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波兰政府的麻烦已经不少了。这时的波兰社会已经非常不安定，一方面，不合理的工资制度让群众怨声载道，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差距竟然达多倍；另一方面，官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的行为更是让群众感到愤怒。社会上商品匮乏，黑市繁荣，到1980年底，波兰的外债达到了23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初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八大仍然没有正确估计和评价国家的问题。
1980年，政府决定调整食品价格，这一次毫不意外地再次激起了工人的反对，全国各地开始罢工。这一次，政府呼吁人们体谅政府困难的声音没有得到响应。工人们组成了罢工委员会，和政府进行谈判。结果，8月31日，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三联城的罢工委员会和波兰政府代表团签订协议。这个协议主要内容是：罢工工人组成独立的、不受政府领导的工会——“团结”工会；政府提高工人在福利方面的待遇，保证罢工者的人身安全，并在经济政策、食品供给等方面听取团结工会的意见；罢工工人尊重波兰现有的宪法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这就是所谓的《格但斯克协定》。
以此为起点，“团结”工会和它的领导者——莱赫·瓦文萨登上了波兰的政治舞台。
团结工会的成立使得波兰社会是更加复杂。团结公会成立以来，参加人数迅速增长，在1980年底，团结工会的人数达到了1 000万，三倍于统一工人党党员人数，除了军警等国家机器，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建立了团结公会的组织，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组织，它的领导人却由一些没有政治经验而又容易走极端的青年工人组成，文化水平不高（比如瓦文萨本人就只是专科学校毕业）。这就使得他们和政府之间很容易走上互相对抗的道路。更要命的是，团结工会得到了教皇的支持。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接见了瓦文萨，他还向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虔诚地宣布：“儿子已来看他的父亲了。”
在风暴面前，1980年9月，盖莱克被解除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继任第一书记；1981年2月，国防部长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接任部长会议主席（同时身兼国防部长）。这时，波兰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取得团结工会的信任，同时号召保持3个月90天没有罢工的和平工作日做好保障供应、整顿投资、增加出口、支援农村等工作。但是，由于团结工会的阻挠，这一切基本上都没有实现。1981年7月，统一工人党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提出了革新和协商的路线，并宣布将盖莱克、雅罗谢维奇、巴比乌赫（雅罗谢维奇的继任者）等对违纪犯有错误并负有责任的前领导人开除出党。
但是波兰党和政府的这些姿态和举措并未得到团结工会的响应。团结工会和政府关于停止抵制和恢复公共秩序的谈判中断了，全国各地的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团结工会逐步转变成为一个反对政府的组织。1981年9月，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格但斯克召开，莱赫·瓦文萨当选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此后，国家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许多党员对党不再信任，对党的领导失去了信心，甚至交出了党证。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会起到了一定的稳定社会的作用，维辛斯基主教的继任者格莱姆普主教和雅鲁泽尔斯基举行了会谈，并达成了共识。但是，天主教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共同拿出来的建立民族协商阵线的建议却被团结工会拒绝。
这时，对波兰来说，除了内部动乱夺权的风险，更加危险的是来自苏联的压力。面对波兰的乱局，苏联要求波兰党和政府尽快对团结工会采取强制措施，否则他们会自己行动。在1981年，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被拉到苏联，然后就是——挨训。这种训斥甚至可能长达五六个小时。据说，3月4日当被拉到莫斯科挨训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特意随身带上了手枪以防不测，而卡尼亚则意识到自己的家很可能已经被克格勃窃听。此外，克格勃还开始物色人选，以替代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在卡尼亚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会谈中，卡尼亚坚持说，军事干涉对苏联和波兰都是一场灾难。而勃列日涅夫的回应则是：“好吧，目前我们不进军波兰，但如果形势恶化，我们还是要来的。”他还说，“我们必须准备好用和平方法和非和平方法两手进行斗争。”而且苏联已经在波兰边境陈兵18个师（当然后来证实，苏联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动武计划）。另外，1981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遭到一名土耳其枪手的刺杀，但是他活了下来。据说，这次袭击的组织者正是克格勃，起因也是对教皇支持团结工会的不满。
面对国内外各方的压力，在1981年10月16日至18日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届四中全会上，卡尼亚辞去（或者说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这一职务由已经身兼总理和国防部长的雅鲁泽尔斯基接任。此时，他的最大任务是如何制止波兰再次遭到苏联的干涉——正如卡尼亚所说：“如苏军入侵，那将出现一个极大的悲剧，其后果需要波兰两代人的努力才能补救。”
于是，雅鲁泽尔斯基在内外压力下，最终决定采取特别措施。
1981年12月13日，波兰国务委员会根据宪法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并决定成立以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大将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
雅鲁泽尔斯基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阐明了波兰进入战时状态的原因。他说，波兰已经“处于深渊的边缘。数代人的成就和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波兰家园正在遭到毁灭”。在过去一段时间，“国民经济被变成了政治斗争的舞台”。由于团结工会试图在这一天，即“十二月事件”纪念日发起大规模抗议示威，“我们必须防止和组织团结工会领导人公开宣告对抗的道路……不允许，我们也无权允许预言要举行的示威变为染成全国熊熊大火的火花。人民自卫的本能必须起作用。必须在冒险分子将祖国推进兄弟残杀的深渊之前，就束缚住他们的手脚”。他宣布已经逮捕了团结工会的领导人，还宣布团结工会停止活动。同时他也宣布已经拘捕了包括盖莱克、雅罗谢维奇在内的，在20世纪70年代导致国家深刻危机或以权谋私的前领导人。
随后，波兰军队进驻工厂、矿山、企业，媒体、医疗机构、服务机构也必须服从军队的命令。公民自由和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并实施宵禁。一些人选择离开波兰。全国许多地方虽然发生了抗议活动，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伤亡事件，总体来说全国局势基本稳定。而在经济方面，波兰的经济包括食品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对于团结工会，在宣布其停止活动的基础上，波兰议会于1982年10月8日通过新工会法，宣布取缔包括团结工会在内的所有工会组织，决定重新组建工会。至此，团结工会开始转入地下。对于波兰的做法，西方国家立即表示了反对，他们不仅对团结工会进行了声援，还采取了经济措施。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西方各国也宣布取消一切贷款，使得波兰更加困难。在此情况下，苏联向波兰提供了一些商品、原料和贷款，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波兰的经济困难。
这个时候，教皇又回来了。1983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第二次回到波兰。一下飞机约翰·保罗二世就被认为是给被宣布为非法的团结工会打气：“我要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特别靠近我。我用基督的话来要求：‘我生病了，你来探望我，我在狱中，你来到我身边。’我自己不能看望所有在狱中的和所有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但是我要求他们在精神上靠近我、帮助我，如同他们经常做的那样。”在此后的几天，波兰党和政府的手足无措和尴尬，与这位教皇的巨大号召力形成了鲜明对比，据说就连雅鲁泽尔斯基在会见教皇时都被感动了。
在教皇走后一个月，1983年7月20日，波兰国务委员会在议会上宣布，自7月22日起，波兰取消战时状态，并宣布对1 000人实施大赦、允许要离开波兰的公民离开祖国。
在取消战时状态后，波兰党和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经济的工作上。经过1983年到1985年的三年计划，到1985年底，工业生产水平恢复到了1980年危机前的水平。但是，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党和政府领导人对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在1986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加速改革的决定。雅鲁泽尔斯基认为，第一阶段改革已经完成，开始进入改革的第二阶段，目的是取消物价补贴，实现价格一步到位。1987年11月，政府公布了第二阶段价格—收入改革的政策原则，并决定将计划交给全民公决，但是根据11月29日的结果，只有44.2%的人支持这个改革计划。政府不得不放慢改革速度。
这时的波兰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恶劣。1986年底，波兰的外债总额达到382亿美元，五年来共有50万人出国。此外，自杀人数增加，1981年自杀人数为2 900人，而1986年增加到4 400人。
而这时的团结工会，虽然仍然属于非法并处在地下状态，虽然波兰政府和党采取各种方式压制团结工会，但是团结工会作为唯一的地下组织，仍然在波兰国内进行地下活动。波兰国内爆发了多起示威活动。1988年5月，团结工会发动了一次全国性工潮，8月的罢工来势更为凶猛。当然，虽然对波兰党和政府失去信心是团结工会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罗马教廷和美国在全力支持，团结工会是不可能发展得这么迅速的。有资料称美国提供了5 000万美元援助，其中包括印刷机、传真机、纸张、复印机等物资，从而使波兰有了1 600种地下报刊。这些地下报刊成为波兰党和政府极为头疼但是始终无法彻底根除的对手。此外，欧洲自由电台、美国之音以及梵蒂冈的电台也全力配合。不仅如此，据说，当时美国说服了瑞典，利用其港口向波兰人提供援助。欧洲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还向波兰人播放暗号，告诉他们到哪里提取援助物资。需要说明的是，这样做是违反美国的法律的。此外，1983年5月，还在关押中的莱赫·瓦文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也大大提高了他的国际声望。
而教皇更是成为团结工会的精神领袖，甚至成了整个欧洲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帜。约翰·保罗二世推行的“东方政策”与其前任相当不同，从过去消极地谋求与共产党和解，转变为积极地向共产党进攻。他在1985年5月30日的第5号“圣谕”中，对马克思主义肆意攻击，号召他的教徒们起来同马克思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具体到波兰，他不止一次表示对团结工会的支持，号召波兰教会“把团结工会的目标和策略接受为自己的目标和策略”，“必须把争取人权和政治多元化的斗争放在首位”。
在1980年签订《格但斯克协定》时，瓦文萨面对镜头很淡定地掏出了一支又大又粗、花花绿绿的、印有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头像的钢笔——没错，这支钢笔就是教皇赠送的。1987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第三次访问波兰——他的访问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人民波兰政权几乎是一个必杀大招。更糟糕的是，对这个大招，波兰党和政府既没法拒绝，更没办法化解，只能看着教皇一次次地来挖墙脚还没辙……这一时期教皇的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瓦文萨自己在教皇去世后都说，东欧剧变的“功劳”，“50％归教皇，30％归波兰人民，20％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也说：“没有教皇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在教皇和团结工会齐心协力的同时，作为东欧集团的核心，苏联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三年连续失去三个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之后，1985年3月11日，苏联迎来了一个年富力强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