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而又并不突然：一丁先生在“三八”那天去世了。
我还不认识他，又很想认识他，却又总是蹉跎了到新界乡下去访问他的约会，现在是永远的蹉跎了，既感突然，更感遗憾！
他已是九十高龄的人。近年卧病，前不久还住院。出院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这对我应该不是突然的事情，我蹉跎了。
我不认识他，但很早就知道他，知道在香港有个托派头子楼子春，开设一个摄影店，有点名气，和他合作的是一位明星的丈夫，是有名气的摄影家。此外，我还知道，澳门是托派在中国南大门边上的一个据点，如此而已。
我对托派知道得很少，却对它“不敬而远之”，仿佛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
我只知道，托派就是苏共分裂出来的托洛茨基派。各国都有，是国际间的一群极“左”，主张“不断革命”的人。在中国，托派头子就是陈独秀。托派又被骂为“托匪”，有如杀人匪徒。托洛茨基却不见容于斯大林，被逐出苏联，远走美洲，还一直被人追逐到墨西哥，用斧头砍死……他哪里是杀人犯，实在是被杀的受迫害者！心头有怀疑，但总是不敢接近，却又不多作了解。楼子春在我心目中，因此也是带着神秘色彩的人物。
他另有一层神秘性是：著名作家楼适夷是他的兄长，两兄弟却一直是有来往的。一个是中共的名作家，一个是多年的老托派。人保持来往，已经有点神秘；来往而长期无碍于楼适夷，共产党居然这么有人情，容许这兄弟之情，这就更神秘了。
在北京十年中，我接近了楼适夷，却没有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我只是从另一位托派老人郑超麟的诗词而了解到老人的近况。知道大陆上的托派已经平反，他也从狱中放了出来，而且还安排做了上海市的政协委员，起码的生活无愁了。他的诗词《玉尹残集》也从手抄本成为可以公开上市的铅印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骆驼丛书》之一。
托派逐渐从我的思想中改观。
回香港后，由于我和楼子春的子侄辈有往来，就动了念头，想去认识这一位托派老人一丁先生。一丁是他的笔名。四十年代，有一位作家丁一（原名叶鼎彝）。他的笔名刚好倒了过来。
我一直拖延没有去。听说他前年回过上海一次，恐怕是他四十年代末离开上海后的第一次还乡。在上海，两位老人，也是两位托派——郑超麟和楼子春，有了欢晤。一丁老人好像并没有继续北上，去会他的堂兄楼适夷。
他见我迟迟未去，就送了一些书给我，如《郑超鳞回忆录》，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和则诫的《直言集》。
《直言集》多是写于“文革”期间的杂文，不少是针对《新晚报》的报道。甚至是针对霜崖的文章而发，和他唱反调。我猜想他和霜崖（叶灵凤）是认识的。他送书时好像还带了这样的话给我，现在我们的调子不一定都相反了吧。
是的。可惜现在是不能当面交换意见了。上海随归来后不久他就中风，行动不便，语言困难。这也是我蹉跎未去的一个原因。
伤哉！我们的岁月，我们的正言和反调！
一九九五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