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伪政权及其76号特务组织都是抗战爆发后在上海由日本侵略者拼凑组织的，这是因为上海地区复杂的社会状况具有其孳生的条件与基础。
当时上海的外国租界，依据清末中外不平等条约有关“租界协议”及租界当局获得之“治外法权”，脱离中国政府行政与法律管辖，成为鱼龙混杂的化外之地。日本军阀及其特务浪人在此大肆进行侵略中国的活动，并与中国的特工组织开展激烈的斗争。而日本在上海组建汉奸特务机构并扶植汪伪政权，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推翻中国政府，这一切都是源于中国不愿对日本俯首而发起的抵抗日本侵略的全民抗战。
欲知这其中缘由，就必须先从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役及其日本制定对华新战略谈起。这与76号特务组织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一节 上海滩上“八一三”
“八一三”战役与上海“孤岛”的形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方战场战事的不断扩大暴露了日军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企图。国民政府统帅部不得不面对现实，确认现在已不再是谈论战与和的时候，而是面临着怎样打的抉择。战争的发展制造了一个促使中方下决心改变中日战局的契机，这就是在饱经战火的东南要地又发生了一件不测事件，从而点燃了导致中日战争全面升级的“八一三”淞沪大战的导火索。
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我国政治、经济重心所在，以经济中心上海与政治中心南京相连的宁沪地区是中国当时的心腹要地。因此，上海便成为我国的东大门及保卫首都的屏障，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加上地理上接近日本，上海一向被日本军阀视为侵略中国的入口要道，成为中日矛盾冲突的敏感地带。1932年“一·二八”战役时，日军就曾经攻击上海，借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以便巩固其在东北的侵略利益。接着又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妥协让步的《上海停战协定》，由此日军得以在上海地区驻扎大批海军陆战队，修筑了战备基地设施。上海从此成为中日战争又一个潜在的爆发点。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最高当局立即召开各部会署负责人及军政首脑会议商讨对策，在进行外交交涉的同时，又命令军队保卫国土抵抗侵略。
当时中国统帅部认为：华北是一大平原，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兵团活动，并距日方东北补给基地较近，附近又有冀东等地的伪组织活动，所以形势于我不利。如果全面开战，我方应充分利用在淞沪间既设国防工事，在此投入重兵用以牵制敌人兵力，保卫政治、经济中心，同时还可能使日军触犯列强在华利益，从而引起国际干预。[1]一旦上海开战，应争取迅速歼灭上海日军，封锁海洋。如战事不利，则可退守苏福国防线打持久战，借以待机调停战事，阻止日军侵略。8月7日，包括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在内的各方军事将领云集南京商讨作战计划。
中国方面对于淞沪地区抗日的计划与准备，造成了中方发动“八一三”战役的客观条件。
1937年8月9日，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与一等水兵斋藤兴藏驾车冲击我虹桥机场，被我方机场保安队击毙。这就是所谓的“虹桥机场事件”。“虹桥机场事件”是“八一三”事变的起点。在此期间内，日本海军开始向上海增兵。“司令长官决心增强海军兵力，命令在佐世保待机的部队进入上海”。[2]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兵力从原来的3000余人猛增为12000余人，从长江开入黄浦江的日舰亦达29艘。中国政府也同时下令调遣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所部之八十七、八十八两师部队向上海市区推进，并迅速设立了作战指挥部，在江湾吴淞间布置了防线。上海形势急剧恶化。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在对日采取强硬外交的同时，中国最高当局宣布从此开始对日抗战，命令参加庐山会议的将领回到各部队，全面抗日部署。8月1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张司令官治中率八十七、八十八师于今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挺进，准备对淞沪围攻。”8月13日深夜，蒋介石下令张治中发动总攻击，意图实现“赶敌下海封锁海岸拒敌登陆”的作战计划。[3]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地开赴上海战场。张治中所率领的参加过“一·二八”战役的部队士气高昂，进入南翔指挥所的一些士兵甚至拒绝下车，要求一直开赴前线参战。中日双方剑拔弩张。到8月13日上午9时许，中国军队在部分日军士兵首先越过对峙线的情况下，奉命发起全面攻势，揭开了淞沪百日大战的序幕。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实行天赋之自卫权”。
8月18日，蒋介石派陈诚、熊式辉赴沪视察战况，20日返回南京。陈诚向蒋汇报说：敌对南口势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故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蒋对此表示：“一定打。”陈诚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介石即派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率部赴沪增援。[4]至此淞沪大战再次升级。蒋介石的这一决心体现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对中日战争的总体战略部署。
自8月上旬至9月中旬，淞沪战场中国部队及其陆续开到之大批后援部队总计约70万人，在地域狭窄、水网密布的淞沪三角地带与不断登陆的日军开展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搏斗。虽然中国军队在付出巨大牺牲之后一度收复罗店、宝山，并击退进攻之敌，但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在强大海空火力支持下不断登陆，中国守军粮弹兵源供给不上，逐渐陷入被动。
由于中国官兵的顽强抵抗，使日军两个师团陷入上海苦战中，伤亡4000余人而无法向前推进。
8月底，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及第三舰队司令官，不得不再次急电东京求援。9月6日，日本“决定增派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师团及台湾守备队（重藤支队）到上海”，[5]同时华北日军亦奉令抽调步兵10个大队及炮兵、工兵等赴上海增援。日方不惜代价投入重兵，准备突破中方淞沪防线占领上海；而我方守军虽官兵舍命作战以死报国，但持久鏖战损失过大，“每小时死伤辄以千计”，整个淞沪战场已经成为一架“炮火下的绞肉机”，中国军力逐渐不济，这样整个战局开始发生不利于中方的变化。
10月1日，日本内阁首相召集外、陆、海各相会议，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应采取适当手段使用兵力占据要地”。[6]
10月底，日军统帅部为了改变当时的困难状况，迅速解决上海战事，决定再次向淞沪战场派兵，从华北抽调第六、第八、第一一四师团，第一、第二后备步兵团及野战重炮、山炮兵部队，组建第十军，南自杭州湾北部登陆，以协助上海派遣军，实现预期作战目的。以后又加入第十六师团，使淞沪战场日军全部兵力达两个军九个师团，这个数目已比华北战场日军全部兵力还多了两个师团。从这点来看，上海战局的发展已实现了中方“引敌南下”的战略意图，但就实际战况而言，日军的压力已超过了中方所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日军出兵从杭州湾绕袭登陆，轻易击溃了中国少数地方武装的阻击，深入中方主力背后，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导致上海战局发生了关键性的逆转。
此时日军已从前后两面对中方形成包抄，沪杭铁路已被切断，中国军队面临被围歼之危险。11月8日晚，中国统帅部决定上海守军全线向吴福国防线转移。在日军轰炸追击之下，守军已形成溃退败局，情形极度混乱。11月11日，上海沦陷。
中方付出重大牺牲的“八一三”淞沪战役终以“赶敌而未下海”的结果而告结束了，而上海的沦陷在客观上造成了市区西方各国租界变成了尚未被日本人控制的“孤岛”，一幕幕中日特工大战在此展开，催生了76号特务组织这个“孽种”。
“八一三”战役前后中日特工战
在淞沪战场鏖战的同时，中日双方在战场背后也同时展开了秘密战线上的激烈较量。
欲谈“八一三”战役前后中国在隐蔽战线上的抗日活动，我们必谈到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抗战爆发前，以戴笠为首的复兴社“特务处”与以徐恩曾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员调查科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两大集团势力，并曾一起挂名在陈立夫统一领导之下。当时还存有另一种形式上与前两者并立的特务组织，其头目为丁默邨。
1932年以陈立夫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其主要构成是后来“中统局”的班底而不是戴笠的“军统局”的前身。其内辖有3个处室，以徐恩曾为特务一处处长（CC派、党统特务、中统前身），戴笠为特务二处处长（复兴社特务系统、挂名依靠实则独立、军统前身），丁默邨为第三处处长（后由金斌继任，掌管通讯密码、汇报安排事宜）。这3个处的安排，虽非刻意设计，却无意中奠定了后来“中统局”“军统局”与76号特务“三驾马车”的格局。
抗战军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随着国民政府走上抗日之路，其党政机构设置与功能也进行了大幅调整，以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
1938年，在陈立夫掌握下的“军委会调统局”实行改组，其第一处移归中央党部，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第二处升格为军统局，维持原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不变。据陈立夫自己回忆说：“后来约在民国二十四年，蒋公要我主持一个‘调统会报’，属于军事方面的，由陈空如先生协助我。遂正式派徐恩曾为该会报之第一组主任（注重共党在社会之活动），戴笠为第二组主任（注重共党在军事方面之活动），并派丁默邨为第三组主任（掌理会报方面之总务事宜）。这一个组织，一直到蒋公要我担任教育部长那天（二十七年正月），我才辞去会报工作，去担任教育部的工作，因此‘调统会报’亦取消了。其第一组改称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局长由朱家骅担任，徐恩曾副之；第二组改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由贺耀祖担任，戴笠副之；第三组取消了，后来丁默邨就跟随汪精卫去担任伪政府的调统工作，对于一、二两处在沦陷区的工作，不无受了打击。”[7]这清楚地表明，76号特务组织的组成，最早历史渊源就在于这个“被取消了”的第三处。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特务机构也由单一的对内镇压功能转变为对外对内两线作战。中统与军统也迫于形势，开始了对日本及其在华扶植的汉奸伪政权的情报与特工战。这是“两统”历史上的一次大改变，也为其在抗日旗号下的大发展与大扩张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军统组织，因在抗战军事方面担负更多的责任，极受蒋介石的器重，组织得以急剧膨胀，用他们自己人的话来说就是“国难当头，大交鸿运”[8]。
客观上说，当时作为国民党特务机构首领之一的戴笠，对于发动抗战的观点是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的。他自己曾回忆说：“记得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晚上，我由牯岭到海会寺，7月8日早晨，宋哲元报告卢沟桥发生事变的电报已到，这天正是庐山训练团第一期举行毕业典礼，第二期举行开学典礼，各方面来参加典礼的人很多，会前大家都纷纷讨论这件事。我说，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打仗了。有几位先生说：‘怎么能够打呢？’我说：‘自从九一八以来我们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日本帝国主义者没有一天不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我们忍辱负重，直到今天。如果这次再不打，试想，一般民众对于领袖会作何感想，我们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亡国的惨祸？’他们又问我用什么去打？我说：‘我们中国有两个不亡的道理，一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是哀兵必胜。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上，可以证明。否则，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9]由此而论，在抗战初期，对于抵抗日本的侵略，戴笠的态度与国民党的态度是一致的。
但在实际的作战中，开始阶段，因“两统”组织并未着意于准备对日作战所需的军事情报工作基础，对日本的情报特工手法也不熟悉，缺乏基本的训练与应付准备，一时间竟陷于被动应付的地步。在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作战后，因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叛逃和汪伪政权的出场，鉴于汪集团与蒋介石政权脱不开的关系，日汪的合作给戴笠制造了许多施展拳脚的机会，才使其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与此同时，“两统”组织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反共与镇压人民的职能，只不过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严峻的形势和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大氛围下，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而已。
“七七”事变发生时，戴笠正在庐山侍从蒋介石，他急忙命令北方平津地区各处特务站点，火速开展侦察与破坏工作，其内容是为蒋介石搜集提供各方面最新的情报信息，并开展局部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以刺杀汉奸要人，配合军队作战为主。
在南方战线上，自“八一三”淞沪抗日战役打响后，战地上经常出现由日本豢养的汉奸暴露我炮兵阵地及高级司令部地址供敌机轰炸的事件。如何防谍，在当时上海战场混乱的状况下已成问题。戴笠奉命以特制谍，多调人员赴沪担任临时情报及防谍工作员。由军统特务、招商局护航总队长喻耀离领400人组成巡查大队，在京沪警备司令部指挥下专门侦捕汉奸，保护通信线路与桥梁，并任防空监视、引导部队、救护伤兵与疏散民众等工作。军统大员、宪兵司令部政训处长张炎元亦由宁至沪，任京沪警备司令部联络参谋，负责战地之联络沟通。
在战备物资运输方面，除抢运护送我方军备外，还要破坏敌方的军运。戴笠下令喻耀离、王兆槐和许建业等特务，将存在浦东仓库内的我方物资及油料尽可能地抢运到沪西。因敌舰封锁了江道，抢运形势十分危险。8月16日，喻、王、许联同沈醉、陈步云等十余人，带领士兵数十人、码头工人500人，向招商局借船3艘开始了行动，并向我浦东炮兵团争取到掩护，经过努力抢运物资成功，烧毁了来不及运走的汽油，同时还破坏了日本在沪的三井、三菱、太古等公司的仓库。待敌方发现派机追击，仅伤我方4人。
但是，由于戴笠的组织在战前只顾埋头反共与内战，根本未想到有朝一日要对日本作战，因此极端缺乏对日作战的准备。其上海站对日方的情报收集很少，作为特务处虹口行动组负责人的沈醉，在日本方面仅潜伏了一名小特务，主要还靠几个为日本服务的汉奸作为双料特务，从日本人布置给他们的任务中去揣摩日方的意图，获取情报。开战后，沈醉曾当面请示戴笠，过去以抓“汉奸”名义捕来的十余名共产党嫌疑如何处理，今后还要不要再反共？戴笠回答说：现在的工作不应该仅限于抓共产党分子了，但这项工作也不能全部放弃。[10]这一回答，表现出他们当时对抗日与反共关系的真实态度。
“八一三”战役打响后，难民们如潮水般拥入租界，戴笠意识到他的对日情报工作是如此的糟糕，他立即派出特务，携带电台向虹口、闸北等地进发，想做亡羊补牢之举，但日本人很快便发现了这些逆流而动的特殊人员，沈醉的虹口组8名人员在几周内便被日本人陆续发现，不得不逃走。“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虹口区没有一个特务处的特务”[11]。国民党特务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本质暴露无疑。
在“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为了配合日军刺探中国战略情报与军事部署，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派其助手南本实隆少将来到上海，欲刺探中方情报。戴笠奉蒋介石令来到上海密谋对付之策。他召来特务处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交给手枪及爆炸力很强的达姆子弹，准备干掉南本。
南本来沪后，找到其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戴笠手下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谋长杨振华进行策反。杨出于爱国心，向戴笠做了报告。戴笠决定将计就计，他要杨振华向南本推荐文强，将他伪装成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李文范少将，冒充辛亥元老李烈钧之侄，在约定的静安寺路100弄10号见面。在戴笠的“你要深思初次见面的对话，使之百分之百地相信你”的要求下，文强沉着应付了南本的考察，并带回了日本人所给的“见面礼”——一大捆盖有中央银行戳记的钞票。戴笠焦急地等到文强回来，却对他带回来的一堆钞票充满怀疑，以为可能是炸弹，他责怪文强无警惕。在经过几次检验后，才放下心来。同时戴笠又萌发了诈取日本人的钱财来补充特务活动经费的想法，他要文强多向南本要钱：“这份见面礼够大方的，这反映了他们正在饥不择食，我们机不可失。”
在以后的见面中，南本向文强提出了4个问题，要他提供情报：中国统帅部对抗战的决心如何；对日作战的动员与兵力配备情况；依靠九国公约制裁日本是否宋子文的提议；中方对德国大使调停中日战争的态度。日方还增加了宪兵大佐森正一、日军报道部长大川野博等人参加会谈，他们又对宋子文的行踪感兴趣，想找机会干掉这个亲英美的抗战派，提出让文强雇人刺宋，日方派人协助。
文强在奉命拟好了情报答案后，经戴笠修改后呈蒋介石批准，在南本面前上演了一出假戏，得到了日人的信任，骗得了一大笔资金。关于刺宋，文强建议再演假戏，但戴笠怕日人另有更大的阴谋，影响蒋、宋安全，未予批准。戴笠打算继续向南本骗钱，补充他的“淞沪行动总队”的军费，未能及时对南本下手。文强先后7次与南本会见，共计骗取了46万元现款，其余300多万元为日本正金银行的支票，无法全部提取。最后，戴笠决定让文强以宴请名义将日特集中，准备在第8次见面商量刺宋计划时干掉南本一伙，并布置了特务处上海行动组的赵理君、王兆槐等行动员准备，但他们从上午等到下午，日本人一个也没来。后来戴笠得知是因为此时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上海战场局势已明朗，日本间谍决定不再需要刺宋和这条情报线了。[12]
“忠义救国军”的组建
在淞沪抗战期间，戴笠奉蒋介石之令，与“海上闻人”杜月笙及其青帮组织合作，新建了一支武装力量。其源起就从与上海各界人士合组“苏浙行动委员会”为肇始，成立一支“别动队”，其任务是担任对敌后方的破坏工作。
“苏浙行动委员会”是一个为广泛发动各界力量投入抗日而成立的组织，委员有宋子文、吴铁城、俞鸿钧、杜月笙、贝祖诒、钱新之等，以戴笠为书记长，下辖有5个支队及1个特务大队，其中1～3支队是由上海军训高中生及青年组成，共10800人，由刘志陆任指挥，陆京士、张业、陶一珊等为支队长，分布于沪西、浦东与苏州河一带，另外两个支队及特务队则由戴笠的人马和“海上闻人”杜月笙手下的流氓武装组成。他们当时的任务是协助守军作战，突袭敌人。为不断扩大组织，又在青浦、淞江成立了专门的训练班，在佘山成立了教导团，轮流调训新征官兵。这支部队于1937年8月下旬到9月初正式成立，并投入了抗日战斗。
戴笠一向对建立和掌握武装部队倍感兴趣，他从自己从政的经验和交往的密友胡宗南等人的经历以及复兴社康泽成立“别动队”武装的实践来看，知道搞政治离不开武力。他对人说过：“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故而他对组建自己的武装一事非常积极，对成立“忠义救国军”这支他与杜月笙合作而成的队伍十分重视，特调手下亲信大将潘其武、王兆槐、周伟龙、俞作柏、余乐醒、文强、张冠夫、陈旭东等分任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等组组长，并将原浙江警校书记长兼省会警察局总政治指导员汪祖华亦调来上海，担任淞江训练班副主任兼政训组长。汪赶往上海时曾到医院探视正在发烧的戴笠，戴对他说：“现在抗战，要同敌人拼命，我们训练干部的目的，就是训练他们不怕死，只有‘不怕死’三个字可以打倒敌人，可以获得胜利。”他写下“不怕死”三字送汪，汪当即把它装裱挂出来作为班训。
戴笠为别动队订下的行动原则是：1.向最危险的地方行动；2.国军前进时先行进入以启胜利之机；国军撤退时，别动队掩护破坏，潜伏收集情报，减少撤退困难与损害；3.只讲战果，不顾牺牲。
10月26日，淞沪战役形势逆转，中国军队退往苏州河南岸，沪战进入第二阶段。戴笠的别动队第四支队张业部奉令由沪西至苏州河北岸，掩护我军撤退，在战斗中全部牺牲。
“苏浙行动委员会”为培训人员，先后开设了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和佘山教导团3个机构，大力培训别动队各种人才，形成了后来“忠义救国军”的基础。11月4日，青浦技术训练班开班，有学员408人。戴笠特地从南京赶来参加仪式，发表了讲话。
11月9日，国民党军决定弃守上海，戴笠令别动队5支队及2、3支队一部固守南市，以5支队长陶一珊为右翼指挥官，他们原计划在十六铺与法租界间修筑一秘密通道与敌周旋，但法方不同意，别动队只好苦守阵地3日，掩护国军10万人退入法租界。第4日，戴笠召见陶一珊，发给特别费让他离沪去汉口，5支队则化整为零在京沪区潜伏，1支队在浦东游击，其余特务大队及青浦、淞江训练班、佘山教导团等共1700人，由俞作柏率领退往安徽祁门县历口镇整训。由于战局混乱，学员们在撤退途中损失很大，青浦班撤到历口的人员仅剩四分之一。淞江班因遭到日军轰炸，全班500余人幸存者不满50人。该班设在金山卫的学员大队大队长、黄埔六期生廖曙东，在撤退途中被日军包围逼入一水塘，他开枪击毙十几名敌兵后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日军乱枪下牺牲。其后国民政府因其殉国壮烈，追赠其为陆军上校。[13]
沪战进入尾声，戴笠自沪赴港，针对南京无法固守之势，令第二处做妥善安排，部署长期潜伏，掩护政府大员撤退，并派徐人骥、胡子萍、郑修元、刘醒吾、尚曼留、邹履洲6人成立“随节组”，专门负责保护蒋介石的安全。
1937年年底到1938年3—4月间，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城内外对手无寸铁的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大屠杀，在3个多月时间内残杀了30多万中国人，强奸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筑被付之一炬，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当时，戴笠特务处南京区本部早迁到了市郊六合县，并不在城内，12月初，只有副区长尚振声率少数人留在南京，据说在南京城陷前夕，除两名女报务员周光球、周英杰避入南京国际安全区外，尚振声等也跑出城了，当时中统地方组织也已不见了人影，以至国民党中央对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和城内损失状况基本不知道。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外史料来看，我们还没发现有军统报务员的有关报告，但军统大将陈恭澍在其著述中转引李雨生的记载说：“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沦陷，‘南京区’留守同志，则避入山西路一带‘难民区’，均目睹日寇入城后之烧杀奸淫，残害我三十万军民之大暴行，震惊寰宇之暴行，亦即我中华儿女永世难忘之‘南京大屠杀’。我‘南京区’留守同志，乃不畏艰险，仍四出蒐集情堪称佐证之资料，汇报上级据以公布于世界。”[14]由于在台湾相关保密机构所藏军统历史档案迄今尚未开放，李雨生所说此事目前尚未得到确切的史料佐证。
1938年1月，原浦东别动队第1支队雷安大队，从浙江奉化撤往遂安，戴笠部属又在江山办了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东阳成立“浙东支队”。戴笠将这些武装统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以历口为第一团，江山为第二团，戴为总团长，俞作柏为副团长，负责实际工作。
3月13日，戴笠奉蒋介石电令：“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工作。”[15]戴笠即派阮清源、鲍步超、管容德等人办理，到4月底已编成5个支队1个直属大队、1个南京行动总队，连同教导第1、2两团（后改为第1、2两支队），总人数达1万余人。1938年5月间，呈准撤销“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改称为“忠义救国军”，成立新指挥部于汉口，以戴笠为总指挥（后改俞作柏），徐光英为参谋长（继任者尚望），总指挥部推进至浙江孝丰。[16]
“忠义救国军”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苏浙皖边一带，他们在浦东、南京市郊高淳及澄锡虞等地区与日军多次作战，牵制了日伪大量兵力。发生在1939年7月20日的无锡潢塘之战就异常激烈，日军400人带3门小炮，向无锡以北的潢塘忠义救国军攻击扫荡。“忠义救国军”指挥官杨蔚以预备队包围敌军左侧背，第五支队主力包围右翼，日军顿感不支。后来日军援兵到达，激战至夜后“忠义救国军”各队即迅速脱离。此役“忠义救国军”伤亡80余人，共毙日军百余名。[17]
在经历了孝丰整编、进军敌后等阶段后，“忠义救国军”由周伟龙、阮清源、马志超先后担任总指挥，这支部队在东南地区敌后与日伪作战，也与中共新四军不断发生摩擦，其活动的特色完全是与戴笠及军统组织的工作特点相一致，成为军统局在敌后的武装力量。但总的来看，其性质是一支以抗日为主的队伍。
因为在敌后作战的关系，并地处后来汪伪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带，忠义救国军自然成为汪伪76号特务机构重点打击、策反的目标，76号对于“忠义救国军”，作为它与重庆军统局较量的一部分，上演了一出出明暗互斗之戏，容当后叙。
第二节 日本“以华制华”新花样
1938年夏，日军主力被中方战略所诱引溯长江西上，陷入与中国军队鏖战之中。
为了摆脱侵华战争所陷入的困境，日本政府决定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欲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来代替蒋介石政权。1938年7月12日，日本内阁五大臣会议议决，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巩固的新生政权”，并要求“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这就是汪伪政权与76号特务组织的催生符。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日本内阁五大臣会议在1938年7月26日决定设立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该委员会主要由陆军部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部津田静枝中将和外务省派出陆军退伍将官坂西利八郎中将组成，以旅华20余年的特工王、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为负责人。因此，外间又称该委员会为“土肥原机关”（又称“竹机关”）。
土肥原，1891年8月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个陆军少佐的家庭。1912年11月陆大毕业后，被参谋本部派驻北京日本驻华公使馆。由此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在华期间，他曾和中国北洋军阀历届政府官员打过交道，通晓中国南北各方面情况，窃取了大量情报，在日本军政界博得了“中国通”之名。1931年8月，他就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1932年，他又一手策划诱骗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逃往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此后，土肥原又策划制造了在华北的一系列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出任日军十四师团师团长，亲自指挥侵略军作战。1938年6月，他被日军大本营调回参谋本部供职，担任了“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
土肥原上任后，首先着手在中国物色几个既有声望又有一定势力的政治人物，准备用来充当汉奸中央政府头面人物。经过一番挑选与研究，最后确定了3人作为他争取的重点对象：原北洋直系军阀统帅吴佩孚、原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靳云鹏，以及在清末民初历任要职的政客唐绍仪。其中，又对吴、唐两人极其抱希望。土肥原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南唐北吴”的中央政府，以吴佩孚管军，唐绍仪管政。因此，争取唐绍仪的工作便成为土肥原的首选。
日本扶植“南唐北吴”计划的破产
土肥原“工作”开始后，中统局侦察到这一计划，密报给蒋介石，当即拟定对策，决定等待时机，对吴、靳、唐3人进行观察，只要谁与日本合作，就对其采取制裁手段，以阻止伪政权的成立。当时在天津的靳云鹏“不但不答应，反而秘密派人与蒋联系”，[18]而吴佩孚、唐绍仪对日本的诱骗态度暧昧，甚至叛向明显，“重庆方面以为，上海、北平的唐绍仪、吴佩孚先后答应了，就把唐、吴先后干掉”。[19]于是便上演了重庆特工刺杀“南唐北吴”的一幕。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人。生于1860年。14岁时，由清政府选派加入了容闳带领的幼童赴美国留学团，经中学升入到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学成回国。1885年后唐绍仪长期跟随李鸿章与袁世凯，以善办洋务著称。辛亥革命后，唐绍仪充当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参加南北和谈并出任第一任袁政府内阁总理。唐为了标榜政党内阁，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6月，他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横，辞职赴沪从事工商活动。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南去，担任军政府财政部长，后又被推为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1919年年初他又任南方的总代表进行了“南北和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没有就职，反而参加了西南军阀的反蒋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作，唐挂名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因他对蒋介石不满，而长期寓居于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前，蒋介石曾欲任唐为驻美大使，想利用他借美国的力量来调解中日事件。但唐绍仪向蒋介石要求拨数百万美元为交际费，蒋介石没有同意，转而请他直接与日本人谋和。唐绍仪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从事与日本当局有关人士接洽谋和的工作，但因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而作罢。上海沦陷后，唐绍仪继续留居上海法租界，没有随国民政府西撤，并继续与日本方面秘密联系。
鉴于唐绍仪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重庆政府密切关注他的动向。1938年年初，蒋介石托人捎带亲笔信给唐，要他赶快离开上海赴武汉，并以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一职相许，但被唐拒绝。1938年3月中旬，外面盛传唐将落水当汉奸，唐绍仪对此不置可否，并拒绝了广州抗日团体要他南返的呼吁和汇去的旅费。
1938年7月，土肥原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在上海虹口东体育场路七号一幢西式洋房内设立了名为“重光堂”的办事处，通过各种途径与唐绍仪联系。1938年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进行了两次会谈。唐则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大厦里开了一间办公室，据称是为了草拟关于建立汉奸中央政府的计划草案。
在会谈中，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与日方具体商讨了“合作”问题。日方提出让唐绍仪“出任新政府首脑”，“由吴佩孚在旁予以协助，成为新中央政府骨干”，并要求“新中央政府于十月底成立”。而岑德广在会谈中就唐绍仪出山“收拾局面”、组织汉奸中央政府等问题，向日方提出了方案，包括对日方的种种保证与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其《解决东亚危机及谋求永久和平之方案》中，岑德广向日方提出，以“唐绍仪为中心”，组织统一的中央政府。还对未来的汉奸中央政府做了如下设想：拟定政府名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用青天白日旗，“以北京为陪都，由国民政府特派一政务高级大员常驻，以便就近处置一般事务”。关于基本国策，提出“防共睦邻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并以民主政体彻底保障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对于友邦之一切条约均继续实行”。关于军事，提出为“维持国内治安及‘剿灭’共产党之必要”，须建立国防常备军80万人。除此而外，此次会谈中还对其汉奸政府的组织系统、“干部人才”的网罗、“中心机关”的活动经费、工作事项、反蒋倒蒋计划、对日关系，以及正式登台前准备发表的《和平救国宣言》提纲，都做了详细的规划。
岑德广在上海与日方的来往与秘密谈判，不久即为国民党军统上海区人员侦察到了。
军统潜伏在上海各地的特工由军统上海特区管辖。特区区长兼忠义救国军司令周伟龙是军统著名的“四大金刚”之一。副区长兼行动总队长赵理君是在上海滩上活动多年的老特务与暗杀能手，曾一手指挥暗杀民主人士杨杏佛与史量才的行动。上海沦陷后，戴笠指示他们严密监视那些留沪的军政名人，严防他们与日本勾结，建立伪政权，唐绍仪自然更成为特务们重点监视的对象。军统特务除对唐绍仪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的住宅及其起居活动进行日夜监视外，还派情报员谢志磐到唐宅内进行侦察。
谢志磐与唐家有些亲戚关系，所以得以有机会常到唐家走动。1938年年初，他从唐家人员口中得知日本曾派一个叫拙井的专使拜望过唐绍仪，邀请唐出山维持沦陷区的行政事务，唐虽未立即答应，但此后往来不断。谢就向上海特区做了报告，周伟龙加上他自己的推测，向戴笠反映，引起了军统的高度重视。周伟龙要谢志磐继续经常到唐家收集情报。谢就不断将唐与日方日益加紧的勾结与秘密会谈的消息向军统报告。
蒋介石对唐绍仪继续背着自己与日方交往十分不满，他担心一旦唐决定下水翻脸揭出内幕对自己大为不利，命令戴笠转告在香港的杜月笙致函劝唐绍仪离沪，但唐回信说他宁可当亡国奴决不会当汉奸，并说不要怀疑他和逼他太甚，加以拒绝。杜月笙对他如此“不给面子”也很恼火，转告戴笠说唐决不肯离沪。于是，戴笠向蒋介石汇报要求动手。
1938年7—8月间，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戴笠命令上海特区对唐绍仪实行“制裁”。
1938年8月间军统开始部署暗杀唐绍仪的行动。但唐的住宅防卫森严，大门常关，有租界巡捕日夜守卫，盘查来客，还雇有多名白俄保镖，警卫庭园。唐绍仪独居一室，深居简出，不易下手。军统曾拟定了两套刺杀方案，一是让谢志磐买通唐的司机，在唐出外时在马路上狙击，但因考虑马路上难民过多，狙击后暗杀者很难逃脱，方案难行；二是以谢志磐做内线，组织一批人武装冲入唐宅刺杀。又因唐家警卫多，附近的巡捕闻讯会迅速赶来，一时难保成功，如事情张扬出去，将对重庆政府不利。但他们无意中了解的一个情况却帮了大忙。原来唐绍仪有酷爱古董的嗜好，常向上海的一些古董商收购一些精美的古董，军统决定利用之，定下一计。
不久，谢志磐带着特务王兴国赴唐公馆，向唐绍仪报告有一古董商带有不少名贵古物，愿意廉价出售。唐绍仪闻之大喜，双方约好古董商9月30日将文物送到唐公馆，以便鉴定与收购。赵理君设法搞到一件假宋瓷花瓶，放在一只精致的楠木盒内，权当古董。
1938年9月30日上午9点钟，赵理君亲自出马，打扮成古董商模样，带着谢志磐与王兴国、李阿大做帮手，乘坐一辆借来的小汽车前往唐公馆。他准备了一把利斧放在瓶盒的夹层中，准备杀唐。
来到唐公馆，他们在客厅入座。仆人上楼去请唐绍仪，赵理君立即按预订计划，迅速收藏了客厅各处的火柴，李阿大则将小利斧从盒中取出藏在身上。一会儿，唐绍仪由其仆人搀扶着从楼上走下来。唐先招呼仆人给来客敬烟倒茶，但仆人在客厅里四处都找不到火柴。唐绍仪便命仆人到后面储藏室里去拿。仆人走出客厅后，赵理君便请唐绍仪鉴赏文物。年迈的唐绍仪戴着老花镜，低下头去细看花瓶。就在这时，李阿大转到其身后，举起利斧，对准其脑部用力劈去。唐绍仪未叫出一声，便一头栽倒在地。赵理君见刺杀成功，便指挥李阿大等出门上车，他自己走在最后。到客厅门口时，还一面抓着门把手，一面假装与里面打招呼告别。他的这一举动果然迷惑了守卫在院中的几个保镖门卫，不仅没有阻拦他们上车，还与他们招呼告别。赵理君一行上车后，迅速地开出铁栅门，向马路上飞驶而去。
待唐府那个仆人回到客厅，见主人唐绍仪已倒在血泊中。保镖听到呼喊，急忙拔出手枪去追，但汽车很快就不见了。唐绍仪被家人急送附近的广慈医院，但抬上手术台时，人已断气。
法租界巡捕房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查勘。他们根据唐公馆门卫提供的小汽车号码线索，出动几辆装甲汽车去马路上巡查搜捕，结果在一个僻静的路口找到这辆车，但车内已空无一人。他们又去拉都路谢宅抓捕谢志磐，可早已是人去楼空。几名行动人员已在军统上海区安排下，离沪赴渝。
日方对于唐绍仪的被刺十分恼怒，却又不敢过分张扬。而重庆蒋介石政府为了遮人耳目，也装模作样地颁布了一个《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并以蒋介石个人的名义，给唐绍仪家属发去一份唁电，国民政府并发给治丧费5万元。渝方还故意散布说：唐绍仪是因不肯出山当汉奸而被日伪特务暗杀。这样一来，搞得社会上关于唐绍仪死因的传说莫衷一是，真相难辨。[20]日本方面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在“关照”唐绍仪的同时，军统局对日方想拉拢的另一位名人吴佩孚也倍加关注起来。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吴佩孚也算是一位著名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曾发动军阀内战、镇压“二七”大罢工以及抵抗广东革命军北伐，还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沦陷后的北平与日伪头目周旋，最终又忽因区区牙疾竟不治而亡，死得蹊跷。于是乎，人们由吴氏之暴死，联系到他生前在与日伪周旋过程中所表明的种种姿态，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伪逼吴佩孚“出山”充当华北汉奸头目，吴不肯，反向他们提出了不能答应的条件，结果惹恼了日方，惨遭谋杀。如此，吴佩孚便成为一个晚节坚贞的爱国者，同样受到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褒奖”，甚至被称为“民族英雄”。然而，对于吴佩孚之死，一直又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说法。
自1938年8月“土肥原机关”派出大迫通贞少将来到北平正式对吴开展“劝降”工作起，到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被害而亡的一年多时间里，围绕吴的“落水”问题，蒋、日、汪、吴四方之间开展了多次复杂的往返交道，但其结果不明显。吴佩孚在各方之间大放烟幕：对日汪的诱降并不明确拒绝，反而与日伪谈条件开价码；与汪精卫信函往返，自称两人“敢谓道同”[21]，但最后又因在汉奸政权中的地位、权力等问题而闹翻；他对日本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使其难以答应；对于重庆蒋政权大员孔祥熙等人的专使来函劝告，他采取虚与委蛇的应付态度；对中共和爱国力量的警告，他不予理睬。最后，在他的条件不能满足时，他对日本人采取了拖时间的战术，而日本特务并无耐心和他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在限定时间到来后，吴佩孚最终突然死在了日本医生为其治疗牙疾之时。究竟是日本人杀了他，还是蒋氏特工“牵了牛”、日本人来“拔桩”，其中谜底无从可考，但从有关的材料来看，军统奉命杀吴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而据台湾所藏中统局档案记载：“吴氏初服郭所开凉药而脸肿，既又服热药而神昏，至是始由齐燮元延请德医诊视，但该医请吴迁住医院，吴氏不允，遂改请日医东一至吴寓割治，日医手术不佳，血液中毒，遂于十二月四日遽然溘逝。”[22]
除了上面的刺杀“南唐北吴”外，国民党特工为了阻止各地伪政权的成立，还对准备落水和已经投日的汉奸头目进行了一系列的刺杀与狙击活动，这些行动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但在当时客观上却也起到了震慑汉奸鼓舞抗战民心士气的作用。
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出笼
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十里洋场”成为一片“歹土”，而上海租界则成为尚处于日本魔爪之外的“孤岛”。
鉴于上海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日本侵略者对之甚为重视，决定成立上海市伪政府来实行殖民统治。10月间，汉奸苏锡文在日军特务的指示下由北平潜往上海，进行组织伪政权的活动。
1937年12月5日，苏锡文在日本的支持下，在上海浦东成立了伪“大道市政府”，（盗用《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名言）公署设于浦东东昌路，由苏任临时“市长”，以绘有太极图的杏黄旗为市旗。一切市政由日军特务部西村班直接控制。
是日，伪“大道政府”发布成立宣言、市长就职布告和市长启事，公布《上海市大道政府暂行组织法》，限令前市府及各局职员7天内报到归职，并胁迫上海各报全文披露伪政府成立消息。
随后，苏锡文照会英、美、法等国驻沪总领事馆，并致函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通告嗣后所有中外交涉地方事件及两租界内相关事务，“由本市长遵照条约照旧继续办理”。1937年12月5日，《上海市大道政府暂行组织法》发布，拟定大道政府设置秘书处、特区办事处、社会局、警察局、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土地局、交通局、工务局、肃检局、地方政务总署等12个部门。
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扶植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伪上海市大道政府改隶“维新政府”，4月28日改为“督办上海市政公署”，由苏锡文任督办，改悬五色旗。从4月28日到10月16日，设立了秘书处、肃检处、教育科、财政局、警察局、社会局、交通局、地政局、塘工委员会、特区办事处等机构。10月15日，公署从浦东东昌路迁到市中心区（江湾）办公，16日改组为伪“上海特别市政府”。[23]
中国特工锄奸上海滩
这一时期，中国特工组织为了阻止日本在华扶植利用汉奸的阴谋，开始在上海着手惩办投敌卖国的汉奸，以儆效尤。
1.刺杀傅筱庵
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了维持该市的秩序，急于寻找代理人来“以华治华”。日本军部准备在上海物色一名“有名望、有能力、在上海高层人士中有关系与影响”的人物来充当伪市长。汉奸周文瑞通过关系向日本军部推荐了他的密友傅筱庵。
傅筱庵是浙江镇海人，工头出身，善于经营。早年被盛宣怀夫人收为义子，靠盛发迹于金融、矿业与交通行业，成为大资本家。20世纪20年代他投靠军阀孙传芳，当上上海总商会会长，曾参与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对抗北伐军，先后被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通缉，逃避大连。1931年返沪出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美国钞票公司买办。这时他虽已年过花甲，但精力充沛，政治欲望很强。他对国民党有成见，受气太多，因此急欲登上政坛，一见日方派人来洽谈，马上就答应落水。但他也向日方提出了一些要求，如取消“大道市”称号仍称为上海市政府；市府要从浦东迁回市中心原所在地；市政府各局人事全部由他安排等。日方以大局已操之于手，便全部答应了他的要求。
1938年10月16日傅筱庵正式就任伪上海市长，以苏锡文为秘书长，日本人甲斐弥次郎为市政府顾问。是日，发布“市长就职布告”“施政方针布告”“就任市长宣言”等。下属设了30个部门，有秘书处、社会局、警察局、财政局、公用局、教育局、土地局、司法处、宣传委员会、沪西特别警察总署、第一至三警察局等。
傅筱庵“落水”后，卖力地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他每日奔忙于上海各地，建立伪政权组织，镇压抗日爱国人士，宣扬汉奸理论。他亲自出马与英法租界当局交涉，并亲访英国大使寇尔、美国大使詹森、法国大使戈斯麦等，要求在上海租界上不得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改挂伪维新政府的五色旗。当抗日爱国分子在上海开展除奸活动时，傅筱庵又奉日方指示，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严厉取缔“抗日恐怖分子”，他还开出黑名单，要租界工部局照单捕人。
1939年5月汪精卫一行投日叛逃到上海后，傅筱庵以“上海市长”的身份，忙于迎接招待，并投靠了汪伪政权。
起先，重庆当局对傅筱庵还存有一些幻想，没计划立即制裁他。特别是当汪精卫叛逃上海后，吸引了重庆特务的目光，傅筱庵成为次要角色。1939年8—9月间，戴笠亲自指派两名少将级别的高级特务戴炳星与吴赓恕到上海筹划暗杀汪精卫。当时汪精卫住上海愚园路1136弄，戒备极其森严，戴、吴无法下手，就企图通过开滦煤矿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利用他与傅筱庵多年的私人友情，说服与策动傅筱庵参加暗杀汪精卫的工作。戴、吴的计划是，由傅筱庵设宴款待汪精卫，预伏军统人员席间对汪行刺。许天民是个有爱国心的人，接受戴、吴交代的任务后，就伺机对傅筱庵进行说服动员，说之以民族大义，晓之以个人得失，得到傅筱庵的佯允。但傅筱庵不仅不参与刺汪，反而将军统密谋向汪精卫报告。1940年2—3月间，汪精卫指示76号特工，分别将许天民、戴炳星与吴赓恕逮捕，其后，戴、吴被枪杀。
由于傅筱庵的出卖，不仅刺杀汪精卫的计划遭到惨败，而且丧失了两名少将级的高级特务，戴笠十分恼怒，决定迅速刺杀傅筱庵。重庆军统局本部将暗杀傅筱庵的任务下达给了上海特区。
军统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澍于1939年8月被派来接替周伟龙与赵理君的职务。刚到上海接任后不久，就受令暗杀傅筱庵。但傅老奸巨猾，防范极严。自从他当上伪市长后，就将府邸从法租界霞飞路搬到虹口日占区的祥德路，层层防卫，外人根本无法接近。傅每天从府邸去市政府大楼时，乘装甲轿车，前后有护卫车四辆，到办公楼后，四周又有大量警卫队保护，刺客难以下手。陈恭澍曾几次派特务对傅筱庵狙击，都未成功。一次傅筱庵刚走出市政府大楼，忽然有人在暗处向他开了两枪，非但没有打中傅筱庵，刺客却被傅的警卫击中了。这位刺客在临死前高呼：“打死傅筱庵！”傅被吓得胆战心惊，从此进出更加小心，军统的暗杀行动困难更大了。
正当陈恭澍苦恼时，忽然接到属下第二行动大队报告：他们已在傅筱庵的府邸中找到了一条内线。原来傅筱庵家有位老仆人，名叫朱升，原籍安徽，世代务农。10岁时丧父，到上海日商纱厂做童工，后因患病被厂方开除。经人介绍，他来到傅家做工。那时傅筱庵刚开始发迹，其父也健在。朱升为人朴实，做事勤快，深得傅父信任。傅父临终时，托朱升日后好好照应傅筱庵的生活，朱升当场发誓不负所托。朱升遂成为傅家两代的“义仆”。20多年来，他忠心耿耿地执行老主人的嘱托，常年跟随傅筱庵，照应傅的饮食起居。1927年傅筱庵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时，逃往大连避居，朱升也随往侍候3年，越发得到傅筱庵的信任，其受信任的程度在傅宅中超过任何人。
但朱升却是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他多次劝说傅辞去伪市长职务，退而经商以免遭国人唾骂，但傅总是不听。朱升进退两难，心情郁闷，又性嗜酒，故常到傅家附近的一家酒店饮酒。没想到该酒店乃是军统上海特区的人员为监视傅宅而开设，酒店店主与跑堂的军统人员，每见朱升来店，就分外热情接待，美酒佳肴，天南海北地畅谈。在酒酣耳热中，朱升流露出了对主人投日的愤慨，特务就因势利导，趁机进言，他们叫朱升再次劝傅筱庵迅速改邪归正，若傅仍不听从，则应大义灭亲，伺机杀傅，为中国除一巨奸，做一个民族英雄留名青史。朱升听了大为触动，答应回去再次劝说傅筱庵速辞去伪市长职，傅仍是不听，朱遂起了杀机。他与军统人员密商暗杀傅筱庵的行动计划。因朱升不会使用手枪，且枪声会惊动府内警卫保镖，不能逃脱，遂决定用菜刀趁傅睡熟时将其砍死。届时军统人员将在傅府外接应朱升逃走。朱升并向军统提出，事成后给其5万元奖金让其养老，特务立即答应了。
1940年10月10日深夜3点，傅筱庵回到府中，朱升特地端了一碗银耳汤给傅，见傅未吃，就侍候傅睡下。等到夜深人静时，朱升携一把锋利菜刀悄悄进入傅筱庵卧室，借着外面透进来的灯光，举起菜刀，对准傅的喉管、脑壳、面部连砍数刀。傅筱庵被砍得血肉模糊，头部几乎脱落，未哼一声就死去了。朱升将菜刀留在傅的头上，迅速地走出傅卧室，关上房门，然后拎了一只菜篮，推上一辆自行车，从容地从傅家后门走出，疾驰而去。他在军统人员的安排下，先藏匿于法租界，后又逃往重庆，开了一爿小型手工卷烟工场营生。
傅筱庵被杀后，日军在傅府四周街道戒严搜查了一整天，却一无所获。傅筱庵被砍下的脑袋由日本军医用针缝到尸体上，再缠以白布，放到棺木中安葬。傅筱庵的儿子被此事惊吓得精神失常。11日凌晨5点，即傅筱庵被暗杀后2小时，76号头目李士群就将这惊人消息用电话报告给南京伪府，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记载道：“五时为电话惊醒，士群报告上海市长傅筱庵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用刀刺死。人心难测。为之寒心……”[24]
2.制裁张啸林
20世纪20年代，张啸林是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的上海青洪帮大亨之一。南京政府建立后，这三人为了维护自己在上海滩的势力与地位，投靠国民党政权，还同国民党的政客军阀王柏龄、陈希曾、杨虎、陈群等人结为把兄弟，势力进一步膨胀。他们用搜刮诈骗来的巨资投资银行及工商企业，由大流氓一变而为企业家与银行家。上海法租界当局还任命张啸林为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长。国民政府的大员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来沪时，也常常来拜会他。这时的张啸林进入了他一生的鼎盛时期。
但在青洪帮内部也有争斗与矛盾。张啸林出身社会底层，粗野无文，为人鄙吝，而比他年轻、资历浅的杜月笙，由于手腕灵活，善于笼络人心，因而在圈内威望与权势日增，张啸林的一些门徒也纷纷改换门庭，弃张投杜，这使张啸林十分难堪与恼火。杜月笙还得到了蒋介石更多的重视与支持，势力与地位渐渐地超过黄金荣与张啸林，使张啸林更是忌妒。30年代以后，张啸林的势力与地位逐渐下降，这造成他与杜月笙及蒋介石政权间的矛盾与嫌隙日益加深。
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前，蒋介石曾指示杜月笙邀黄金荣与张啸林一同西撤。黄金荣以年老多病、不问外事为由，决定不走。而张啸林早就与蒋介石政权关系疏远，这时更以为日本人来后，黄金荣年老，杜月笙离开，正是他独霸上海滩的好机会。因此他拒绝了杜月笙的邀请，仍留在上海，并伺机与日本人联系。
日本特务机关早看上了张啸林。还在淞沪激战开始时，张啸林正在浙江莫干山避暑，日本特务机关就派人潜往莫干山与张密谈，邀张出山当汉奸。
上海沦陷后，张即返上海，开始了他的汉奸活动。根据日本特务机关的指示，他率领众徒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让其亲家俞叶封主持，自己做后台老板，分派徒子徒孙到四乡为日军收购与供应急需的大米、棉花与煤炭等军用物资，为日本侵略效劳。在日方的支持下，张啸林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大发国难财，给中国的抗日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日本人很满意张啸林的效忠行动，1939年年底日伪策划建立伪浙江省政府时，准备让张啸林出任伪省政府主席。
张啸林的投日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与在香港的杜月笙的极大不安。他的活动与其能量会给重庆在上海英法租界内的最后据点造成致命的打击，同时杜月笙也害怕张啸林在上海的再起会使他有朝一日重返上海时，无立足之地。因此蒋介石批准戴笠的军统组织尽快设法暗杀张啸林。
杜月笙虽与张啸林是把兄弟，表面上江湖义气，明说不愿插手杀张之事，但实际上他对张啸林也十分忌恨与担忧。因此，杜月笙顾不得与张啸林有结拜之谊，暗中指使其徒弟与军统合作，潜赴上海伺机刺杀张啸林。
1938年年底，军统布置实施了一次在马路上暗杀张啸林的行动。军统人员根据侦察到的张啸林的活动规律，由军统上海特区行动股长、杜月笙的徒弟于松乔率领几个行动员，预伏在上海福煦路（今延安路）同孚路口。等到张啸林的私人小汽车开来遇到红灯时，特务们一拥而上，于松乔举枪向车内射击。张的车辆有保护功能，不但车身护有钢板，而且车窗也是防弹玻璃；张啸林的汽车司机十分机警，见有人行刺，立即猛踩油门，闯过红灯，疾驶而去。张啸林在车中已看清刺客乃是杜月笙的徒弟于松乔，认为这次暗杀必为杜月笙所指使，回到家中大骂杜一通，从此视杜为仇敌。同时张的防范更加严密，增雇保镖多人日夜在屋内外守卫，他本人则轻易不再出门。
1939年8月，戴笠指派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澍迅速暗杀张啸林。
1940年1月，张啸林的亲家、主持“新亚和平促进会”工作的俞叶封，邀请张啸林到更新舞台楼上包厢，观看京剧名角新艳秋的演出。军统上海特区得此情报，就派人潜入剧场包厢执行暗杀。谁知当日张啸林本允诺去看戏，因临时有事未去，又一次躲过暗杀。特务开枪击中俞叶封，送医院后不治身死。这件事使张啸林又恨又怕，整日藏匿于家中，并在住宅周围布置了大批武装警卫与保镖，还出高价招聘神枪手作为护卫。
张啸林的严密防范给军统的暗杀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陈恭澍等人多日苦思也拿不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正当他们一筹莫展之时，突然接到上海特区第二行动大队长赵圣的报告，说已在张啸林的家里布置了一条内线，准备伺机下手。这内线就是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
林怀部原来也是杜月笙的门徒，后秘密加入军统。抗战初期曾退安徽，后被军统局调到上海从事敌后秘密工作。林武艺高强，枪法极准。当张啸林因屡遭暗杀，设法寻觅神枪手担任自己保镖时，军统人员见有机可乘，就通过杜月笙留在上海的管家万墨林，说动张啸林的汽车司机，介绍林怀部进入张家当上了保镖。
林怀部到张家后，几次想下手刺杀，都未有机会。到了1940年8月13日夜，张啸林到上海“六三花园”参加日伪的一次重要会议，林怀部很想随张同去，乘机诛杀。但张啸林仅带一、二亲信前往，将林怀部留在家中看守。第二天，即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托病请假，准备出去与军统人员商议下手之策，但张啸林当时脾气不好，非但不准假，反将林大骂一顿，要收回林的手枪赶他走。正在这时，张啸林的朋友、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鸿来访，张就请吴同去三楼议事。林怀部见自己将被赶出张门，今后将难有机会下手，就当机立断，他故意与张啸林的汽车司机大吵大闹，声音传到楼上，张啸林闻之大怒，从楼上把头伸到窗外，厉声责骂林怀部。林怀部早就做好准备，见张啸林探头在窗外，随手挥枪射去两发子弹，均击中张啸林的头部，张立即倒地毙命。但林怀部犹恐张未死，又持枪冲上楼，对倒在血泊中的张啸林又补上一枪，还随手一枪打死了在一旁吓得呆若木鸡的吴鸿。
枪声惊动了四周，张家的保镖与赶来的巡捕，将张宅团团包围。林怀部见不能脱身，即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准备自杀，因弹尽未成，遂被捕。后被法租界判刑15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25]重庆军统局本部为表彰上海特区制裁张啸林之功，特发给奖金1万元。但林怀部身在狱中，并未得分文。
杜月笙在香港听到张啸林被刺死之讯，尽管内心十分高兴，但表面上却说：“张先生要当汉奸，他之死当然是罪有应得的。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军统派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老拜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
自责也罢，开脱也罢，张啸林死了，对重庆和杜月笙都是好消息，在国家大义上来说也是件好事，它又一次震慑了上海滩上的投日卖国分子。
然而，在日本方面来看，面对中国特工在上海依仗人地两熟的优势，抗日锄奸活动“猖獗”，使日方的政治军事谋略计划一再受挫，于是，为了改变“拳头打跳蚤”的劣势，他们决定要在隐蔽战线上也采取“以华制华”的方法，扶植利用中国汉奸特务来应付中统与军统的挑战。于是76号汉奸特务组织应运而生。
76号特务机构组建于上海，是与抗战爆发后上海的社会环境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部分裂分不开的。因为“八一三”淞沪抗日战役在此打响，使日本改变了侵华战略路线，决定要攻占南京，以图彻底打垮国民政府。后见一时不能得手，便暗中又施行“以华制华”的政策，开始扶植利用汉奸来瓦解中国政府，包括组建伪上海市政府、“维新政府”及后来的汪伪政权，及其汉奸特务机构，为侵华战争效力。而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改组，在某一方面造成了其内部的分裂，一些失意的特务被日本诱惑“下水”，成为汉奸特务，国民党特务从事抗日锄奸活动，使日方急于组建汉奸特务机构来对付重庆，这些内外因素作用的结果，便催生出了汪伪76号特务组织这个历史的毒瘤。
第三节 汉奸特务乱世登场
汉奸是有史以来中国历史上最丑恶的名词之一，其通常被定性为卖国求荣的另类，是中华民族败类的典型。
对于一个具有注重人生大义与气节品格传统美德，以及有着无数舍身救国杀身成仁英雄历史的民族来说，对于汉奸败类的鄙视、唾弃与惩罚，已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与传统。千百年来，尽管改朝换代战争绵延，各种社会矛盾民族争端复杂演变，但在面对外族入侵时，在是反抗侵略还是妥协投降的原则立场上，是非曲直的判定，从来都是标准鲜明的。于是，便有了对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的世代颂扬，也有了对秦桧、石敬瑭、吴三桂等卖国汉奸的千古唾弃。
正如每次历史变革与对外战争发生时一样，在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神圣抗战中，也有一部分民族败类与动摇分子，扮演了丑恶的卖国角色，充当了不齿于国人的汉奸。这些卖国求荣的异类，在其“落水为奸”之前，其出身、地位、学识修养与行为各有不同，但究其不顾民族大义自毁个人前途走上歧路之原因，有一点是具有共性的，这就是个人主义的极端化、追逐私利意识的最大化与思想行为的失控。在利益熏心的诱惑下，他们才敢冒历史之大不韪，与民族的敌人合作，干卖国的勾当，同时也毁掉了自身的名誉与未来。
或许，有人不禁会问：这些当汉奸的人，他们脑子进水了吗？是否有智商问题？难道他们不懂得民族大义吗？不知道投敌的后果吗？为何要冒葬送自己一切的风险而一意孤行？要回答这个问题，绝非寥寥数语而能蔽之，必须进行深入的考量与研究。
简单地说，就人性的广义而言，客观上是存在着善恶两方面的特质的。所谓“性相近而习相远”，就是说人格的修养是要通过后天的学习、自省、自律而不断成长修炼，达到扬善抑恶趋于完善的境界，使人生价值得以正面体现。倘若放弃从善的追求，甚至“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放纵膨胀的私欲，不顾正义良知，无限放大了人性中“恶”的因素，就必然走向了歧途，最终只能是穷途末路。抗战中的汉奸就是这样一种类群之人。
即使按照旧时“四维八德”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汉奸们也是一群“道德缺失者”。“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千年以来中国社会通行的人格道德要求，出自儒学人文传统，绵延数千载。汉奸行为对于“明礼仪”“知廉耻”而言是完全相悖的；或许这些投敌卖国之流也曾饱读诗书，也有对父母的“孝”及对妻妾儿女的“爱”，但却毫无对国家民族的“忠”和对民众的“仁”，所以，可以说，汉奸们确实是一群“道德严重缺失者”，从这一角度看，或许我们就可加深对他们人生观、世界观的认知。
其实，这些人在“落水”之前，他们何尝不知卖国投敌的下场？何尝不知一旦走上这条歧途便是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但是，他们往往总是怀着一种赌徒的侥幸心理，在种种外部因素与个人历史因素的驱动下，自愿地“落水为奸”。
在汪伪群奸之中，以76号特务机构里的汉奸们最为穷凶极恶，汉奸的特性最为明显，可称为“汉奸中的汉奸”。
本来，特务就是一种另类的职业。“特务”一词，乃为“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勤务”等类词语之概括与缩写，其本身在字面上并不具有贬义，但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特务组织以其服务与服从于专制统治的特征，无限制地扩大与强化了它的超越国家法律约束的权力，而其施虐对象除了政治上反对者外，也曾大量和经常性地祸及普通的民众，成为集恐怖、凶残为一体的黑暗势力的典型，因而为人们所痛恨与不齿。“特务”一词由此便打上了深深的耻辱印记，其含意也由“指事”扩展到“指人”，被指斥为“特务”者，遂为独裁者统治机构中最为顽固反动而凶残的打手与鹰犬。而汪伪政权，其本身就是一个日本扶植的汉奸傀儡，被人民所唾弃，处于“举国共讨之”被动局面中。其“生存环境”恶劣，更需要倚靠“非常手段”来维持，因此，对特务政治与手段，更加倚重，特务组织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就更加猖狂嚣张。
历来特务组织及特务政治的发达，依赖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外因方面正所谓是“乱世出枭雄”，统治者面对纷纭时局与众多对手，急欲借助非正常的组织与手段来收集各方面资讯，并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来打击政敌，以高效地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是一般正常的民主社会政体下不需要和不可能的。在内因方面，则是出于统治集团主要是最高统治者的独裁与暴力统治思想，以及对暴力强权执政的笃信。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哪怕他是一个封建皇帝，只要他有一点开明思想，懂得民众能够“载舟覆舟”的道理，他都不会感兴趣并乞灵于特务统治，只有行将没落的统治者，才会热衷于使用这种人类社会最黑暗的统治手段并将之奉若神明。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它刚刚从封建专制的时代脱胎出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封建统治的痕迹，又因为在这二三十年间，中国遭遇了严重的内忧与外患，各种内外矛盾尖锐复杂，因此，历任统治者大多要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夺取及巩固政权，特务政治因此而能在民国时期畅行一时。
民国特务政治及其组织之开始，源于袁世凯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到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急剧的发展，造成了较严重的历史后果。蒋介石手创了“中统”与“军统”两大特务组织，以为其维持与巩固统治的利器，适逢抗日战争爆发，便借对外战争之名，干脆将两大特务组织公开化。但他没有想到，“中统”与“军统”横行多年内部矛盾厮杀的结果，却催生了第三种特务组织，这就是后来的汪精卫伪政权的76号特工组织，76号与“中统”与“军统”本是“同根所生”，其人员大部分都是“两统”的人员，因各种原因，失意、受压、被排挤，失去了前途与希望，转而投靠日本及汪精卫，与重庆国民党政权为敌，成为“中统”与“军统”最直接的对手。
正因为“出自一家”，76号特务们对“中统”与“军统”的组织人事与活动方式最为熟悉了解，当他们在上海滩上厮杀成一团时，最后吃大亏的往往是“两统”组织。在正对要害的重击与有效的劝诱瓦解之下，“两统”在沦陷区各地的许多地下组织都被“连锅端掉”，汪伪“76号”在抗战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帮助日本侵略者镇压抗日力量，推行掠夺与奴化统治，犯下了许多出卖国家民族的罪行，他们及其归属的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危害国家民族方面，做到了日本侵略者做不到的事，确属罪大恶极，而76号特务们则是其中最凶恶的一群。
然而，“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这句话恰恰点明了特务政治的特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腐朽的政权是能够依靠特务统治来挽救其败运的。统治者企望于恐怖暴力与屠杀的效用只能是饮鸩止渴，其结果或可使之苟延于一时，但暴虐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其赖以生存的民心基础，使之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推行特务统治是制造人民与统治当局相对立的最有效而迅速的手段，是把民众推向绝境而使之不得不奋起反抗的“催化剂”，此乃所谓物极必反，道理即出于此。
从世界大局而言，日本发动不义的侵略战争，最后不免难逃失败，汪伪政权作为侵略者的附庸，其命运也不得善终，76号特务组织，尽管凶残一时，最后必将随之灭亡。所以，不论是与“两统”的厮杀还是对其他抗日力量的斗争，76号特务组织在抗战力量的打击下最终必然归于失败与灭亡。
多行不义必自毙，76号特务们最终没有逃出历史与人民的惩罚！
注释：
[1]这一时期英国在华投资的72％，美国在华资产的64％都集中于上海。国民政府认为在上海开战必将导致英美出面干预，达成停战结果。
[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页。
[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6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淞沪会战张发奎文电》。8月12日张发奎给蒋介石、何应钦发电称：“文白兄方面，似已决心主动。”何在来电上批复：“可。已令保安队即开淞江，归张文白指导共同作战。”
[4]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陈诚私人回忆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8页。
[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卷，第二分册，第56页。
[7]王禹廷专访陈立夫先生《中国调统机构之创始及其经过》“细说中统军统”代序，载徐恩曾等著《细说中统军统》（台）传记文学社印行，第9页。
[8]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载全国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0页。
[9]《戴笠自述》，载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93页。
[10]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11]〔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团结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236页。
[12]文强：《中日高级特工八一三大较量》，载《日本特务在中国》，团结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264～284页。
[13]文强：《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浴血山河：也看国民革命军将士“亮剑”之血性和气魄比比皆是》，摘自中国黄埔军校网。
[14]（台）陈恭澍：《英雄无名》第四部《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载传记文学丛刊，1986年7月版，第95页。
[15]（台）“国防部”情报局编印：《忠义救国军志》，台北，1962年6月出版，第11页；另参见费云文：《戴雨农与忠义救国军》，《中外杂志》第13卷第6期。
[16]（台）“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979年10月初版，第73页。
[17]（台）张霈芝：《戴笠与抗战》，台北“国史馆”1999年初版，第183～184页。
[18]李直峰：《吴佩孚死因新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上海文史》，1995年第二期。
[19]同上。
[20]此节参考经盛鸿：《民国暗杀要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325页。
[21]有关吴佩孚通敌内幕及其死因考证的具体内容，请参见马振犊《吴佩孚盖棺不能论定》，载《史学月刊》1997年第三期，第68页。
[22]《阻止吴佩孚出任傀儡工作经过报告》，（台）“国史馆”藏档，典藏号：001016052009005a。
[23]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改隶汪伪行政院直属，改悬“和平建国旗”。10月11日，傅筱庵遇刺身亡，暂由苏锡文代行市长职务。11月20日，汪伪政府任命陈公博以“立法院长”兼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后陈公博又兼任“上海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主任委员”“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上海分会主任委员”等职。从1941年1月1日到5月31日，又改称“上海市政府”。1945年1月15日，由周佛海任“市长”，兼“上海警察局长”“上海保安司令”。8月，日本投降，伪上海市政府随汪伪政权一起垮台。
[24]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9页。
[25]以上两节参考（台）陈恭澍《英雄无名》第三部《北国锄奸》，载传记文学丛刊等多方资料内容综合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