府打下基础。
“当时，日币三十万日元，五元一张的钞票、十元一张的钞票装了两柳条包，这是令人大吃一惊的巨款。那笔钱运了进来，在二千坪的公馆内（指76号——作者注）新建了很多神秘的建筑物。四周建造了水泥的堡垒，筑起了机枪座和铁丝网。丁默邨和李士群集中了特务工作人员三百余人，其中配备一百五十人在行动队，二十人在市党部和新闻系统，二十人搞情报，四十人在通信密码译解班，其他人也进行了安排。”[7]
自此，援助丁默邨、李士群一派特务势力正式被日方纳入了他们的所谓“汪精卫工作”。
丁默邨、李士群一伙是这样计划的，以后在与重庆特工的较量中也是这样做的。由于丁、李两人是中统的叛徒，了解国民党特工组织与活动规律，在与重庆特工的对手战中往往占了上风，给国民党特工在上海及其他沦陷区的活动造成了巨大损失。
第二节 恶魔的怪胎——大西路67号
“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成立
1938年7月，日本“竹机关”负责人土肥原在上海市虹口东体育场路7号一幢楼房里设立了办事处，起名为“重光堂”。[8]这所房屋曾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被毁，后重新修好，被土肥原用作宿舍，后来成为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日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秘密会谈汪集团出逃与建立伪政权条件与办法的处所。日汪双方于1938年11月20日在此签订了《上海重光堂秘密协议》，成为汪精卫投日组建伪政府的基础。
1939年2月初，丁默邨、李士群在日本驻沪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引见下，在重光堂见到了土肥原，丁、李两人向其大谈特工计划，并请求日本人给予支持。他们俩向日本人保证，他们的特工组织不会对现有的华北、南京伪政权产生任何威胁。实际上，从1939年年初开始，丁、李两人便着手组织情报网，但由于李士群经营的轮船公司被日资强行合并，失去了经济来源，因此向日方提出援助。由于日本扶持华北吴佩孚和上海唐绍仪组织伪府的工作都失败了，争取拉拢汪精卫的工作便放到了第一位，于是，丁、李两人在上海的特务活动才受到了日方的重视。
会见在重光堂一间小小的会客室内举行。出于特务的本能，土肥原一般很少见陌生客人，而这次则是个例外。
土肥原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外表让人很有好感，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日本大特务。清水董三为丁、李两人作过介绍后，丁默邨开始向土肥原大谈中日友好，表示要与日本人合作。
当时在上海，国民党特工有组织地针对投敌的汉奸进行了多次暗杀行动，包括在租界里单独或少量结队行动的日本官兵亦常遭袭击，被刺杀者已达百余人。日本方面逮捕了大量嫌疑人，但渝方的暗杀行动并未收敛，且一步步向日军直接警备的虹口区、杨树浦区蔓延。上海的日本宪兵特高课对此无可奈何。
针对土肥原此时正被渝方特工的暗杀活动搞得焦头烂额的状况，丁默邨为其献策说：“上海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是在幕后指使凶手进行现场活动的那些家伙。毫无疑问，这就是重庆特务工作队的蓝衣社地下组织。日本军警可以逮捕现场行凶的凶手，只是对蓝衣社的地下组织，你想搞垮它，却是难以下手的。从去年以来，日本军警到处搜捕，抓了许多恐怖分子，尽管如此，结果恐怖活动减少了没有？”[9]“上海的恐怖活动，其罪魁祸首是国民党的特工，所以要取缔这种恐怖活动，必须粉碎国民党的特工组织。”[10]“要战胜蓝衣社，只有依靠中国特工，他们的组织才能胜过敌人。”[11]
接着，丁默邨、李士群向土肥原大大吹嘘了一番汉奸特工的力量，并表示了全力为日本人效忠的意图。会谈即将结束时，丁默邨再一次向土肥原提出希望得到日方支持与援助。土肥原对他们的特工活动很感兴趣，但暂时不能以个人名义作出答复。土肥原说“我正设法进行妥当处理，请稍等一段时间。”[12]
1939年年初，在“土肥原机关”与日大本营的直接指使与支持下，丁默邨、李士群一伙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组织了一支特务武装，自命为“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他们拿着日本人的钱和武器，开始了投敌卖国的罪恶生涯，成为国民党特务史上另类的一群。其后于1939年5月，在日方当局的指令与撮合下，他们又与汪精卫叛国集团合流，成为汪伪政权的特务组织。
当时，日本在中国的特务活动分为4个区域，即华南、华北、华中、东北，分别以梅、兰、竹、菊为代号。梅机关是华中区的日特最高指挥机关，1939年8月22日在上海虹口原土肥原特务机关“重光堂”成立，负责人为影佐桢昭。其任务是扶植汪精卫等人筹建伪政权并对汪精卫集团进行监护。日本人把这一时期从事的工作以代号称作“梅工作”。丁默邨、李士群的“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便归于梅机关的领导之下。
“有钱能使鬼推磨”——收买与扩张
李士群有了日本人提供的经费，租了房子，建了基地，但是，自动来投靠的汉奸并不多。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李士群开始利用自己在各方面的关系，以金钱开路，开始了收买与扩张行动。
他首先利用在中统时的老关系，找到了中统上海区的情报组长、当年与李一起办过《社会新闻》的老熟人唐惠民，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刘坦公。李士群把日本人提供的崭新的正金银行钞票一放在这几人面前，没劳他多费口舌，他们立即被李牵着鼻子走了。
汪曼云是上海国民党地下特别市党部委员，也是杜月笙的得意门徒。在国民党内，汪曼云亦有“通天”的本事，他和戴笠、陈立夫、陈果夫等中央大员关系密切。如前所述，汪曼云此时也潜伏于上海。由于汪曼云能接触到国民党上层人物，还能与杜月笙搭上线，李士群因此把汪曼云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同样用金钱开路，出手就给一千元。对于此时受困于上海且性命无保障，惶惶不可终日的汪曼云来说，一千元不仅仅是一笔大款，而且代表着在上海滩上一种强大势力的保护，汪曼云甚至有了一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从此秘密落水当了汉奸。
上海尽管已经沦陷于日本人之手，但杜月笙的黑社会势力依然无处不在，如果不能与杜月笙搭上关系，李士群在上海也很难立稳脚跟。恰在此时，杜月笙的门徒张师石暗通日本人，写了一个《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详细交代了杜月笙在上海的方方面面，诸如杜本人的生辰、有多少门徒以及活动地点、有多少贴身保镖、有多少小老婆及居住地，与其他流氓势力如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簌、钱新之以及杨虎、陈群、徐采丞、杨志雄的关系等，也罗列了杜月笙手下的一批走卒名单，如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陆京士、汪曼云、章荣初等。重点强调杜月笙与戴笠的关系，诸如此类，事无巨细，一一道明。
按说，日本人得此情报，本可按图索骥，一举将上海杜月笙的势力铲除，但狡猾的日本人没这么做，而是将此情报转给了李士群。李士群看了材料后便灵机一动，觉得这是向杜月笙巴结讨好的好机会。此时，李正为如何降低重庆方面中统军统对他的生命威胁而烦恼，他知道杜月笙与戴笠的关系，便想曲线向渝方示好。
他找来汪曼云对他说：“老杜待张师石不错，而张却出卖了他，未免太无良心。我虽事不关己，由于激于义愤，所以请你来，拿这东西给你看看，也使你和老杜知道知道张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份材料太长，你带回去看吧！不过原文你看过后，仍须还我，因为这上面已经日本人签了字，所以必须原件归还的。”汪问李：“能否把这原件带到香港去给杜月笙看一看？”一句话，这正中李士群的下怀，于是便在表面上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满口应允，而把他的本意掩盖了。
汪曼云如获至宝，马上动身去香港，把这份资料送给了杜月笙。杜叫他的秘书关起房门整整抄了两三天，才交由汪曼云带回上海还给李士群。汪按照杜月笙的吩咐，在香港买了一只金怀表与两套西装料送给了李士群，以表示感谢。凭此厚礼，李士群终于和杜月笙搭上了线。此后，每当李士群和军统在上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总是由杜月笙出面调解，替双方摆平，此乃后话。
苏成德是一个老牌中统特务，是李士群留学苏联时的同学。上海沦陷后，他是中统上海潜伏组的负责人。苏成德眼见丁、李两人在日本人手下混得如此风生水起，加上重庆方面所给经费甚少，深感难以在上海滩这个灯红酒绿的洋码头厮混，竟自动送上门来，一头扎进大西路67号，心甘情愿落水当了汉奸。苏成德呈给日本人的见面礼是中统上海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凭此情报，丁默邨、李士群两人在日本人支持下，一举将中统上海组织破坏，除区长徐兆麟逃脱外，中统上海区40余人以及电台、密码统统被缴获。
这几十名中统特务落水当了汉奸，让丁默邨、李士群顿时觉得身家壮了不少，在日本人面前说话腰杆也直了些，一伸手，又向日本主子晴气讨来30万日元，还有大批枪支弹药。丁默邨、李士群一伙在大西路67号内挂起孙中山遗像以及青天白日和青天白日满地红两面旗帜，打出汪精卫的招牌，在租界内开始用金钱拉拢各方面中国人。正如曾参与伪政权的金雄白所描述的那样，“从正金银行提来整箱交通银行发行的十元新钞，是有它无比的力量，‘和平运动’的潜势力，立时在上海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每一家报馆中，不问是商办的或官办的，都已有了汪方的地下分子潜伏着，报馆中的动态，重庆来的指示，每一个人的言论，每天都有详尽的报告。若干报纸在消极态度中逐渐转变，对汪方减轻了抨击的成分。甚至帮会方面也发生了关系，青帮如张啸林、季云卿、张德铭等；洪帮如徐朗西等，每个月都送去一笔可观的数目。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政治部的主要人员，也先后有了默契，避免了无数工作上的困难。上海社会之间，有人竟然偷偷摸摸地钻寻门路，有人竟然扬扬得意地告诉别人将不日飞升。任何一个政权的创建，定然会有大批攀龙附凤的人。汪政权在未成立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在沦陷区中的有利环境，以及足够的经济实力。这种现象，应该他同样不足为奇。”[13]
吴四宝入伙
青帮是自清代康熙以来占据上海滩第一大黑社会势力，影响极大。民国后被国民党加以利用，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抗战前，李士群得到过青帮头子季云卿的帮助，此刻，李士群不由得垂涎起青帮手里遍布上海滩的徒子徒孙们。那些流氓打手有奶便是娘，李士群准备用金钱将其收买过来，扩充汉奸特务势力。他找到季云卿请他帮忙，季云卿先把在沪西开赌台的朱顺林、许福宝介绍给李士群，但这两人因赌台收入丰厚，不肯为76号卖命。其后，在李士群的极力要求下，季云卿将干女婿吴四宝介绍给了李士群。
吴四宝，又名世宝，发迹后号云甫。江苏南通人，生在上海。其父母以烧老虎灶卖开水为生，可算是地道的城市贫民出身。年幼时，父母双亡，吴四宝随姐姐生活。因其姐夫是上海跑马厅的马夫，吴四宝也成了跑马厅马童，同时还替巡捕房办些杂事，人称“马立斯小四宝”。
成年后的吴四宝身材魁梧，凶狠好斗，因与人结怨，仇家以一副金手镯的代价唆使佣人放火烧死了吴的儿子。不久，吴四宝又发现妻子与人私通，因对方来头很大，吴四宝不敢出面与之争斗，只能暗中生气。一次酒后向其小兄弟们倾诉，他的狐朋狗友即出面帮他将仇家杀死，从此落下命案。为避祸，吴四宝逃到了济南，先在张宗昌手下直鲁联军里当机器脚踏车队队长。二次北伐后，张宗昌兵败，吴四宝就投向白崇禧的部队。4年后，他又回到上海滩，先给青帮“通”字辈流氓荣炳根当司机，后又给季云卿当司机兼保镖。
那时青帮中人都私藏各式手枪，凡是损坏了就送回老头子季云卿处，交由吴四宝转给他开修车行的同乡，利用车行的车床设备去修整，修好之后，由吴四宝拿到郊外试枪，因此吴四宝枪法逐年进步，各种枪支由他试过，万无一失。在季云卿门下，吴四宝以心狠手辣而出名，又有一手好枪法，每每需要用枪的事，都由吴四宝下手。
季云卿在江湖上结下不少冤家，也怕寻仇，他不用保镖，就由司机吴四宝任保镖，遇到有事，吴四宝开枪射击，百发百中，所以在圈子里有神枪手之称。
不久，吴四宝结识了另外一个影响其一生的女人——佘爱珍。
佘爱珍原籍广东，生长于上海。其父是茶叶商，佘爱珍虽为三姨太所生，但她自幼聪明伶俐，最讨其父宠爱。佘爱珍毕业于上海启秀女中，风流出众、精明过人，是季云卿的干女儿。佘爱珍有过一段失败婚姻，后与吴四宝结婚。她随吴四宝练就了一手好枪法，而且能左右开弓，双手发射。在后来的汪伪特工活动中，佘爱珍积极出谋划策，专门负责拘捕审讯及对女犯用刑，心狠手辣，是76号特工活动主要参与者，双手沾满抗日人士的鲜血。她在战后被国民政府判刑10年，提前获释后经香港前往日本，1955年与文化汉奸胡兰成在日本结婚，此乃后话。
在混迹上海滩初期，吴四宝住在巨籁达路同福里16号的一处大弄堂中。当时尚未与李士群一伙结识。他虽是个小流氓，但平时与邻里关系还不错，当时曾与他为邻的赵先回忆道：“据说吴四宝本是理发的，参加帮会后，打架闹事心狠手辣，善于拉帮结派。住在同福里时，他已成了法租界的大流氓了。他的住宅门上挂了块××猪行的黄铜牌子，可从来没看到过他家有什么猪。同福里对马路有他与人合伙开的一爿汽车材料行。他身躯魁梧，西装革履，年近40岁，俨然像个大老板的样子。……1938年的夏天到了，吴四宝仍旧穿着长袖衬衫，右手臂缠着纱布，他站在大门口的时间更多了。有次他坚持邀我到他家去坐坐，谈起他近来休息在家，是为了动手术。他撩起左手衣袖，指着缠在手臂上的一条青龙说，年轻时爱出风头，两臂上纹了两条龙，乘夏天动手术刮掉。臂上的青龙是他做过小流氓的标记，现在他将跻身于上层流氓之中了，所以不得不忍着痛苦连皮带肉的把两条青龙刮掉。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倒还算安分守己，穿着朴素，人也和气，她是瘦瘦长长的，连颈子和脸都是长的，样子极为一般，和电影《上海滩》里大家闺秀样的吴妻风马牛不相及。夫妻俩不知是谁不能生育，所以领养了个儿子，那时，约莫有6岁……吴四宝在我面前讲到他的妻子时，从不忘记提起她是在启秀女中读过书的，可见他是以此为荣的。吴四宝自己没有什么学历，但他对有小学教师身份的我倒还算敬重。”[14]
这就是吴四宝“落水”前的生活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还没有彻底“染黑”，只不过后来搭上76号这艘“黑船”，沦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特务。
76号成立之初，组织还不够强大，李士群派出去的杀手刺客，常对目标击而不中就逃了回来，唯有吴四宝打一个中一个，因此他就变成了行动组的老大。
在76号中杀人最多、立功最大的就是吴四宝。短短的半年他就成为76号的主要人物，只要李士群开出名单来，他都可按图索骥，置对方于死地。后来，杀手逐渐增多，吴四宝才减少了亲自出马的机会。[15]
吴四宝凭借季云卿的关系，一跃成为李士群手下拥有30多人队伍的警卫大队队长。他还带来一批流氓打手充作特务，如张国震、顾宝林、赵嘉猷、夏殿元、郭忠和、王吉安等。吴四宝带领这些流氓打手，杀人越货、盗车绑票，直闹得上海滩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吴四宝由车夫成为76号的警卫大队长，从此对李士群死心塌地，感恩戴德，追随丁、李一伙干尽坏事，种下累累恶果。金雄白描绘说：“特别是吴四宝，更为沪人所切齿。他原是一个黑社会中的流氓，一个汽车司机，识不了斗大几个字，但是有魁伟的身体，体重最少在一百五十磅以上。他是江苏南通人，却像是燕赵间的产物，他生成粗鲁野蛮的性格，但知道怎样对上司恭顺，只要能博得他上司的欢心，他毫不考虑，毫不迟疑去执行，别的行动大队所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他奋勇当先，做得彻底，做得干净。什么江苏农民银行职工宿舍的集体枪杀事件，中国银行的定时炸弹惨案，都是他的‘杰作’。凡是给‘七十六号’所拘捕的人，只要撞在他手里，没有问一句话，先给他一顿皮鞭打得血淋淋的下马威。他的妻子佘爱珍，倒是在启秀女校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但她也相夫‘有道’，能够亲自审讯女犯人，也能够携了枪械出去行动，当时人们对‘七十六号’的畏惧，并不下于日本的宪兵队。他的参加‘七十六号’，因为他与李士群都是拜青帮季云卿为老头子的同参弟兄。”[16]
随着汉奸特务势力的扩张，大西路67号已不够藏身。由叶吉卿出面，又租下忆定盘路（今江苏路）95弄10号作为特务活动的另一场所。由于该处位于弄堂底部，汽车无法调头，对特务行动大为不利，不久，通过日本宪兵队的关系，搬进了极司菲尔路76号。
76号美女蛇钮梅波
钮梅波是个华俄混血儿，1906年2月出生于哈尔滨，父亲是个做皮毛生意的中国商人，他娶了妓院里的一个俄罗斯女人，生下一个女孩，取名钮梅波。钮梅波5岁那年，举家搬到了上海。其父亲在上海继续做皮毛生意，生活富裕无忧。21岁时，她父亲因做买卖被骗失利自杀身亡。正在上大学的钮梅波也就从此辍学。她母亲本是风尘女子出身，为了生活便重操旧业，做起了暗娼，最后跟随一个富人跑了，撇下了钮梅波。家境的破落与母亲的影响，让她也自甘堕落入了风尘。
钮梅波受过高等教育，外表冷艳高傲，身材又具有俄国血统的特性，高挑丰满，因此不久便成为十里洋场的名妓，艺名“柳尼娜”，又称“赛贵妃”。1932年《申报》曾将“花名”柳尼娜的钮梅波封为沪上交际界“花魁状元”。而在上海滩影响力最大的小报《晶报》也曾描述道：“会乐里长三之海上名花柳尼娜，天生丽质婀娜多姿、凹凸有致、曲线玲珑，自诩白俄混血，肥乳硕臀西洋肉弹身材，肤之丰腴白嫩如堆脂砌雪，恐吹弹欲破。四马路青楼人称赛贵妃，更有坊间青帮送其戏称‘赛母牛’雅号，令人叹为观止。”可见她的声名与影响力。
当时在沪活动的日本特务们正是这些妓院的常客。美艳的钮梅波很快就被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看中了，面对美艳丰腴、八面玲珑的钮梅波，影佐祯昭认为其不论在哪方面都是情色女谍的好苗子。经过金钱收买的测试，他成功利用钮梅波搞到了一些中方的政治经济情报。1932年5月，影佐祯昭向钮梅波说明了意图，她竟毫不犹豫地同意充当日本特务。随即她就被送到日本东京，在陆军省总部进行了谍报人员的特殊培训。
1933年年末，钮梅波从日本回国后，已变身为日本陆军省少佐女谍，她受命于“重光堂”土肥原贤二，继续以高级妓女的身份活动于上海十里洋场，为日本窃取各类情报。她时而浓妆艳抹袒胸露背出入各类舞场，引诱国民党高官等落水投敌；时而化装成与交际花身份相反的佣人老妈子，潜入抗战地下组织内部窃取情报。
1937年“七七事”变后，钮梅波活动更为频繁。曾有一说就是她在影佐祯昭的指挥下，以“女佣人”的身份色诱了李士群，促其叛国投日，在上海成立了臭名昭著的汪伪76号特务机关，她后来还加入了76号，在优待室内从事色诱被捕的抗战要员工作，成为76号的主要女干将。
1938年春，钮梅波从南京返回上海，配合“重光堂”及日本驻沪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冈村少佐的特工活动，同时执行日本参谋本部绝密行动，即协助李士群、丁默邨等筹建由日方控制的汉奸特务组织。在这期间，钮梅波协助特高课建立了日军驻沪电台监测队，破获了国共以及共产国际在上海的多部地下电台，对上海的地下抗战活动造成很大破坏。
钮梅波在76号所做的重要事项包括诱降了国民党嘉定地下县长张北生，并设计与张合作，逮到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马元放一伙，完全摧毁了江苏省党部地下组织，而她也在军统的刺杀张北生的行动中负了伤，差点送命。
1942年6月，日军参谋本部密令有“谍报之花”之称的钮梅波秘密潜入战时陪都重庆，企图获取有关国民政府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机构——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中国黑室”的情报。“中国黑室”成立于1940年年初，是效仿美国亚德利的“美国黑室”而成立，曾屡次破译日军参谋本部与其中国派遣军间的密电，特别是多次破获侵华日军轰炸重庆的密码电文，更于1941年12月成功破获了日军计划袭击美军在太平洋的基地珍珠港的密电，引起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关注。
在重庆，钮梅波以街头卖艺女身份故意邂逅一名黑室要员的父亲，委身为妾，待机接触其子，并以色相勾引了这名成员，获得了不少绝密情报。谁知她的行踪被军统戴笠安插在黑室内的特务察觉。在一次秘密发报时，钮梅波被秘密逮捕。
钮梅波被军统押入死牢，经戴笠亲自审问劝降，钮梅波又答应成为军统在日伪内部的线人，这为其在抗战胜利后逃脱汉奸叛国罪埋下了伏笔。钮梅波于此成为日、汪、蒋的三重间谍。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全面占领上海租界，76号也更加紧了对上海的国共地下组织的“清剿”行动。面对着上海空中异常活跃的地下抗战组织的秘密电台，钮梅波向日本驻沪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冈村献计，用分区停电的方法来侦察地下电台的方位。钮梅波亲自指挥日军的电台侦测机关，利用德国进口的电台方位侦测车分区逐个排查可疑的电波信号源。1942年9月，中共上海地下党李白的地下电台，就是被这种电波方位侦测车锁定在福履理路福禄村10号的位置，李白因此不幸被捕入狱，先被关押到日军宪兵司令部，后又转到76号监狱。李白不畏日军及76号汉奸特务的严刑拷打，坚称自己是为一个商业电台工作，没有吐露地下党的任何信息。错误怀疑李白是“重庆分子”的冈村，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最终将李白夫妇释放。
风月场出身的钮梅波，在汪伪政权及梅机关内游刃有余地周旋于汪伪政权的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李士群、丁默邨等各派势力以及日本特务机关的影佐祯昭和冈村之间。她认周佛海、影佐祯昭和冈村三人为干爹，投怀送抱陈公博与梅思平，而丁默邨及李士群更是早已与她勾搭成奸。76号的老板李士群自认为与钮梅波关系不一般，各种私下交易并不瞒着钮梅波，有时还是钮帮助其完成。但钮梅波对这些内幕却从不外泄，捞取钱财也是适可而止。
1943年9月，李士群因狂妄自大，得罪了日本人，在重庆方面的设计挑唆下，特高课长冈村奉命暗杀李士群。冈村以设家宴为李士群与熊剑东化解矛盾之由，请李士群赴宴。老奸巨猾的李士群找各种理由再三推脱。此时，传说钮梅波曾接到周佛海与冈村的暗示，要其协助这次行动。她知道周佛海和冈村必欲除掉李士群而后快，因此只能昧心约同李士群一同前往。李士群本欲再次推脱，但看到有钮梅波出面陪同，只能硬着头皮去了。9月6日晚，钮梅波陪同李士群来到坐落于上海百老汇大厦冈村家里，阴险狡猾的钮梅波并不愿多趟浑水，在门口将李士群交与迎接的冈村，自己则找借口溜掉了。李士群赴宴后便中毒不治身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重庆国民政府派员来沪接管日伪上海市政府。早已与重庆军统有联系的钮梅波，被戴笠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上海行动总队特遣员，协助总指挥周佛海，负责看管76号汉奸特务，同时负责维持上海、杭州一带的治安，阻止江南新四军收复失地。钮梅波深知自己的汉奸罪责难逃，能救她的只有军统戴笠，经过钮梅波的卖身投靠，她被委任为军统上海站“上校专员”。
戴笠因飞机失事丧生后，钮梅波失去了靠山，被法庭判罪入狱，根据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条例》，钮梅波被判“在日伪统治时期的上海虽非身居汪伪政府要职，却是诱捕残害不少抗战人士，罪当无期或极刑”。当时上海《时报》曾指斥她为“汪伪逆贼钮氏女汉奸美波”。钮梅波故技重施，依靠出卖色相，散尽钱财，四处打点，并拿出与戴笠的军统往来提供情报的证据，狡辩其是军统局在敌后“忠义救国军”的谍报员，于是在被关押半年后，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改判钮梅波“在抗战沦陷区上海汪伪政府任职，实则为‘忠义救国军’谍报成员，又为军统局在76号和‘梅机关’的线人，屡次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门提供绝密情报，虽为汪伪沦陷傀儡政府做事并事实上破坏过抗战组织，实属被胁迫无奈之举，据此功过相抵，予以释放。”此时，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国民党为重开内战，正是需要像钮梅波这种反共的特务分子为国民党效力。
钮梅波出狱后，军统局已改组，钮梅波进入国防部第二厅任上校秘书，继续负责侦听中共地下党电台的工作。在此期间，钮梅波利用其在日伪统治期间搜捕地下电台及破译密码的招数，继续疯狂破坏中共地下党电台。
1948年春，钮梅波被外派至华中某战略要地，以上校特派员的身份监视国军六十六师抵抗解放军华中野战军的攻城计划。中共华中地下党组织与诡计多端的钮梅波斗智斗勇，成功获取了守军的城防图，还活捉了钮梅波。但在押解路途中，狡猾的钮梅波设计逃脱。因任务失败，丢失城防图，回沪后的钮梅波被军事法庭审判革职。
落魄的钮梅波一度重操旧业再入风尘，后来被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上海的秘密寓所召见，委任钮为保密局少将专员、华东潜伏组织的负责人，布置保密局在上海抓捕地下党人以及一旦上海失守后长期潜伏破坏的绝密计划，并将《保密局华东地下潜伏同志名单》用文身方式藏匿在钮梅波的身上。
钮梅波为了报答毛人凤的“知遇之恩”，倾其所能效力。
国民党当局曾要求“一个钉子也不留下”给新生的红色政权，而民主人士和科学家即成为国共两党极力争取的对象。中共上海地下党为了保护爱国民主人士，拟定了一份保护北上名人的名单。保密局刺探到消息后，派钮梅波化装为一个佣人，潜入某知名民主人士的家中，并色诱了该人的公子，将其发展为保密局外围特务。在这人的协助下，她获得了北上的民主人士的动态情报与部分名单。
钮梅波还利用美国进口的无线电波定向方位车，继续利用分区停电的办法，排查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电台。她发现了一个夜间时有时无的神秘微弱电波信号，其波段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了她的注意，遂命令无线电波定位车追踪这个微弱的信号多日，最后在一处民房内找到了这个微弱电波信号的放大装置，通过截听放大的电波信号，确认这是一个频繁出现在深夜的秘密呼号，截获的电码全部为阿拉伯数字的无序排列，继而锁定了这个微弱电波的发出地点就在虹口区黄渡路107弄的附近区域。
1948年12月30日，中共地下党员李白所操作的仅有7瓦功率的地下电台被钮梅波指挥的国民党特务破获。被捕后的李白坚贞不屈，最后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李白最终被秘密杀害。20天后，上海即告解放。
上海解放后，钮梅波开始执行毛人凤制订的潜伏计划。她隐名改姓，成为一个梁姓纱厂老板的佣人刘妈。她时而化装成名媛贵妇，时而变身为高级交际花，时而又成为老态龙钟的老妈子，转眼又一身解放军装，俨然一个政府女干部，以各种身份与职业为其潜伏破坏活动做掩护。她曾化装潜入会场企图暗杀上海市军管会负责人陈毅，但因操作爆炸器材的特务紧张慌乱，刺杀行动失败；她又利用在市政府部门任职的一名潜伏特务，窃取了解放军在上海市区地面防空高射炮分布图以及上海地区防空雷达数量等情报，密报台湾保密局，毛人凤接电大喜，上报给蒋介石。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等部分工厂、民房进行了轰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遭到的最大一次敌机空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台湾保密局电令钮梅波为配合国民党军及美军“光复大陆”，要在上海“做出些动静来”。钮梅波利用其掌控的混入上海市政府及公安局的特务，窃取抗美援朝部队赴朝参战及后勤补给的军事情报发往台湾，并指挥潜伏特务进行投毒、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同时暗中勾结怂恿不法奸商，操纵银圆买卖，搞乱金融市场，制造上海的社会恐慌。随着上海“镇反”运动的深入，钮梅波频繁变换身份，想逃脱追捕，她指挥国民党散兵地下武装杀害土改干部，焚烧房屋抢夺粮食，胁迫农民不敢参与土改运动。
1950年年末，钮梅波最终被人民政府逮捕，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1955年4月，被以汉奸叛国罪等罪名处以死刑，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重庆扼杀行动的失败——于松乔事件
上海大西路67号，是李士群一伙最初的落脚之地。这一处幽静隐蔽的院落。虽然被李士群认为是“保险房子”，但却挡不住重庆特工的手脚。麻烦很快来了。
李士群心怀鬼胎，干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丁、李一伙极为小心谨慎，不仅在院里院外到处布置暗哨，还把街头巷尾可疑商贩行人通通赶走。67号车库大门每天都开着，里面停一辆半新不旧的小汽车，车夫在一旁不时地擦擦车，聊聊天，给人造成主人始终在家的错觉，其实李士群一般乘出租车外出办事，根本不坐自备汽车，以防被国民党特工袭击。
李士群投敌后，对沪上的国民党特工组织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军统上海区的行动股长于松乔奉戴笠之命动手暗杀李士群。
于松乔并不认识李士群，于是，他就向汪曼云打听，他要汪去偷一张李士群的照片来供他辨认。于松乔对汪曼云说：“今天我来看你，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因为最近我奉命要暗杀李士群，但不认识他，知道你和李士群相识，你手边如有他的相片，请借我一用，要是没有，可否设法到他家里去偷一张来。”[17]
可是当时汪曼云早已秘密落水为汉奸，只是于松乔等大多数关系人并不知道。汪曼云向于松乔推脱说自己也不认识李士群，暗中却向李告了密。
李士群这下有了防备。
一天，大西路67号对面忽然出现一个瞎子算命摊。李士群的打手张鲁身高马大，能使双枪，为人残暴。张鲁像黑塔似的往算命摊前一站，说道：“这里风大，你要工作，不妨请到对面房子里去。”果然这算命瞎子就是国民党军统派来暗杀李士群的。他见李士群一伙已有防备，只能一声不吭地撤摊走人。
李士群为人向来狡诈多变，他思考再三，为了给自己多留条后路，对于松乔并未穷追猛打，只是由他自行去了。
第三节 魔窟开张——极司菲尔路76号
上海极司菲尔路（现称万航渡路）76号本是国民党将领陈调元的公馆。陈调元出身北洋军阀直系将领，北伐时投向蒋介石，曾任三十七军军长以及山东省主席、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陈公馆盖好后不久，上海沦陷于日敌之手，富丽堂皇、豪华宽敞的陈公馆被日军强占。不久，日本宪兵队将76号陈公馆拨给了丁默邨、李士群一伙特工使用。
76号恶名的出现
丁默邨、李士群两人的特务势力最初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活动，自搬进极司非尔路76号后，日本人就将他们移交给了汪精卫集团，但开始并没有正式名称，对外以76号相称，直到1939年8月底汪伪国民党“六大”召开后，伪特务委员会正式成立，76号才成为伪特务委员会下属的“特工总部”。
伪特务委员会归汪伪政权第三号人物周佛海领导。
周佛海也是一个政治上的变色龙，中共的叛徒。他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还曾出席过中共“一大”，然意志不坚，后自行脱离中共投靠了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谋士和机要人员，但他在思想观念上却与汪精卫相投，是汪精卫派系的主要成员。他在南京时就组织过倡言“战必大败，和则未必大乱”的“低调俱乐部”，反对抗日。他对于抗日的“低调”态度及策划“和平运动”叛国理论可见于他叛逃前后的许多言论中。概括起来说，就是他坚决地认为中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只能以“和平”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并且，他与汪精卫都相信日本人是“有诚意”与中国“和平提携合作”的，使他们可以在“不至亡国”的条件下求得苟安。出于这种动机，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汪氏的“和平运动”。加上他认为因重庆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在蒋介石的手下始终得不到重用，便决定随汪“落水”叛国，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要策划者与统治者。
汪精卫对周佛海十分信任，委以重任，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掌管财政、内务及特务工作。于是，周佛海就成为76号的顶头上司。
日本人曾这样评价76号的作用与地位：“在支那事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躲在幕后的76号和重庆特务队的拼死搏斗。如果没有76号的保卫工作，大概连汪精卫以下的所有要人都会被重庆的恐怖活动所暗杀，建立南京政府大概就办不到了吧！”[18]而金雄白认为：“汪氏在上海那一段时期，尽管对外标榜的是和平运动，但敏感的上海人，都明白将是在沦陷区建立政权的前奏。丁默邨与李士群所主持的76号，虽然是一个特工机构，但开始所吸收的各阶层人物，却并不限于从事特务工作的人员。76号除了担负特务工作以外，也成为对外活动的公开机构。许多不甘寂寞而希冀得道飞升的人，都在辗转设法，钻头觅缝地寻觅门路。一向冷落的极司菲尔路，顿时显得热闹起来。平时高喊抗战到底的人，有时出乎你意料之外，会在76号的会客室中出现。租界以内的渝方报纸，逐渐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但若干编辑与记者，却又于暗中取得了默契。汪方的中华日报，也已经恢复出版，由梅思平等轮流主持着社论。在特工战之前，当二十八年的秋季，首先展开的是与重庆方面的言论战。”[19]
76号魔窟的组织
76号前后的主要人物都是来自国民党中统与军统的叛徒和上海帮会分子。除丁默邨、李士群之外还有苏成德、马啸天、吴四宝、林之江、万里浪、胡均鹤、夏仲鸣、潘达、戴昌龄以及后来投汪的军统干将王天木、陈恭澍等人，在丁默邨左右的人员有顾维武、黄香谷、凌宪文、李子云等，跟随李士群的则有傅也文、黄敬斋、唐惠民、叶耀先、孙时霖等。
76号还采取利诱、威吓手段，将其他行业人士拉入汉奸特务队伍。76号一般先派出熟人来拉拢，许以官位、金钱，如果对方不上钩，随后而来的就是恐吓信了，假如对方还不肯就范，最后一招即是绑架。
上海吴淞中学校长程宽正曾回忆过自己被胁迫加入76号的经过：
一天傍晚，有A先生来校约去散步，到了法国公园，他说：汪派的“和平”运动的力量，一天大似一天，我们教育界人士，先后加入的，听说不在少数，据说生活费很好呢，老兄打算怎样？如果有意加入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加入（后来得知他在那时早已加入了）。
隔不了多久，又有B先生者来约谈，寒暄之余，B先生就说道：“现在上海教育真难办，不但日本人要寻着我们，就是干和平运动的汪派，亦要找到我们，要是坚决拒绝的话，实在是现实环境所不许。我想了好久，还是和汪派取点联系为是。”
A、B二人如是利诱者至再至三，然尚不至加以威胁，直到七月中旬，A竟直截了当地说：“丁先生（丁默邨）要我请你参加和平运动，月薪从丰，务请勿再踌躇——兄名既经指定，无论怎样，不容拒绝。”
C先生来说道：“丁先生已将上海教育界名单交来，名单中的人，非请他参加和平运动不可，否则将以行动对付……在数日之间，必定有行动表现给你看，或在贵校门口放一炸弹，老兄爱校心切，其将何以应付？或乘兄走过僻静弄堂中，拦路拳击，甚且以手枪对付，老兄性命又将何以自保？”
七月中旬某日，有老同学D请我及其他老同学二人，在他家里吃中饭，至则除原来的老同学二、我外，尚有C及E连主人共六人，共话一堂。饭后，C约游兆丰公园，汽车二部，呜呜向静安寺进发，到极司菲尔路不远，即在双门紧闭的巨厦前停住，C下车于门隙中向内招呼，大门顿时开启，车即连人载入而去了。当时心知有异，大家面面相觑而已。汽车一入门口，C叫我们下车，连忙和D、E各签了名，神态慌张，带我们一起向警卫森严的大门，跨进左右架着机关枪的二门走去，一路上五步一岗，刀出鞘，枪实弹，我们以为是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了，凶多吉少，任他自然，绝不知就是汪精卫的暗杀机关、绑票机关所在之地七十六号。我们被送入了大厅，女招待花枝招展，敬烟奉茶，备极殷勤。这时候惊魂忐忑，方寸大乱，听天由命，唯有静待横逆之来。C、D匆匆走上二楼，引下一个西装漂亮的主人，经介绍知是唐惠民，他恭而敬之带笑说道：“蒙诸位前来参加和平运动，不胜欢迎之至，请诸位万勿见疑，我们要为和平运动去努力，去奋斗。”一篇短短演辞，我们深知就里了，且亦推知D、E早是此间的分子呢！可怜我们其余三人，处此进退维谷之际，真是哭笑不得。过了一刻，又被导入别室，由一病容满面，骨瘦如柴的骷髅人出来接应，经C介绍之下，才知是所谓丁默邨者，嘱令宣誓，签署和平运动誓书，还须捺红手印于自己的名下，在暴力挟持之下，事事行礼如仪，不敢有丝毫违拗，同时呼吸不能自主地急促异常，心脏跳动，更觉突突其来，下水之人，从此为世所唾弃了。[20]
参加76号的手续很简单，来人只要先填写一张宣誓书，然后在76号的会客室举行宣誓仪式，由介绍人担任司仪，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三人中的一人出来负责监誓，一会儿，介绍人就会把钞票发给参加者，宣誓书则存入76号登记科，一切手续即告完成。
丁默邨、李士群接手76号陈调元公馆后，立即着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以满足特工活动的需要。
76号的第一道大门被拆除，第二道门改建为中式牌楼，牌楼横额上刻有“天下为公”四个蓝底白色大字。两侧墙上各开一个枪孔，架上两挺轻机枪。
进入大门的东侧，新建起二十多间平房，作为警卫队的住所和审讯室，头首两间是76号警卫总队长兼第一特务大队长吴四宝的办公室。西侧建了两栋宿舍，电台也设在里面。公馆的大花棚被改为看守所和刑讯室。花棚前面是1幢三开间的平房，由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派来监视和指导工作的日本宪兵特务所占用。76号的行动必须得到日本宪兵和特务的同意，并由他们现场监视，如果行动失风，则由日本人出面庇护，租界当局一般怕惹事，从不敢深究。
76号里有两幢主楼，东楼是丁默邨、李士群等头目居住与办公之处。西楼用作办公，并改建出一个礼堂，后来伪国民党“六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吴四宝是李士群手下的得力干将。此人虽不通文墨，但为人精明狡诈。吴四宝在76号门外开设了几家铁皮店、杂货铺，安排特务放暗哨，从曹家渡到地丰路一带设置水果摊、算命摊、小吃摊等作为流动哨，一有风吹草动，即可通风报信。
76号的大门则一直紧闭，只有汽车可以出入。一般人员出入只有从边门通过。外来人员进入76号有严格的手续。一道门出入须有“昌绍中学”的通行证，证件印有本人姓名和照片，活动范围仅限于院内的平房。经过警卫队的大铁门，在进入丁、李两人的办公楼前，要核对一本贴有照片与密码的本子，只有来人与照片相符方能进入。若想进入丁、李两人居住的楼层，则需要有两人的亲笔批条。
丁默邨、李士群征得日本特务机关同意，又占据了76号右侧一条名叫华村的弄堂，将居民全部赶走，20余幢洋房被76号特务家属占据。华村的出口被封死，另从76号开门出入，同样戒备森严。
76号特工总部成立之初，日本宪兵涩谷准尉、板本曹长等8人长驻76号内，伪特工总部的任何行动都在日本人的监控之下，76号所采取的暗杀、拘禁行动都事前通知日本人，前往日军驻扎区域还要有他们陪同，76号枪毙人时，有日本人在场监刑。伪特工总部每日工作情况、拘捕人数、所收集的情报等，都要向日本人汇报。特工所使用的枪支、手榴弹、定时炸弹等武器，均由涩谷等人向日本宪兵队取来，并作登记。梅机关在76号斜对面设有一分机关，总负责人是晴气中佐，其副手为中岛信一大尉。
76号内设有三个机构，即伪特工总部、社会部及肃清委员会。
这3家机构的负责人都是丁默邨，这些机构照例应设在愚园路1136弄伪中央党部所在地，但丁默邨害怕每日往返两处办公，易遭受渝方特工的暗算，老谋深算的丁就请准汪精卫的同意，将所兼伪社会部、肃清委员会两职也设在76号内，以方便自己办公。伪社会部名义上是组织人民团体从事民众运动，实际上就是拉拢各行各业的败类来加入汉奸组织。伪肃清委员会专门收编重庆方面的散兵游勇，主任委员由周佛海兼任，丁默邨除任特工总部主任外，又兼肃清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及社会部长，因此肃清委员会也设在76号内。肃清委员会的任务大多由特务兼任，如王天木、何天风都是老牌军统特务，在此转而做军事工作。王天木任“和平救国军”总指挥，丁锡三、谢文达、李宗盛等任各路司令，实际都是分散行动，各行其是。通过收买等方式，汪伪特工总部在各地收编了不少军统的“忠义救国军”等零散部队，扩充成特工行动队伍。例如无锡有周煜、严文耀、张更欣三个特工大队，武进有蒋鼎生、张英两个特工大队，常熟、昆山、松江、青浦等地也都组成了这种乌合之众的特工队伍，壮大了汪伪特工总部的声势。不过，在何天风被杀、王天木被押后，加之伪军中的实力派人物叶蓬的反对，肃清委员会在1939年年底被迫取消。
从1938年8月28日汪伪“国民党六大”召开到1940年4月26日汪伪政府“还都”，76号特工总部短短半年时间里，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76号特工总部成立之初，在主任丁默邨、副主任李士群、唐惠民领导之下，秘书主任先后为茅子明与庄滢，秘书有庄滢、曹慎修，外事秘书夏仲明，会计主任叶耀先，总务科长萧一诚，交际科长丁时俊，警卫大队长吴四宝，直属警卫大队长张鲁，第一行动队长林之江，第二行动队长杨杰，第三行动队长张劲庐（女），租界警卫队长潘序东，直属行动组长王佩文，极司菲尔路55号招待所主任由张劲庐兼任。此外，还有一个警官训练班，亦即特务训练班，对外名称叫“聚川学院”。班主任丁默邨兼，教育长茅子明兼，主任教官余朴。其后，又加了三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啸天，第二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继武，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士群兼。不久后，除原有的科、队、会外，又增设了四个厅：第一厅厅长王天木，第二厅厅长林之江，第三厅厅长何天风，第四厅厅长苏成德。为时仅一个月左右又把各委员会和厅一并撤销，改为四处四室。四个处为：第一处处长先后有陈明楚、谭文治（又名质彬）、万里浪，副处长罗梦芗；第二处处长先后有马啸天、胡均鹤，副处长先后有石林森、魏曙东、姜颂平；第三处处长张劲庐，副处长沈风岗；第四处处长潘达，副处长钱人龙。四室则为：督察室，主任先后有杨杰、裘君牧，副主任王佩文；专员室，主任沈信一，副主任季庆仁；审讯室，主任先后有汪瀚章、蔡鼎成、康焕栋、张炳康、张炳扬；化验室，主任姚任年（原名姚人彦），副主任岳光烈。由于特务活动的疯狂扩展，人事增多，接着又增添了四个处，发展到八处四室。增加的四个处为：机要处，处长傅也文，副处长钱新民；总务处，处长叶耀先，副处长孙时霖；情报处，处长唐克明，副处长王道生；电务处，处长晋辉，副处长先后有余玠（原名李开封）、周鼎，余与周还先后担任过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此外，76号还设有修械所、看守所、招待所、警官训练班、警犬训练班、女特务训练班等附属机构。
上述机构人事变动，除了何天风、陈明楚、钱人龙、谭文治等人先后为重庆特务所暗杀，又如王天木因涉案被76号关押外，其余人事更迭大都是丁默邨与李士群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结果。
76号内部的工作分工为：
第一处处长万里浪，主要负责对付军统。
第二处处长胡均鹤，负责对付中统；内部附设CP股对付共产党和新四军。
第三处处长张劲庐，对付忠义救国军。
第四处处长潘达，对付租界。
机要处处长傅也文，亦是李士群的妹夫，管人事、文书、档案、收发等。
总务处处长叶耀先，他是李士群的小舅子，管事务、财务、会计。
电务处处长晋辉，他是被俘军统电台负责人，管电台、电报收发。
情报处处长唐惠民，管情报收集、编审、指导。
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登场时，丁默邨已被李士群踢出了76号。李士群随即就把76号的人事机构重又调整一番，他把原来丁默邨的班底，如茅子明、庄滢、萧一诚、曹慎修、丁时俊等都免了职。增设了主任办公室，以原来的机要处处长傅也文任书记长，另以黄敬斋为秘书，以余百鲁接替了张劲庐的兼职，当招待所主任，副主任为王佩文。以宋负薪为修械所（后改为复兴兵工厂，厂址在愚园路）主任。以叶观达、朱照生先后为特工总部看守所（在76号内）主任，以王吉安为南市看守所主任。并将吴四宝的警卫大队改为警卫总队，下设五个大队，以吴四宝为总队长兼第一特务大队队长，驻76号；以郭忠和为第二特务大队队长，也驻76号；以张国震为第一行动大队队长，驻极司菲尔路55号；以顾宝林为第二行动大队队长，驻星加坡路（今余姚路）青云里24号；以王吉安兼南市警卫大队队长，驻南市警卫厅路集贤邨6号。南市看守所也设在里面。
除上面所说的特工总部警卫总队之外，76号为加强行动力量又添设了特工总部行动总队，下设六个行动大队：
以林之江为总队长兼第一行动大队队长，驻忆定盘路37号。
以吴振明为第二行动大队队长，驻康家桥62号。
以杨杰为第三行动大队队长，驻忆定盘路35号。
以万里浪为第四行动大队队长，驻愚园路818号。
以张劲庐兼第五行动大队队长，驻马路桥钱家巷38号。
以潘公亚为第六行动大队队长，也驻康家桥62号。
这类行动大队，后来增设到二十多个，分别驻在江浙各地区的特工站内，配合当地的特工站从事特务行动工作。另外，还有一个警犬训练班，委任傅志远为主任，从事警犬的训练。此外，还有租界警卫队、直属行动组、直属情报组、《中华日报》警卫组、《时代晚报》警卫组、《平报》警卫组等。
除了上面这些机构外，又建立了若干个76号的外围组织，如设在极司菲尔路75号，以李士群为社长，胡均鹤为书记长的“海社”；由夏仲明负责的“上海法院同仁会”；以叶耀先、孙时霖任正副经理的“立泰钱庄”（后改为立泰银行，行址在宁波路即今淮海东路）；以黄敬斋任经理，蒋晓光为总编辑，胡兰成为主笔的《国民新闻》社；以尤菊荪为经理的“东南贸易公司”（设在76号，后迁杭州）等。通过这些组织，76号将特务触角伸向文教、司法、新闻、金融各界。
在财政经费方面，李士群投日后的特务费用，开始是由日本军方供应的，但随着组织的形成与扩大，他们也开始自找财源门路，以求得用钱自如方便。
本来，这些汉奸人渣落水的动因之一就是贪图金钱享受，所以，他们在搜刮敛财方面是心狠手辣毫不含糊的。
“特工总部”经费虽然庞大，仍然不能满足特务们的贪欲。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亲自掌管着财务保险柜，她天天催逼李士群想办法捞钱，因此76号就以包烟、包赌、绑票、勒索来大量增加“外快”补充经费。吴四宝等人时常带了手枪上交易所“交易”，如果他们赔了就拔枪翻脸抵赖，所以他们的买卖是永远赚钱的。76号特务还在马路上偷窃停放的漂亮汽车，用白俄发明的“百搭”钥匙打开，将汽车开到76号里面，再把引擎上的号码弄模糊，车身换上一种油漆的颜色，转手之间，一部赃车可以赚几千块钱。至于强占地皮房屋，那更是司空见惯之事。
1940年汪伪还都以后，李士群鉴于76号特工组织不断发展，经费不足，向伪财政部请领，周佛海则以“预算所限不好随便批准”为由加以拒绝。李士群就向梅机关老板晴气庆胤申诉：“没有足够经费，特工是没法办的。”在晴气的授意下，决定成立一家“东南贸易公司”，由梅机关派出日本人中岛主持，从事与蒋统区“交换物资”走私的生意，获利无算。
76号的触角像八爪鱼一样，疯狂伸向上海滩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形形色色的外围组织，例如海社，以李士群为社长、胡均鹤为书记长，专在学生中从事特务活动；由夏仲明负责的上海法院同仁会，专司分化拉拢租界内国民政府法院人员；以黄敬斋为经理、蒋晓光为总编辑、胡兰成为主笔的《国民新闻》，是特工系统的宣传工具；以尤菊荪为经理的东南贸易公司，专与重庆方面做物资交换生意，是76号的钱库。以叶耀先为经理的立泰银行、以朱海初为经理的上海实业银行，这些都是76号特工总部的经济运转机构，这两家银行在南京、苏州、嘉兴、杭州都有支行，具有较强的实力，甚至发展为李士群与周佛海在经济上抗衡的工具。
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为了方便特工公开活动，也为了安置更多投靠的汉奸，在伪政府里设立了警政部，作为公开的特工组织，周佛海任部长，李士群为政务次长，实际负责部务。周佛海又兼任伪财政部长，李士群常因申请特工经费与周发生矛盾，成为两人以后不和的诱因。
1939年冬，李士群在晴气庆胤的安排下，带着翻译夏仲明前往日本访问，此行虽未见到级别较高的日军官员，但也见到一些佐级军官，李士群在宴会上向日本人大肆吹嘘说：
“苏浙皖三省和沪宁两市的治安维持得很好，所有军统、中统分子大部分都捉住了。”[21]
日本人大大表扬了李一番。晴气向李士群表示：“经费不成问题，有任何困难尽管对我说，工作要和宪兵队联络，只要林少佐（特高科长）说句好话，前途未可限量的。”[22]
李士群得到日本主子的鼓励，回国后越发积极地发展起特工组织。
76号的喉舌《国民新闻》
上海全面沦陷后，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滩只允许有6份报纸存在，日军直接控制了其中两家，即日本陆军的《新申报》和日本海军的《新闻报》，另有汉奸集团内林柏生主办的《中华日报》，周佛海控制的《平报》，由金雄白经营的“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报》，负责人是与76号有关的“五面间谍”袁殊，再有一份就是76号特工总部的机关报《国民新闻》。这6家报纸中，汉奸特务头目周佛海兼任了《平报》《新中国报》《国民新闻》3家的董事长，而《国民新闻》是76号特务机关的宣传喉舌，它的主笔人就是因与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爱情故事而名闻一时的汉奸文人胡兰成。
胡兰成，1906年2月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下北乡胡村，小名蕊生。他出身贫寒，从小聪明好学，有“乡间才子”之称。1918年考进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二年级，高小毕业后进入绍兴第五中学，后因学潮回到胡村。1920年进杭州蕙兰中学，受到五四运动的启蒙，因编辑校刊事得罪校务主任方同源，被学校开除。后师从海宁周承德先生学书法。
1923年10月胡兰成娶唐玉凤为妻，婚后在胡村小学教书。因自视甚高，不甘心在家乡当一辈子“孩子王”，不久便离开家乡闯荡四方，但总是郁郁不得志。
1926年3月，胡到杭州邮政局当邮务生，3个月后因犯错被开除。9月，进燕京大学副校长室任文书抄写一年，并旁听燕大课程。次年2月，北伐军占领杭州及浙江，胡从北京回家。1930年起在中山英文专修学校、广西省立一中等地教书。1933年写出散文集《西江上》。1936年应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鼓吹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相结合。“两广事变”期间，他在《柳州日报》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积极鼓吹两广与中央分裂，引起各方注意。5月间他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监禁，经函求白崇禧于1937年初被释放。
经广西一中的同事、任职《中华日报》的古泳今介绍，胡兰成加入了汪精卫派系的《中华日报》，被聘为主笔，赴沪谋生。7月，中日战起，“八一三”事变爆发，胡与妻儿避居法租界。1938年年初，他被调到香港汪派林柏生主办的《南华日报》任编辑，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与梅思平、林柏生、樊仲云等研究战时国际情势，按月写出报告，10月间，其所著《最近英国外交的分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脱离重庆到河内，响应近卫声明，12月30日发表艳电。胡兰成连续发表文章，大力宣传汉奸理论，不断被林柏生用作社论。他写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深受汪精卫及其夫人陈璧君赏识，而陈璧君依仗着她的早年“革命资历”和其夫汪精卫的政治地位，绝对是个政坛“女汉子”，她习惯于插手政治，代汪做主，在汪叛逃事件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即命林柏生提升其为《南华日报》总主笔，接近了汪精卫集团的上层。次年2月，陈璧君到香港，又下令召见胡兰成。当时，胡正害眼疾无法前往，陈便嘱咐为其加薪治病，将其月薪增为360元港币，另发两千元机密费。
5月初，汪精卫离河内抵上海，经陈璧君的推荐，电邀胡兰成到上海，充当汪的侍从秘书。胡随即离港到沪，从此正式“落水”为奸。
8月底，汪记“国民党六大”召开，伪中央党部成立，胡兰成被任为伪宣传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成了以陈璧君为首的汪的嫡系“公馆派”的一员儒将，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
1940年1月，胡兰成的社论集《战难，和亦不易》由中华日报社出版，他成为著名的汉奸文人、汪伪政权的笔杆子。3月30日，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胡任伪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当年夏，辞去《中华日报》兼职。
这期间，胡兰成与76号特务李士群、吴四宝接近，1941年2月28日，因李士群之邀出办《国民新闻》，他撰写了《国民新闻发刊辞》。
胡兰成非广东籍，在派系林立、个人势力倾轧激烈的汪系集团内，显然缺乏过硬的政治实力，但他与日本大使馆的池田笃纪领事私交极好，来往密切。
胡以其文人的清高作风，看不起伪宣传部次长林柏生。1943年他向池田书面报告了汪伪内部派系斗争内幕，重点攻击了伪宣传部。池田私下将胡的报告给伪宣传部司长黄菩生看，黄即向林柏生告密，林柏生气愤不已，跑到汪精卫面前哭诉。汪闻之大怒，下令林柏生的特务组织政治局关押了胡兰成，后因日本人的出面庇护而获释，随即胡兰成到上海投奔了李士群，当上76号特务机关报《国民新闻》的副社长兼总主笔。
《国民新闻》是76号特务机关报，由李士群兼任社长，胡兰成、黄敬斋为副社长，专门宣传亲日汉奸理论，同时，该报社也是汉奸势力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热点所在。李士群与周佛海争权时，李曾指使《国民新闻》发文攻击周佛海。一次，《国民新闻》发表社论，指责周佛海与梅思平生活腐化，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影响，周佛海很难堪，但李士群事后一推了之，胡兰成也将责任推给陶希圣留下的学生鞠远清，由这个小人物顶包了事。周佛海一气之下，辞去兼任的《国民新闻》董事长。
胡兰成在南京被伪政治局扣押期间，偶然读到一本苏青主办的《天地》杂志，上面刊有张爱玲的小说《封锁》，阅后大为惊羡，他对这位作者能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集描述得如此细腻的笔法十分欣赏，而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更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遂写信向苏青打听张是何人。苏青回信说，是个女人，这下又引得好色的胡心如浮云。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于是，他决定一定要结识张爱玲。
胡兰成获释后回到上海，即向苏青讨要张的地址，从此开始了他与张爱玲的一段姻缘。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原名张煐，她是清末洋务派名臣李鸿章的曾外孙女。4岁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张爱玲对色彩、音符和文字都极为敏感，她曾在《天才梦》中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10岁时，被母亲送进学校读书，正式取名张爱玲。1931年秋，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1932年她即在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上刊载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这是她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此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1937年夏天，张爱玲毕业于圣玛利亚女校，她逃出父亲家，虽然考取了英国的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事激烈无法前往，1939年她考进香港大学专攻文学。
1940年4月，她的《天才梦》在《西风》月刊三周年征文中获奖。
1942年香港沦陷，张爱玲未及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同时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文，先后发表了许多作品，声名渐起，直至与苏青、关露、潘柳黛并列为蜚声上海文坛的四大才女。其间，她结识了周瘦鹃、柯灵、苏青等作家。
当时在上海，张爱玲不仅是个有名的才女，更是著名的时尚中人。她穿的衣服都由自己亲手设计，或由好友炎樱设计，这些服装在当时无论是样式还是颜色都显得很大胆，这也成为当时上海报纸和圈内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却又常常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人情练达，但生活中却始终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她后半生的凄凉结局。而这一结局的开始就是胡兰成的出现。
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他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想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早已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还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按地址找到了位于静安寺路的张爱玲姑母张茂渊的家。第一次，胡兰成没有见到张爱玲，因未带名片，胡留下字条。张爱玲向来不爱见人，但这次例外，也许是张爱玲已知胡兰成的声名，也许是有缘，在见到字条的第二天，她就与胡通了电话，约定午饭后即往胡兰成在上海的住所大西路美丽园造访。在美丽园，胡、张二人初次见面，相谈甚欢，一坐5小时，直到傍晚，胡兰成才意犹未尽地送张爱玲出门。
美丽园与张爱玲所住的常德公寓相距不远。第二天，胡兰成来到张爱玲家。胡兰成说：“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断乎是带刺激性。”[23]胡兰成出身乡下，从未接触过张爱玲这种真正的贵族，直到当上汪伪政权的高官，才有机会踏入“上流社会”。张爱玲炫目的家世，出众的文才，无一不使胡兰成倾倒，而胡兰成在张爱玲面前能炫耀的只有他的阅历。胡兰成当年已38岁，经历过婚姻和女人，24岁的张爱玲恋爱史还是一片空白，因此，登门拜访的胡兰成“在她房里一坐坐得很久，只管讲理论，一时我又讲生平，而张爱玲亦只管会听。”从此，胡兰成每隔一天必去看她，二人随即双双坠入爱河。
此时，胡兰成原配夫人已死，续娶之妻全慧文此时已患有精神病，无法料理家务，胡兰成当时还与艺名“小白云”的歌女应英娣同居，家安在南京，胡兰成在南京伪政府做官，每月往返于沪宁二地，与张爱玲相恋后，胡兰成回上海总是先回张爱玲处，一进门就说：“我回来了。”应英娣发现胡、张恋情之后，与胡大闹并提出分手，胡兰成遂提出与张爱玲正式成婚。
1941年10月胡兰成被免去宣传部次长一职。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稍后他随汪伪代表团去日本访问。1942年2月又被任命为伪行政院法制局长。9月，胡的社论集《争取解放》由国民新闻社出版。12月底汪精卫访日回国后召见胡兰成时，因胡不赞成对英美宣战，二人再生罅隙。1943年2月，伪法制局撤销，胡转任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1944年2月，胡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一文，5月，又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共的存在及其性格》，公然与国共两党为敌。
1944年8月，张爱玲同意了胡兰成的求婚。两人并未举行正式婚礼，仅由双方自行手书婚书：“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为张爱玲所撰，后两句为胡兰成拟就。但胡兰成是个好色之人，后来他移情别恋时，张爱玲曾诘问他：“你说过要给我现世安稳，为什么（这样）？”
李士群死后，胡兰成在日本人池田资助下办了一个《苦竹》月刊，仅出过四期，即刊有张爱玲的三篇文章，谈图画，说音乐，以炎樱的画为封面，满幅竹枝竹叶。[24]
1945年2月，胡兰成在汉阳以学者自居，作一系列哲学演讲，通过日本军政界的少壮派人物宇垣一成，被日方派往武汉主持华文《大楚报》，任社长，为日本“大东亚主义”张目，他得到日本驻武汉军方人员的同意，发表拥蒋媾和、日军撤退的谋略文章，并公开发表演讲。
胡兰成到武汉不久，即与护士周训德同居。
日本投降后，胡兰成逃亡到老友浙江温州斯姓人家，由斯家小妾范秀美助其外逃，一路上两人又开始同居，以夫妻相称，避人耳目。张爱玲来温探视，见此情形大恸，回上海后即来信与胡分手，信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25]
胡兰成后潜伏在浙江一带教书，在温州亲见解放军进城。1949年经上海逃往香港，在港时，他穷困潦倒，向大汉奸熊剑东的遗孀唐逸君、吴四宝遗孀佘爱珍等告借路费偷渡去日本。1955年胡兰成又在日本与吴四宝遗孀佘爱珍成婚。1974年前往台湾教书著文，影响了台湾的一代文风。后因汉奸历史及言论受到台湾舆论攻击，1976年被逐出台湾，重返日本客居，1981年7月25日病死于日本东京。
胡兰成以其文笔著称，但他一生主要效力于日本侵略者与汪伪汉奸政权，致死不悟。1975年9月7日他在写给蒋介石秘书秦孝仪的信中说：
去年来此之前，曾奉书与先生，即已料到在台湾之文化人将以仆与汪氏之旧事为言，今当然不作辩解。唯因先生是关系民国史学之人，於兹敢举一史实奉告：金荣华（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告仆，彼在墨西哥时闻朱庸寿言（朱是抗战时外交部护照课长），汪之出走，蒋公是知道的。朱云：那天忽然汪副总裁派人来要出国护照，朱不敢做主，请示外长王宠惠，王外长即以电话向蒋公请示，是蒋公说可以发给的，否则不可能出国。汪之出走，原意为缓兵之计，并照顾沦陷区人民，此是最高度的秘密。但其后汪氏主张当真与日本讲和，这才是与蒋公相违了。战后第六年日本恢复独立后，每日新闻曾又全文重载汪氏对记者的谈话：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于共产党。而于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
汪氏在河内遇刺幸免，其甥曾仲鸣死之。当时主持此一暗杀之陈恭澍后来被汪政府在上海之特工机关破获，而被任用，但彼实际仍继续与重庆方面联络，语人曰：“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此亦是一证据。尚有汪氏殁后第十五六年，香港杂志上初发表汪氏的遗书，其中只字不提大亚洲主义与亲善合作的话，而纯然是与敌谋和的敌意的语气，仆当时读之讶其不类，然细审之，又确是汪氏病笃中之作。今证以朱庸寿发给出国护照之言，与陈恭澍非刺汪先生之语，乃弥为之慨然。仆初来台湾时谒岳军先生，岳公曰：“汪先生他也是为国家。以汪先生这样的人，他一定是有他的想法的。”然此不足为外人道也，当俟他日……后，其时国家修史，有良史识者或可稍存恕心乎？[26]
这种观点，俨然还是在为汪伪辩护，说明胡兰成的政治立场依旧，他晚年在台湾受到爱国人士的批判与攻击便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76号特务机关报《国民新闻》在胡兰成的主持下为日伪张目，宣传汉奸卖国理论，作为76号的喉舌，报道其活动，为虎作伥。抗战胜利后，该报被戴笠的军统局接收。
76号与其主子日本梅机关
丁默邨、李士群在日本特务势力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了汪伪特工组织，特工总部名义上是汪伪政府的特工机构，实际上，76号的一切都操控在日本人手上，无论是人事安排、机构设置，还是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无一不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日特梅机关就是76号伪特工总部的幕后操纵者。
汪伪76号特工总部雏形肇始，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控制，只做情报工作，后转由日土肥原机关指挥，逐步发展为武装特工机关；到1939年他们归属汪精卫集团后，就由日本负责汪伪的特务机关梅机关指挥与控制了。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在南京“还都”，梅机关也随之从上海迁来南京，继续控制汪伪当局及其特工部门，协助梅机关进行这项工作的是日军宪兵队。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少将出任日本驻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后，继续全面控制76号的事务，他是76号特工总部的“太上皇”。
76号与其主子梅机关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主奴关系，但因李士群等人的个性，在驯服与服务于日本侵略者的同时，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壮大，又不时有些“自主”的念头与举动，便使得这种主奴关系复杂而多事。梅机关控制76号的方法与手段诡秘毒辣细致，甚至无所不用其极，这很符合日本人的办事风格。
首先，在指导方针上，梅机关对76号是控制与使用的主奴关系定位。于是，在具体手段上便一切以此为标准来制定了。
1.76号特务的身份及其职权要由梅机关来确定。汪伪各级特工组织，包括76号的大小成员，其身份证与持枪护照一律由驻在地的日军宪兵司令部或宪兵队的特高课制发，并规定要盖上特高课课长的私人图章才能生效。
2.日本人对76号拥有绝对的领导权。梅机关授权各地的日军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为76号各区的指导人。这样，梅机关与各地日军宪兵队严密掌控着汪伪特工组织的大小成员、人数与枪械武装等情况，以免其独自成势。
梅机关迁至南京后不久，就开设了一个日特训练班，主要学习中国普通话，其次才学习特工手段，目的是为在华活动需要。梅机关从驻沪宁等地的日军宪兵队特高课抽调一批精干的宪兵特务来受训，并请了中国人做讲师。训练结束后，毕业人员一律改穿便装，分配到汪伪特务机关各处工作，监视汪特们的言行与活动，同时及时收集汪特机关获得的各方面的情报，特别是重庆国民政府各部队与中共新四军的军事情报。对上海76号特工总部，梅机关派了两个班的日本宪兵特务常驻，协助76号后台老板晴气中佐工作。对其“南京区”，梅机关也派了一个班的日本便衣特务常驻在区本部；在“南京区”下辖的各县特工站，都派有1～2名日本便衣特务驻守。76号的特务的一切行动，都要事先得到驻区、站日本宪兵特务同意后才能实施，日方还要参与和监督，每次行动结果都要及时报告。
3.日本人对76号进行严密的监控掌握。76号特工每天收集到的情报资料，经审编后，都要复写，除76号特工总部存档运用外，必须送各驻区的梅机关便衣宪兵存查。日方宪兵还常常主动向76号情报处长索要各种最新情报资料审阅，迅速报送梅机关与日军宪兵队，甚至76号审讯被捕人员的口供笔录也必须及时给日方人员看过，及时报送梅机关与当地宪兵队，从中寻找重要的线索或资料。实际上汪特就是梅机关的帮凶，帮助其承担事务性的工作。
梅机关特务还特别注意侦测无线电台的动态，往往深夜会在沪宁等地大街小巷中，用无线探测车窃听或测试国民党中统、军统或中共的地下电台，同时他们也监听汪伪各机关的电台工作。为了掌控汪伪特工人员的思想与工作动态，梅机关及各驻区、站的宪特甚至常常秘密到邮局、邮便所抽查汪特分子的信件，如发现他们中有人与国民党军统、中统或新四军方面联系，那就是犯下一等大罪，就会立即扣押。[27]
4.日方控制76号的对外联系。如果76号要与日方各机关与人员进行联系，如日本驻南京使领馆、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各单位、日方经济顾问部、日军报道部、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等联系，都必须先通过梅机关同意，由他们派员会同双方进行谈话。对于76号及各县、区站逮捕的抗日人员的处置，除了一些特殊人物，即对日方对渝工作有用的人外，梅机关与驻各区、站的宪特一般不表示意见。但76号做出处理决定后，必须将处理结果告诉他们。梅机关还想借机考察汪伪特务的交际及所反映的思想立场。
5.日方掌握着76号及其人员的升贬处置乃至生杀大权。日方对汪伪特务机关及其特务头目，欣赏时嘉奖有加，不满时则会毫不留情地改组特务机关，撤换甚至秘密除掉这些特务头目，换上对日方更加忠心的人。日方对76号头目李士群先赏后贬的态度变化与最后的毒杀措施，就典型地证明了日方对这些走狗的藐视与奴役政策。
梅机关开始时很赞赏李士群，除大力扶植外，还曾一手策划了李士群主办汪伪政府的“清乡”工作，企图以此消灭遍布广大农村的抗日力量。
早在1940年年底，晴气庆胤就告诉李士群，日本人准备开始“清乡”，晴气对李士群说：“影佐预备招待你到台北去过新年，休息休息。他对你印象很好，不妨和他亲近亲近，如果他有意思要你做什么事，你最好接受下来，有困难，对我说好了。”[28]不久，李士群带上秘书夏仲明、鲍君甫以及梅机关的中岛信一，一起飞往台北。影佐祯昭已先期到达，在台北温泉旅馆，影佐对李士群的特工工作大为赞赏，影佐说：“我们预备从江苏省开始清乡，你有特工力量，你来做一定很好，不知你愿意不愿意？”[29]李士群受宠若惊，一口答应：“我绝对负责。”这就是李士群在日本人梅机关的支持下，从周佛海、罗君强手中夺过“清乡”大权的由来。
梅机关为了全力配合与监督汪伪的“清乡”工作，在苏州葑门十全街64号设立分机关，中岛信一为总代表，梅机关共派出十多名工作人员，与伪特工总部驻苏州办事处同在一处合署办公。杭州的梅机关负责安排汪伪特工“清乡”时在日军占领区的行动，并由日本宪兵陪同前往。在汪伪“清乡”中，伪军警与特工人员的各种行动，都在日军的监督与安排下进行，梅机关在苏州的办事处，不仅负责日伪双方的联络与沟通，还对李士群进行监督，1941年年底，一名县长向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行贿，送其一枚宝石戒指。此事被特工总部驻苏州办事处主任黄尔康所知，报告了梅机关的中岛信一。李士群遭日本人责问后大发雷霆，一怒之下撤销了驻苏办事处，黄尔康被免职。李士群借“清乡”之机，投机钻营，大发横财，连梅机关的日本人也看不下去了，结果梅机关的十几个工作人员在黑田的带领下拂袖而去，这也是日本人后来逐渐反感李士群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2年，汪伪军事委员会在杭州设立了闽赣浙皖四省边区行营，收编各方散兵游勇，李士群派傅也文担任行营秘书长，实际上把此行营也做成了一个特工机关。李士群所收编的杂牌部队，也要经过梅机关的同意，并在梅机关的安排下进行训练。1942年冬，晴气庆胤被调往华北工作，李士群便组织了特工华北工作团，在晴气的支持下在北平、天津两地开展特工活动。但此时的李士群已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其自身污点的增多，在日本主子眼里已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
梅机关从上海移驻南京后，影佐祯昭因为身处南京，他对当时任76号南京区区长的苏成德分外关注与重视。他考察了苏成德的特务工作能力与“南京区”的工作成绩，十分满意。“影佐多次在汪精卫、周佛海面前夸奖苏成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影佐每次来南京，必定拜访苏成德；苏成德去上海也是影佐的座上客”。梅机关的其他日本特务头子也十分重视这个苏成德与76号“南京区”的作用。“日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少将还将自己的得力干将苏晓云送给苏成德当秘书”。[30]当然，这个秘书就是日本人放在苏成德身边的一个坐探。
6.梅机关还介入汪伪政府的“内斗”矛盾，于是也会被汉奸们利用。
1939年年底，李士群访问日本回国后，在日方的支持下大力扩展伪特工组织，造成特工经费不够使用，李士群向伪财政部申领时，周佛海为控制李士群的势力，往往以“预算所限不好随便批准”为借口加以拒绝，李士群便去向日本人申诉。于是梅机关决定设立一个东南贸易公司，从事与重庆统治区的物资交换，以此获得利润来供应76号的特工经费。由于与敌占区进行贸易，此事非同小可，梅机关便派出中岛信一主持东南贸易公司的工作。
东南贸易公司最初设在上海76号特工总部内，后来移到杭州。该公司总经理为尤菊荪，秘书为尤菊荪之子尤增寿。东南贸易公司在上海收购棉纱、棉布、西药等紧俏物资，在76号斜对面的梅机关分部进行包装，向上海日军登部队申领物资运输“派司”后再向内地转运。物资首先运到杭州，然后运往内地国统区，交换桐油、柏油、木材等敌伪需要的军需物资。东南贸易公司的资本最初由76号特工总部承担，后来因为生意越做越大，资本不够使用，梅机关开始为之注入资金。为了帮助东南贸易公司的生意，梅机关还在杭州设立了一个分机关。东南贸易公司的经营所得，全部划作特工经费，李士群有了强大的资金作后盾，76号特工总部飞速发展起来。后来，直到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死后，东南贸易公司方才停止生意。
对于梅机关控制76号的情况，汪伪政权方面无可奈何。据陈公博在其回忆中说：“特工更可由日本用一个梅机关直接支配。二十九年和三十年，我因为特工纲纪太过败坏，并且影响及于一般政治，报告汪先生应该注意，汪先生也曾叹息道：‘你今天还以为特工是我们自己的吗？’”[31]
1944年，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策应南洋战场，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深陷战争泥淖的日军对汪伪政权放松了控制，这一年，影佐祯昭调离中国到南洋任师团长，日特梅机关被撤销。
第四节 伸向各地的魔掌
1939年，汪精卫伪政权尚未在南京成立之前，丁默邨、李士群领导的76号，已在日军的指挥下，分别在杭州、苏州、南京、蚌埠等地，以及沪杭、沪宁、津浦南段各铁道线设立特工区站，普遍开展了特工活动。
首定南京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开展疯狂的南京大屠杀之后，还派特务与宪兵严密控制南京社会，四处抓捕抗日人士，破坏抗日组织。同时，日本当局还扶植了汉奸组织伪维新政府做爪牙。
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中共地下组织和重庆中统、军统人员陆续在南京开展了抗日锄奸工作。特别是1939年6月10日晚，在驻南京日本总领事招待日伪高级官员的大型宴会上，发生了中国仆役詹长麟、詹长炳兄弟两人以毒酒毒毙日伪高官数人事件，此事令日伪胆寒，极大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日本人为了维持其殖民统治，不得不运用汉奸特务来与重庆特工较量。
1939年5月，汪精卫在日人保护下到达上海后，加紧筹组伪政权，以南京为准备“还都”组府目的地。因此，他们需要南京社会秩序的安定。丁默邨、李士群在上海组建汉奸特工队伍后，在与重庆特工的对手战中屡屡获胜，使日本人深受启发。
上海的日本特务梅机关一直在积极协助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梅机关此刻下令76号特工总部派人往南京建立分部，以便协助汪组织政权并在汪组府后承担武装保卫工作，76号特工总部也想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丁、李两人遂派唐惠民在汪组府之前赶往南京，赶建76号特工总部南京分部。
1939年8月，汪记“国民党六大”即将召开，76号特工陈明楚首先带人到达南京，筹建伪特工基地，为汪精卫“还都”做准备。
陈明楚带人到达南京后，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工作十分卖力，不久，即破获了以余玠为首的军统地下电台。随后，又将中统特工温让的电台破获，并逮捕了军统潜伏于南京的负责人王道生及地下人员多人。陈明楚的一系列得手使日本人兴奋不已，更加支持76号在南京的行动。
1939年9月初，76号特工总部在上海成立，不久76号特工总部南京区也开张了，这是76号伪特工势力向上海以外地区扩展的第一站。唐惠民（化名孔九如）为首任区长，陈明楚为副区长。
唐惠民带了一班人马开到南京，先驻扎在城北中央门大树根76号，不久后搬到颐和路21号。当时，汪伪政权尚未正式成立，他们很难插手伪维新政府的工作。因此，76号南京区的对外名义暂时使用日本南京宪兵特务班。其后，76号南京区也用过其他代号，如金公馆、冯公馆，姜凌华、冯又新等，又曾以“振华中学”作为证件代号，对外用过南京第一号信箱，但21号一直是这一南京特务组织的代名词。[32]
南京区成立后，本部有总务、情报、组训、侦行4个处及秘书、译电、会计室和看守所。其主要任务是建立情报网，防止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协助伪政府“还都委员会”接收“维新政府”，确保“还都”的安全。[33]
南京区成立之初，日本梅机关就派一个班的便衣特务住在区本部监视，南京区的行动都要征得梅机关的特务同意后才能执行。如有逮捕共产党或国民党地下人员的行动，日本宪兵都要参加，审讯记录也必须给日本宪兵过目，日本宪兵会记录下相关线索送交驻地日本宪兵队参考，并报梅机关备查。驻站的日本宪兵每天会索阅伪特工所收集的情报，凡认为有价值的，则记录下来并报送驻在地日本宪兵队。南京区每天收到下属站的情报资料，经编审后复写3份，一份送上海76号特工总部，一份送驻区的梅机关便衣宪兵，一份存查。[34]
不久后，由于颐和路21号房屋不够使用，在后院添建了多间新房，为了方便车辆进出和警戒，在灵隐路8号重新开了一个大门，颐和路21号成了后门。中央门大树根76号改作临时看守所。宁海路25号另建一新看守所。并由被捕后投日的原军统人员余玠在慈悲社14号建立了秘密电台，作为76号南京区的电讯侦察机构。
南京区本部之下设东、南、西、北、下关、浦口6个分区，东区在严家桥2号，南区在剪子巷12号，西区在朝天宫西街112号之2，北分区在下关永宁街海房里14号，另在大板巷57号增设一个中区。各分区设主任1人，工作机构是根据区本部的组织系统设立，也有组训、情报、侦查等项业务，只不过班子比本部小一点。
例如东分区所管辖的范围，东起孝陵卫，西到新街口，南北从白下路到城边为止。东分区的核心人物高宗山和赵运城都是南京人，原来都是国民党中统分子，甚至还有灵谷寺、古林寺的两个方丈，过去也是中统的人，他们负责收集商业和佛教方面的情报。各分区领导街道保甲长，接受基层情报人员的汇报，保甲长如知情不报，则以包庇罪论处，因此南京各个街道都有情报站，南京人民的生活完全处在汉奸特务组织的魔爪之下。[35]
在76号南京区的疯狂打击下，国民党中统南京区组织完全被破坏，中统负责人姜颂平落网，据他事后的回忆：
1939年9月29日深夜，日寇驻汪特南京区便衣宪兵班长永野率领汪特南京区行动科科长童国忠及侦行员数人，闯进我们的住房。永野用手枪对准我的胸腔，高喊不准动。这时童国忠拿着手铐把我两手铐了起来，逼令我坐上预先停放在院子里的小汽车，译电员黄杰也被铐上双手，送到我坐的车上，电台台长奚永修和助理员黄延二人送到另一辆小汽车上，然后一起开到城东北隅大树根汪特南京区临时看守所内。我被关进只有铁栅门而无窗户的漆黑单身房间里。黄杰等三人则分别关在其他住间里。隔了不一会就被提审……[36]
76号南京区长唐惠民原是中统特工，投汪后又秘密与中统联系，他为中统在南京开办培训班，积极培植私人力量，收编土匪常海波、李义林，其弟唐公福也在南京周边拉关系，准备建立自己的武装势力。这些终于引起76号特工总部的警惕。加上唐惠民是丁默邨一派，李士群为了打击丁默邨，借此由头，将唐惠民骗回上海，软禁在新亚酒店并被解除一切职务。
唐惠民下台后，苏成德接任区长。苏成德抗战前曾长期在中统南京本部工作，十分熟悉南京的情况。他上任后第一件任务是保卫汪精卫“还都”。
1940年1月27日，苏成德担任了“还都筹备委员会”的委员，2月22日又任伪中政会秘书处警卫组组长，指挥南京区的特工负责汪伪中政会和“还都”典礼的警卫工作。
苏成德的特工保卫工作，使得汪精卫对其大为赞赏。其后，他又兼任了伪警政部的特种警察署长，极力为日伪卖命。
这一时期南京区设有总务科、情报科、侦行科、组训科、治安科、司法科以及看守所、会计室警卫大队、无线电台（不久即撤，特工总部电讯处在南京设台，与南京区合用），其主要任务是，收集国民党、四郊新四军游击队及其他抗日武装的情报，逮捕镇压爱国分子和国民党中统、军统潜伏在南京的活动分子，布置伪政府“还都”南京以及伪军政机关的警备工作，进一步在基层建立情报网，发展情报员等。[37]
苏成德任76号南京区区长时，破坏国民党中统、军统组织的成果最多。
苏成德原是中统苏沪区副区长、上海行动总队长、西路党部调查室主任，他掌握苏沪区中统特工名单，投敌后便把中统沿沪宁线的人员一网打尽，仅在上海一地就抓了四十多人。南京国民党地下市党部也被苏成德带人破坏，陈觉吾、陆玄南、邓怡、刘少华、朱菊人、张至仁等20余人被捕，陈觉吾、陆玄南被杀。军统在南京的组织也被苏成德消灭殆尽，军统武装“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负责人何柏椿秘密投伪后，其手下人员来南京活动时，也被76号南京区的特工一一抓获。
苏成德家住宁海路14号，靠近34号汪公馆，他大走“公馆路线”，与公馆派核心人物陈璧君、陈春圃往来密切，引起76号特工总部丁默邨、李士群的忌妒与不满。恰在此时，丁默邨的二弟丁时俊在酒吧与他人起争执，被一白俄用酒瓶砸死，苏成德当时在场，由于苏与丁默邨素有矛盾，因此怀疑是苏指使所为，苏成德因此被调职。
1940年10月，马啸天接苏成德任南京区区长，王玉华及张成霞先后任副区长，下设总务、组训、侦行、情报、治安、司法6科，秘书、会计、电讯、专员、督察五室及看守所、警卫队等。
马啸天任区长期间，南京区的特工成员大部分先后在汪伪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及政治警卫部署兼职，并参加了洪帮“乾坤正气山”组织。
“乾坤正气山”最早成立在湖南醴陵，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曾利用它作为外围特务组织，将山主请到南京，调查科不少人参加了这一组织并担任核心领导职务。抗战爆发后，该组织被李士群等人利用。最初他们把香堂设在南京严家桥2号，由南京区东分区主任高宗山和伪中央感化院长黄凯主事，以后香堂迁到灵隐路8号马啸天公馆。南京区的特工为了迎合上司，纷纷捐资参加这一组织。[38]
南京区还控制了一批工商企业单位、帮会、群众团体，组成情报网络，专门猎取情报，侦察敌对人员的行踪，以便于逮捕暗杀。因这些单位均处于闹市，各方人员经常出没，便于特工活动和猎取情报。如夫子庙贡院街的新亚舞厅，就是一个由76号南京区直接领导的情报机构，其负责人为邢长宝；建康路上的国际理发厅则是由上海76号特工总部资助、南京区出面开设的情报点，负责人代号为3号；还有中央饭店、国际饭店、太平洋酒菜馆、凤凰舞厅、南京市商会五洋公会、大中华记橡胶号、糖业公会、安清同盟会、兴中银号、兴中商场荐头行等数十家商号被南京区特工纳入了情报网。
为了专门对付军统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的活动，1941年年底汪伪特工总部在其所属的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内，特设了“肃清渝忠义救国军工作团”，简称“肃工团”。团长由特工总部南京区情报科科长张成霞（后为副区长）兼任，副团长先后由姚光才、刘天等继任。该团先设在南京区情报科内，1942年3月迁居安里77号，是特工总部南京区的外设机构之一，由情报科具体指挥。1943年撤销。
马啸天任区长后，抓获了军统潜伏在南京的特派员邵明贤、王林，缴获电台及武器，邵明贤经汪精卫指示后被枪决。
军统为打击汪派特工势力，再次派遣特工强一虎密潜来南京，准备暗杀马啸天等伪特工要员。强一虎来宁后，买通了76号南京区警卫大队长刘良，拟由刘良将毒药带进马家厨房下毒，但此事被马啸天侦知，暗中派人调查强一虎的行踪。此间，夫子庙贡院街的新亚舞厅发生爆炸案，炸死舞客一人，炸伤舞女多人，南京区特工在状元境一家旅社逮捕了强一虎，并搜出了炸药与毒药，强一虎后被枪决，刘良判无期徒刑。
马啸天还指挥特工破坏了中央大学中的地下三青团组织，逮捕了三青团南京地区负责人秦杰。秦杰是中统高级特工，秦被捕后，又提供线索，使中央大学栾宝华等3人被捕，秦杰与马啸天、李士群都很熟悉，后被放回重庆。
马啸天对南京学生发动的拒毒运动进行了大肆破坏。当时，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烟毒泛滥，学生们得知中央饭店藏有大量烟土，是日本方面拨给伪军任援道部充作军饷之用的。于是，各校学生聚会游行示威，准备直冲中央饭店搜查起获。马啸天纠集特工在南京新街口、白下路等重要路口设卡阻截，使任援道得机将毒品转移，游行的学生在白下路被迫折返夫子庙，最后只捣毁了几家烟馆。
到了抗战后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日益壮大，在南京近郊也开展了抗日活动，对日伪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伪特工组织被迫转而对付新四军，加紧收集有关的情报。1941年春，南京区情报科长陆怡然通过梅思平的关系，收买了新四军二支队情报处长陶寄尘。南京区又派出南分区主任王辅仁，前住句容县赤山附近的陶家村，建立了新四军二支队内线组，搜集二支队及江宁、高淳、句容、溧水四县的情报，所有情报送南京分区情报科后，再编成《新四军二支队专报》供日军参考。
当时，新四军在南京近郊及周边县乡活动频繁，伪特工在南京各城门、码头普设检查组，盘查来往客商，随时逮捕新四军嫌疑。到1941年，国民党不断制造军事摩擦，新四军被迫从江南撤往江北。这年秋季，有一批新四军官兵从江南乘船前往江北，在八卦洲被南京分区的伪特工发现逮捕，押往宁海路25号看守所，后一直被关在太平路的全国感化院，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释。
1941年，南京区蚌埠站的特工将新四军采购的一批药品全部查封没收。
1943年，南京区溧水站汉奸特务，杀害了民主政府参议员庄坤寿，并将其人头悬挂于城隍庙旗杆上。同年秋，溧水站小头目杜乐山带领伪警、日本警备队及便衣特工多人，袭击新四军一所后方医院，打死伤病员多人，捕走十余人，药品也被劫掠一空。此外，特工站的小股武装特务经常袭击新四军游击队及地方干部的零星人员，对抗日根据地造成危害。[39]
1943年后，马啸天因与李士群发生矛盾下台，改由晋辉任区长，9月间，李士群暴死之后，特工总部改组，马啸天带一部分特工转入汪伪内政部烟毒查缉处。
76号网布沦陷区
除南京外，76号还效仿军统与中统在汪伪控制的沦陷区设立了一些地区性组织。
上海是汪伪特工总部76号所在地，一切特务活动由76号直接指挥，所以在初期李士群认为无设区的必要。直到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周佛海、丁默邨、李士群等在伪政府中都有任职，不能长住上海，76号遂又设立特工总部上海区，由胡均鹤、万里浪、朱岑楼先后任区长。1940年下半年，76号特工总部还在上海设立了特工总部日警区。因为侵华日军内部各自为政，日本海军与陆军之间各为利益相争，矛盾重重，在日本陆军控制下的汪伪特务，如果在日本海军的防区执行任务，就会遭遇麻烦。同样，日本海军雇佣的中国汉奸特务，也会在日本陆军的防区内遭妨碍甚至被逮捕。为了统一伪特务势力，日本宪兵默许76号在上海虹口建立了特工总部日警区，由钱新民主持，从事特务活动。翌年初，又在上海虹口日本海军控制的狄思威路设立了分站。
在苏南地区，76号本来在苏州设有一个特工站，由王道生、谢雪荪、黄尔康先后担任过站长，后经胡均鹤把它改组为特工总部江苏区，继又改为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先后由胡均鹤、谢文潮（李士群的妹夫）任区长。在苏北江都的扬州站，也在同年改为特工总部苏北区，先后由葛志民、李乃光任区长。
1940年年初，76号派石林森去杭州建立了特工总部杭州区，地点先在杭州民生路45号，后又搬到东街100号蕙兰中学内。在汪精卫“还都”南京后，石林森以近水楼台，攫取了浙江省警务处处长一职，继石林森之后而为杭州区长的，先后有傅胜兰、谢文潮、罗梦芗、谢叔锐、万里浪等。
同年，76号又派何国义到广州建立了特工总部华南区。其后任有杨鼎勋，王玉华、廖公劭、汪屺（汪精卫的侄子）等人，同样由于当地日军的反对，成立不到半年，广州区工作也停顿了。
1941年，76号派姚筠伯到汉口成立了特工总部武汉区。继姚而任武汉区长的，则有傅胜兰、张梦青。原属于特工总部南京区的芜湖站，同年也由王玉华将其改组为特工总部安徽区，由王玉华、魏曙东先后任区长，因魏不久病死，不到半年也被撤销。
李士群也注重将76号势力向华北扩张，他认为石林森原籍北京，有利于在北方发展，遂派石林森为北平特派员，但北平日伪当局对76号采取排斥态度，石林森到职不久，就被华北日军赶了回来。
由此，在汪伪统治所能及的地方，几乎都渗入了特务势力，76号魔爪越伸越长。
招降纳叛，扩大组织
76号组织的扩大，除了延伸地盘外，各地人员安排也是必须考虑的事。76号在李士群领导下，使用各种手段大量招降使用中统军统人员，在破坏渝方特工组织的同时，壮大自己的队伍与力量。
1939年10月，76号按照从军统叛逃过来的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陈明楚所提供的线索，由林之江去法租界自来火街一个小旅馆里，绑架了军统少将特派员王钟麒，当晚就关押在76号大礼堂里。次日晚，由李士群、吴世宝提审，要他供出同伙李济时的窝藏地。王不招，于是被用牛皮鞭狠命地抽打，把王打得惨叫不止，在隔壁的汪曼云、蔡洪田等人，都听得心惊肉跳，跑来观看。王受不住打，讲出了他与李济时的联系。但李士群还追问他：“你去看李济时在什么地方？”王说在李济时家里的亭子间。李接着问：“在楼上还是楼下？”王说是楼下。李一听就叫人接着再打，如此往复地问了4次，也连打了4次，打得王钟麒死去活来。王想不出一再挨打的道理，直到第5次李又叫再打时，王才高声抗议说：“李先生，你打得我不服帖，我对你说了真话，为什么还要打我？”李说：“我就是打你不说实话。”
接着李又照样问了一遍，王又照说一次，李叫人再打时，王急忙跪下求饶并请求李士群指出他不老实的地方，以便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些。
李说：“凡属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厢房后间，在楼下的叫灶披间，楼上的才叫亭子间，你现在每次都说亭子间，在楼下，显然你供得不老实，不打你打谁？”王钟麒这才恍然大悟，解释说：“我去看他的地方，确实在楼下，可是我不知道楼下的不能叫亭子间，只能叫灶披间，这么说，我没搞清楚。”事情虽是说明了，可是王因上下一词之错，却多挨了几顿皮鞭。而李蛮横与霸道地打王，确实含有要在一班喽啰面前卖弄自己熟悉情况懂得多和擅长审讯人犯的意思。
根据王钟麒的供词，马啸天的确在王所指供的楼下亭子间里，抓到了军统上海专员李济时，李被抓到76号，便都一一招认，并与王一起靠投了76号。不久王钟麒被聘为76号的顾问，李济时则被任为专员，落水为奸。
1939年10月，根据自首的中统局苏沪区情报组组长姚均伯提供的线索，并由姚带路，76号先后逮捕了姚的旧部中统情报员蒋晓光与薛达人（又名薛亮），他们两个人都以新光通讯社记者做掩护，为中统作情报工作。被捕后，他们眼看上司都投降了76号，蒋晓光也就允诺落水，当了76号第二处第二科的直属情报组组长，以后又兼了国民新闻社的总编辑，后来外放任特工总部常熟站站长、江苏实验区镇江站站长等职，最后在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专搞情报活动。至于薛达人，则一直在76号第二处第二科任直属情报组的情报员。
1939年9月，中统局苏沪区的一名副区长兼侦行科长和中统局上海行动总队队长苏成德投靠76号后，向李士群交出了中统局苏沪区主要线索。李士群招来苏过去的旧同事马啸天共同商议，由马啸天配合苏成德，逮捕了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胡均鹤。胡均鹤，原名胡登云，苏州人，原来当过中共共青团中央书记，1932年叛变投蒋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股长，1943年调任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胡均鹤一贯善变，被捕后不仅投降了76号，而且成为李士群的左右臂膀，是76号的重要角色。
10月间，根据中统局苏沪区来降的闵春华提供的线索，时任76号特工总部第一委员会主任的中统叛徒马啸天，带人在法租界仁记小客栈里，诱捕了他的洪帮弟兄、中统局苏沪区总务科科长陈鋆。汽车开进了76号，陈鋆一看苗头不对，便对马说：“马大哥，这是怎么一回事？”马回答说：“说话谈谈嘛，没事的，一切我负责任。”陈只好不作一声，跟着马进了会客室。马对陈说：“老弟，大家都来了，咱们老弟兄，我不能看你单个儿在外面啊！”弄得陈鋆啼笑皆非。他意识到既然到了76号，非落水不可能善全，于是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
马啸天把李士群邀进了会客室，与陈见面。陈向李表示投降，李于是叫马去请丁默邨来见了面。留饭以后，李士群送了500块钱给陈鋆，并说为了陈的安全，必须马上搬家，离开小客栈。仍由马啸天陪着陈在湖北路大新街梁溪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化名陈吾，把家眷也搬到了那里。过了几天，再由马啸天把陈鋆夫妇安顿在76号对面钱家巷38号宿舍里，这样陈鋆就算是在76号安家落户了。
其后，闵春华又带人去策反了中统上海区交通员庄鹤。庄鹤又名陈一帆，杭州人，曾任中统局苏沪区的总交通。庄不知道闵春华已叛变，于是约在六马路（北海路）格致中学对过等候。闵春华带领周元龙、耿剑前来，看见庄鹤已守候在那里。他们把庄约上汽车，直开到了极司非而路钱家巷38号，苏成德已在此等候。庄鹤看到了苏，不由得一惊，虽然苏成德过去是他的上司，但他知道苏已投靠76号，两人谈了几句，早已在陈鋆房里守候的李士群、马啸天以及陈鋆都踱了过来，庄一看不仅都是熟人，而且都是他过去的上司，不等马啸天等人开口，庄就说：“几位老上司已经先来了，我还有什么说的？你们咋说，我就咋办好了。”众人便异口同声地说，“老庄爽快！老庄爽快！”于是，又一笔洽降生意便成功了。
到1940年，在苏成德任特工总部南京区长时，庄鹤随之做了南京区总务科长。后改任为政治保卫局南京分局的总务科长。
陈鋆投靠76号后，首先出卖了邓达谧。邓达谧，湖南人，中统局苏沪区组训股股长。76号根据陈的交代，派陈中芳、耿剑青、邬培尧、蒋晓光4人，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邓的家里，仍用绑架方式，把邓绑上了汽车。邓在车里大呼大叫，希望引来租界巡捕解救他。陈用手帕塞住了邓的嘴，把邓绑架进了76号。邓面对讯问一声不吭，吴四宝十分恼火，先后采取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的刑罚，邓经受不起，投降了76号，后被派往南京，任伪特工总部南京区组训科长，1941年下半年改任南京市第一区区长。
邓达谧的老婆刘慧，曾任中统局苏沪区出纳，与邓达谧先后被捕叛变，但她暗中仍与重庆中统局有联系。后来，中统根据刘提供的马啸天的住址，派人埋伏在极司菲尔路梅郦路口马啸天住所附近，准备狙击。偏偏这一天马因故未出门，他的保镖坐在司机后面，预伏在弄口的中统行动员，以为坐在汽车后座上的就是马啸天，便对之开枪。司机闻枪声便疾驰开进了76号。吴四宝得讯，马上派人赶去回击，双方枪战，结果打死了一个中统特务和一个过路的老婆婆，并伤及两个行人。这时驻在开纳路口的日本宪兵分队以及租界静安寺巡捕房，闻警派人赶到，中统特务分向就近的里弄逃走。躲在家里的马啸天，则由丁默邨派了住在76号的日本宪兵用保险汽车接到了76号。
后经多方侦察，76号知道原来是刘慧提供的情报，于是便将她关押起来，几经审讯，证明与邓达谧无关，故于1940年把刘解到南京，关押在宁海路25号。
陈鋆投靠76号后还供出了中统局苏沪区组训股的宋建中，并将他逮捕。宋到了76号后，在旧时上司邓达谧、苏成德劝说下，同意落水。1940年他随邓达谧任特工总部南京区组科股长。
童国忠、潘元恺、刘炳元3人，均是原中统调查科行动总队队长苏成德手下的大将，分任行动总队的组长。苏成德投了76号后，将三人一起招了进去。1940年苏成德由76号外放为特工总部南京区长时，潘做了南京区的侦察科长，刘炳元为行政科长，童国忠为南京区宁海路看守所主任。后来苏成德做了首都警察厅厅长，潘元恺是该厅的特高课长，刘炳元是下关分局局长，童国忠则是侦察队长。1942年苏调任上海警察局副局长后，3人又在其手下为督察，后来刘炳元被提为督察长。[40]
以上这些招降纳叛的例子，只是76号扩大组织行动的一部分，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则国民党中统军统人员缺乏政治信念，极易叛变，而且叛变后往往即成为76号的特务中坚力量；二则李士群等充分利用了渝方特务易叛变的特点，为其扩大76号组织找到了一条便捷的路径。
注释：
[1]黄美真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67页。
[2]游国立等：《汪伪特工史》，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85页。
[3]游国立等：《汪伪特工史》，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39～140页。
[4]游国立等：《汪伪特工史》，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23～124页。
[5]载江苏省政协文史委：《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第133页。
[6]黄美真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02页。
[7]黄美真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03页。
[8]也有人说重光堂就是日本人白石六三郎所建的“六三花园”，该园建于20世纪初年，园内有可供宴会与会议用的日式与西式楼房各一栋，并建有草地、喷泉、亭榭、运动场，栽有各色樱花树，养着猴、鹿、鹤、雉鸡、鸳鸯等动物。
[9]游国立等：《汪伪特工史》，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05页。
[10]同上。
[11]同上。
[12]游国立等：《汪伪特工史》，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08页。
[13]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十二节“七十六号中的丁李搭档”，网络版www.doc88.com。
[14]赵先：《与流氓大亨吴四宝为邻》，《档案春秋》2013年第11期，第45页。
[15]参见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16]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十二节“七十六号中的丁李搭档”。
[17]游国立等：《汪伪特工史》，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31页。
[18]黄美真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01页。
[19]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十二节“七十六号中的丁李搭档”。
[20]黄美真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74～376页。
[21]黄美真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86页。
[22]同上。
[23]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24]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25]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26]《胡兰成谈汪政权秘闻》，《胡兰成致秦孝仪函》（1975年9月7日），http：//tieba.baidu.com/p/12067439。
[27]姜颂平：《我知道的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汪伪政权内幕》，第197～200页。
[28]黄美真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90页。
[29]同上。
[30]邵泽言：《苏成德浮沉录》，《汪伪群奸祸国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周佛海日记》，第557页。
[31]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第37页。
[32]江苏省政协文史委：《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第161页。
[33]江苏省政协文史委：《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第162页。
[34]江苏省政协文史委：《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第199页。
[35]江苏省政协文史委：《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第170页。
[36]江苏省政协文史委：《江苏文史资料》第45辑，第183页。
[37]江苏省政协文史委：《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第166页。
[38]江苏省政协文史委：《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第170页。
[39]江苏省政协文史委：《江苏文史资料》第29辑，第184页。
[40]本节资料引自蔡德金编：《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口述秘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71～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