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魁大会第二轮共有三十二人竞演，赛事便放在了夜间。
这些日子，无疑是文化艺术界的饕餮盛宴。金陵城内贩夫走卒云集，秦淮河畔文人墨客齐聚，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好一派歌舞升平、河清海晏的盛世光景。
秦淮河上一艘艘灯船渐次排开，丝竹声隐约可闻，舫舱间灯光摇曳处不乏放浪形骸的身影，令人遐思翩翩。
最热闹的自然是“寒烟阁”，数十步之外的夫子庙冷冷清清，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学宫里的学生自是不肯错过此等风雅盛事，哪里还静得下心读书写字？
东晋咸康三年，夫子庙始建，根据王导提议“治国以培育人材为重”，立太学于秦淮河南岸。当年只有学宫，并未建孔庙。
本朝景祐元年，孔庙就东晋学宫扩建而成，因祭奉孔夫子，故又称夫子庙。在学宫的前面建孔庙，目的是在于希望士子遵循先圣先贤之道。
十里秦淮水，波映花灯红。秦淮灯会可谓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三国东吴时期的建业城最先出现在岁时节庆、欢乐喜庆等重要场合张灯结彩的现象。如前方将士凯旋而归，朝野官民都会聚集在都城内外，用香花灯烛营造气氛，迎接他们的归来或劳军犒师。
早在南朝伊始，国都建康城就曾举办过元宵灯会。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家庭美满和天下太平，张灯结彩的景况，开始从深宫禁苑、宗教场所走向民间大众，“灯火满市井”的场景颇为壮观。对此，梁简文帝萧纲、陈后主等都曾用生动的诗歌，描绘了南朝利用灯彩来增添节日气氛的社会风尚。
隋以来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开始正式形成，元宵佳节张灯、观灯等活动开始蔚然成风，唐朝魏征的《隋书》中对金陵城张灯结彩的习俗有了详细描述。
唐代开始元宵节灯会正式成为民间习俗，其规模也得到迅速发展。张灯时间由元宵一夜扩充到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三夜，并取消这期间的宵禁。
到了本朝，元宵节张灯时间从正月十四一直延续到正月十八，累计五夜。
今年适逢花魁大会的举办，金陵城从初五日便开始悬挂花灯，到了十四日灯会正式开始，整座城便成了灯的海洋，各种各样的花灯挂满了大街小巷，人置身其中，恍若仙境。
如斯美景当前，秦淮河畔自有那落魄士子踯躅徘徊，望着灯船画舫咬牙切齿。
“呜呼悲哉，在夫子庙前举办这劳民伤财的花魁大会，实在是有辱我名教正气之风。”
“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哪，大圣先师若是……可恶之极……”
“走吧，眼不见为净……”
“走，某知道有一处小酒肆，一角酒只需三文钱，你我且去一醉方休……”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且去且去……”
对于这种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穷书生，旁人只是抛过去几个白眼，不屑地说：“亚圣有言：食色性也。好色乃人之本性，何错之有？假斯文，还一醉方休，是囊中羞涩上不了灯船吧。”
同行者附和：“穷酸秀才而已，故作清高罢了，还大圣仙师呢，啧啧，圣人才没有这等学生。”
另一边柳荫下，王棣等人面面相觑，皆是哑然失笑。
“食，色，性也”可非亚圣所言，而是告子的观点，原话是“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况且，“食，色，性也”这句话也非那人所理解的意思。
王桐忍不住笑道：“若是读书只知字面意思倒也简单了，人人都可成大儒。”
他望着王棣：“‘食色性也’，我是这么解读的：所谓饮食，等于民生问题；男女属于康乐问题，人生就离不开这两件事。”
王棣精解经义，外面的人不知道，王家人却是清楚的。
王末微微摇头，说道：“食，喜爱的意思；色，美好的意思，这句的意思应该是喜爱美好的东西，是本性使然。”
王未点头支持妹妹的观点：“对，美好的东西谁都喜欢。好色，是人之常情。”
众人说话时目光都望向王棣，希望得到他的认同。
“释解先贤语论，大抵是很难达成共识的，一千个观……哦，每个人解读的方向不同，理解的自然不一样。学术之争嘛，其实谈不上谁对谁错，能被更多人认同便可推行，但仍可以争辩。”王棣想了想，在自家人面前也没必要藏掖，慢慢的说道：“我是这么理解的——食，并不只代表吃东西，它是泛指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起居，是一种代称，属于物质上的；色，既不是代表喜欢漂亮的东西，更不是特指好色一类……当然，其实好色也算是喜欢漂亮事物的一种特例……色的原意应该是感官上的追求，人有五感六觉，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折射出人性中的喜怒哀乐，莫不过佛说五蕴色受想行识，亦为八苦之一。”
稍稍一顿，他顺手折了截柳枝把玩着：“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告子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于人来说，吃喝拉撒睡也好，喜怒哀乐也好，都是人的本性罢了，宽厚善良，同样是本性，而高尚正直却是需要后天的培养，无可厚非。”
末了，他轻轻地说道：“古书在意，无法说是古书所说。后人的解读可以有千万种，但一定不可曲解或过度追捧，否则便是误解了先贤本意。”
他说完这一番话，王桐几人皆是若有所思。
王棣的解读倒是与诸多释义相去仿佛，但却多了些新颖的东西，让人感觉这才是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
“荒谬，竟敢乱解经义，真真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自大之极……”几个人从岸边泊着的灯船走了出来，其中一人语气阴冷：“唐太宗令孔仲达并五十余位儒贤费三十余年编注《五经正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乃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和集大成之作。由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
这人便是与王棣有“一面之缘”的李之问，显然是缘份不够，怨气倒挺深。
“之问兄所言正是，孔颖达等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仰靠……”另一人接声叱道：“尔小小年纪妄解经义，大逆不道也。”
东汉末年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
隋唐建立以后，为了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
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
贞观十六年，此书编成，后流行开来，作为科举的案本。
“当年《五经正义》编成后，唐太宗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欲施行，但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撰文，驳正其失，至相讥诋。乃指出《五经正义》颇多繁杂，且有类似彼此互异、曲徇注文、杂引谶讳、甚至沿袭隋人旧说，不作甄别等问题。当时诸儒观之，虽服其精，亦称为允当，但毕竟颇有混乱之说，实难服众。因而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
王、李二家素不对付，王桐见是李之问横加责难，正所谓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本身对《五经正义》成书始末也较了解，当即出声反驳：“由此可见，就便是孔颖达这等大贤也是难以说服天下人。经义注解原本是一家之言，谁注释妥当便依谁的，何来狂妄自大、大逆不道之说。”
李之问大声说道：“《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读经书提供了方便。撰着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此书出，实乃我辈读书人之大幸。尔等安能质先贤之疑而冒天下之大不韪？”
王桐“哼”了声，正待反驳，王棣拍拍他肩，意兴阑珊的说：“无聊，咱们去寒烟阁。”
李之问冷笑道：“怎么，心虚了？也对，知道错了，就老老实实的走开。”
他见王棣不为所动，愈发的恼怒，怪声怪气地说道：“听说有人要为聂姑娘写新词助她夺魁，真是自不量力，滑天下之大稽啊。”
王棣停下脚步，静静的望着李之问，直看得对方心里发慌，才好整以暇的说：“要不，咱们赌上一赌？就赌聂姑娘能不能夺魁好了。君子不好黄白物，就赌的小些，一千两如何？”
李之问怔了证，一千两银子啊，可不是小数目，还“赌的小些”？
王棣侧了侧头：“怎么？心虚了？不敢？”
“好，赌就赌。”李之问一咬牙：“一千两，我赌聂胜琼夺不了花魁。”
废话，有周邦彦和秦少游，聂胜琼能夺魁才是怪事。
“好，痛快，一千两，我赌聂姑娘最终夺魁。”王棣笑吟吟的说：“谢谢哦，李大公子。”
看着王棣等人离去，李之问眼皮子跳了跳，低声骂了句“神经病”。
夜风中传来王棣的感叹：“想不到这个世界也有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