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东京
明治二十年（1887）起，日本政府开始着手全国各城市的近代化工程。其中，首都东京于明治十七年（1884）成为改造对象。明治二十一年（1888）时，东京是十五区制，但是，中心市区出现人口过密现象，表面看上去极为繁荣昌盛，背面却隐藏着众多下层阶级贫民，许多家庭都是一家数口住在仅有三坪[2]至六坪的出租房。
不但道路铺设还未齐全，煤气灯、上下水道设施的整备也都还未着手，因此政府不得不致力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加上西洋文明的流入，自来水供水设施成为新首都整备的最重要一环。
首先，以人口150万为目标，聘请外国工程师规划工程。当时的人口，商人及庶民的低洼地区“下町”约102.5万人，官员及武士阶级居住的高台地区“山手”约35万人。
拉长自来水管，改良了自来水供水问题后，井水用户减少了。却因为城市规模不断膨胀扩展，自来水使用量也随之增加，导致旱天和夏季时，高台的山手地区经常发生缺水问题。
明治二〇年代，出现了电灯，并由于国产电灯泡试制成功，电灯逐渐普及于民间。但因为当时的电费很贵，许多澡堂和寄宿出租房依旧使用油灯，东京离“夜不眠城”仍有一段距离。直至明治三〇年代，电气化才开始真正普及，电车出现，替换了之前的有轨公共马车。
东京人口急剧增加，明治二十一年（1888）约129万，二十八年（1895）约130万，之后的十年，竟然骤增至230万。当时的人戏称：“以为是‘花城’，挨近一看，原来是‘荆棘树林’。”
如此，地方城市的人逐渐往东京聚集，结果，商人、艺匠和各种工人居住的地区，也就是低洼地区的“下町”，与官员和上班族居住的高台地区“山手”，两者的差异逐渐清晰起来。不但语言、风俗，甚至连生活感情、市民意识等均产生很大的文化差异。宛如居住在同一城市的两种不同种族群体。
简单说来，高台地区的“山手”，原为江户时代诸国大名的豪宅地区，而低洼的“下町”则为一般庶民的狭长出租房地区。但是，年号改为明治以后，高台的“山手”变成新政府官员的居住区。
对在东京土生土长的江户仔来说，这些新政府官员本来是乡巴佬大名或武士，只因德川将军这方打败了，可恶的粗野武士才纷纷搬来东京，大摇大摆地住在被赶走的旧大名豪宅里。也就是说，下町人视山手居民为敌，彼此看不顺眼也是人之常情。就连妻子的称呼也不一样。
山手人称自己的妻子为“吾妻”“细君”，称呼别人的妻子为“奥样”（太太）；下町人称自己的妻子为“我家孩子的娘”，称呼别人的妻子为“大娘”“大婶”。“奥样”有教育、有文化，高雅、温和、谦虚，绝对不会大声说话或哈哈大笑；“大娘”的教育程度顶多小学毕业，动作粗野，多嘴多舌，爱管闲事。换句话说，两者是阴阳对比。这种“山手人”和“下町人”的区别，一直持续至昭和时代。
简而言之，就是地域性的风气使然。无论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时代或二十多年前的昭和时代，东京始终分成阴阳两半。
一世一元制
“明治”年号时代持续了四十五年，而“昭和”年号时代更长达六十多年。再来看看江户末期的六十年之间，德川幕府到底换了多少年号？
若按旧时代的顺序来看，文化、文政、天保、弘化、嘉永、安政、万延、文久、元治、庆应等，真会令人眼花缭乱，难怪很多现代学生都不喜欢背历史年号。
那么，当时的老百姓到底如何记住年号呢？他们不会混淆不清吗？
江户时代，名目上制定年号的权限是朝廷。在此之前，天皇即位的改元早已杜绝，17世纪中旬的正保年间才又恢复，而且是幕府决定的。之后，每逢新天皇即位时便会改元。
但是，幕府不仅在天皇即位时改元，逢喜事或遇凶事时也让朝廷改元。特别是后半期，幕府力量减弱，几乎每隔四五年改一次，甚至有仅维持一年的年号，例如万延、元治。
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去年是“万延元年”，今年又改为“元治元年”，叫人如何记住呢？原来老百姓根本不使用正式年号。即便幕府或朝廷改多少次年号，对老百姓来说也无关痛痒，甚至没有必要记住。
老百姓的“年号”是天干地支，组合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一循环刚好六十年。第六十一年就是花甲。按当时的平均寿命来看，能活到花甲就该谢天谢地，因此用天干地支数算或记住自己一生中的大事，不但绰绰有余，也不会混乱。
“明治”的改元是庆应四年（1868）九月八日，天皇从几个候选名单中抽签而定，结果抽中了“明治”。既然是天皇亲自抽中“明治”，那就是天意，上天指定的年号。
在这之前，年号都是幕府擅自决定，日后再向朝廷提出事务报告。但维新后，新政府中心人物不但让天皇决定年号，还借助“天意”让天皇抽签，由此也可看出他们欲改革国家的强烈信念。而且，还让太政官公布“从今以后均为一世一元制”，这和之前幕府每逢吉凶事就改元的时代，明显划清了一条界限。
明治二十二年（1889）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时，也制定了《皇室典范》，其中正包含了“一世一元制”这条规定，因此才会有明治、大正、昭和、平成这四个年号。若天皇驾崩，年号便成为该天皇的谥号，如“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
自从第九十六代天皇后醍醐天皇（1288—1339）于1333年亲政以来（史称“建武新政”），明治时代是久违五百多年的天皇亲政。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天皇的存在感极为薄弱，“一世一元制”不但能增强天皇的存在感，也能改变至今为止用天干地支数算年号的旧习，一举两得。
现代一般日本人通常不会说错这四个年号，连自己的生年或亲朋的卒年也都用年号，鲜少人用公历。但明治之前的年号，则必须查字典才能明白到底是什么时代的公历的哪一年。
推销天皇的苦心
将近三百年的德川幕府即将闭幕时，日本全国各地武装起义事件频发，但是，德川幕府的统治岁月太久，老百姓很难接受改朝换代的现实。举例来说，由于黄瓜的切痕与德川家的三叶葵家徽相似，某些老一代的江户人甚至不敢吃黄瓜。
另一方面，现代的日本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明治天皇巡幸的纪念石碑。其实这些纪念石碑正是新政府苦心推销明治天皇的存在之证据，亦是天皇制现代国家观念如何逐步在老百姓之间扎根的路径。
据说直至明治八年（1875），仍有老百姓称呼天皇为“天公”“禁公”，因为在江户时代，天皇的称呼是“天子”，皇居是“禁裹”“禁内”。光看称呼，现代人可能会误以为当时的老百姓极为尊崇天皇，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恰好说明了当时的天皇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江户时代的老百姓的真正统治者是各地藩主，而各地藩主的真正统治者是德川幕府。对老百姓来说，“天公”是遥不可及的存在，“禁裹”更是天远地隔，恐怕只有土生土长的京都人才会具体意识到天皇并非乌有人物。
明治八年（1875），征兵令、学校制度的教育法令都已经颁布，近代国家制度大致成形，但是，新政府还未统一“国民”。说穿了，当时的老百姓根本不明白“国民”到底是啥玩意儿。
新政府的要人当然深知此事。只是，该如何“推销”天皇，如何呼吁老百姓，新的统治者是京都那位“天子”，而非任何藩主或其他幕府呢？
首先在明治元年十月，天皇进江户城时来个盛装游行。
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直至江户，一路上的随从多达2300人；进江户城时，还分发下酒菜给老百姓当红包。江户市民则在街道表演花车、摆放摊位，宛如现代的嘉年华会或大型庙会。
也就是说，新政府将一场本来应该威风凛凛、庄严进行的仪式，改头换面为让老百姓也能尽情享乐的狂欢节。表演花车、摆放摊位等，于事前就已经安排妥当。
真不愧是推翻德川幕府的人，这完全是心理战嘛。
而且，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直至抵达江户这一个月的旅程，不但沿途奖赏各地的孝子、节妇，还施与财物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内乱受灾者。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正是以这种方式施仁政，新政府也仿照旧习。
据说，盛装游行和进城费用花掉政府岁入的20%。之所以不惜投下巨资，目的全在给老百姓留下“主人交替”的深刻印象。
明治五年至十八年（1872—1885）期间，天皇巡幸了全国各地。巡幸之际，民众挤在路边观看，有人特地小心翼翼地收集天皇下马徒步时踏过的土壤。
因为老百姓认为天皇踏过的土壤是“圣土”，可以医治百病。但是，这些都是在巡幸前预先筹划的演出，是利用老百姓注重世间利益的心理，巧妙地向民众灌输“新君主”的形象，顺便神化天皇地位，算是一种洗脑式教育宣传。
明治九年（1876），天皇巡幸东北地方时，新政府还特地让迎接的农民打扮得干干净净，村落四处都有手持太阳旗欢迎的儿童。这也是意图将太阳旗与农民信仰的太阳神，天皇与天照大神[3]结合起来的一种演出。
虽然新政府早在明治三年（1870）就公布日本船必须悬挂太阳旗，之后又成为陆军、海军的军舰旗，政府机关于节日也会悬挂太阳旗以示庆贺，但太阳旗（日本国旗）真正在老百姓之间扎根的契机正是上述的东北巡幸。
此外，至今为止的《君之代》因声誉不佳，也在这一年被废止。作曲者是当时任职英国驻日大使馆护卫队步兵营军乐队队长的约翰·威廉·芬顿[4]。明治十三年（1880），再度由宫内省式部职雅乐课一等伶人（乐师长）林广守[5]撰定《君之代》。
简单说来，当时的太阳旗和《君之代》都是推销新政权的大招牌。真正以“国旗”“国歌”形象渗透至国民之间，则要等到日清、日俄战争时。
太阳历与国民假日
明治政府将明治五年（1872）十二月三日定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从这天起，日本便开始使用太阳历。公布时期是前一个月的十一月九日，老百姓当然会乱成一团。明明仍是十二月三日，突然变成新年的元月一日。对老百姓来说，收入减少一个月份，年末的支出却提早一个月。报纸甚至报道，有些老人家以为必须在两天内做完一个月份的工作而唉声叹气。
新政府为何在明治五年采用太阳历呢？
按江户时代的惯例，工资都是一年领一次年薪，政府却在明治四年废弃旧习，改为月薪。恰巧第二年是阴历闰年，多出一个月。当时的大藏省（财务省）为了节省多出一个月份的公务员薪俸，于是想出这个办法扣掉因闰年而多出来的一个月。这是当时任职大藏大臣的大隈重信[6]亲口说的，应该是事实。
阴历改为阳历后，变成一星期有七天的七曜制，第七天的星期日是休息日。并且以宫中的祭祀节日为基准，制定了国民假日。江户时代的假日，除了让员工消除疲劳，也是祭拜祖先的日子。而新政府制定的国民假日，目的则是让天皇的存在渗透于民间。
江户时代的幕府国定假日是人日（一月七日人日节）、上巳（三月三日女儿节）、端午（五月五日端午节）、七夕（七月七日七巧节）、重阳（九月九日菊花节），以及八月一日的八朔。
八月一日是德川家康进江户城的日子，江户幕府将这天定为仅次于新年元日的喜日。不过，对江户庶民来说，八朔也是祈愿五谷丰稔、子孙满堂的日子，顺便在这天送礼给平素深受关照的人。此外，春分、秋分亦是祭祀祖先的重要日子。这些都是基于老百姓的劳动观念及信仰而深入民间底层的假日。
阳历的明治六年一月四日，新政府又公布废止旧有的五节日和八朔，并以一月二十九日“神武天皇即位日”、十一月三日“天长节”（天皇生日）为新假日。同年十月，又制定一月三日元始节、一月五日新年宴会、一月三十日孝明天皇节，而之前的一月二十九日“神武天皇即位日”则改为二月十一日纪元节。另有四月三日（本来是三月十一日）的神武天皇节、九月十七日（明治十二年又改为十月十七日）神尝祭为国定假日。
全部都是天皇宫中的例行公事。
明治十一年（1878）又增添春季皇灵祭（春分）、秋季皇灵祭（秋分）、一月一日的“四方节”[7]。春分、秋分本来是老百姓祭祀祖先的节日，新政府却将此民俗信仰和天皇的祖灵结合起来。
总之，新政府为了让“天子”改头换面为统治者的“天皇陛下”，为了刷新已经习惯崇敬“公方”（幕府将军）的老百姓旧有观念，确实绞尽了脑汁。如此，这些国定假日和节日通过神社、政府机关、学校，逐步地渗入民间。
据说，大正时代时，由于大正天皇的生日是八月三十一日，正是炎炎夏日，不知是谁出的鬼主意，认为天气太热对“天长节”有碍，竟然改为比较凉快的十月三十一日。
华族制度
江户幕府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将政权归还朝廷（大政奉还）后，诞生了明治政府。但是，各藩治理的领土以及当地的老百姓依旧归藩主所有。之后，藩主将领土（版）和人民（户籍）归还天皇，正是日本历史名词中的“版籍奉还”。
明治二年（1869）六月实施“版籍奉还”，藩主成为新政府官员（知藩事），也被允许治理原有的版图。此外，藩主和朝廷公卿一样，都被赋予特殊的“华族”身份地位。“华族”即“贵族”。当时的华族数有427家。
然而，明治四年（1871）七月，新政府又实施了“废藩置县”政策，各个“藩”国均改为“县”。而且，新政府为了防御旧藩主纠众兵变，不但撤销旧藩主的“知藩事”职任，并规定所有旧藩主都必须定居东京。
六年后的明治十年十月，专门让华族家的孩子们接受特殊教育的华族学校于东京神田锦町竣工，地皮是天皇给予的，也就是现在的学习院。隆重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那天，天皇和皇后都出席了。天皇当场授予“学习院”称号。课程是小学八年，中学八年，第一届入学的孩子总计130名。
学校是潇洒的西式建筑，铁制正门气势宏伟。
开学三个月前，七月一日的《朝野新闻》[8]在报纸上描述：
“富丽堂皇的铁制正门花费三千日元，本以为是外国制的，不料竟是国产品，负责制造的是埼玉县川口市的工厂。”
看到这则新闻报道的俄罗斯大使，首次明白原来日本也有能制作如此精美工艺的工厂，于是取消巴黎某工厂的订单，再度委托埼玉县川口市那家工厂制作俄罗斯公使馆正门。
明治十七年（1884）七月颁布“华族令”后，华族制度有了很大变化。不仅原来的朝臣以及大名，只要对国家有功，任何人都能晋升为华族。为了明确区别其地位，华族制度分为公、侯、伯、子、男爵五等级。身份是世袭制，子孙也能继承，职责是保护皇室。
公爵、侯爵是旧朝臣和大名，新添加的伯爵、子爵、男爵则为建立明治政府有功者。之后，连军人、高级官僚、商人等也成为华族，尤其甲午战争之后，政府更胡乱颁授爵位，令花店赚了不少钱。
明治二十二年（1889）十月一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皇太子宽仁亲王（日后的大正天皇），将于十月五日进学习院上学。对此，学校方面以及某些华族人士提议应该提供一个特殊座位，但据说，传达天皇意志的宫内厅表示，如此这样的话，在教育上对皇太子不好，于是一切依照旧例，并不因为对方是皇太子身份而给予任何特殊待遇。
自此开始，直至今日，天皇家的孩子、皇族的孩子进学习院上学便成为一种惯例。二次大战后的昭和二十二年（1947）施行《日本国宪法》，华族制度才被废除。
书生风俗
东京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之后，地方城市的青年也争先恐后怀着青云之志进京。
萨摩藩（鹿儿岛县）、长州藩（山口县）、土佐藩（高知县）、肥前藩（佐贺县、长崎县一部）出身的青年，大多会利用各种门路与已经登上显赫高官职位的前辈攀关系。明治新政府的中心人物正是这四藩的人，因而这四藩出身的青年可以仰赖乡亲关系挤进政界官场。其他藩国以及东北地方的青年，由于藩主和前辈错过了维新之功，进京后，只能寻求以技能出人头地之途。
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地方城市青年拥进东京的结果，便形成了一种特殊文化风俗，正是日本历史名词之一的“书生风俗”。
为了接纳这些地方青年，东京出现了许多学生宿舍或让学生寄宿的人家。本乡和神田聚集着各种学校，这些青年多半住在学校附近。
家庭经济不好但肯上进的青年，运气好的话，可以寄宿在官员或富商家里，主人提供学费和吃住，让青年一面求学一面帮忙做家事及杂事。用现代话形容，主人算是一种慈善家或赞助者，有些“书生”甚至可以出国留学。
论素质，论学力，当时的“书生”和现代的大学生均有天壤之别。他们可以说是走在时代最尖端的精英。
举例来说，明治二十年（1887）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地方出身学生，法学系占79%，医学系占84%，文学系占75%。这些精英正是日后左右日本国家去向的政府官僚。
只是，像东京这种大都市，虽然具有让年轻人登龙的可能性，但同时也隐藏着各种强烈刺激官能的陷阱。这点在现代也一样，从地方城市进京的年轻人，若缺乏坚毅的大志，恐怕会宛如跌入一座大迷宫，晕头转向地在原地转圈子。
西餐、肉食普及之后，率先享受流行的人正是这些“书生”。在吃茶店边喝咖啡边阅读的风气也是这些“书生”带头造成。此外，东京更是日本全国的言论机关核心，年轻人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甚至可以纠众组党起事。
“书生风俗”一直持续至昭和时代初期。战前，日本有不少富裕人家都有让“书生”寄宿的“书生房”。
当时的“书生”很容易辨认，通常在开襟传统和服里又穿一件立领白衬衫，下半身配一件下裳的“袴”，脚上是一双高齿木屐，走起路来铿锵铿锵作响。如果怀中再抱着几本洋书，那真是会迷煞许多情窦初开的少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