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权由一班失意政客、落伍军人、野心文人、投机党棍拼凑而成。汪精卫初到上海之时，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所依靠的正是仰仗日本人鼻息的丁默邨、李士群一伙特工。日本人认为，如果没有丁、李一伙拼死抵抗重庆对汪伪汉奸的暗杀行动，恐怕再没有人敢来组织伪政权了。丁、李一伙也正是由于靠上了汪精卫这条贼船，在日本主子的导演下，在沦陷区演出了一幕幕血腥丑剧，留下了千古骂名。
第一节 汪精卫叛逃组织伪政府
在怎样对付日本侵略的问题上，国民党内一直存在着抗战派和妥协派的分歧。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由于日本的侵略直接损害了他的统治权，日本人客观上已将他作为敌手，欲予消灭之而后快，这就使他不能不抵抗。何况他也害怕若与日方以妥协来谋和平，他的政府就会被国内抗日的舆论所冲倒，因此他在采取准备抗战的态度和措施之时，也不排除试探妥协的可能，起码首先要通过与日方的接触来摸清其底牌。这就是蒋介石在抗战爆发前后的真实态度。
相比较之下，汪精卫则与蒋介石不同。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政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在当时的中国政坛地位是仅次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内二号人物。
汪精卫，1883年出生于广东一个客商家庭，早年赴日本留学，并追随孙中山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他曾参加谋杀清摄政王，事泄被捕。辛亥革命后出狱，参与南北和谈，后又到法国留学。回国后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时，汪曾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1925年7月，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他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共政变，其后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中屡次失败，成为国民党内改组派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精卫又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迫于国内抗日呼声压力，汪精卫与蒋介石再次合作，由汪负责行政、外交，执行对日妥协政策。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受重伤，被迫出国休养。1936年西安事变后，汪赶回国内，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
汪精卫是个颇具特殊性格的人物，据其共事者的描述：“汪精卫仪表堂堂，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的‘黔驴之技’亦至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又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有充分的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为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昵，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1]这些足以说明汪氏的优柔寡断和善变的性格特征，也是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致命缺陷，预示着他不可能成就大业。
30年代初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时期，一直担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主管对日关系，他主张对日妥协以求平安。他既不满蒋在国民党内独揽大权，又自认为对日武装抵抗将导致亡国灭种，所以就想通过促成中日“和谈”来独树一帜，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抗战以来，汪精卫及其随员们一直与日方存在着暗地往来，陆陆续续地进行所谓的“接洽和平”的活动。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反共派，主张对日妥协，宣扬抗战亡国论。这帮人包括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罗君强、梅思平等，他们常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家中的地下室里聚会，散布抗战必亡国的失败主义论调，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西迁，在汉口，周佛海又组织了一个“艺文研究会”，并在长沙、香港、广州、成都、重庆等地设立分会，收买、拉拢文艺界反对抗战、反对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通过出版刊物，大造反共降日的舆论。
而日本在侵华战争前后一直对华采取武装侵略和政治诱降两种手段，企图达到永久霸占中国的目的。战争爆发后，1938年年初，在德国大使陶德曼的对华调停失败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此后，日军发起军事进攻，先后占领徐州、汉口、广州，妄图以军事上的优势逼迫蒋介石投降，同时，日方又在占领区内扶植中国的民族败类，组织伪政权，作为其统治中国的代理人。
当时在中国华北，日本华北派遣军在北平扶植了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则由日本华中派遣军扶植了梁鸿志一伙，拼凑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这是日本对华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
王克敏，字叔鲁，浙江杭州人，1879年生于广东。1903年，王克敏考中举人，因家境败落，在友人资助下才花钱捐了一个候补道。又托人疏通，被派往直隶担任视察使。1903年，王克敏被清政府派到日本，担任驻日公使馆参赞。旅日期间，王克敏为清政府监视管理留日学生，防止并镇压其革命。
1907年冬王克敏回国，先后在清政府度支部、外务部任职。不久他又投入直隶总督府充当幕僚，处理涉外事务。辛亥革命成功后，王克敏感到仕途无望，就于1913年赴法国游历。王克敏在法国认识了不少金融界人物，见财起意，在他们的扶持下，王克敏开始投资金融业。从法国回国后，王克敏供职于袁世凯政府财政部。不久，中法实业银行成立，王克敏出任了中方的总经理，此后以钱铺路，在政界步步高升。1917年7月，王克敏担任中国银行总裁。11月，被黎元洪任命为财政总长兼中国银行总裁及盐务署的督办，一跃而为北洋政府的高官。
王克敏身兼官商，投机钻营，在金融界的影响大增，三度出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长。1927年北伐胜利，北洋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捉拿王克敏，他便逃往大连躲入日本庇护下。
1931年，王克敏依靠上下活动取得南京当局的谅解，在张学良支持之下再度出山，任北平财政处理委员会副委员长，1935年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且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会等多项要职。
出于经济利益的需要，王克敏在政治上无节操可言，他在对日问题上一贯持妥协立场，并与日本人走得很近。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后，王克敏被日华北驻屯军看中，于12月14日出任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一职，正式落水为奸。
梁鸿志，福建长乐人，幼年饱读诗书，出道后混迹政界，性格狂傲。民国成立后，历任北洋政府法制局秘书、佥事、肃政使等职务。1915年参与拥袁称帝，袁世凯死后，出任国务院秘书。他与日本关系密切，曾为日人《亚细亚日报》撰写政论，编辑新闻。1918年，任参议院议员兼秘书长，次年9月，兼京畿卫戍总司令部秘书长。是安福系的中坚分子。1920年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后，梁鸿志被北京政府下令通缉。他从卫戍总司令部卷饷款50万元逃入日本兵营避难。1922年10月避居天津，又从亲戚手中廉价购得唐阎立本《四夷朝贡图》一幅，以30万元高价出售给日本人岩崎，遂成为富翁，过起优裕的寓公生活。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败，皖系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梁鸿志复出，任执政府秘书长。他积极执行亲日政策，1925年11月因工人、学生大示威所迫辞职。次年4月，他就任日本人主办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国委员，避居天津。
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聘梁鸿志出任政治讨论会委员。不久，国民革命军攻克平津，他逃往上海。在上海的8年中，表面上以诗酒自娱，而暗中力图东山再起，曾于1928年前往大连，与日本人及清室遗老勾结。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成立华中傀儡政权。梁鸿志欣然应命，甘当汉奸，在上海新亚酒店成立筹备处。次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伪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长。
但这南北两个小傀儡政府不过是一些北洋失意政客、落魄军人的纠合，对中国抗战大局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因此，日方不得不改变策略，在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的条件下，开始寻找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作为“谈判合作”的对象，以分化中国的抗战阵营。
他们首先选中了汪精卫。
抗战爆发初期，汪精卫在政治上尚能与蒋介石保持一致，发表些抗战言论。但随着战争的推进，汪一贯的“低调”失败主义思想渐渐占了上风，开始倾向对日谈判求和。同时，汪精卫个人权欲极强，他在历史上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地位屡战屡败，积怨成仇，此时，日方的扶汪反蒋策略，正中汪精卫的心意。在他夫人陈璧君的极力怂恿下，他决定冒险一试。
出逃河内 枪口逃生
1938年年底，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因对抗战失去信心以及他与蒋介石的权力斗争，经秘密派遣高宗武等与日方的商谈后，达成了一份“重光堂密约”，准备与日本“合作”，另组国民党中央及政府。12月18日，他选择蒋介石不在重庆之际，按照预先策划，带领其亲信数人，潜离重庆，途经昆明抵达越南河内。
日本人得到汪精卫出逃消息后，也按照事前约定，于12月22日发表了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这个声明将汪日事先约定中关于日本在华驻兵有一定期限，期满后撤退，以及在和平条件实现后，日军在协议之外的地区立即开始撤退等内容也删除了。苛刻的条件显示日本人变了脸，但事已至此，汪精卫无法回头。汪将亲自写好的响应近卫的声明，交由周佛海等人带往香港发表。
周佛海先找到赋闲在港的顾孟余，希望得到顾的支持。顾孟余是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的亲信人物，曾任铁道部长。但顾坚决反对发表声明，认为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前程的蠢事。汪派亲信陈公博又将声明交与了《南华日报》的林柏生，林以他对汪的效忠，表示“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的信就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
臭名昭著的“艳电”终于在29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它公开宣示了汪精卫叛逃抗战阵营并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文曰：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积极地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探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这篇奇文发表后，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内任何派系的响应，反而遭到了唾骂和抨击。在全国一片讨伐汪精卫的浪潮中，蒋介石国民党决定开除汪精卫的党籍。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长期居于高位，影响力广泛，如果处理不慎，很可能引起党内更大的分裂。因此，蒋介石首先安排汪派的谷正鼎去河内游说，送去汪的护照，转达蒋介石的意见，希望他去欧洲疗养：“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本来就是在其妻陈璧君的怂恿下铁了心地要与蒋介石决裂。他闻言勃然大怒，斥责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新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沿途尚设许多陷阱，阻我治病。我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一如孙总理在英京公使馆的被诱入、钉箱，送回给他安排。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你及正纲，也要谨慎小心，他（指蒋）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2]
蒋介石见劝告不成，为制止汪精卫分裂抗战阵营，便对汪起了杀心。军统局奉命介入对汪精卫的监视与制裁行动。
汪精卫曾于1939年3月间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煽动其赞同“和平”主张，与汪合作。此信为戴笠部下截获呈报给了蒋介石。
军统首脑戴笠经香港到达河内，主持刺汪行动。他命干将陈恭澍、余乐醒、岑家焯、唐英杰、陈步云、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王鲁翘9人组成刺汪小组。为打开局面，戴笠曾单身一人去拜会了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戴笠向许念曾说明了此次来的意图后，许念曾同意总领事馆作为刺杀汪精卫的临时指挥部和联络点。随后，行动组的人员带着电台进驻了领事馆。在许念曾帮助下，他们曾先期设计了收买汪宅内线，用毒药及毒剂杀掉汪精卫的方案，但苦于汪宅无合适的内应没有办成。
布置完毕后，戴先返渝。
3月19日，戴笠发来电令：“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于是，陈恭澍他们只有对汪精卫采取武力解决方式了。
3月20日，汪精卫去距河内90公里之丹边镇法国旅馆休养，汪本人乘坐39号黑色轿车。行动组闻讯后分成三组急追而去，但中途发现汪停车，陈恭澍决定超车过去观察汪的位置而后折返再动手。但他们的观察被发现，汪精卫坐车立即返回，特务们猛追过去，车队已近红河达莫大桥，因修路单边通行。汪的车在桥头为红灯所阻，陈恭澍等欲下车狙击，在越过数车奔向汪车时，被汪的警卫发现，立即加速冲过红灯，逃过了这一劫。行动小组经此失败，料定汪已察觉，决定采取连续行动。
21日晨，行动组孤注一掷冲入汪宅，击杀内院警卫，直奔汪精卫的卧室，砍开房门乱枪齐射，杀死床上主人。但这天适逢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抵达河内，汪把卧室让给了他，于是曾为汪精卫做了替死鬼，而汪安然无恙。在行动组撤退途中与赶来的警察遭遇，余、张、陈3人被捕，后被法国殖民当局判刑7年。
对河内刺汪失手的一幕，戴笠有过分析与描述：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上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的了。[3]
在河内刺汪之前，戴笠曾布置在香港来个声东击西的行动以震慑汪派人物，他确定的袭击目标是在香港的梅思平﹑林柏生和肖同兹。
当时，汪的亲信林柏生在香港主办《南华日报》，汪精卫的“艳电”就是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戴笠亲自打电话给林柏生以及拥汪的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指责他们发表“艳电”和支持汪精卫的文章，是与重庆政府公开唱对台戏，发出警告，他还派人上门扬言要烧毁南华日报社。但林柏生没有被吓住，依然继续攻击重庆政府。戴笠指示军统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对林柏生采取行动，指派郭寿华和刘方雄带人实施。原本打算把林柏生等人“做掉”，但当时港英当局对香港华人带枪严加限制，军统有人无枪，便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砍杀林柏生。
1939年1月17日，林柏生在从家到报社的路上，被军统行动人员用斧头对准头部猛砍，他立即倒在地上，血流满面，刘方雄等人则扬长而去。但是，林柏生大难未死，全因此时是冬天，他头上戴着软质薄绒帽，因此伤口不深，而那天正逢有个港英的便衣警察离他不远，及时大喝一声，吓得凶手扔掉器具，未及补上第二斧，林柏生侥幸保住了一命，但眼睛几乎被打瞎。不久后汪精卫的外甥沈次高在澳门被军统刺杀。汪派一时人人自危。
汪精卫经此恐吓，决定与蒋介石公开翻脸，他在香港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揭露蒋介石与日本“和谈”的内幕，以示决裂，并加快了组建伪政权的步伐。汪精卫在文章中说：“曾仲鸣先生弥留的时候，有郑重而简单的两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曾先生对于国事的主张，与我相同，因为主张相同，常在一处，所以此次不免于死。曾先生之死，为国而死，为对于国事的主张而死。他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经应该更尽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何况这主张的实现，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4]
曾仲鸣追随汪精卫多年，是汪精卫的亲信人物、得力助手，曾遇刺身亡，给汪精卫造成巨大的刺激，汪精卫在《河内的正月》一文中，细说了自己的心情：
当时，越南当局提出保卫我的住所，但是我拒绝了，只是在我的住所附近，站着一个警官。住所全然没有防卫设备。3月21日，同志曾仲鸣为重庆的暴徒所杀害，便在这住所中，发生了这件事之后，越南警察当局，完全包围了我的住所，以为戒备。蒋介石深知我的脾气，但他一再非难，说我不知道他的脾气，脱离重庆之后，我没有立刻积极行动，这在同志之间，有相当的批判。曾经有人批判说，万一我在越南为重庆的暴徒所伤害，和平运动不将全部归泡影吗？但是，正直的讲我的心情，对于才脱离重庆，立刻转向，向打倒重庆的路上迈进，这在我的心情，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这种伤感，只是妇人女子之仁。
我自己也认为，非虚心坦腹地批判自己不可，但是，在实践自己信念的途中，时常陷于孤独中，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我心中绝无所悔。脱离了重庆，在河内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5]
日本政府在接到河内刺杀案的报告后，经内阁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接应汪精卫前往安全地方。
影佐等人乘坐山下会社的“北光丸”赶往河内。
汪精卫是一个注重细节、顾及面子但却不重民族大义的人，他不肯上日本人的“北光丸”，认为有失“体统”。汪精卫一行人自行租来175吨的法国小货轮“福林哈芬”号，匆匆逃出河内。由于该轮吨位太小，在海上遇到风暴后，剧烈颠簸，险象环生。这时汪才顾不得什么脸面，赶紧与日本船只联系。而“北光丸”此刻正因与汪联系不上而大伤脑筋，直到第二天中午，汪精卫等人才与日本人联系上，28日下午，在汕头海面上，汪精卫由人扶着从救生艇爬上了日本人的“北光丸”，终于踏上了日本人的贼船，走上了卖国汉奸的不归路。感慨万千的汪精卫在日轮上提笔写下了《夜舟》一诗：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北光丸”在深沉夜幕下向日本占领下的上海驶去……
赴沪组织“弄堂政府”
汪精卫为何要选择上海为其开展“谋和”活动的第一目的地？理由很简单。当时，香港在英国控制下，汪派的周佛海、林柏生等人在此展开政治活动已经受限；广州则被日军占领，为避免被人看作日本人的傀儡，汪精卫不愿往广州发展。于是上海成为汪的第一选择。虽说国民党特工在上海暗杀成风，但毕竟躲在租界内则可以苟延一时。
在前往上海的轮船上，汪精卫与影佐商议要组织政府，他认为光靠组织和平团体以言论与重庆政府抗衡很难收到效果。但影佐认为日本政府是否能忠实地执行近卫声明还存有疑问，组织政府为时尚早。对此，汪精卫认为日本人一贯口是心非，他似乎要表明心迹似的说：“日本口头说得好，实际肚子里想的并不一样。各要求和平的同志至今仍踌躇不决，就是由于这一关系。所谓实行近卫声明的条件，这就是我们运动中的分歧吧。我的运动，一如以往所说，除了全面实现和平之外，别无其他意思。所以只要和平成功，谁来掌握中国的主权，那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如果重庆政府幸而和我的运动合流，那时候因为已完全达到目的，我即时会辞职的。这一点从现在起我要明确地说明我的心意。”
1939年5月6日，“北光丸”抵达上海。
此时，先期到达的周佛海已经与李士群、丁默邨的特务组织达成了合作的默契。在汪精卫发出“艳电”后，丁、李两人发现一个新的机会到来了。丁默邨与周佛海原为同乡旧友，以前又同属CC系，他们听说周当了汪集团的“总军师”，便派人前往香港联络。周佛海眼见丁、李在上海已有一定基础，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遂向汪精卫进言。汪精卫虽因丁过去主办《社会新闻》杂志专以共产党和他的改组派为攻击对象，很讨厌丁默邨，但目前手下实在无人，再加以日本方面命令式的“撮合”，于是也就同意全盘接收了丁、李的特工组织。
有人说日方相当于以76号特务作了帮助汪“出台”的“陪嫁”，曾讥讽道，76号特务组织是汪伪政府收养的“拖油瓶儿子”。
周佛海在李士群、丁默邨的陪同下来到“北光丸”上，把上海的情况向汪做了详细汇报，他们一再劝汪精卫住在日本人的保护区内，因为国民党特工正在上海进行疯狂地暗杀行动，傅筱庵、陈箓等人已命丧渝方特工之手，要在短时间内消灭租界里的国民党特工势力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已有数次枪下逃生经历的汪精卫，只得听从安排，住进了日本人虹口保护区内。
由于汪精卫到达上海的消息被泄露，新闻记者挤满了虬江码头。为安全之计，汪精卫第二天才离船上岸，由日军的汽车直接送往江湾东体育会路，住进日本人安排好的一幢小楼房里。
不久，日本人将愚园路1136弄一幢大宅拨给了汪精卫。
这是一幢美轮美奂的西式楼房。当年，交通部长王伯群任大夏大学校长时，与该校校花保志宁由恋爱而结婚，动工兴建了这所豪宅。日军占领上海后，王伯群的私宅落入敌手。在日本人决定将此幢房子拨给汪精卫后，李士群立即带人在花园里加装了望亭，并在围墙上安上了铁丝网，76号特工也进驻警卫。汪精卫随后从虹口搬了过来。
汪精卫入住1136弄后，各方气味相投的人渐渐靠拢过来。一时间，愚园路1136弄汪公馆热闹非凡。一些与汪有各种关系的人纷纷前来投靠，其中后来成为汪伪政权大员的人除了已经“下水”的周佛海、李士群、丁默邨等人外，还有褚民谊、罗君强等。
褚民谊是浙江吴兴人，其妻是陈璧君之母的养女，褚算是汪精卫的亲戚与亲信。但褚民谊办事能力不强，在任行政院秘书长时，连公文呈式都不清楚，负责行政院新办公楼扩建时，他贪污建筑经费，为自己盖了一座公馆，但行政院办公楼却使用劣质装修材料，有一次，汪精卫上厕所时，竟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以致无法开会。但他却善于投汪精卫、陈璧君所好，把两人的三亲六眷通通安排来做官，而不管其有没有本事，以致有人讥笑行政院成了藏污纳垢之地。褚民谊还喜欢踢毽子、打太极、唱昆曲，曾为号称“美人鱼”的游泳运动员杨秀琼驾马车游行。褚民谊有一个优点，凡是汪精卫交办的事，他一定尽心尽力办好，若办不好，任由汪精卫发火训斥，他从不顶撞反驳，这一点很令汪赏识。
汪精卫“艳电”发表时，褚民谊正在上海中法工学院任院长，汪精卫只给他寄了一张油印声明，却无任何信件，褚民谊不知就里，面对外界的质疑，褚民谊声明“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我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
汪精卫到达上海后，褚民谊的态度大变。他立即向汪表示，愿意跟随汪从事和平运动。为了能顺利离开学校，他在离校前一晚，开了一个盛大的昆曲晚会，掩人耳目，并将一叠签好名的空白信纸交给副手，谎称要到香港为学校筹款。安排好一切后，褚民谊顺利投向汪精卫，从此踏上汉奸之路，直到战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枪毙，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罗君强也是汪系的一员大将。罗是湖南湘乡人，早年与周佛海结识，并成为其得力助手。抗战爆发前，罗君强已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上校秘书。罗与周佛海一样，对抗战前途毫无信心，是“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罗君强生活堕落，因与一名交际花有染，被戴笠向蒋介石告密，蒋介石因此对罗君强大为反感，不仅公开批评罗，还下了一道手令：“行政院秘书罗君强行为浪漫，应即撤职查办。”[6]罗君强自知在蒋介石手下再也混不下去了，恰好汪精卫一行人已逃往河内，罗君强办了移交手续后，用一张私自留下的空白军用出差证明书，以及尚未交还的侍从室特别证章和身份证，混过机场特务的盘查，从重庆飞往昆明，又经河内、海防，最后到达香港。
罗君强是个官迷，几十年来在蒋介石手下一直当秘书，没有正式捏过印把子，汪精卫拉起汉奸势力后，对罗是个极大的诱惑，一心想出人头地的罗君强经过一番盘算后，决定跟随汪精卫一伙参加“和平运动”。由于罗君强当时有心脏病，在香港治愈后才来到上海，并成为汪系的主要成员之一。抗战胜利后，罗君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获刑后在狱中一直活到新中国成立后，并写下长篇回忆录，后于1970年去世。
第二节 76号归并汪伪政权
日本的撮合
比较褚民谊、罗君强等公馆派人物，丁默邨、李士群一伙只是国民党特务中的中下级人物，在党内外并无影响力。他们落水为汉奸最多只能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发国难财，要想树立起自己的政治势力，在当时还是不可能的。因此，汪曼云提议丁默邨与汪精卫搭上线，以取得更大的利益。
汪曼云说：“以你丁默邨三个大字来号召是不够的。过去你的工作环境与条件，你的大名，别说党外的人不知道，即使党内的人若非CC骨干，也很少有人晓得的。所以这件事，在你倒不是才的问题，而是号召力方面，确有一些事倍功半的。可是事到如今，当然不能因困难而不做，为求事的迅速成功，我觉得倒不如去接上汪精卫的关系，好在汪精卫已发表了艳电，要是你能采取我的意见，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7]
但丁默邨、李士群过去是CC一系的，不仅与汪精卫毫无渊源，甚至于还有过节，据陈公博在《苦笑录》中回忆：“这个《社会新闻》，每次都有系统地登载共产党的秘史，和制造改组派的谣言，他们的眼中把改组派和共产党等量齐观，似乎我们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非尽量丑诋，不足以平其愤。我就实业部的职才三个月，这个杂志登载一段消息，说上海没收日货值八千万元，我把它变卖，完全充作改组派的经费。上海的日货，根本就轮不到实业部过问，要查究如何变卖，只有上海党部才知内容，但这个《社会新闻》是有背景的，他的背景就是蒋先生底下人。”
因此，丁、李两人根本不敢去找汪系人物直接联系，只能绕弯子接近。
丁默邨首先向周佛海做出了试探。丁默邨与周佛海为湖南老乡，他派湖南人翦建午去香港与周佛海联系，翦建午并不认识周佛海，但他与周妻杨淑慧很熟。由于林柏生在港被重庆特工砍伤，滞港的汪系人物此刻正如惊弓之鸟，根本不敢与重庆来的人接触。翦建午在港盯了杨淑慧好几天，也没有见到周佛海，无奈之下只能等待。
与丁、李有关系的汪曼云秘密落水为汉奸，重庆当局并不知晓，此刻，他正好奉命去重庆接受党务培训，途经香港时见到了周佛海。汪曼云把上海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务活动一一相告，并代丁、李提出加入汪系的想法。汪精卫集团此时正值用人之际，况且丁、李两人又有日本人推荐，周佛海便一口答应下来。周佛海看了丁默邨的来信，说：“怪不得日本人一再问我，丁默邨与汪先生（指汪精卫）有什么关系，我总觉得问得奇怪，可又答不上来。同时淑慧告诉我，翦建午在尖沙咀码头老是盯着她，我就对她说，翦是CC特务，要她随时当心，尽量回避，不想一直误会到今。现在默邨有信来，我可以见他了。”[8]
几天后，周佛海与梅思平乘日本“浅间丸”至上海，临行他们发给影佐的电报为：“请来接佛像一尊，梅钵一个。”即暗指周佛海、梅思平已到达上海。等到汪精卫乘日本人的“北光丸”到达后，汪系的“和平运动”中心也就随之转移到了上海。
上海此时虽已被日本占领，但租界还未被日本人全面控制，中共与国民党势力都在租界内活动。汪精卫一伙此刻已是被全国人民唾弃的汉奸，他们不仅害怕共产党，害怕抗日的人民群众，更恐惧于重庆的暗杀行动，河内高朗街的枪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汪精卫一伙只能龟缩在虹口日本人的保护区内。为防不测，他们还集体验了血型，以应付暗杀等意外事件。
日本《富士》杂志曾记述：“大概是在一行人到达上海的大后天，汪精卫氏因欲检查血液，要求介绍日本方面能够负责的医生。当时我们暗中还以为汪先生自己要检查身体，所以立即介绍了海军陆战队医院。但是，到医院来的，竟有汪先生以下四十余人。他们并不是来检查是否有病毒，唯有预防同志不测起见，事先检验彼此血型，以供紧急情形之需。”
面对国内舆论压力，汪精卫一伙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日本人的傀儡，不愿再接受日本宪兵的保护，而丁默邨、李士群两人的特务组织及其活动已粗具规模，在日本人的引荐下，丁、李两人前来拜见汪精卫，双方一拍即合，开始商谈合作。
讨价还价后的就范
1939年5月6日，丁、李二人与周佛海一起登上“北光丸”同汪精卫会面，并提出了双方合作的条件：一、承认他们的特工组织是汪集团的秘密警察，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简称特工总部），并负责提供经费；二、如成立新中央政府，要把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长等几个职位留给他们。[9]
面对如此高价，汪系人物不由得面面相觑。汪精卫起身走到另一间房里，与几人密议一番后，出面答复说：“很高兴地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大佐会谈决定，不会不如意。但是，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还有，我认为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由特工来兼任。因此，可以从内政部中把警察行政分离出来，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10]丁默邨、李士群见要挟不成，又不能翻脸，只好表示同意。
至此，76号与汪精卫集团正式合流。
第三节 76号助汪“开府”
汪精卫秘密到达上海后，迫切需要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组织起自己的汉奸伪政权。
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经反复商量，拟订了《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并以书面的形式提交给了影佐祯昭。
汪精卫向日本提出的价码是：“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计划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授权组织中央政治会议，采用青天白日旗，负起改组国民政府后还都南京之责；还都后，临时、维新两政府应自行宣告完成任务，取消其政府的名义。”这是汪精卫准备赴日谈判组府问题时向日方提出的基本要价。
在汪精卫组建伪政府的过程中，76号特务负责了汪氏及其同党的安全保卫工作，李士群派吴四宝率队负责守卫76号本部，另由张鲁带一大队守卫愚园路1136弄汪精卫、周佛海的驻地，他们还部署了汪伪“国民党六大”及“还都”开府的典礼安全警卫，成为汪政权的忠实打手与爪牙。
汪精卫对人一贯有亲疏之分别，就称呼而言，他对普通关系的人以姓氏称为“某先生”，进一步的以字号称为“某某先生”，再进一步的称为“某某同志”，有相当关系的则称为“某某兄”，到引为心腹时就改称为“某某弟”了。汪精卫与李士群等76号头目的关系，从过去的完全不认识、不屑一顾而在日本人的牵线下结识，同气相依，并由于76号作用的不断“加强”而变得逐渐亲密起来，最后发展到李士群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汪家的座上客之地步。这也是李士群善于攻关的结果。加强与汪精卫关系的手段起到了效果，使得李士群可以逐渐地绕过周佛海、丁默邨直接与伪政权最高人物产生联系，这对李后来在伪政坛的发达产生过重要的作用。
汪精卫访日
1939年5月31日，上海机场。
一架轰鸣起飞的日本军机，载着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等11人，以及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等人飞往日本。汪精卫在飞机上俯瞰破碎山河，咏诗一首，表达了他当时无限感慨的心情：
疆亩纵横绿野恢，禾苗如水树如苔，老农筋力消磨尽，留得川原锦绣开。
汪精卫的专机在横须贺追滨机场降落，然后众人一行驱车前往东京。
日本方面对于汪精卫组织伪政府的决定存在不同意见，在激烈的争论之后，最终由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制订了一系列对汪政策，其中规定：
一、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现有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该政府作为中国方面的问题，由这些构成分子作适当协力以树立之。
二、新中央政府以“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为准绳，正式调整日华国交。构成分子当事先接受上述原则。
三、新中央政府的构成与树立的时期，适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主的观点处置之，为此，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
四、中国将来的政府体制，当适应其历史与现实，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准则；有关内容依据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特别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除沿海特定岛屿设立特殊地位外，内政问题以交给中国方面为原则，尽量避免干涉；在适应新中央政府的体制并尊重其执政者的意向的同时，特别要考虑到我国对现有政权的特殊关系的处理。
五、关于国民党以及三民主义，在其放弃容共抗日、改以亲日满防共为方针时，当与其他以亲日防共为主义者一样，允许其存在。
六、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分子之一。
这一决定实际与汪日上海重光堂会谈所制订《日华协定记录》条款并不一致，日本不希望中国出现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只要一个听命于日本人的各种降日势力的大杂烩。
但汪精卫却一厢情愿地做着他重登政治巅峰的美梦，他想要通过访日，争取日酋的支持，达到3大政治目的：一是以他为首，成立中国新的“中央政府”，彻底排斥重庆蒋介石政权；二是合并日人已经扶植的南北两个汉奸政权，以他为党政军中心；三是由他来与日本谈判，谋取“和平”。但殊不知日人视他为傀儡，这些要求无疑是“与虎谋皮”。
6月10日起，汪精卫相继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藏相石渡庄太郎、外相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会见，15日，又与板垣征四郎进行第二次会见，并结束与日酋的会谈。
汪精卫走马灯似地与日本政府的首脑们一一会谈，但他们除了讲些冠冕堂皇支持汪的话语外，全都掩盖了五相会议方针所规定的内容，仅以表面形式的礼仪来敷衍汪精卫，使汪得到了某些笼统的保证和希望。但在与陆相板垣征四郎的两次会谈中，汪精卫看到了日本人的另一副嘴脸，使他失望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6月15日上午8时，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
板垣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11]
手中无兵无地盘的汪精卫，乞求日本“给予中国民族生机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希望板垣支持他建立伪政权。
但是，板垣毫不客气地指责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他要求“新政府成立后，只废除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板垣又说：“华北是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上特别为对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的最密切地区。根据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的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必须考虑对南方的国防上的需要，主要是海军问题在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
这无疑在告诉汪精卫，不能染指日本已经夺得蒙疆、华北、华中以致华南沿海的权益。
汪精卫自此心头一凉。
汪精卫一直幻想日本能够尊重中国的主权，而这位手握大权的日本陆相，却赤裸裸地宣称要保留日本所扶植的那些傀儡小政权。汪说：“与临时、维新政府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问题，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将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事实上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有把两个政权的实体保留的必要，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再进行中央政府的组织。”
汪精卫企图以撒手不干来要挟。但是，参加会谈的影佐反问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组织中央政府，而今你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再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卫无奈地解释：“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急，是由于临时、维新两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了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
但日本人不肯作罢，在他们的胁迫下，汪精卫最后不得不同意在华北另设一个“政务委员会”，给其较大的自治权限。但以何种形式处理现在的维新政府，汪精卫则希望根据板垣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最后，板垣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成立的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方面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
汪精卫被逼得言不由衷地保证：“是，当然应该联系。”
在这两次会谈中，双方争论最激烈的是有关伪政权的“国旗”问题。
汪精卫认为：对国旗的选择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因此力主伪政府应沿用青天白日旗。而板垣强调必须在新的“国旗”和“党旗”顶部加上印有“反共和平”的黄色三角布片；更为了避免战争前线的混淆纠纷，军队只用大书“反共和平”的黄色旗。
汪精卫争辩说：“军队如果只用黄色旗，而不使用国旗，作为国家的军队，无论如何，体面不好，而且会影响军队的士气和精神上的统一性。”但板垣却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让军队用黄色旗，是现在前线正和青天白日旗的抗日军继续进行战争，如果现在突然使用国旗，将会发生混淆，引起种种误解。为了不弄错，以不使用国旗为宜。”
最后，日本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在国旗的顶部加上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三角小黄旗，以区别重庆的国旗。板坦还强硬地说：“这是政府和军队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汪精卫对此无可奈何，只能表示在原则上接受日方的方案。
汪精卫在近20天的访日中没有达成预期的目的，临别前日方又向汪提出了3项条件：
一、在国民党（指汪记国民党）最高指导方针中，明确表示日、满、华三国睦邻结合的主旨。
二、国民政府于返还南京时，立即确认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并发表相应的宣言。
三、国民政府根据上述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正式调整邦交。
汪精卫最终俯首承诺了这些条件，于6月18日黯然回国。
7月9日，回到上海的汪精卫发表广播讲话，公开进行卖国降日活动。10日，由林柏生主持的伪中央机关报《中华日报》出版，为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行径大造舆论，摇旗呐喊。
操纵伪国民党“六大”
汪精卫一贯以孙中山先生的正统传人自居。为了名正言顺地组织起汉奸傀儡政府，扛起国民党党统、国民政府法统的招牌就成为首要问题。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等人，策划召开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试图以此得到另立伪中央并组织伪国民政府的“合法授权”。
他们先搭班子成立了伪六大的筹备委员会。要在毫无基层组织基础的情况下快速拼凑出所谓全代会议代表，即要产生各省、各特别市党部和海外党部的代表，短时间内一时难以得逞，于是他们决定指派特派员分区包办，强行组织。
汪精卫派亲信周化人潜赴重庆活动，要尽可能地招兵买马，但周最后仅拉了刘仰山、金家凤、胡泽吾等数人前来；再北上拉人，应者更少。汪妻陈璧君则动员家族裙带关系，指使弟侄一辈的陈耀祖、陈昌祖、陈春圃、陈国琦、陈国强、陈国丰一齐与会。周佛海则要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指派梅思平、丁默邨，从江浙沦陷区拉人。丁默邨从上海市、江苏省两个党部，拉来一批原属中统的特务来当代表，南京、安徽、浙江也尽在拉拢范围内，形成了以周佛海为后台老板的原CC系在党务方面的人数优势。李圣五更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统统提携为代表。林柏生则发动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的一班人马参加。如此才勉强拼凑起汪伪“六大”的班底。
大小汉奸忙乱一场，但拉来的代表与汪精卫预计出席“六大”的300名代表额数相距甚远。于是，他们就拉拢非国民党员也来做代表。汉奸拉人已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一人同时被提名为两省代表。如金雄白当时根本不是国民党员，他却同时被周佛海、林柏生提名作伪“六大”的代表。尽管这样，代表仍然凑不足数，于是，76号又有事做了，他们奉命派出特务，干脆采取威胁和绑架的手段，将人绑进会场充当代表。
据程宽正回忆，他被胁迫加入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后不久，又有人以汪精卫召见他谈话为借口，“挟我上车，又向沪西进发，一连转弯，到了某巨厦门口下车，门禁特别森严。进去的人，每人全身都须经过搜查。我见情形特殊，就问D：‘是不是开代表大会？’D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是，不是。’然而声音已经勉强而略带抖颤了。稍进十数步，招待员已经在胸前标着绸条，叫我们签名，签了名，随手接得标着代表二字的红缎带，这时如梦初醒，觉得我已在荣任伪代表了，不知D、E对我尚有什么可以遮掩”。[12]
就这样，出席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勉强拼凑了200多人。大会举行的地点正是极司菲尔路76号的大礼堂。由丁默邨、李士群手下的特工里三层外三层地为大会“保驾”。
为防止租界巡捕房干扰，事前由日本人与意大利驻沪军司令部联系，要他们派一小队意大利士兵，于当天携带机枪，驻守在76号对面，名为监视，实则戒护。这样一来，捕房方面为避免与意大利军队发生误会，对76号也投鼠忌器，不便有所举动。而76号则也配合驻沪意大利军，在开会那天始终紧闭着76号的大门。
汪精卫一伙深知自己的卖国行为会遭到抗日力量的打击，伪国民党“六大”召开的消息被严密封锁。为了安全，会议对外严守秘密，出席会议的代表在到达现场后方知是来开汪记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有些参加汪伪集团的人，只得到通知说汪精卫要训话，务必到场，而进了76号，才知道自己已是代表。凡进了76号的人，按规定一律不准和外面联系。
76号特工为了迷惑外界，在76号大门外搭建了一座高大的牌楼，用电灯组成“寿”字，仿佛私人在家做寿。
会议召开当天，76号关起大门，会议代表有的从开纳路（今武定路）进入极司非尔路路口，再从后门进入76号，有的由76号西首华村转入76号。
76号内部一片紧张忙乱，伪特工人员遍布76号每一个角落。在通往大礼堂的道路两侧，全副武装的特务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每一个人，害怕混进抗日分子行刺破坏。
76号的工作重点是保护汪精卫的安全。开会前一天晚上，汪精卫带着陈春圃和几个保镖，从愚园路1136弄汪公馆搬入76号。李士群为拍汪的马屁，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汪住，但此时汪精卫对李士群还不太放心，为防止意外，他让陈春圃搭起一张临时铺位，同他睡在一起，而汪的保镖则睡在门外。
8月28日上午，大雨，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
伪主席团成员有汪精卫、褚民谊、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溥侗、何世桢、梅思平等，秘书长是梅思平。
在会议进行中，有人发现流氓侦探出身的伪上海警察局长卢英担任了大会的秘书，便在午休时找汪精卫提意见，周佛海出来挡驾，说汪先生睡了，他可代为接待。代表们于是当面提出卢英没有资格参加这次大会，还说羞与汉奸卢英为伍，周佛海一听此言，立即回答道：“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内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13]
周佛海软硬兼施的一席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
按照大会程序，上午是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与汪精卫致开幕词，下午是修改“党章”，并宣布了《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自1939年1月1日起，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均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重庆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及特别党部均暂行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废除总裁制，设主席制。
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主席的“合法”地位，以便其出面组织伪政权。
汪精卫提名的第六届伪中央委员共100多人，老牌汉奸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人也在中委名单里，一名叫胡志宁的代表起来发言反对。李士群见状便带了特务持枪走过来，站在一旁威胁，丁默邨也暗示胡识相些，胡志宁只好说了一通题外话。汪精卫见此情形讪讪地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谈，现在要宣读大会宣言，请大家通过。”
汪精卫在致大会闭幕词时还故意地辩白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污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14]
木偶戏表演中，牵线操纵者自然不必出面。汪精卫此言将傀儡政府的面目暴露无遗。
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汪集团宣传“和平反共建国”谬论的代表作。《宣言》声称：“根据和平反共建国的方针，授权汪精卫同志，领导大家积极进行和平运动。”[15]
此外，这次会议又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关于授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提案。
按照大会规定，会议所印发的一切文件，只准代表在开会时阅读，不许携出会场。但在会议过程中，李士群将大会文件偷偷地交给了晴气庆胤。日方发现在大会组织法中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一条，深感不满，即派犬养健前来责问：“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有什么关系，为何派代表来开会呢？”汪精卫得此消息，吃了一惊，忙召集主席团开会商量对策。有人说：“大会印发的文件，一部分是照过去原样抄的，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不能没有这一条。”有人则提出：“这样答复不会解决问题，不如说组织法留此一条，确系秘书一时疏忽，未做全面考虑，而事实上并无代表在会，特致歉意，请予谅解。”最后由大会秘书长梅思平照此前去敷衍了一番，才算了事。
这次会议只开了一天即草草结束，但在汪伪的报刊上，竟吹嘘报道开了3天。
汪记“六大”一闭幕，9月5日，汪精卫又在愚园路1136弄汪公馆召开了伪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伪中央党部。推定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褚民谊为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丁默邨为社会部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
在这次会议上，汪精卫同意把特工组织作为“中央党部”的组织机构之一，决定在“还都”建立伪府的同时，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任主任，丁默邨为副主任，李士群为秘书长，林之江、苏成德、王天木、唐惠民等人任委员。“特务委员会”下设早已开张的“特工总部”，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实权掌握在李的手中，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特务工作机关，成为汪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
汪记“国民党六大”草草收场，为汉奸们粉墨登场铺平了道路，76号特务们为汪及其大会效力，也捞到了不少政治利益。
清除对手、保护南北合流的青岛会议
1939年6月汪精卫访日回国后，为了取得各地汉奸势力与日本占领军的支持，他奔波于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各地，与地方汉奸头目商谈，讨价还价，以求就归并南京伪中央政权问题达成一致。
汪精卫首先到了北平，他原拟与被日人看中的北洋旧人吴佩孚谈判有关未来政权中权力分配问题，由于吴佩孚摆架子，坚持汪精卫必须上门来与自己谈判，而汪又不肯，所以会谈没有进行。6月27日，汪精卫与北平伪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在北平日军杉山元司令官官邸举行了初步商谈，王表示支持召开汪伪倡议的“中央政治会议”来谈“政府”统一问题，“关于政府的名称和国旗等，这时可以不讨论，将来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并明言若要自己进入未来的伪中央政府，他的条件是留在北平，守住自己的地盘而不去南京。两天后，汪精卫回到上海，他在自己住所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陈群、温宗尧会谈时，尽管一再暗示南京维新政府必须归并汪政权，这点与在日本“华北特殊化”政策下处理北方伪政权的方针不同，但梁鸿志起先装聋作哑，欲保持其“政权完整”，经汪各个击破，最后被迫让步。
7月9日，汪精卫发表了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说，声称坚决与日本携手合作，另辟一条“复兴东亚”之路。他说：“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跟着蒋介石唱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去，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产党牺牲。另一条路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地阐明起来，重新地实行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地化敌为友。第一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我决定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定团结同志并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及无党派有志之士，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
两天后，梁鸿志和王克敏同时发表谈话，公开表示支持汪精卫的政治主张。
梁鸿志说：“维新成立时，其根本原则就是反蒋反共亲日。半年以来，我们始终努力实现这三个原则。我以为汪精卫先生若为复兴中国而崛起，则应了解临时、维新两政府时至今日，始终以该三原则为目标而前进的形势。汪先生在两政府管辖地区外，若以此三原则为基础而努力，则我们全表同意，并拟加以协助。……此稍前，汪先生的演讲均侧重于讲反共反蒋亲日，与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充分理解，倍感欣慰。我们早已下了决心，拟全力协助汪先生。不仅对汪先生如此，即对国民党员，凡以此三项原则为基础的，我们均拟加以协助。”
王克敏则说：“以前，我们党派观念甚薄；现在，凡是以复兴中国而崛起的，不论何人，我们均表示支持。……当前，汪先生为中日两国计，振袂而起，临时政府决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协助。……汪先生的英明决策，普照了两政府的前途，我们不胜欣喜。”
至此，3个日本卵翼下的傀儡就联合问题达成了一致。
在日本方面的主持下，9月19、20日两天，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方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合作会议，但三方只表达了合作意向，没有进行未来伪政权具体的权力分配。
1939年11月，影佐祯昭领导的日特梅机关开始与汪精卫秘密谈判《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谈判从11月1日开始，一直到12月30日汪精卫在条约上签字为止，共耗时两个月，其间正式会谈共有7次。日方人员以影佐为主，中方参加者有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周隆庠、林柏生等人。该纲要充分体现了日本全面控制霸占中国的战略思想，对汪伪所提条件极为苛刻，可以说从天上到地上，从沿海到边疆，从陆地到海洋的全部中国主权都要受日本控制。日本方面也明知此为卖国条约，要求伪方不能公开其内容。
在日方安排下，1940年1月23日，汪、王、梁三方汉奸势力第二次分赃会议在青岛召开。
汪伪方面参加的有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叶蓬、林柏生、罗君强等；南京伪维新政府参加的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等；华北伪临时政府参加的有王克敏、朱深、汪时景、殷同、王揖唐、齐燮元、王荫泰等。此外，还有伪蒙古自治政府的李守信，以及伪临时政府日本顾问喜多诚一、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等。
这次会议完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表面看是中国三方汉奸势力的会议，实际是日本在华各方势力梅机关、华中派遣军、华北派遣军划分侵华势力范围的角逐。
会议在青岛迎宾馆召开，决定了下列重大事项，为汪伪傀儡政权的开场鸣锣开道：
一、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确定日期召开产生国民政府母体机构的中央政治会议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担任之。
二、中央政治会议由国民党指定的代表会同北平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所指定的代表若干人，与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及无党无派人士组织之。
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北平临时政府及南京维新政府同日宣告解散。
四、在国民政府之下，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于北平。
五、国民政府设置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及军事委员会；五院院长、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及委员，由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提请会议通过后，由国民政府任命之。[16]
青岛会议举行后，为组织伪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又邀请了一批“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上负重望之人”在上海举行了会谈，其中包括连一个党员都没有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江亢虎、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褚青来、中国青年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长赵毓松等，还有一些有着汉奸背景的所谓“无党派人士”。为贿赂这些政客，每月由汪精卫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经费，给伪中央政治会议装饰多党政治的门面。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令汪伪难堪的插曲。这年的1月3日，汪精卫集团中的高宗武、陶希圣两位“要人”，秘密逃离了上海。
高宗武与陶希圣曾是汪精卫派出与日本方面进行合作谈判的全权代表。他们在上海参加了“重光堂”秘密谈判，就汪精卫投日卖国的条件与日方进行讨价还价。据陶希圣事后说，日本在谈判中对汪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也就是说，日本要完全控制中国，汪精卫只不过是他们的傀儡。这种开价，使他二人不寒而栗。
高宗武、陶希圣是汪伪集团中的重要智囊人物，汪日双方谈判的牵线承担人，这两人的出走，首先是由于汪伪集团内部的权力与利益争夺矛盾激化的结果。高宗武一手策划了汪精卫与日本人的勾结，高一直对伪政府的外交部长一职志在必得，但汪精卫却将外交部长给了自己的亲戚褚民谊，高宗武因此非常失望与不满。陶希圣虽然担任了伪宣传部长，但伪宣传部的实权却掌握在汪的亲信人物宣传部次长林柏生手中。对权力分配的不满，同时也考虑到日后他们二人必然要承担签订卖国密约的罪责，高、陶两人于是私下商定共同出走。陶希圣曾几次向汪精卫表示不想参加对日谈判，但汪一直劝他继续协助周佛海与日方谈下去。此时，重庆方面的策反工作也起了效果。在戴笠的安排下，杜月笙负责策划了高、陶两人的出走方案。高、陶两人在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一手安排下，经过精心布局，逃过76号特工总部的监视，秘密到达香港。1月22日，他们在香港《大公报》上全文公布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使日汪间不可告人的丑恶勾当全部暴露在世人面前。
之后，蒋介石送高宗武去了美国，陶希圣回归重庆，竟又成了蒋介石侍从室的亲信人员。
高、陶两人的反戈一击，举世震惊，给汪精卫集团以沉重打击，周佛海曾在日记中记载使他“受尽气的是丁（默邨）李（士群）之争，而丢尽脸的为高陶之走”！他不禁叫骂：“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高、陶两人在香港公布日汪密约正是青岛三方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汪精卫在前往青岛的轮船上闻之，气愤不已，以致情绪十分低落，疑神疑鬼，一再吩咐李士群要搞好安全保卫工作。
李士群率领76号特务负责了对青岛会议的安保工作，他夸下海口，胸脯拍得山响，再三请汪精卫放心开会，说他已经安排好一切，绝对保证会议安全，万无一失。李士群为何敢如此大包大揽？原来，李已掌握了重庆军统戴笠的一张重要底牌。
由于数次刺汪不成功，戴笠遭到蒋介石的痛责，但他一直不死心。此时，汪伪集团因高陶的出走士气低落，正是刺汪的大好时机。于是，戴笠再次下达刺汪密令，执行者正是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蓝。恰巧，李士群手下有一军统落水大将王天木，此人正是傅胜蓝以前的老上司，对傅在青岛的一切了如指掌。
王天木是东北人，曾是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早年与戴笠、唐纵一起组织过力行社，就是蒋介石秘密组织复兴社的前身，其在军统内部的地位不低。
王天木在上海工作期间，因对戴笠处置问题的方式不满而起异心，而戴笠容不得他手下抗命，竟对王起了杀心，王天木一怒之下投降76号当了汉奸。投降之后，尽管资格很老，但由于一时拿不出像样的见面礼，王天木并未受到李士群的信任与重用。这次，王天木积极请战，主动要求与李士群一起赴青岛保卫汪精卫的安全，就是想立一大功，好在李士群面前抬起头来，重新做回风云人物。
王天木到达青岛后，立即带人四处捉拿军统的傅胜蓝，但一连找了几处都无功而返，王天木心想，这个傅胜蓝到底藏在哪里呢？
傅胜蓝不到30岁，生得一表人才，风流潇洒，他与军统青岛站的会计丁美珍是一对恋人。当时，两人开了一家小百货铺子作隐蔽，潜伏在青岛。接到戴笠暗杀汪精卫的密令后，傅、丁两人已商量好，买通了三方汉奸选定开会的青岛迎宾馆女服务员，将定时炸弹装入花瓶底座，悄悄带入宾馆安置好，并设定好爆炸时间，只等开会时引爆。傅胜蓝安排好一切后，放心地和恋人躲藏起来，这天，终于被王天木一伙人马堵在了秘密同居的房子里。
傅胜蓝被李士群抓住后，只表示不再执行暗杀汪精卫的行动，并不肯落水当汉奸，但其女友丁美珍却不这么想。由于军统对属下结婚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傅、丁两人同居已久但一直未能公开成婚，丁美珍心中深以为憾。丁美珍眼见抗战前途渺茫，在戴笠手下既混不到钱还要受到严格控制，索性倒向汪的怀抱。于是，由丁美珍做主，代傅胜蓝提出投降条件，首先要求同意他们到上海结婚，第二要求李士群给傅胜兰安排一个不低于王天木的位置。李士群同意后，傅胜蓝立即交出了军统青岛特工站的全部人马和枪支、电台。
李士群没有食言，其后在上海百乐门酒家为傅、丁两人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并赠洋房一幢，黄金百两。傅胜蓝背叛了军统，反而与李士群、王天木一起成为青岛汉奸会议的保护者，而军统青岛特工站则全部覆灭。傅胜蓝后来还担任过汪伪特工总部武汉站和杭州站站长，抗战胜利后被戴笠枪毙。
重庆特工与76号特工在青岛的博弈，以戴笠的失败而告终，戴对李士群恨之入骨，也为后来李士群被毒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汪伪“还都典礼”的警备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逃离重庆投向日本，经过一年零三个月时间的准备，与日方讨价还价，终于答应以对日“全面合作”为条件，达成了日本扶助其在南京组织伪中央政权的协议。为求得“正统”，对外号称是国民党中央政府“还都”南京。由于日方对诱降重庆并未死心，也因日本军方先期在中国南北扶植的“临时政府”与“维新政府”就“归并”汪政权的条件总谈不拢，汪伪“开府”时间一拖再拖，最后在无从延期的情况下，才决定在南京草草登场。
3月12日，汪精卫发表了《和平宣言》，声称：“和平运动已经进入了组府还都实践阶段。”“自今以后，举国人民皆在此统一而有力之中央政府领导下，对外调整邦交，对内实施宪政；扫除历年之纠争与战祸，而实现和平与幸福之新天地矣。”宣言还表示将与日本帝国主义共存共荣：“不徒欲消弭目前之战争而已，必深求战争之原因，解除过去之症结，重新建立将来之正鹄，使中日两国得向于共存共荣之大道而携手前进。”汪精卫还做出姿态，再次呼吁：“重庆方面应抛弃成见，立即停战，共谋和平、使和平方案之实现，更能普遍而迅速。”
3月20日上午，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中山北路国际联欢社大会堂正式开幕，汪精卫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除汪精卫外，有伪国民党10名，临时、维新政府各5名，所谓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8名，蒙疆自治政府两名，另有两名列席代表。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树立大纲、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华北委员会组织条例，通过了政府名称及国旗标志，最后排定了各院部人选：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主席汪精卫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副院长褚民谊
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副院长（待定）
司法院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和
监察院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
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
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汪精卫之所以把伪国民政府主席的位置让给还在重庆的林森，有着险恶的政治意图。他是要拉重庆方面要人也实行“和平”，宁渝间随即可以合流。
至此，汪精卫集团终于完成了组织伪政权的全部程序。
1940年3月30日，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南京，上演了一幕傀儡政权登场的闹剧。而76号特务们则与日本宪兵一起担负了保护傀儡登场的任务。
有经历者描述道：
三月三十日，刚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捐躯的下一日；也是世人所熟知的万愚节的前两天，这意味着是一个历史上不幸事件的延续呢？还是受人愚弄的先声？是巧合？还是故意？总之，这一天，却绝不像是一个黄道吉日！
在此之前，汪氏率领陈公博周佛海等一行，于3月19日往紫金山谒陵，先向中山先生祭告，作为政权建立的序幕。那天正好漫天风雨，景色凄苦。汪氏步入灵堂，举头向中山先生的石像一望，禁不住两行热泪，簌簌直流。等到领导恭读遗嘱时，全场变成一片呜咽之声，这前奏曲，竟是凄凉的哀乐，是不祥的预兆！汪氏即使真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想对国家有所贡献，从此也终将莫挽其精卫填海之恨了！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倒是一个温暖晴朗的天气，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政权终于成立了。原来的国民政府在沦陷中给日军捣毁得像故国山河一样的支离破碎，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那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市民们有一些欣喜，因为五色旗又匿迹了，中山先生所手定与革命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国旗，又见飘扬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但市民们也有一些辛酸，这一条黄布飘带，是玷污了中华民国，玷污了中华民族！
所有汪政权的登场人物，衣冠趋跄，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亘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旗在临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是换了一个方式，改变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意思仅在告诉人，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形式，将来随时会撕去的。
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交换着点一下头，每个人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唯有汪氏穿着一套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开始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说，那是民国十六年他脱离了武汉政府来到上海，地点在善钟路七十七号，他的讲题是“分共以后”。事前我为他想，他参加了“左”倾的武汉政府，又曾与陈独秀发表过联合宣言，这篇演说，他将怎样自圆其说？而他的演讲，一开始就说：“我为什么要容共呢？那是遵奉总理的遗教；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分共呢？这是尊重总理的精神！”寥寥几句话，先把自己的立场站稳了。他总是对的，并且说得无懈可击，我佩服他的辩才与机智。三十余年来，这几句话，永远留在我心里。而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似乎并没有使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我只约略记得他的大意：（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过世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那天，南京城里，是够热闹的，虽然也照例有“维新”时代“大民会”策动的民众庆祝游行之类的玩意，每个政权的创建，也必然会有这一套，人民在被统治之下，也一定会乖乖儿的听从支配，高呼拥护，这一类戏在我过去半生中是习见了的。但那一天的游行行列，确真是并不热闹。热闹的倒是日本军人到处对青天白日旗当攻击目标，有些有殴打悬旗居户的暴行事件发生。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许多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有两个：日本军人以为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是要把青天白日旗打倒，现在，在侵华军事大本营的南京，满街满巷，一夕之间，又复公然出现。在日本兵士的心理，不甘于有青天白日旗，殊不知中国的人民更不甘于国旗上再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把黄布条取消了。于是日本军人有了借口，城里到处乱哄哄地可以随时发生大祸。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方面会同极力弹压，总算安然过去，满城小小的武剧，也成为这个节日中最热闹的点缀。[17]
作为这场闹剧的目击者与参与者，金雄白的上述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还都”仪式当天，汪精卫还正式发表了《国民政府政纲》和《还都宣言》，阐述伪政权的内外施政方针。对外强调“与日本共同努力，本着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内则强调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对共产党及其学说进行“摧毁廓清”，同时号召重庆政府军政人员务必于近期内到南京报到，命令国民党军队即日对日停战，以待后命。他宣布：“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18]
当天晚上，汪精卫又发表对日广播讲话说：“我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他表示感谢日本政府对他建立伪政权的支持。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汪精卫宣誓就职时，日本却没有立即承认伪政权的任何表示，经汪精卫再三要求，为顾全面子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大使来贺，但仍未被理睬。这使得汪精卫相当难堪，他的“开幕”典礼，既没有外交上通行的各国使节的祝贺，连其日本主子也不来捧场。直到次日，就在南京的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才于上午到汪政府作了祝贺表示。
就在“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的同时，在抗日后方，却很快掀起了声讨汪伪汉奸的热潮。伪政府成立当日，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一个被通缉汉奸的名单，共100多人，自汪精卫起包括伪政府各部、院、会首要人物无一遗漏。虽然这只有宣传功效，但对汪伪群奸来说，实在是一件刺激神经丢脸的事。4月15日，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发表了《讨汪救国通电》，严正指出：“汪精卫的所谓和平就是投降；所谓反共就是灭华。”宣誓“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逐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各地纷纷召开讨汪大会，举行游行示威，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学生也举行了罢课，他们高举“打倒汪精卫傀儡组织”等标语游行，沿途还散发讨汪传单。各地抗日民众的讨汪声浪持续不断。
汪精卫号称他的政权代表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他和日本只是“兄弟之邦”。但不管汪精卫如何吹嘘，日本人却只把它当作第二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汪伪政权成立的次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在回答记者所提出的关于汪政权的独立性问题时就明确地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像‘满洲国’。”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的代表仍在与重庆政府代表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就很坦率地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他还说：“我们也注意到汪精卫在历史上总是抛弃同他合作的人，不过在目前形势下，日本也只能找到像他这样的人。”日方这些话，使汪精卫倍感难受心酸，但也拿日本主子无可奈何。
伪府成立后，汪精卫为过把“领袖瘾”，不惜抱病跑到沦陷区各地去巡视一番，协调各地汉奸头目的关系，并乞求日本驻各地派遣军头目的支持。
4月8日，汪精卫抵达北平，他拜会了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和联络部长森冈，并对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厅、处以上伪员训话。9日，又往张家口，拜会当地日本驻军司令官和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12日，又往广州巡视，拜会了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并发表广播讲话，声言要把广东造成“和平运动的模范省”。17日，又赶往汉口拜会日本驻军司令官，发表广播讲话，还在伪汉口市政府举行的“拥汪大会”上发表演说，竭力为自己的汉奸言行辩护。
与此同时，汪精卫又迫不及待地与日本交涉，要建立日伪正式的“外交关系”。他深知，不取得日本当局的正式承认，傀儡政权的地位就不会稳定，他要严防日本甩开他直接与重庆蒋介石谈和。而这时日本政府也想到以条约来奠定其对汪政权的控制基础，于是日汪双方的谈判在南京开始了。
汪伪政权成立后，根据日汪密约，汪伪国民政府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日本人从最需要的军事与经济权益两方面全面控制了汪政权。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影佐桢昭，成为汪伪政府的“太上皇”，他操纵着汪精卫的言行举止，控制着汪的日常行动，曾使汪产生强烈的“不自由感”。而伪政府各部门也都分别由专任的日本顾问进行控制，充当各部门的最高领导，拥有决策权，而伪官吏则只是他们的决策执行人。尽管日本内阁已答应以汪精卫为首来组建伪中央傀儡政权，但日本华北、华中派遣军还是各怀鬼胎，想保住自己扶植的各地小汉奸集团的势力，不肯与汪通力合作。当时在北方，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实际上就是两个独立政权，就连其伪旗也各树一帜，分别为北洋时期的“五色旗”和“四色七条旗”。而在华中、华南沦陷区，原有的伪南京维新政府依仗其后台日本华中派遣军支持，把持了汪政权基层组织，伪江苏省主席陈则民、伪浙江省主席汪瑞开、伪安徽省主席倪道朗、伪南京市长高冠吾、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人，全部是维新政府的旧人，并不完全听命于汪精卫；伪湖北省主席杨揆一、伪汉口市长石星川更是自诩为日本人直辖，大有割据之势。只有广东一省，由于汪精卫的重视和坚持，才由他委派妻弟陈耀祖担任了代理伪省主席，但伪广州市长却仍由原维持会头目彭东原担任。
在这种情势下，汪精卫更急于通过对日条约，明确与加固他在投日汉奸阵营中的领头地位。
在汪精卫的一再要求下，日方认为鉴于诱降蒋介石政权一时无望，只能继续扶持汪精卫。1940年4月23日上午，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前任首相阿部信行大将及其随员与“日本国民庆祝使节团”数十人，乘坐日船“鹿岛丸”抵达南京。26日，汪伪政府举行了“庆祝国府还都拥护和平大会”，汪精卫在会上讲话表示：“要即日把邦交调整起来，与日本共同建设东亚。”这一天，汪精卫还发表了《罪己的精神》一文，提出要以“罪己”的精神，作为与日本交涉的原则。
日本使节团在南京、上海活动一周后返回日本，阿部等人则留在南京进行日汪“国交调整”谈判。
7月5日，日汪“国交调整”谈判第一次会议在南京举行。汪方以汪精卫为首，以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伪工商部长梅思平、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伪外交部次长徐良、周隆庠为交涉委员；日方以阿部信行为首，以大使馆参事官日高、松本、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顾问须贺、兴亚院调查官安藤、众议院议员犬养为交涉委员。这是日伪双方在双边关系上互亮底牌的一场讨价还价。
会议一开始，汪精卫就表示：对于两国国交前途及东亚前途，抱有莫大之兴奋与期待。希望双方诚心诚意、同心协力。阿部则直截了当地要求汪精卫根据日方所提条件，签字画押，他提出双边关系的3条必须遵循的原则：1.要以近卫声明为基础；2.须以去年密约为标准；3.因战事未了，条约中或有与平时不同之特殊条款，汪方必须接受。他首先占据了会谈的主动权与制高点。
至于日本方面曾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中宣布，又在日汪密约中重申的将交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一点，汪精卫在会上要求阿部履行诺言，在条约上写明日本打算采取哪些步骤加以实现，却遭到了日方的拒绝。阿部说，因为日本商人在中国的地位还不牢靠。他们斗不过拥有庞大资本和大量买办人员的英国人，因此，只能把这点作为日方的许诺写进条约。
在汪方提出的最重要的日本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日方仍坚持把两年的撤军期限与汪政府在此期间确保治安的能力与效果联系在一起，意图可以借口治安不稳无限期的占领中国沦陷区。汪精卫一听便发毛了，他表示，如果在这样的条款上签字，就等于认可日本军队可以永久占领中国，就会使新政权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阿部对此毫不理会。
在交通线管理问题上，日本在会谈中甚至把日汪密约中许下的某些诺言又重新收了回去。日汪密约中规定：铁路系统的汪伪“国有化”是必须采取的一个步骤。但此时日方却改了主意，借口铁路与帝国陆军的军事行动关系密切为理由，不肯交给汪伪管理。汪精卫等人极力向日方要求遵守密约，至少要将上海、南京地区的铁路交给自己管理，给“新政权”一点“必要的面子”，但日方仍加坚拒。结果，汪方只好同意在条约中写明铁路为“中日合办”，实际上即是由日本包办。
经过先后54天16次会议的交涉，日汪会谈终于通过了双边基本关系的最后文本，这是一份以日本的立场为主导的汪伪政权的卖国条约。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以及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共5件。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对于足以危害两国安宁及福利的一切共产主义破坏活动，共同负防卫之责。应各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分子及其组织，并对防共有关的情报、宣传等，紧密配合。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2.关于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国紧密合作，加以开发；关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应对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提供必要的便利。两国紧密合作，筹划开发厦门和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
3.对驻扎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日本国军队所驻扎地区和有关地区的铁路、航空、通信、主要港湾和水路等，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议决定，答允日本国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提供军队驻扎所必要的便利。
4.“中华民国政府”应补偿日本国臣民自事变发生以来在中华民国因事变所受的权利、利益的损害。
这份条约实际上是侵略者掠夺控制被害国的条文，目的是将中国完全沦为日本任意榨取勒索的殖民地。但汪精卫还要表现出满意状，自认为这次是他作为“领袖”代表中国进行的对日交涉，他大言不惭地说：这次条约的重要意义所在，将奠定百年和平之基石。
11月28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为使其有权在条约上签字，特推荐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为他去掉了“代理”的称号，同时又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删去主席不负实际责任和不得兼任其他官职的规定。30日，日伪双方举行了条约签字仪式。
同日，汪精卫、阿部信行、伪满洲国代表臧式毅又代表三方签署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声明“三国”间互相承认。
至此，汪伪政权自宣称“还都”后经历了8个月之久，才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认。
注释：
[1]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0～391页。
[2]陈璧君：《与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载黄美真等主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6～447页。
[3]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213页。
[4]陈璧君：《与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载黄美真等主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7页。
[5]汪精卫：《河内的正月》，参见黄美真、张云所著《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38页。
[6]（台）《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12年11月版，第331页。
[7]黄美真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67～268页。
[8]黄美真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71页。
[9]游国立等《汪伪特工史》，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98页。
[10]同上。
[11]黄美真等：《汪精卫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09页。
[12]黄美真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77～378页。
[13]黄美真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63页。
[14]黄美真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64页。
[15]《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档案，二〇〇六。
[16]《青岛会议记录（1940年1月2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档案，二〇〇六。
[17]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三四节“揭开了历史悲剧的序幕”，网络版www.doc88.com。
[18]《汪主席在还都典礼上的讲话》（1940年3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二〇〇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