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吼班
我是1956年入的团，是在峨眉山的清音阁，团组织活动在那儿爬山，我就入团成了团员。说真话，我那个时候为了表现自己的“红”，做了很多对不起那些受委屈人的事。我主要就是跟到干吼嘛。三反、五反、打虎队、整风、反右，我就是啦啦队的，根本不晓得人家的痛苦。这是到了后头看了很多书，看了人家那些遭遇，我非常内疚。尽管无知，为了“红”，也当了“打手”的，但是我没打过人，就跟到浑吼一通，这才是真吼班儿呢，小吼班儿。到了后头，我对“红”开始反感起来。
小白专
就社会活动方面，我最讨厌的就是开会。小的时候把我们弄到专署里面去听报告，经常都去。现在想来，有啥子事，干就是了嘛，把一个小娃儿弄在那儿听报告，当然我只有打瞌睡，全在打瞌睡，开会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啊，那种强行地灌输政治意识，真的是深入了脑筋的。记得我在青年的时候，啥子又红又专，不管学习和工作，都在提倡。
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对事情就有些不同的感觉，明明是说假话，明明这个事情没有办好，却要去夸张地说好，心里就很反感，未必然这就是“红”啊？我当时认为，红还有一种最重要的表现，把你的戏演好，把你的功练好，这也是红啊。我演的都在宣传共产党，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本来该练功，却要停下来，去听报告，去开会，更反感。我说你开会嘛就是喊我好好练功嘛，那就要让我好好演出嘛；我正在练功，练功就是为了好好地演出，你叫我去开会，坐到那儿起个啥作用呢？因此对这个“红”的看法，开始是无知的，到了后头接触到很多实际的，是反感的。
当头棒
那个时期专业好，就等于骄傲；由于骄傲，你就只专不红。这些我根本不管。但是有一次刺激了我，就是1959年那次组织“中国川剧出国演出团”，除了重庆、成都集中的大量演员以外，当时还让省内各个地区选一至两个名额参加出国团。我们那儿为了这个事情，还专门动员，每个演员都在准备。我演的就是曾荣华老师给我排的《武松打虎》，说真话，演出非常好，非常顺利，我当然就盼望到出国，因为我妈陈书舫也要去。结果没得我。领导找我谈话，说你的业务还可以、还行、还好，但是啊，你就是骄傲。就以这个理由不能去，结果是干师兄干志国去的。
我记得我下来以后一个人在我们那个公园头呆坐了半天，想这样想不通，想那样想不通。
假积极
你们说我“骄傲”，不“红”，好嘛，那我就“红”给你看！于是我就有点抵触地装积极。我把珍藏的所有的连环画两三百本捐给剧团的阅览室。练功也罢，开会也罢，做积极状。这一关过去了，但是心头并没有真正的服气。你们喊比赛吗？就是凭舞台的这个东西嘛，咋个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不满情绪是压下去的，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当然，我也不闹，我照样演戏，他们认为你现在很好啊，大有进步，然后动员我，你该争取入党。
好，这下就由不满意、由假装的积极，慢慢变成一种很愿意很自然地去学文件啊、开会啊、积极发言啊。果不其然，我二十岁就入党了！入了党以后，当时乐山的领导，是很想我在政治方面发展。从我内心来讲，却想对它远离，远离，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个本能的反应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我讨厌开会，当官就要天天开会；第二，我那个时候，已经被练功、被戏完全迷住了，我觉得我的发展应该是在这儿。尽管口头在反对骄傲，反对只专不红，但是，我的倾向始终是向这个专的方向发展的。
结烟缘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不抽烟。我觉得抽烟有点“二流子”味道，不能抽。我当演员队长，我不仅不抽，还要去管到陈万华他们这些小一点的，不准他们抽。他们就背到我偷偷去抽。在“文革”中，如果讲收获，第一收获就是把抽烟学会了。“文革”时，原来所有受的党的教育、政治教育，全部都不承认了，十七年的东西都是黑的，全部就是要造反。原来我们心头，觉得是代表党的形象的人，全部整出来打倒。自己的精神和生活都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没得办法啊，功也练不成，戏也演不成，这个时候你咋个办？只有抽烟。我记得第一次尝试，三分钱买了两支“朝阳桥”牌烟，抽第一口进去，简直呛得我要升天了。第二支，根本就不能抽。后来还是慢慢习惯了，那个时候我二十六岁。哎，我就一直抽到现在。
靠边站
“文革”中，有很多事情想不通，和几个人悄悄议论过林彪江青。后来造反派头头找我谈话，提了这件事。我一听到这个问题，真的是吓了一跳。在那个时候，那个背景，一提到这个问题，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那就听候发落吧。
随后就靠边，下放去劳动，又被批判，又写检讨。什么都写，而且不是假装地写，是认真在写，就是认为自己错了。这段时间从1967年到1969年，大概搞了有两年半。
在这两年半当中，看到了游街、批判、做展览，看到了各种人受的各种罪。我还好，还没有受过大的罪。这两年半，你猜我在想啥子？根本不想戏了，全部不想戏了，就希望早点给我一个结论。究竟咋个办？你要弄我去判刑劳改也可以，两年三年出来，我再也不搞戏了，就老老实实地当个农民。因为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绝对地绝望了。
但是人有点怪，处在这种环境里，心头都还有些想法。为啥子人家说先知先觉的人是最痛苦的，我深深地体会了这句话。我也想过，如果我完全是个白痴，你们说啥子就是啥子，我没有一点独立的思考，多好啊！唉，恰恰我就有那个独立思考的意识，就跟明伦一样的。人都被关起了，检讨，改造，嘴上说一套，心头想的又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两年半，不挨批，不开会，就去劳动，回来只能待在一间屋后头，哪儿都不能走。但我看了很多书，是去劳动的时候，找认得的人悄悄借来的名著，都不是他们允许看的书，看了很多书去打发日子，用铺盖捂起，悄悄看。
重归队
两年半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剧团，当时也没有下结论，就说根据谢平安的情况，可以回到革命队伍当中，可以工作了！我真还是感动了，真还是哭了。因为好想自由哦。
两年半，耽误了我两年半。出来过后，就可以工作了。我开始恢复练功，练了三天以后，连路都走不动了，一切都变了，腿沉重得很，腰杆也是这样子。一直就这样坚持练，才慢慢恢复。我解放出来第一次演的戏，是《红灯记》后头那个拿红缨枪的，嘿，过弹板，我记得当时宋兴佑和我在一起，宋兴佑前面有一个游击队员，拿杆枪，然后才是我。我们两个要上场之前，都还在暗暗念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你先走！
后来林彪垮台，很多人跑来跟我说，你说对了，他就是奸臣嘛！江青垮台，又有人跑来说我有啥子先见之明。我说我那个时候是朦胧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理性上的认识。
“文革”结束后，造反派垮台，我又当了副团长，当了支部委员。但我对打压过我的那些人，没有说过一句重话。为啥子呢？我觉得他们没得罪啊，责任不在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我真是这样子认识的。我夫人就是造反派。我跟原来一样对待他们，有时还帮他们说话，帮他们做些该帮的事情，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迁怒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