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这两个翼饰是安装在骑兵背上的木架，上面安着由鸵鸟或者鹰等鸟类的羽毛。据考证，这种翼饰最初出现在16世纪中后期，据说最初是在盾牌被取消后安装在左侧手臂上，后来先是挪到了马鞍上，最后是骑兵的背上。关于它们的作用曾经有不少观点，有的人认为是在冲锋时会发出声音以搅乱敌方的注意，有的人则认为它们可以防止敌方使用套索。不过经过现代人的实验，这两个翼饰在快速前进中会产生极大的阻力，甚至有把人从马上拽下来的危险。因此基本可以肯定，它们不大可能在实战中使用，而应当只是在特殊场合（如检阅等重大仪式时）才会使用。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翼骑兵确实是一种相当拉风的兵种。一名参加杨·索别斯基加冕仪式的外交官对他眼中的翼骑兵的描述是：“这种举世无双的骑兵的庄严与美丽是不须累述的；对他们的装备等的描述，是很无谓的。这样做只是亵渎他们的伟大。因为他们是一支独特的骑兵，在亲眼见到以前，你是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他们的魅力与光彩壮丽。”
但是，在经历了维也纳之战这一最后的辉煌之后，和波兰这个国家一样，翼骑兵的光彩逐渐退去，其战斗力逐渐下降，最终在1775年——俄普奥三国第一次瓜分波兰后第三年，波兰议会宣布取消翼骑兵这一兵种。从此，波兰翼骑兵——这一曾经威震四方的兵种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翼骑兵的继承者，被称为“Uhlan”的枪骑兵后来仍不止一次在战争中发挥作用。而作为对当年辉煌的追忆，后来许多波兰部队仍然将翼骑兵的翼饰画在他们的徽章上。
说完了翼骑兵，我们再回到维也纳战场。在杨·索别斯基的波兰军队以及德意志各邦的军队抵达之后，9月12日，联军与奥斯曼帝国最终的决战打响。联军总兵力大为七八万人（其中波兰军队2～3万人，立陶宛军队没有参战），而奥斯曼帝国总兵力则在13～15万人。
决战开始时，索别斯基的部署是：洛林公爵卡尔五世和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三世（插一句，这个约翰·格奥尔格三世的一个儿子后来身兼萨克森选帝侯和波兰国王两职——他就是下一章的“强力王”奥古斯特二世）率领各自军队组成左翼，其他德意志各邦的军队组成中军，而索别斯基自己率领波兰军队组成右翼。而奥斯曼帝国军队则进行两线作战，多数兵力被投入攻城作战，而不是与联军进行野战。
凌晨4点，战斗打响。首先投入战斗的是联军的左翼。由于奥地利和萨克森军队的奋勇厮杀，卡拉·穆斯塔法帕夏逐渐将城外战场上的主要力量——其中包括绝大多数的土耳其亲军火枪手（就是游戏《帝国时代》里的土耳其特色兵种）和精锐的骑兵部队派到这一方向上。而另一些土耳其士兵则在准备对维也纳的最后也是最猛烈的一击——他们继续采用坑道作业加爆破的战术，经过长期的准备，在这一天他们对维也纳城发起了最后的冲击。土耳其人甚至已经埋好了炸药，并将坑道重新填埋完毕，以使得增强爆炸效果，但是可惜，在最后一瞬间他们的行动被奥地利人发现，后者成功挫败了土耳其人的阴谋。而在城外与联军的战斗中，经过长时间的厮杀，土耳其人也没有取得什么优势，城外的战斗到下午已经陷入了胶着状态。
此时，随着杨·索别斯基一声令下，早已等候多时的波兰翼骑兵部队从山上冲下，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向土耳其军发起了冲锋——这场战争中的骑兵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些人称，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骑兵冲锋。而冲在翼骑兵最前面的，是他们的国王。在他的带领下，波兰骑兵连续突破土耳其人的多条防线，直冲向卡拉·穆斯塔法帕夏的大帐。
在波兰骑兵的冲击之下，战场形势至此彻底改变，已经筋疲力尽并且士气不振的奥斯曼军终于扛不住了。卡拉·穆斯塔法帕夏为避免全军被消灭，不得不下令全军撤退。而索别斯基率领联军继续追击以扩大战果。最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被击败，维也纳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得到了保全。土耳其军损失达到1万人以上，并丢失了所有的火炮，而联军的损失则只有4000人上下。联军缴获无数，战后索别斯基在给其妻子的信中写道：“所有的大炮，所有的营帐，数不清的财富都落到我的手里，土耳其人遗尸遍野，狼狈溃逃。丢弃下的骆驼、驴子、绵羊和其他牲口正等待我们的士兵去收拾。”维也纳之战，以联军的大胜而告终。
维也纳之战对欧洲和奥斯曼帝国来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战，但是这并不是对奥斯曼帝国战争的终点。在维也纳之战之后，卡拉·穆斯塔法帕夏曾经试图在格兰（今匈牙利艾斯特根）站稳脚跟，但是索别斯基率领的联军迅速跟上，在11月1日再次击败了奥斯曼人。
乘着胜利的东风，1684年，波兰—立陶宛联邦和神圣罗马帝国、威尼斯以及罗马教廷宣布成立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神圣同盟”。此后在1686年，俄罗斯也和波兰签订条约宣布两国“永久和平”并加入神圣同盟、共同对奥斯曼帝国作战，代价是波兰承认俄罗斯人对乌克兰已经占领地区（包括基辅）以及对哥萨克人的统治。此后的战争对波兰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686年和1691年，索别斯基两次对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今罗马尼亚，这两个信仰东正教的公国当时属奥斯曼帝国）发起进攻，但是最终都无功而返。
经过各方长期的鏖战，在维也纳之战16年后的1699年年初，在英国和荷兰的斡旋下，神圣联盟和奥斯曼帝国在斯雷姆斯基·卡尔洛维茨（在今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签订了《卡尔洛维茨和约》。至此，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只是这时，当年维也纳的胜利者杨三世杨·索别斯基已经在三年前离开了人世。
维也纳之战和《卡尔洛维茨和约》的签订，对欧洲、对土耳其来说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对现代基督教世界来说，维也纳之战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扩张，避免了伊斯兰教在欧洲的进一步传播，这对基督教世界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甚至就连杨·索别斯基自己也将这一场胜利归功于上帝，他将当年恺撒一句名言“我来到，我见到，我获胜”（Veni, vidi, vici）改成了“我来到，我见到，上帝获胜”（Veni, vidi, Deus vicit）。
而对奥斯曼帝国来说，维也纳之战和《卡尔洛维茨和约》成了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欧洲国家发现，这个曾经无比强悍的政权已经是日薄西山。这也成为奥斯曼帝国扩张的最大边界，及走向衰败的开端。在欧洲各国的联合挤对下，奥斯曼帝国就开始戴着“西亚病夫”的帽子走下坡路了——然后这一下坡就一直下到了20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老迈的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被击败而彻底崩溃。在失去了大片土地后，在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基础上重建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废黜了哈里发，建立了世俗政权，还将文字进行拉丁化，希望以此走上富强之路——当然，这都是后话。在当时，奥斯曼人的统帅、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帕夏很快被撤职，随后于1683年12月在贝尔格莱德被处死。而1687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四世也被废黜。
索别斯基的命运和卡拉·穆斯塔法帕夏相比，自然是判若云泥。他被教皇称为“维也纳与西欧文明的拯救者”，而在维也纳人心中他更是一个大英雄。为了纪念他，奥地利人在维也纳北面的卡伦伯格山上建立了一座教堂。索别斯基在信中还写道：“施塔亨贝格将军拥抱并亲吻了我，并且说我是他的救星”，“人们吻我的手、脚、衣服，另一些只能摸到我的人们叫着：‘啊，让我们亲吻一下这勇敢的手吧！’”索别斯基的光荣甚至不止于人间，天文学家甚至将天上的一个星座命名为“索别斯基之盾”，也就是盾牌座。这可能是唯一一个源于历史人物而和神话没有关系的星座。
但是从战略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最大的胜利者，其实是那个“一直在跑”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由于奥斯曼帝国势力被驱逐，因此哈布斯堡王朝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变得容易得多。此后匈牙利重新被哈布斯堡王朝吞并，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进一步增强，并在19世纪初建立奥地利帝国。从这个角度来讲，波兰国王这一次更多的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自己其实为奥地利人当了一次出力没讨好的苦力——甚至就连两国的友好关系都没有能够维持下去。在杨·索别斯基会见利奥波德一世时，后者对他的救星甚至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感激，反而有些冷淡，甚至在索别斯基攻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时候他还在给波兰人使绊子——其实，作为最大的受益者，他很应该感谢一下索别斯基，因为波兰国王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实在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除了好好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事实上，索别斯基这一次大胜之后并没有收到最大的利益。根据《卡尔洛维茨和约》，波兰只是收回了土耳其占领的波多利亚地区。也就是说，经过一场巨大的折腾，经历了三位国王和无数战争，又出工又出力地当了一回志愿者，虽然取得了光辉的胜利，但是最终波兰的边界仅仅是回到了1672年时的状态而已。而那些荣誉，正如汪达尔王国的末代皇帝格利摩尔所说：“浮华，一切都是浮华！（Vanity of vanities, all is vanity！）”
——不知道当索别斯基离开维也纳的时候是否能意识到，他劳而无益的胜利将成为波兰历史上最后的辉煌。此后，他的国家将从大国博弈的棋手变为棋子——甚至被瓜分以致欲做棋子而不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