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事件
明治时代中期，日本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奇妙案件，名为“日本的新娘”。日本有位牧师因在美国出版了一本批判日本家族制度的书籍，最后被剥夺了神职工作。
简要说来，就是有一位名为田村直臣的牧师，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写了一本名为《日本的新娘》（The Japanese Bride）一书，在美国出版。内容是日本女人的婚姻实情。
田村牧师为何要这样做呢？
因为英国新闻记者兼游记作家、诗人、东洋学者、日本研究家的埃德温·阿诺德爵士（Sir Edwin Arnold，1832—1904），把日本妇女描述得过于理想化，给美国国民带来很大影响。美国方面认为，既然日本已经如此文明化，往后就没有必要继续在日本传道。
田村牧师担忧外国传教士到日本传道的风潮会随之减弱，认为阿诺德爵士没有认清事实，只看到表面，过于美化日本女性，于是决心执笔暴露真相。他在书中坦白叙述了日本的未婚女子完全没有选择配偶的自由，所有女子都是奉父亲或养护权者的哥哥之命被迫出嫁。
田村牧师是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纯粹日本人，当然深知日本的风俗习惯，书中所描述的内容都是事实。但是，这本书传到日本后，转瞬间便让整个社会沸沸扬扬，所有媒体均指责田村牧师如此做是一种国耻。
大部分的愤怒与反驳意见都来自有识之士阶级。因为当时的有识之士阶级正是父权体制、户主统治制度的支持者。不过，他们也明白田村牧师写的均是事实，更深知日本女子毫无择偶自由的根源正是户主统治制度。
只是，既然在原则上，婚姻是“门户”与“门户”之间的大事，当然不能承认个人的自由意志，也就不得不行使父权及户主的权力。只有户主圆满地维持家庭内的秩序，才能确立社会的秩序。这正是当时的上流阶层的观念。
不过，他们也明白此道理在外国不通用。在外国人眼里看来，这种风俗习惯可能会被误解为一种“野蛮的风俗”、“未开化的习俗”，因此上流阶层的男士始终尽可能避免让外国人触及此问题。
然而，田村直臣不仅正面挑出了此问题，还出版成书，恰似对美国国民诉说日本人是个多么未开化的民族那般。这对日本国内的知识分子以及上流阶层男士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羞辱，绝对不能饶恕。
对田村牧师的惩罚
明治二十五年（1892），日本基督教会终于在东京召开大会，处罚了田村直臣，剥夺了他的牧师工作。如此，引起世间争议，闹了一年半的事件算是有个了结。
但是，在这届大会中，有不少外国人牧师认为这是一种迫害，高声反对田村牧师的处罚。有人表示，在欧洲和美国都没有这样的审判，也有人抗议，只因出了一本书就被剥夺职位的话，实在没有必要成为大会会员。
只是，大多数的日本人牧师都投票赞成处罚，最终还是被表决了。
那么，针对这些外国人牧师的发言，日本社会到底做何反应呢？
这可以从明治二十七年（1894）七月十四日第三八八号的《女学杂志》社论《日本的新娘作者》看出一些端倪：
总体而言，对于这类外国人的发言，基于个人的自由，虽然没有必要防止，但假如他们的发言内容也表现在实际言行中，那就有必要提出异议。毕竟他们不是在外国传道，而是在日本帝国内传道。倘若传道也是一种教育行为，身为牧师的人应该鉴于该国家的历史、习惯、人情、风气等，忠实并谦逊地考察该如何应用于传道。
他们来到此帝国，却不知此帝国的历史，他们和我国国民接触，却不知我国国民的风气，彻头彻尾根据自己国家的习惯，根据自我同族的意见而妄行。如果这不算一种迂腐，那就是无礼。
说起来，此等外国教师（传教士）对我国的习惯、感情、风气、历史等，均为门外汉也。假如他们明白何谓谦逊和礼貌，明白该如何敬重日本前辈的道理，便应该对这种问题也缄口不言才是。
文章内容及口吻都相当傲慢。简单说来，意思是“外国传教士不理解日本特有的历史以及习惯，所以最好别多嘴”。
可是，这篇社论的逻辑其实很怪，完全牛头不对马嘴。
外国传教士的意见是，不应该因田村直臣向外国人介绍了本国特有的新娘实情，而剥夺他的职位。他们并非在干涉日本特有的风俗。田村直臣只是坦率地说出事实而已，这点又犯了什么错呢？
当时批判此事件的文章中，不时出现“暴露国民的缺点，煽动外国人的感情”这类词句。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的有识之士都同意女子的婚姻自由确实牺牲在日本家族制度上，虽然这是日本特有的风俗习惯之一，但也是短处之一。田村正因为暴露出这种不能让外国人知道的内情，才会给他冠上“国耻”、“卖国贼”等罪名，并实施变相的“公审”，以剥夺职位定罪。
强而有力的父权、户主权
虽然也有一部分人认同田村直臣写的《日本的新娘》这本书，但他们也是以“女儿年幼，不懂世间，她们之所以会奉父命出嫁，其实是信赖父母的眼光，夫家也都是门当户对的姻眷”为由，支持父权至上的社会制度。
总之，明治、大正时代的一般都市中流家庭，几乎都是父亲决定女儿的婚姻大事。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市民家庭的未婚女子，都是奉命出嫁的例子。
都市都如此了，那么，农村呢？
农村看似比较自由，不像都市上流阶级那般死板。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农村的未婚女子的命运比都市女子更惨。这从当时的公娼制度问题可以看出。
明治时代的公娼制度比江户时代更发达，而大部分娼妓的供应源正是农村。这正说明了有许多农村父亲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换为金钱，农村的父权比都市更强而有力。若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亲生父母竟然会卖孩子。无论家境再怎么贫穷，哪有当父母的人会卖自己的孩子呢？其实现代仍有很多这种父母卖孩子的例子，只是我们看不到，身边没有这种例子而已。
在父权至上的制度下，当父亲的人对女儿的感情会变质。他们会将女儿私有化，并视女儿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在他们眼里，“女儿”不再是人，而是“物”。
“妇人矫风会”和“廓清会”曾在娼妓最大供应源的山形县小国村进行调查，得知许多女子都是因为强大的父权而被卖掉，不是因为家里太贫困或债务太多。换句话说，日本的红灯区娼妓几乎都是农村出身，这也证明当时的农村的父权比都市区更霸道。
武士门第社会直至天保年间（1830—1843），始终没有相亲这个习惯，但在庶民社会中早就确立了。明治、大正时代当然也有相亲习惯，只是，相亲对象都由父母决定，完全没有当事人插嘴的余地。而在农村，相亲习惯更被省略，通常都是父亲一声令下，便决定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也因此，许多未婚女子在事前都仅知道对方的名字，然后在婚礼当天才看到对方的长相。不过，农村女子因必须到田里干活，比较有机会偷窥未来夫婿的长相或工作现场。当时的女子也对这种婚姻形式不怀任何疑问，她们都认为这正是女人的命运，完全听天由命。
那么，日本女子到底如何挣脱这个强而有力的父权制度呢？
这要等到职业妇女层急剧增多后的大正时代中期至后期。女子只要在经济上能够独立，想摆脱父权或夫权的控制也就没有那么难了。女子自己能赚钱的话，不但会促进自主性，也会提高发言权，继而主张独立。据说，当时的职业妇女大多是恋爱结婚。因此，父权制度下的婚姻形式变化，是源自都市女子的经济独立。
至于农村，直至二次大战战败之前，父权制度仍很强。战后因实施地方城市的集体就业，大量青年子女前往都市就职，可以自己谋生后，才逐渐摆脱父权制度。此外，也因为集体就业制度，造成农村陷入儿媳妇饥荒困境，再也无法持续“门当户对”的选择，继而提高了恋爱结婚的可能性。
日本的父权制度历史很长。就此意义来说，田村直臣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出版的《日本的新娘》，确实是不能被忘却的重要事件。只是，不将被告发的羞耻事当作问题，却直接以“社会性抹杀”方式让作者无法立足于社会，也确实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