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仍然是皇帝，安全迅速回归平民生活的希望破灭了。我开始对自己说，奥古斯都以前时不时在讲话中说，很快就恢复共和制，他其实并没有说谎；我伯父提贝里乌斯以前总说要逊位，我甚至也不像当时那么怀疑他的诚信了。是的，如果一个平头百姓坚定地信仰共和主义，他大可以发牢骚：“怎么，选个天下太平的时候逊位、将政权交给元老院，还有比这更容易的事情吗？”他这么说一点都不难。只有这平头百姓自己当了皇帝，才能明白其中的难处。问题就在于“天下太平的时候”这句话：从来就没有天下太平的时候，总是存在各种干扰因素。有人很诚恳地说：“也许再过半年，也许是一年。”可是半年过去了，一年也过去了，尽管有些干扰因素成功地得到了解决，可是肯定会有新的冒出来填补他们的空缺。我本来决定，将提贝里乌斯和卡里古拉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干净，同时把元老院当作一个有责任心的、有立法权的群体来对待，以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尊——人有了自尊才会有自由——这些都实现以后，我便立刻把政权交出去。可是元老院的这些人却不配得到我更多的尊重。我让最适合的精英们成了元老院的成员，可是取悦皇帝的奴性传统却难以打破。他们不相信我的好性子：要是我自然友善地对待他们，他们便无礼地用手捂着嘴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要是我突然间对他们大发脾气——我有时候会这样——他们就会立刻安静下来，浑身颤抖，就像那些让脾气随和的老师忍无可忍的淘气男学生。不，我还没有放弃。理论上来说，我感到惭愧至极——我竟然不得不处死一场失败的反君主叛乱的领导者；可是实际上，我还能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仔细思量了很久。柏拉图是不是曾经写过，任何人为自己掌权找到的唯一正当理由就是，这样可以避免被才能不如自己的人统治？这话说得有理。但我担心的事情恰恰与此相反——如果我退了位，就会有才能胜过我（不过我自认为不会有人比我更勤奋）的人继位——比如莱茵地区的加尔巴或是盖比尼乌斯，这样君主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共和制也就永远恢复不了了。无论如何，天下太平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还得继续工作。
叛乱本身和它所导致的后果妨碍了我的公务，我的进度落后了两个月。为了争取时间，我废除了好几个无甚必要的公众假期。新年（公元43年）到来之际，我第三度担任执政官，维特里乌斯是我的搭档，不过两个月后我就辞职让位给了阿西阿提库斯。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进行了不列颠远征。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写几件家务事。现在我的女儿安东尼娅要嫁给小庞培了，他是个很能干的小伙子，显然也很愿意助我一臂之力。不过，我并没有以他们的婚礼为由让公众大肆庆祝——我只是悄悄地在家里庆祝了一下。我不希望人家以为，我把自己的女婿也当作皇室家族的一员。事实上，我甚至不愿意把自己的家庭看作皇室家族，我们并不是东方的王朝，我们是朱利亚-克劳狄家族，和科涅利亚、卡米拉、塞维乌斯、优尼乌斯以及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家族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我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儿子比其他出身高贵的孩子得到更高的荣誉。元老院请求我准许用公费举办比赛来为他庆贺生日，我没有同意。可是，一等法官们主动自掏腰包为他庆祝了一岁生日，场面非常壮观，宴会也很盛大；接着人们纷纷效仿他们的这种做法。我要是不感谢一下他们对我的这一片好心，未免有失礼数，于是便举行了比赛，这让梅萨丽娜很是开心。而我为小庞培做的只是允许他第一次成为地方行政官的候选人，这比通常的时间提前了五年，并且在拉丁节日的时候让他担任罗马监察官。小庞培是伟大庞培的后代，他的外祖母是庞培的嗣女，他从外祖母那里继承了庞培家族的面具和雕像，因而可以使用这个姓氏。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么多代以后将恺撒的名字和庞培的名字连在一起。近一百年前，尤利乌斯·恺撒主动提出要将我的外祖母屋大维娅嫁给伟大庞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还和尤利乌斯吵了嘴。后来，她嫁给了马克·安东尼，成了我女儿安东尼娅的外曾祖母，而我现在却将安东尼娅嫁给庞培的玄外孙。
尽管我厉行节约，国家的财政却依然很困难。世界各地的粮食收成还是不好，我只得投入一大笔钱到很远的地方去买高价粮。在其他节约措施中，我要求最受卡里古拉喜爱的那些人——车手、演员等——将政府的收入还回来。卡里古拉曾经批准永远给他们发放年金，我并不知道这些年金还在发，因为卡里斯图斯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事。恐怕是领年金的人收买了他，叫他替他们隐瞒。
我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自从奥古斯都的时代以来，国库就不再由寻常的国库官员掌管——他们都是最低等的法官——转而由一等法官掌管。可是实际上，这些一等法官虽然既是财政收入的接收人，也是支出人，他们所做的却只不过是按照皇帝的指示把款项收进来或是支出去而已，国库所有的账目都由皇帝的自由民来记录。我决定把国库的管理权交还给原先那些国库官员，他们如今都在别的地方工作——伦巴第的地方政府、欧斯提亚港口的收费处等诸如此类的地方，并且让他们有机会全面了解国家的财力状况；这样等政权从君主制转变成共和制的时候，国家就不会出乱子了。目前，国库的账目全都由卡里斯图斯和他的办事员们在管理，只有我一个人审核。不过，我并不希望这些官员中有人利用职务之便来贪污公款——很遗憾，信任自由民的确比信任有身份的人要容易。所以，只有那些在任时愿意自己掏钱举办公共比赛的人才够格担任这一职务；我的主张是，穷人比富人更有可能贪污公款。我所选中的年轻人在上任以前，必须花整整一年的时间天天到新皇宫里来学习国库的日常工作。他们上任时，每个人会被分配到国库的一个部门，都在我的管辖之下——当然还是由卡里斯图斯来代表，会有一个自由民——该部门的首席办事员担任他的顾问和文书。这个计划进展得很好。自由民和官员们互相监督。我对卡里斯图斯下令说，部门之间那些暗号一样的通信必须就此打住，用正确的拉丁文或是希腊文的普通写法来代替，得让新官员们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事。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尽力向所有的地方行政官和总督们灌输高度的责任感。比如，每年都会抽签决定新的一年由哪些议员来管理行省（我指的是国内的行省，至于边疆的行省，那都是由我以总司令的身份亲自任命军事总督），我坚决不许这些议员滞留在罗马。往年他们一般都要等到六七月份天气适宜航海的时候才会走，我却让他们四月中旬就必须上路。
我和梅萨丽娜对公民名单进行了全面审核，有好多不配成为罗马公民的人都将自己的名字安插到了名单上。我把这事主要交给她去办，她去掉了几千个人，却加上了几万个人。我并没有反对名单的增补。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人享有的优势比自由民、外省人和外国人要大得多，只要别把罗马公民变成一个太过包容或是太过排外的公会就行了，不过，保持罗马公民与整个罗马帝国全体人数的适当比例——比如说，每六七个人当中有一个罗马公民——对于世界政局的稳定有很大影响。我只是坚决要求，新公民们必须拥有资产，家世清白，声誉良好，会说拉丁语，要充分了解罗马的法律、宗教和道德，无论穿着还是举止都应当令自己配得上这份荣耀。申请人只要符合必要的资格，再由名声好的议员做担保，我都批准他们成为罗马公民。不过，我希望他们向国库赠送与自己拥有的财富相称的礼品，因为今后他们会在各个方面都受惠良多。如果找不到担保人，人们就会通过我的文书间接地向我提出申请，梅萨丽娜便会对他们的身世进行调查。凡是她推荐的人，我总是问也不问就加到名单上。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她利用自己和我的关系向申请者们收取很多费用，还有我临时调去做这项工作的自由民——特别是安法乌斯和波里比乌斯——也从中捞了大笔钱财。很多为申请成为罗马公民的人做担保的议员听到了这个风声，便开始暗地里（据说是这样）收起钱来，有些甚至通过代理人小心地做广告说，他们对顾客的收费比干这一行的其他议员都要合理。可当时我却对这事一无所知。我推测他们以为我是把梅萨丽娜当成代理人，自己也从中得了好处，所以会对他们的勾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承认，我确实知道自己的很多文书从请求人那里收受礼金。有一天，我跟他们谈起了这事。我说道：“我允许你们收礼，但我不许你们伸手去要。你们不要误会，我并不是暗示你们可以收受贿赂，然后伪造文件或是做出其他的不正当行为，不过我认为，你既然花了时间和精力去给人家帮忙，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优先办了他们的事，那为什么不应该得到报酬呢？要是同时有一百份申请表都是想要同一个恩惠，候选人的条件又不分伯仲，可是只有十个人的申请能够获得批准——那么，如果你们不选其中最懂感恩的十个，我一定会认为你们是傻瓜。我忠实的朋友与盟友希罗德·阿格里帕国王最喜欢引用一句犹太谚语了——其实不如说是一条犹太律法，如今已经是众所周知——‘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这没什么不合适，也很公平。但是，我不希望有人下流地讨价还价或是将好处和优先权拿出来竞价拍卖；如果我发现，我的哪一头牛注意的是多抢几口粮食而不是把谷粒踹出来，我就会把它从打谷场直接拉到屠宰场里去。”
我的禁卫军新任司令名叫朱斯图斯；我曾将禁卫军的其他上校们召集到一起，叫他们在自己当中提名一个人来担任这一职务，尽管我除了朱斯图斯另有所好，却还是接受了他们的选择。朱斯图斯只是一介武夫，但太过喜欢干涉政事；比如说，有一天他来见我，向我报告说，有些新近被我批准成为罗马公民的人并没有采用我的名字以示忠诚，也没有修改遗嘱将我作为受益人以示感恩。他已经将这些不知感恩、不忠不义的人都列在了名单上，问我是否希望罗织罪名诬告他们。我问他，他招来的新兵是不是都要冠上他的名字，再将遗嘱的受益人改成他，这下他没话说了。朱斯图斯不辞辛劳地将这事向我报告，可是无论他还是旁人都没有告诉我，梅萨丽娜不仅仅自己把公民权拿来买卖，还鼓励其他人这样做；更可耻的是，她还利用自己对我在选择地方行政官、总督和军队司令时的影响力，收受了巨额钱财。有时候，她不光收钱——我不妨这就告诉你们——还要人家跟她睡觉，算是买卖成交的标志。其中最无耻的就是，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也扯了进来；她对他们说，我看不起她的美貌，于是抛弃了她，但是我允许她想找谁睡觉就找谁，条件是她说服他们花高价买下我让她替我卖掉的这些官职！不过，当时我对这些统统一无所知，还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的正直会赢得全国百姓的爱戴与感激。
在我自信又无知的时候，做了一件尤其愚蠢的事情：我听信了梅萨丽娜关于垄断经营的建议。你们一定记得，她有多聪明，而我有多迟钝，所以我非常依赖她，对她几乎言听计从。有一天，她对我说：“克劳狄乌斯，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如果用法律禁止商业对手之间的竞争，那么罗马帝国就会繁荣得多。”
“亲爱的，你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我来打个比方解释给你听。假设在咱们的政府体系中没有部门之分，这里的每一位文书想调去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只要他自己认为合适就行。有天早晨，卡里斯图斯跑进你的书房对你说：‘我先到的这儿，今天早上我想做那尔齐苏斯的文书工作。’晚到片刻的那尔齐苏斯发现自己的位子被卡里斯图斯给占了，便冲进菲利克斯的房间——刚好比菲利克斯早了一步——开始处理起菲利克斯昨晚没有写完的外事文件。这很荒唐，对吧？”
“非常荒唐。可是我不明白，这跟商人有什么关系？”
“我来告诉你。商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不会一直只做一种生意，也不会让他们的对手只做一种生意。他们对服务社会毫无兴趣，只想找到赚钱最轻松的法子。一个商人也许起初继承的是进口葡萄酒的生意，他认真地经营了一阵子，然后忽然间就卖起油来，比他隔壁的老牌商店卖得还要便宜；没准他会逼得这家商店倒闭或者干脆把它买下来，接着他可能会涉足服装生意或是奴隶生意，要么整垮竞争对手，要么整垮他自己。商场永远如战场，平民大众深受其害，就像战时的平民一样。”
“你真的这么想吗？当一个商人与另一个商人压价竞争或是破产时，老百姓们常常能买到非常便宜的东西。”
“那你也可以说，打仗时平民有时候也能从战场上捡到好东西呢——金属碎片啦、兽皮啦、死马的马蹄铁啦，从坏掉的马车上捡到的完好部分足够拼成一辆好马车了。这些意外收获跟他们那烧毁的农庄和踩坏的庄稼可没法相提并论。”
“商人们有这么坏吗？我以前一直觉得，他们不过就是对国家有用处的仆人罢了。”
“他们可以有用处，也应该有用处。可是他们不肯合作，互相嫉妒，疯狂竞争，反而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比如说吧，有传闻说，有人会需要弗里吉亚的彩色大理石或是叙利亚的丝绸、阿非利加的象牙、印度的胡椒；为了不错过机会，他们便像疯狗一样抢起生意来。他们不再继续做自己的普通行当，而是让自己的船飞速驶向新的财富中心，命令船长们不惜一切代价把大理石、胡椒、丝绸或是象牙买回来，越多越好。这样一来，外国人当然会涨价。商人们花大价钱买了两百船胡椒或是丝绸运回来，可是实际上只需要二十船，其余那一百八十艘船本来可以派上更大的用场，引进人们需要的其他东西，价格也会很公道。显而易见，应当对贸易施行集中控制，就像控制军队、法庭、宗教和其他受到控制的东西一样。”
我问她如果我给她机会的话，她会怎么控制贸易。
“嗯，这太容易了，”她答道，“我会批准垄断经营。”
“卡里古拉就批准垄断经营，”我说道，“结果物价飞涨。”
“他那是把专卖权卖给出价高的人，物价当然会涨。我不会这么做。我的垄断经营不会像卡里古拉的范围那么广。他三文不值两文地把全世界的贸易权都卖给了一个人！我会简单地估算一下，在正常情况下，某种商品一年的需求量有多少，然后免费将今后两年这种商品的贸易权分配给一家或是几家商行。比如说，我会批准这家商行拥有塞浦路斯葡萄酒的独家进口销售权，批准那家商行拥有埃及玻璃的独家进口销售权；再把波罗的海琥珀、提尔紫、不列颠珐琅的经营权交给别的商行。像这样对贸易进行控制，就不会有竞争了，外国的原材料生产者和商人也就没法涨价了；‘要么接受，要么拉倒’，商人们会这么说，因为价格是他自己说了算。那些地位不够高、没法获得垄断经营权的商人要不就跟有经营权的商人达成协议——要是后者觉得生意太多管不过来的话，要不就只能去另觅新行当、新生意了。如果用了我的法子，一切都会变得有条有理，我们会有充足的供给，罗马帝国还能收到比以前更多的港口费用。”
我也认为这个计划听起来非常合理；而且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将大量船只和商人解放出来从事粮食贸易。于是我立刻授权允许她批准一大批垄断经营权，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聪明的女人之所以要把我拉拢到她的诡计里面，只是因为她想着能从商人那里收到巨额贿赂。六个月之后，竞争从垄断行业里消失了，既包括必需品也包括奢侈品，结果物价涨得都不像话了——商人们要从顾客那里把他们向梅萨丽娜行贿的钱收回来——罗马自从冬季饥荒以来还从没有这么不太平过。人群总是在街上朝我大喊大叫，我无计可施，只得叫人在战神广场立起一个大台子，然后我站到台子上，在一位大嗓门的禁卫军上尉的帮助下，把受影响的商品今后一年的价格给定下来。只要我能得到准确的数字，我都是以此前十二个月的价格为基础来定价的；这样一来，所有的垄断经营者当然都跑到皇宫里来，恳求我根据他们的特殊情况修改我定下的价格，说什么他们都很穷、眼看一大家子就要饿得去讨饭了等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我对他们说，如果按照目前的定价，他们没法让自己经营的垄断生意赚钱，他们可以退出，让给更会做生意的其他商人；然后我警告他们，在我还没有控告他们“对国家发动战争”并且把他们从卡皮托利尼山崖上扔下去之前马上出去。他们没有再提出异议，却将他们的货品从市场上全部撤下，企图以此来打击我。不过，我只要一听到有人抱怨说某种商品——像是马其顿的腌鱼或是克里特的药物——运到城里的数量不够，我就会再增加一个商行，跟已经共同拥有这种商品垄断经营权的商行一同经营。
我一直非常留意罗马的粮食供应，命令替我管理意大利产业的管家将罗马附近的土地尽量都用来种植蔬菜供应给罗马市场，特别是卷心菜、洋葱、莴苣、菊苣、韭葱、泽芹和其他的冬季蔬菜。我的医生色诺芬对我说，冬天时罗马的贫民区常常会突然暴发疾病，主要就是因为缺少绿色蔬菜。我希望种植的蔬菜足够供应，每天天亮前就运到城里，尽可能用最低价出售。我还鼓励人们养猪、养鸡和养牛；一两年以后，我从元老院为罗马城里卖猪肉的和开酒馆的争取到了专享的特权。对于这些许可，元老院里有一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这些议员自己在乡下都有庄园，吃喝不愁，所以对于百姓们吃什么喝什么毫不关心。阿西阿提库斯说道：“对做工的人来说，凉水、面包、豆子、豆粥和卷心菜就好得很了。干吗要用酒肉来纵容他们？”我对阿西阿提库斯的话表示反对，认为他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问他究竟是爱喝凉水还是开俄斯岛的美酒，爱吃卷心菜还是烤鹿肉。他回答说自己从小就吃惯了美味佳肴，因而觉得不太可能转而去吃粗茶淡饭，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更能吃苦，所以不应该鼓励穷人去吃喝超越他们身份地位的东西。
“大人们，我恳求你们告诉我，”我抗议道，气得浑身发抖，“要是连时不时吃点肉都做不到，谁还能活得有自尊呢？”元老院似乎认为这话很好笑。可我不这么想。讨论快要结束时，我说到酒馆老板的话题，他们又笑了。“他们需要鼓励，”我说道，“过去五年来，酒馆的数量急剧减少，我指的是老老实实用罐子和酒瓶卖酒的地方，不是我已经关掉的那些肮脏场所，他们既卖熟肉也卖酒——那都是什么酒啊！难喝得要死，多数都搀了铅盐——还同时兼做妓院，里面满是得了病的女人，各种春宫图把墙都弄脏了。哎，五年前我住在帕拉廷山的时候，我家周围方圆四分之一里的范围之内起码就有十五家——不对，我在说什么呀？起码有二十五家酒馆，都是可以拿着罐子和酒瓶去打酒的，可现在最多只有三四家了。他们卖的可是好酒。当初有‘扁酒瓶’、‘酒神’、‘老兵’、‘两兄弟’，还有‘阿格里帕的荣耀’和‘天鹅’（‘天鹅’还在营业，不过其他的都没有了——‘两兄弟’家卖的酒最好），还有‘博西斯和腓力门’也不在了，那可真是个让人愉快的好地方。‘紫杉树’也是这样——我喜欢老‘紫杉’……”
他们别提多笑话我了！这些人自己家里都有酒窖，恐怕这辈子都没到酒馆里去打过酒。我愤怒地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安静了下来。我说道：“你们也许还记得，五年前，因为我侄子——先帝——的反复无常，我破产了，被迫靠着朋友的救济过活——顺便说一句，你们这些人一个也不在其中——那些都是真正的朋友，像是几个知恩图报的自由民、一个妓女和一两个老奴隶。我的酒窖和房子一起被拿去公开拍卖了，所以我才会到这些酒馆里去买酒。即使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也只能住得起几个房间而已。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希望，如果你们当中有谁碰巧成了皇帝喜怒无常的牺牲品，发现自己一贫如洗，你们也许就会想起这次讨论了，会后悔自己没有投票赞成保证向城里适量供应鲜肉以及保留老‘天鹅’、‘花冠’和‘黑狗’这样诚实经营的酒馆，他们虽然还在营业，但是如果你们不做些什么的话，恐怕他们也长久不了。让凉水和豆粥见鬼去吧！大人们，在我讲完话以前——或是以后——如果再让我看见你们脸上出现笑容，我就会把这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有意侮辱。”
我是真的生气了，气得直抖，我看见他们脸上逐渐悄悄露出了怕死的表情。他们通过了我的动议，一张反对票都没有。
这次成功给我带来了短暂的喜悦，可是过后我又打心底里觉得惭愧，于是为我的坏脾气向他们道歉，结果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他们认为我道歉是软弱和胆怯的表现。现在，我要说个清楚，我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皇权对元老院进行过恐吓威逼，因为这些和我最最珍视的原则——平等、公正与人的自尊——背道而驰。我当时只是被阿西阿提库斯和其他那些没心没肺的有钱人给激怒了，他们竟然把自己的同胞看得一文不值。我并不是在威胁他们，我那只是劝诫而已。可是后来，我的敌人却抓住那些话来攻击我，尽管我为此道了歉，还写了下面这封信在罗马城里让人们传看：
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尔曼尼库斯，皇帝，最高祭司、护民官、三度当选的执政官，向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致意。
我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个缺点，这也许让我比你们还要难过，因为人对自身因素造成的麻烦总会备感伤心，跟遇到由外界因素带来的问题时很不一样，尤其当那外因强大到人几乎或者完全无法掌控的时候——像是闪电、疾病、冰雹或是法官的严惩。我指的是，自从我当初接过治国的重任以来，我变得越来越容易突然大发雷霆，而这重任却是你们违背我的意愿加诸在我身上的。比如说，有一回我叫人送信给欧斯提亚的公民说，我要去他们的新港口视察挖掘工作的进度，我会顺着台伯河航行，大约中午可以到达，要是他们对那儿工人大军的行为有什么不满或是想要请愿，我会很乐意倾听；可是等我到达欧斯提亚时，没有一艘船出来迎接我，城里的官员们也没有在码头上等候。我大为光火，派人把城里的头面人物都请了来——包括行政长官和港务长——然后用最最激烈的言辞问他们，为什么我在他们眼里变得如此可鄙、如此无用，我上岸时不仅连个等着替我把帆船拴到码头上的水手都没有，而且我估计他们还想找我收进港的费用，欧斯提亚的人可真是忘恩负义，竟然对着自己的衣食父母大吼大叫、厉声责骂，最客气的也不过就是冷漠无情地不闻不问。可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很简单的解释：他们压根就没有收到我的信。他们道了歉，我也道了歉，我们又是好朋友了，谁都没有耿耿于怀。可是我的愤怒让我比他们更痛苦，因为我朝他们大声嚷嚷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而我事后却很惭愧自己冒犯了他们。
所以，我承认自己很容易像这样发火，但是我请求你们与我一起来包容。我从来都气不了多久，也几乎不会造成伤害，我的医生色诺芬说这是因为我过度劳累了，我失眠也是因为这个。近来我总是睡到午夜就醒，远处乡下马车运货进城的隆隆声吵得我一直到天亮都睡不着，只有运气好的时候才能抓住时机再睡一小时。所以我吃过午饭以后在法庭上常常会昏昏欲睡。
我要承认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我很容易对人产生敌意，这就不是过度劳累或是身体不好引起的了，但是我确实可以说，时不时压倒我的那些敌对情绪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因为我无端厌恶某人的长相、举止，更不是因为嫉妒他的财富或才能。我之所以会对人有敌意，是因为那人曾经平白无故地伤害过我，而且到现在既没道歉，也没给过其他的补偿。比如说吧，我头一回上法庭——当时我刚即位不久——处理叛国罪的案子时，看见了一位放肆的法庭官员，正是曾经费尽心思讨好我侄子——先帝——的那一位，有一回我被人冤枉犯了伪造罪，他便来损我了。他指着我喊道：“谁都能看出来，他的脸上写满了有罪。干吗还要让诉讼拖延下去？恺撒，立刻就宣判吧。”我忘不了这些也不足为奇吧？我走进法庭时，他对我卑躬屈膝的，我对他大声说道：“我从你的脸上读到了有罪。立刻离开这个法庭，永远别再出现在罗马的任何一个法庭里！”
你们都知道贵族有句老话叫：Aquila non captat muscas。老鹰的灵魂很高贵，所以他不会去捉苍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不会追求蝇头小利，也不会特意去报复某个无故惹恼他的卑鄙小人。不过请容我引用这句话的升级版，是我那高贵的哥哥日尔曼尼库斯·恺撒许多年前说的：
“Captat non muscas aquila；at quaeque advolat ultro Faucibus augustis，musca proterva perit.”
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咱们就不会再有误解，而是能一直相亲相爱，就像咱们口里常常向对方说的那样。再见。
（那两行诗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老鹰不会去捉苍蝇，可要是有哪只放肆的苍蝇嗡嗡叫着主动飞进他那高贵的喉咙，这苍蝇就是自寻死路了。”）
这次暴动的借口是我处死了阿皮乌斯·希拉努斯，所以为了表示我对他的家人并无敌意，我安排他的长子——马库斯·希拉努斯，也是奥古斯都的玄孙，是他去世那一年出生的——四年后当上了执政官；我还答应阿皮乌斯的小儿子——卢修斯，他跟着父亲一道从西班牙来到皇宫里和我们同住——只要我的女儿屋大维娅一懂得订婚典礼是怎么回事，我就让他俩订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