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然的一夫多妻制
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对世界打开了窗口，以近代化为目标，性急地一往直前。然而，急剧的近代化底层仍然堆砌着旧俗道德观。
江户时代的武士门第，为了传宗接代，采取一夫多妻制，允许男子纳妾，当作妊娠后备军。明治政府也承袭了此家族道德观，明治三年（1870）制定的刑法法典《新律纲领》五亲等图中，妻子和小妾均属同等的二亲等（隔代直系亲属或同代非直系亲属）。
新法律本来是取代旧律令的近代化公法，才会取名为“新律”，另一方却又理所当然地接纳了一夫多妻制陋习。社会更倾向拥有小妾的男人才是有能者的潮流，“妾”成为男人夸示权力与财富的标签。有些男人故意让爱妾精心打扮，乘着马车在市内兜风以引人注目；有些男人则以三房四妾为傲，盖了许多别墅，让每名爱妾各别住在园林别馆。
因此，明治时代的高官都是一夫多妻制实践者，最有名的“渔色大师”是历任四次首相的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9]，每年更换女人，而且特别喜欢未满二十岁的年轻女孩。
第四、第六任首相的松方正义[10]亦拥有二十数名爱妾，孩子多达二十六个。有一次，明治天皇问他到底有几个孩子，他当下答不出，只能回说“日后经调查再上奏”。松方正义因孩子太多，考虑到世间体面，据说晚年的孩子全都申报为“孙子”。
此外，这些高官的妻妾大部分均采用同居方式。
伊藤博文的妻子梅子，住在神奈川县南部的大矶，别墅名为“沧浪阁”[11]。尽管丈夫不停带新女人过来，她也不发任何怨言，不动声色地以女主人身份照顾这些侧室。伊藤博文的左右手伊东巳代治[12]的妻子八重子，甚至将侧室生的孩子视为亲生孩子，毫无区别地一起养大。
当时的世间人极力赞扬这些妻子，传为尽人皆知的美谈。
一夫一妻制的确立
某些有识之士认为日本若想和先进国家并肩而行，终究还是不能让纳妾制度存续。
思想家、教育家，亦是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福泽谕吉，在其着书《劝学》（1872—1876）第八篇中，不但强调“生于这世间的所有人，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谴责一夫多妻制及拥有爱妾的男人，并炮轰“妻妾同居”等同于“家畜小房”。
日本现代教育的先驱及首任文部大臣，亦是“日本现代教育之父”的森有礼[13]，也在《明六杂志》连载了四回《妻妾论》。
森有礼在《妻妾论》中大肆抨击日本的夫妇不是真正的夫妇，丈夫是主人，妻子是奴隶，当丈夫的除了妻子以外还纳一妾或数妾，又明言：“妻妾同居有违人伦大道，不合人性。”此外，森有礼将日本夫妇关系之所以如此紊乱，之所以变得有名无实的原因归咎于法律制度，并提出自己拟定的“婚期律案”试行法。
“婚期律案”的内容是，只要男子超过二十五岁、女子超过二十岁，都可以各自依照自己的意志结婚；结婚时，需要婚姻当事者双方的同意，用威逼进行的婚姻无效。
明治时代的婚姻观念仍是门户与门户之间的联婚制度。也就是说，婚姻对象都由父母决定，有时直至婚礼当天，婚姻当事者双方连见面的机会也没有。
“婚期律案”亦严厉禁止重婚，并声明，妻子受到不当待遇或丈夫明显不贞时，妻子也可以主动提出离婚要求。离婚成立时，妻子可以请求赔偿费。但是，对男人来说，一夫多妻制与重婚制（当时非常多）是一种可以公然享乐的合法手段，不可能因有识之士提出异议而废止。
也因此，福泽谕吉在《明六杂志》中主张，即便无法立即废除此陋习，纳妾者也应该尽量隐藏爱妾的存在，应该先培养“纳妾是可耻之事”的观念。正因为福泽谕吉深知上流阶级的潮流，才会这么说。由此可见，在当时确实很难实施废除纳妾的法令。
所幸，这种野蛮风俗习惯对外国人不通用。明治政府当时的最大课题是消除不平等条约，政府要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修订条约。为了向外国证明日本正在步向文明国家之途，最终不得不制定废除男子纳妾和妻妾同居的法令。如此，明治十一年（1878）开始准备新刑法，明治十三年（1880）宣告世人，明治十五年（1882）一月实施。
自此以后，“妾”这个前缀词在日本法律条例中被删除，一夫一妻制正式成立。
然而，新刑法完全是虚假招牌，没有登记户籍的“婚外婚”依旧盛行不衰。男性对纳妾之事本来就毫无罪恶感，制定新法令的男人怎么可能实际废除此制度呢？他们只是从“公然带着爱妾乘着马车在市内兜风”改为“金屋藏娇”而已。
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本质上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福泽谕吉与森有礼的“女性观”
福泽谕吉的著作《劝学》，在当时可以说是空前的畅销书。他在书中铺陈的新思维与自由的空气，令大众拍手称快，也让女性体会到开放感。譬如福泽在该书第八篇中明言“生于这世间的所有人，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这是日本女性首次被有识之士公认为“人”的例子。
福泽主张，只要生而为人，不问男女贵贱，均拥有自由与平等的权利。简单说来，就是今日的“天赋人权”思想，这种论点给当时的人带来强烈印象。福泽自己出生于下级武士家门，正因为亲身体验过各种歧视，他极度排斥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如此，福泽给明治时代的人带来一阵旋风，导致某些后人以为他终生都为了实现男女平等的理念而奋战，至今仍不时受吹捧并被美化。
然而，从女性史的角度来看，福泽的“天赋人权论”中，其实并不包括女性及某些人。福泽在《劝学》中论述，所有人都应该向学、积极接受教育，并追求个人的自由独立。而且，只要生而为人，人人皆具有此权利。
他主张，民众通过教育，可以除掉旧有的封建社会，有能力的人也能让自己自由独立：
“个人自由独立后的结果是门户独立，门户独立后的结果是国家独立，国家独立后的结果是天下独立。”
这是福泽的论旨。
所谓“天下独立”，意思是与西洋列强并肩而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其中一员，晋身“大国”后，再仿效前辈各国获得殖民地。说白一点，这正是福泽鼓励民众向学的真正目的。
总之，福泽主张的“人人皆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中的“权利”，根底仍与“该如何让国家强大起来”的问题有关。他的“天赋人权论”也局限在此次元内。也因此，他在当时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与我们现代女性目前正在享受的男女平等实境，其实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福泽谕吉在《日本妇人论》中，表明了他的理想女性形象是西式的贤妻良母，而且最好是“擅长家政”，亦即当时的英国上流阶级妇女形象。因此，他提倡的“男女平等”，并非鼓励女性外出工作，争取经济的独立。在他眼里，女性最终仍是守护家庭的存在，只不过在家庭内拥有至今为止没有的主妇权利而已。不过，福泽于婚前、婚后的女性经验始终只有妻子一人，这点倒是说到做到，值得赞赏。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现代教育之父”森有礼的例子。
森有礼确实在《妻妾论》中大肆抨击当时的纳妾制度，并提倡婚姻自由、禁止男子重婚等，在当时算是思想极为先进的男士。他于明治八年（1875），在当时任职东京府知事的大久保一翁[14]及福泽谕吉的见证下，与广濑常完成契约结婚。据说这是日本最初的契约结婚例子。
合同书中第二条标明“认可夫妻双方的义务”，第三条则确立“夫妇的财产权”。表面上看来，森有礼可以说积极地以身作则实践了男女平等的口号。
然而，婚后十年，阿常竟然和其他男人私奔了。于是森有礼又于明治十八年（1885）与明治维新十杰之一的岩仓具视[15]的女儿宽子再婚。明治十八年正是内阁制度成立的年度，再婚不久的森有礼就任第一代文部大臣。他还未享受到新婚滋味，便不得不周游全国进行演说。
森有礼这个人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理想主义者，他每天的生活都过得井然有序，从早上醒来至夜晚就寝之前，凡事一丝不苟。例如晚餐是欧洲式的正式晚餐，必定穿戴打着蝴蝶领结的无尾晚礼服，在身边有厨师伺候的桌子吃西餐，并且强迫夫人也如此做。
然而，宽子夫人是朝廷公卿的女儿，生在京都、长在京都，无法适应这样的用餐方式。婚后，她一直很想吃一顿茶泡饭。一次丈夫必须出远门进行全国演说，对宽子夫人来说，正是偷吃茶泡饭的好机会。不料，厨师对她说：
“夫人，主人今天出门时特别嘱咐过，他不在家时，夫人可能会想吃茶泡饭，但茶泡饭对健康不好，绝对不可以做茶泡饭给夫人吃。主人还说，他不在时，三餐都必须如常进行。”
这正是当时主张男女平等、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日本现代教育之父的“女性观”。
森有礼于庆应元年（1865）赴英国留学，之后又前往俄罗斯旅游，接着又到美国留学。明治三年（1870）成为第一任驻美国代理公使，明治六年（1873）回国后，开创明六社，在《明六杂志》发表《妻妾论》，大肆抨击日本的一夫多妻陋习，更批评日本的夫妻是“丈夫是主人，妻子是奴隶”。
连这种从事启蒙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都这样对待妻子了，遑论其他下层阶级的老百姓？
既然妻子连吃一顿茶泡饭的自由都没有，这还算什么签订合同的“契约结婚”？算什么“男女平等”呢？
难怪第一任夫人的阿常会同其他男人私奔。
近代恋爱的萌芽
自古以来，日本便有“恋”这个字，但没有“恋爱”这个名词。“恋爱”（Romantic Love）的观念是随着其他西洋观念传入日本，再由某些文人翻译成汉字的“恋爱”。往昔的中国则称之为“儿女私情”。
明治时代之前，日本虽然没有“恋爱”这个名词，但并非表示男女之间也没有恋爱这种情绪。
古籍《万叶集》《源氏物语》，以及江户时代的人形净瑠璃作家井原西鹤[16]，或歌舞伎作者近松门左卫门[17]等人的作品中，便有许多男女恋爱事例。只是，这些自由恋爱的事例，通常被描写为有违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特殊事件，而且是一种在人生中的异常心理。
“恋爱”确实是极为强烈的私人感情，不但会令人失去理智，也会令人昏头晕脑，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当时的人视“恋爱”为一种异常心理，也并非毫无道理。明治时代的评论家、浪漫主义诗人北村透谷[18]，正是针对视“恋爱”为违反社会道德的旧观念挑战。
“恋爱是人生的密钥，有恋爱才有人生，除去了恋爱，人生还有何色味可言？”（出自《厌世诗家与女性》一文）
这篇文章刊登在明治二十五年（1892）二月号的《女学杂
志》，在当时的青年之间掀起极大反响。北村透谷将“恋爱”形容为一把“解开人生秘密的钥匙”，褒赞恋爱可以提升人活在这世上的意义与价值。
明治二〇年代，正是士族叛乱、自由民权运动等受挫的时代，国家主义者呼吁“老百姓必须具有肩负近代国家之未来的‘国民’意识”。简单说来，就是直至明治二〇年代，“国民”的观念还未普及于一般大众。另一方面，青年层则开始认识并领悟何谓“自我的尊严”与“自由”的意义，他们想追求近代的新生活方式，因而出现许多参与文学及社会改革运动的年轻人。
然而，挡在这些刚觉醒的“自我”面前的障碍物，正是日本古来的“门户制度”。
日本小说家，亦是著名的思想家、评论家德富芦花[19]，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一月至三十二年（1899）五月，在《国民新闻》连载的畅销小说《不如归》，就某种意义来说，正是反映了当时的日本人无法脱离“门户制度”，让新婚夫妻重组小家庭的社会制度。小说内容主要描写相思相爱的主人公武男和浪子，被婆婆硬性拆散的事例。
另一位日本著名小说家有岛武郎[20]写的佳作《某个女人》，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例子。小说的女主人公是日本小说家、诗人国木田独步[21]的第一任妻子佐佐城信子。
国木田独步和佐佐城信子彼此热烈相爱，不顾父母及世间人的反对，以私奔形式毅然地结了婚。结果，婚姻生活仅维持五个月，信子即离家出走。当时的信子身怀六甲，却瞒着此事与国木田独步离婚。对于这件事，世间人均单方面地批评信子，指责信子是个任性、自私的贱货。国木田独步过世后被公开的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他与佐佐城信子的热恋过程以及信子离家出走的原因。
原来信子怀有想当女记者的梦想，但丈夫独步不但阻止她追求人生梦想，又因为文人赚不了多少钱，实际的生活相当穷困潦倒。这桩婚事完全是独步单方面的错，不但于婚前欺骗了信子，婚后还禁止信子外出，对所有支出极为啰唆，连一分钱、一厘钱都管得非常严。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信子离家出走是正确选择。阅读国木田独步的日记，多少可以理解明治时代的男人到底有多自私且霸道的状态。
总之，当时的自由恋爱和恋爱结婚事例，通常因斗不过根深蒂固的“门户制度”而受挫，要不然就是因男性单方面的蛮横理论而夭折。由女性启开爱情之窗的主导权仍远在天边。
丈夫管理妻子的财产
明治三十一年（1898）施行的民法典，不但让“门户制度”复活，且比之前更牢固地压迫着个人生活，婚姻亦是“门户”与“门户”之间的联姻。被父母强迫嫁出去的女性，往往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在家务和育儿、服侍丈夫及公婆的琐事中，空虚地结束类似无薪工的一生。
根据明治民法，所有日本国民均必须从属于特定的“门户”，而且户主拥有强大的“户主权”。无论婚姻或过嗣、入赘、移居等，都必须经过户主允许，完全无视个人的意志。长子是法定推定户主继承人，在家庭内同样拥有特别权威。
已婚女性被贬至必须绝对服从丈夫的地位，还有一条“丈夫管理妻子的财产”法令。所谓管理，意思是丈夫有权随意处理妻子的财产，妻子不但无权拥有自己的财产，所有经济行为都要经过丈夫同意。也就是说，无论已婚或未婚，“女性”对明治政府来说都是无能之辈。
不仅如此，连丈夫去世后，也由儿子继承一切遗产，妻子仍旧没有一丝钱财，只能成为仰赖户主（儿子）扶养的身份。如果膝下没有孩子，则由直系尊亲（丈夫的父母）继承遗产。若没有儿子，但有女儿，就让女儿招赘，让女婿继承遗产。另有一条法令规定，假如正室只有女儿，但侧室那边有儿子，那么，丈夫的所有财产都归侧室的儿子继承。
理解了上述这些明治时代的民法，再去阅读夏目漱石[22]的《虞美人草》，便能明白夏目漱石在小说中到底想表达什么。
总而言之，大多数的明治时代女性都没有选择婚姻伴侣的自由，只能遵循户主（父亲或哥哥、弟弟）的指示，嫁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男人。虽然当时也有相亲这个手段，但是，相亲只是结婚的必要手续之一，只要相了亲，通常无法谢绝亲事。
女性一旦结婚成为某人的妻子，只能在这种父权体制、户主统治的制度下，放弃自己决定自我人生的权利，一切以丈夫的生活为基准，迎合并适应夫家。
军人的结婚许可制
一心朝富国强兵埋头猛进的明治政府，用暧昧的“内部规则”这个名称，承袭了德川幕府的武士婚姻许可制。只要把“武士”换为“将校”，恰恰是江户时代的幕府法令，而且明治政府的规则比幕府的形式上的制度更严格。也就是说，将校想结婚时，必须向上级报告，并申请正式的批准文件。
将校提交婚姻对象的数据给军部人事局后，宪兵会彻底调查女方是否适合当军人的妻子。家族、亲戚、双亲是否建在、父亲的职业、兄弟姊妹的动向、家族的财产、当事人的交友关系等，各方面都会查得一清二楚。只要稍微有可疑之处，上级便会命申报者延缓婚期。倘若女方曾当过艺伎或其他鄙贱职业、家庭经济穷困、单亲家庭等，统统否决。因为在上述环境中成长的女子没有资格当“帝国军人的妻子”。
为何要如此执拗地调查呢？
首要目的是调查女方以及周边人的思想倾向，其次是经济状态。
明治时代的军人只能死在战场，军人的妻子终归会成为寡妇。到时候，要是军人遗孀的生活过得不好，会影响现任军官的士气。事实上，军官收入微薄，无法养活一户家庭，大部分人都仰赖妻子娘家的经济援助。既然如此，出身好，家庭经济也宽裕的大家闺秀，为何甘愿嫁给穷汉军官呢？
别忘了，当时的女性根本无权选择自己的婚姻对象，都是“户主”指定要选谁做女婿。
按当时的惯例，女方娘家通常会保证十至二十年的经济援助，但男方也必须在这期间苦干实干，一步一步加官进禄才行。否则岳父一声“休夫”令下，男方不但会落人笑柄，也会失去经济上的保障。再者，当时是富国强兵时代，女婿是帝国军人这件事，就足以让岳父走起路来一摇三摆。
明治时代的离婚
江户时代，通常是丈夫单方面的无限制专制离婚，妻子无权要求离婚。但是，明治六年（1873）五月，立法府（国会）宣布赋予妻子要求离婚的权利。
只是，妻子要求离婚时需要父兄陪同出席，由这点也可看出明治政府于各方面都在加强父权体制。实际上，妻子基于经济性理由，也很难主动提出离婚，但在法律上，妻子总算有权要求离婚，对女性来说，算是往前跨出了一步。
那么，明治时代的离婚统计数据到底有多少呢？
日本是明治十五年（1882）开始实施离婚统计。根据记录，十五年至三十年为止的期间，平均每三对夫妻中，就有一对离异。由于离婚件数太多，离婚在当时似乎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完全不成话题。因为几乎都是“休妻”例子。
明治二十年（1887）左右，《女学杂志》曾针对离婚问题刊载了数回文章。文章中提及：
“婚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但现代人的婚姻犹如主人（丈夫）雇女佣（妻子），女佣也怀着前往夫家当婢女的决心与丈夫结缘，这样的婚姻形态令人喟然而叹。离婚习惯已经成为我国的正常风俗，众人见怪不怪，诚可悲也！”
这段文字正说明了当时的婚姻本质。不过，根据当时的统计，离婚件数大多集中在东北五县和新潟、山梨、静冈、鸟取、岛根等县。
主要原因是农村、渔村等地区，婚姻习惯仍停留在江户时代的暴力离婚做法，娶媳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劳动力以及有权继承户主的后裔（男子），倘若妻子的行为不合夫家门风或生不出儿子，夫家的公婆甚至自己的丈夫便会随时休妻改娶。
明治三十一年（1898）实施了民法，规定男女结婚和离婚都必须向政府申报，离婚率也随之减半。但是，离婚率减半并非意味离婚的人减少了，而是“事实婚”（普通法婚姻）增多。也就是说，许多人都选择虽然没有合法登记婚姻，但有婚姻之实的婚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