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夫妇春节来拜年，为我带来了一件可喜的礼物，《适夷散文选》的签名本。
楼适夷老人一个多月前的一月三日，刚度过他的九十大寿。这本书等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送他的寿礼。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也有滥出滥捧香港某一家水平不高的作品的缺点，却也不像一些偏激的说法，从来没有出过好书。
楼适夷是和香港有过关系的老作家。他两度到香港居住、工作，第一次是抗日战争当中，武汉、广州沦陷后他到了香港，刚好茅盾要远赴新疆，他就接替茅盾帮他编了十五期的《文艺阵地》，然后又去“孤岛”上海。第二次是抗战胜利后，内战紧张时，一大批文化人南来暂住，他就住在荔枝角的九华径，和黄永玉同住一屋。
解放后在北京，他在冯雪峰、王任叔先后在位时，以副社长主持过人民文学出版社，是这个出版社的老领导。正是有这个渊源，他这带有纪念意义的散文选集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同事们要为他祝寿，他坚决不肯，最后是出一书以为寿。
他有个弟弟楼子春，是香港有名的托派。对鲁迅研究很有心得，又是个摄影家。他是老党员，不但和自己的弟弟，也和上海有名的托派分子郑超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情谊。他自己说我这个共产党员立场不稳，认为政治可以划界限，血缘是实事求是的东西，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香港（楼子春）、上海（楼炜春、资本家）和北京的他，还是三兄弟。他毫不避讳，也毫无问题，真是异数。
他是个倔强的老人。现在只能躺在床上度日了。祝他健康长寿！
在北京的时候，我因为原来和楼适夷老人不很熟，一直没有去看望他。是他写的一张笺纸才使我下定决心登门拜访的。
笺纸上写的是：“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书东坡语以应承勋同志之嘱，适夷。”在那时候，依然用“同志”称呼我，这使我感动。他鼓励我做一个大勇者，尽管我连小勇也做不到，但还是感激的。
我不记得，是先去看他，还是先在一次宴集上见到他了。那是三联书店为叶灵凤的三册《读书随笔》出书，约了一些作家聚会。他也去了，果然感到他那长者般的亲切。
后来读到了他的《记胡风》，更使我感佩。他引用了一段《列子》的寓言，某人丢失了一把斧头，怀疑邻人偷了，暗中窥察，越看越觉得邻人像是偷斧的。胡风一出事，一下从“小宗派”变成了“明火执仗的反革命集团”，一时大轰大嗡，把人的头脑都搞昏了，以为胡风真是偷了斧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但怀疑别人，有时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于是在领导上查他和胡风的关系时也就跟着做检讨，批胡风。他和姜椿芳、水夫合写的文章发表后得到《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双重稿费，三人和陈冰夷、林淡秋一起去大吃了一顿，高兴自己过了关，也就不管胡风的死活了。八十年代胡风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去医院看胡风，想到当年自己曾经随众人投石，深感无面目会见老友。
他这样的自我批评和自我责备是难得的，使人敬佩。他说一个人在运动中容易被弄得发昏以至于怀疑自己，这更是说得深刻的。
一九九五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