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事件”成为人民波兰历史的转折点。1970年12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前一天政治局关于人事变动的提议，爱德华·盖莱克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雅罗谢维奇为政治局委员并被提名为部长会议主席（总理）。
这两个人的登场应该说还是比较受欢迎的。爱德华·盖莱克是矿工出身，二战中参加了比利时的抵抗运动，后来回到波兰。他在人民群众，尤其是西里西亚的煤矿工人中享有盛誉；而彼得·雅罗谢维奇则曾是在苏联组建的波兰第一军的指挥官，参加了波兰人民军队从列宁诺（波兰人民军队第一次投入战斗）到柏林的所有战斗，战后又长期担任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他们经常深入群众和工人们会谈，听取他们的意见。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受到很多人的欢迎。盖莱克曾经对工人们说：“请你们帮帮忙！”而工人们也很干脆：“我们帮忙！”
但是，工人们帮忙并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了，而对盖莱克来说，平易近人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政策。
1972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制定了经济建设进一步的纲领，规定了“四五计划”（1971—1975年）的主要指标，这些指标包括：国民收入增长38%～39%；对工业投资增加48%～50%，工业生产增加48%～51%，农业生产增长18%～21%，实际工资则会增长17%～18%。问题是，这个纲领是一个高投资、高速度、高消费的方针。拜当时东西方和解所赐，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在相当程度上是来自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贷款，而波兰生产的产品也可以面向全世界进行销售。但是，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事情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
在这一计划的指导下，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波兰的经济发展极为迅猛，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五年计划被超额完成：国民收入增加了62%，工业增长了73%，对外贸易增长1倍以上，而波兰人民的消费水平也有了巨大的提高，接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水平。这种情况下，盖莱克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被誉为“创造奇迹的人”。
但是奇迹的背后却是危机。在1973年，埃及和以色列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所谓“赎罪日战争”），埃及军队突破巴列夫防线，渡过苏伊士运河。在战争中，阿拉伯的产油国以石油为武器，宣布对西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结果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从每桶3美元一路狂飙到了每桶13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西方国家又开始采取一些贸易保护政策，加上波兰产品自身的一些问题，使得波兰商品的出口之路不再顺畅，而波兰的国际收支状况也日益恶化，外债达到170亿美元。而这时波兰国内也出现了问题——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头几年的风调雨顺之后，1974年起，波兰不断遭受严重气象灾害，农业连续歉收，每年不得不进口大量的小麦和饲料，国内食品，尤其是肉类的供应已经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波兰经济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很遗憾的是，以盖莱克为首的波兰党中央陶醉于胜利中，他们决定继续执行当年的计划。1975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盖莱克提出了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但是，这个五年计划仍然是按照上一个五年计划的“三高”的套路来的，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整。
到了1976年初，经济形势已经日趋恶化。食品涨价仍然被冻结而工资却在增长，于是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波兰农业却连年歉收，无法提供足够的产品尤其是肉类。在此情况下，商店门前开始出现排队抢购，而排队的目标不仅包括肉类和食品，也包括普通的日用品。华沙等大城市已经是怨气冲天，而中小城市的人们更是认为自己是二等公民。
在此情况下，政府也没有办法再用补贴手段对价格进行维持了，必须提高肉类和食品的价格。虽然这曾经导致动乱和哥穆尔卡的下台，但是这次波兰政府实在没辙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6月24日，雅罗谢维奇宣布，6月26日起，肉、肉制品、鱼的价格提高69%，黄油提高60%，糖的价格提高一倍。当然，他宣布还采取措施对民众进行补贴——问题是这种补贴方法让人非常失望，是工资越高补贴越多，越低补贴越少——这样的补贴还不如不补贴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1970年的事情终于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6月25日，拉多姆市的工人开始罢工并走上街头进行游行，下午，游行群众和警察发生冲突，省委大楼被烧，两人死亡。这一天华沙市郊的工人也和警察爆发冲突。为避免事态扩大，波兰党和政府又决定撤销涨价，并在25日晚间宣布。但是对涨价的担心使得群众中间出现了恐慌，市场上抢购成风。从7月起，政府不得不开始宣布凭票供应。
“六月事件”使得波兰的政治情况更加复杂，一些反对派开始成立组织和政府对立。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更加复杂。而更无厘头的是，波兰政府面对社会中的问题却采取了彻头彻尾的鸵鸟战术——发起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在波兰的各个省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人们打着“盖莱克同志，我们与您在一起”这样的标语，而报纸电台则加强了对20世纪70年代成就的宣传。为了争取群众，统一工人党也大量发展党员。但是这些举措对解决商品匮乏和黑市现象等种种社会问题显然没什么用处。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又出了乱子。这次惹事的，是天主教会。
波兰一直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在波兰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早在966年，波兰人就从捷克人那里接受了天主教信仰。965年，当时的国王梅什科一世迎娶了捷克大公鲍莱斯瓦夫一世，并在次年接受了捷克人的洗礼。968年，梅什科一世在波兹南建立了主教区，直接隶属于罗马教廷。自16世纪中叶起，在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浪潮中，一些人转而信奉新教的路德宗、加尔文宗或者从加尔文宗分裂出来的“波兰兄弟会”。[注：1562年波兰兄弟会从加尔文宗分裂出来，也称阿里安宗，可是无论从教义还是名称来看，这个阿里安宗其实就是欧洲基督教历史上势力最大的异端——阿里乌派（阿里安派）的重新回潮。在欧洲民族大迁徙中，这一教派曾在诸日耳曼蛮族中流行，其最大的特点是反对“三位一体”思想。在4世纪时被宣布为异端，并在6世纪末随着西哥特王朝皈依天主教会而在欧洲基本走向沉寂。]但是随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在齐格蒙特三世在位期间，这些曾经转投新教或者“波兰兄弟会”的贵族和平民或者重新皈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波兰。波兰天主教会还主导了和东正教会的“合并”，建立了所谓的“希腊天主教会”（所谓的联合教派）。不过总体来说，波兰的天主教会和欧洲其他地方相比还是要宽容不少。
波兰天主教堂不仅是传承波兰文化的场所，更是波兰人抵抗侵略的根据地，这一点随着波兰的衰弱尤为显著。比如在蒙古西征时，克拉科夫的圣玛丽大教堂曾经成为抵抗的根据地；而在波瑞战争中，琴希托霍瓦的光明山修道院也曾经击败瑞典人的进攻，对波兰人的士气是极大的鼓舞。而到了三国分割波兰、推行俄罗斯化或者日耳曼化的时候，波兰天主教会作为可以合法使用波兰语的场所，更是几乎成了波兰文化唯一的纽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地下政府的作用。无论是科希秋什科起义还是1863年1月起义，我们都能看到波兰人的宗教热情。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兰天主教会对波兰的意义更是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的天主教会也投入了对德国军队的反抗，在华沙起义等行动中波兰的教会都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即使在人民波兰时期，天主教仍然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波兰的统一工人党的党纲中是没有无神论内容的，因此在人民波兰时期，许多（有资料称达到三分之二）的统一工人党党员是天主教徒，而这一比例在农村尤高——问题是，天主教徒入党对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简直就是笑话，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无产阶级战士怎么可以信上帝呢？这还不是最出格的，最出格的是，就连波兰人民军中也有随军神职人员。波兰军队中最高的神职人员是挂少将级别的总神甫，这些神职人员和政委一道在军队中进行思想教育（无语吧？刚跟一个手拿《列宁选集》的政委谈完话，又得跟拿着《圣经》的神甫交流……）
但是，波兰政府和天主教会的关系始终并不十分和睦。一些神职人员，其中包括曾经在德国占领期间组织反抗的斯特凡·维辛斯基红衣主教（枢机主教）对波兰的人民政权都怀有相当的抵触情绪。为此波兰党和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法，比如在天主教会内发展线人进行监控（这方面的代表是2007年被提名任命为华沙大主教的维尔古斯，他由于被控和前政权合作而在尚未就任的情况下辞职）。
1966年，是波兰皈依天主教1 000年，这一年波兰各地都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当年，罗马的天主教皇保罗六世曾经提出访问波兰，和波兰的信徒共同庆祝这一盛典，但是没想到，哥穆尔卡表示：波兰不欢迎保罗六世。这个决定让很多波兰信徒非常懊丧。
不过没多久，1978年，在40天内，罗马教廷先后更换了两位教皇——保罗六世和约翰·保罗一世，随后，按照天主教习惯，枢机主教们进行了新任教皇的选举。这一次的结果是史无前例的——来自波兰的红衣主教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被选为教皇。这个人选在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他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个斯拉夫人；他只有58岁，来自铁幕另一侧……在各种各样的目光中，10月16日，他继任第264任教皇，称约翰·保罗二世（若望·保禄二世）。
对于波兰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作为红衣主教的卡·沃伊蒂瓦只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梦想者与诗人，一个偶尔让政府有些不舒服的高级神职人员；但是作为罗马教皇的约翰·保罗二世，他的不可控性就让人担心得多了。更重要的是，对波兰人来说，自己的同胞当选教皇，这种精神上的震撼不是三言两语能概括得完的。他的当选更增添了教会在波兰社会的影响力，以至于有人怀疑，约翰·保罗二世就是西方钉入东欧集团的一个大钉子，他的当选干脆就是一个大大的阴谋——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这种观点似乎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当选教皇后，约翰·保罗二世提出要求访问波兰，这遭到了苏联的极大反对。勃列日涅夫要求盖莱克想办法阻止教皇的访问，遭到拒绝后，他对盖莱克说：“好吧，只要你和你的党以后不对此感到懊悔，那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于是，1979年6月2日至10日，约翰·保罗二世作为教皇第一次访问波兰，先后访问了华沙、克拉科夫、琴希托霍瓦等城市，所到之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反正就这个意思吧。不管教皇走到哪里，都受到了信徒们热情的欢迎，而在教皇精神的感召面前，波兰党和政府可能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明显处于下风。教皇对信徒们说“不要害怕”，这被认为是直接给波兰的反政府力量打气——正如克格勃领导人（后来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在约翰·保罗二世当选后对波兰政府发出的警告：“你们的大麻烦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