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利益链上的魅影。
放眼望去，没有比房地产更能创造财富的行业了。不仅为政府创造财富，同时也为个人创造财富。房地产的产业链漫长，利益根系四处疯长。在房地产这个比地球还要大的利益磁铁面前，所有的防护性堤坝都岌岌可危。
房地产是中国社会近20年尤其是近10年最大的破坏性力量，用我一位领导的话说，是破坏性的破坏力量，而不是建设性的破坏力量。它挑战了一切财富观、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一切法律规范。当听说有人买一套价值2000多万元的商品房只是为了送人时，我唯有报以沉默。
虽然那位地产商几年前已携家移居澳洲，但他说的一段话却留了下来。
“在我做房地产10多年的时间里，几乎还没有遇到不贪不要的官员。一个开发项目做下来，要盖100多个章。每一个办事的部门，每一个办事的官员，多少都得上供。有的处长，还非得要我这个总经理出面才给盖章。有的官员，可能当时不会跟你要什么，但一定要你记住，你欠他的，积累起来，是连本带利都要还的。房地产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没有做过地产商，也没有对房地产开发环节进行详细调查，所以对这位前地产商的话无法证实或证伪。但就我混迹于地产江湖10多年的观察，仅与房地产审批有关的政府部门来说，基本是与利益交换密切联系的。近两年尤其有演化成赤裸裸的交易的倾向。
在权力之手无所不在的今天，在权力与资本隐秘联姻的今天，围绕房地产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或者说利益集团，已是无须争辩的事实。我无意列举整个链条（上至土地、下至建材和物业管理）的分食者，因为每个链条都遍布灰色影子，几乎无法捕捉，更无以穷尽。以下的评述只能是碎片式的：
土地。即使是在调控的年份，也不乏地王跃出，但你是否想到，推行土地公开招拍挂制度六七年后的今天，很多城市仍有一批经营性用地被以协议方式出让？有的地产商甚至能够堂而皇之地通过市长办公会议特批土地。有的招标土地，其中条款似乎就是专为某个地产商定制的。谁能帮地产商瞒天过海，冠冕堂皇地获得土地？当然不会是普通百姓。
规划。前重庆市规划局局长及其情妇，通过帮地产商修改已批准的项目规划，尤其是容积率而大肆牟利，即是业内惯有的做法。譬如，规划是公共绿地，却蚕食为住宅楼；先以工业用地过办公会，日后再申请修改规划变更为住宅；某几栋楼增加两层面积，地产商轻易获利数千万。谁能让地产商获得审批？还得是公务员。
办证。房地产开发最重要的是“五证”，即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开工证、商品房销售（预售）证。每个证都得审批多次，审批意味着权力的赐予。随便去问问任何一家地产商，办齐这些证，哪个不得脱一层皮？哪怕是办个销售撤销，也和烧香。而开头那位地产商说过，做完一个项目要盖100多个章。譬如商品房预售证，什么时间颁给你，太有讲究了。即使是不起眼的消防许可证，也不是随便能拿到手的。即使是小小的变更登记，也不是随便就给你办的。
施工。这个环节的地产商最强势，因为他从政府部门的乙方，变为施工企业的甲方。项目施工一般是总承包再分包，这都是施工企业的事。所以该环节转为施工企业同时与政府部门、地产商打交道。施工企业虽然利润微薄，但项目完工后，想要如期拿到施工款，提成才是绿色通行证。项目施工层层转包，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层层转包的结果是偷工减料。每次工革大检查，都要“上员”。最近10年，尤其是近5年，我们的建筑产品基本没有进步、没有创新。这是一位知名地产商说的。
拆迁。现在的土地大多是净地出让，即拆迁是政府的事，给地产商的地块应具备“三通一平”，甚至“七通一平”条件。但是，政府部门可能借口遇到钉子户，久拖不拆，如北京南城一个项目的拆迁，拖了3年；北京通州某项目的拆迁，拖了2年多。地产商拖不起，只有恳请政府部门或村委会帮忙。而这些往往意味着利益的简单交换。强制拆迁，不是为了政绩，就是为了利益。“你以为他们会无偿帮你？”一位地产商说。
测绘。北京某小区业主组织维权，发现不同户型的住房，面积补差居然完全一致：连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数都一样。原来，这是测绘机构的杰作。他们并没有根据设计图纸进行复测，而是傻傻地填了几个数字：既要让业主乖乖补交差价，又不会突破合同规定的3%的误差。一位地产商朋友告诉我，这几乎是房地产界公开的秘密。业主自己测量？地产商不认可。诉至法院？为了几千元钱，成本太高。测绘机构也是一个垄断部门（公司）。
验收。如水、电、气、质量监督。前期，水、电、气的管道铺到小区，当然要交费。“最后一米”，进入各栋各户，还得再交一笔，否则别想通水、通电、通气——这些费用并不在公开收费之列。曾经有媒体报道说，自来水公司的抄表员，月收入达8000元。你相不相信？我是相信的。还有，交房时，业主都能看到竣工验收表盖着当地质量监督站的大红印章。这个章可不是白盖的。他若是拖着不给盖章，地产商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过了交房日期就得给业主赔钱。
一位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朋友，发现公司有少数几人基本不干活，甚至经年不露面。收入却不低，而公司每次优化调整（也就是裁员）都不会动到他们一根指头。后来才知道，很多公司都养着这样的闲人——主管部门或垄断部门官员的亲属。
曾经有段时间，舆论闹得沸沸扬扬的，要求地产商公布开发成本。某地产企业老总说：我们的项目拆迁时，村长代表村委会要去1个亿，这个费用能公开吗？多年前，潘石屹洽购CBD核心区某地块，要准备签约了，公司审计人员突然发现，这幅转手多次的地块，一笔高达数亿元的费用无法对账。我想，老潘肯定被吓出一身汗。这种费用能公开吗？
我们常常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GDP增长需要房地产。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政府公务员也需要房地产。不过，我们不应该天真地以为政府官员会公开替地产商辩护。当讨论征收房产税的时候，我跟朋友们说：要利益阶层征自己的税，无异于自我革命。所以，房产税定义为只征收增量，乃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学者们总是在探讨，如何在政府官员的公权力与市场利益之间，建立一种严密的防火墙。譬如，权力公开，审批公开，信息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事实上，我们的法律法规、政府规章，正是这么规定的。但是，一个证、一个章，政府部门拖你半年一年，你还开不开工？那些连收据都没有的费用，人民群众又如何监督？
虽然已颁布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有些办事环节或信息要素，政府部门就是不肯公开，或者只公开一小部分，你又奈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市建委下属单位向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和其他企业、研究机构，以打包的形式，出售房地产市场交易信息（数据），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有媒体甚至称其每年盈利数亿。这些市场数据绝非国家机密，没有任何理由不向社会免费公开。
毫不避讳地说，2011年的房地产行政调控强化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定价怎样才符合要求，销售证何时发放，房源是否如期公开，有没有执行一房一价，土地增值税预征率是5%还是3%，以及该楼盘是不是属于暴利等等，几乎全凭主管部门一句话。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意味着行政部门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却没有配备客观的评估和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不寻租，除非他们个个都是道德圣徒。
有专家说，即使最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未来10年房地产的日子也差不到哪里去。由此，那些跟地产商打交道的机构、部门，也会有很长的好日子。至于什么利益链啊，权力啊，官商魅影啊，你莫非真的善良地以为仅仅是房地产一个行业的问题？只不过作为显学的房地产，最令人关注罢了。
房地产毁了一大批官员。
2010年10月，上海市原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陶校兴被查。据透露，其涉嫌寻租于上海规模庞大的配套商品房建设等领域。
因为房地产的产业链长，价值高，很多黑手都伸向了这个领域。自从推行住房商品化以后，房地产从来都是腐败的高危、高发、频发的领域。有的城市有与房地产有关的案件占腐败案件总数的四成。近几年查处的一些省部级领导违法犯罪案件，房地产都是高发区。
2009年浙江检察机关查处的近千件贪污贿赂案件中，至少有1/4案件涉及房地产。2007年浙江省查处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案件33件34人，县级局正副局长7人；2009年，全省11个设区市的国土局中有3个局“一把手”落马。
房地产腐败高发的部门主要是土地、规划、房管等。2010年1月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2009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33643件，其中纪检监察机关查处1001件。
中央对房地产领域的腐败程度是很清楚的。2009年8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从六个方面指出了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此，中央决定，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上述工程建设领域，就是我们常说的房地产领域。中央文件所指出的那些突出问题，均为房地产业内所熟悉，甚至是潜规则。一位做了10多年房地产开发的商人说，已经查处或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水面上的，水面以下的问题要多得多。
随着地价和房价的高涨，房地产案件的贪腐金额越来越高，现在一个房地产案件披露出来，涉案金额动辄千万元。2010年9月8日，贵州省贵阳市原市长助理樊中黔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终审被判死缓。法院查明，樊中黔在担任贵阳市规划、建设等部门负责人的10余年间，先后收受70多个开发商“礼金”，受贿金额达上千万元。
但这些所谓的千万金额，与辽宁抚顺的罗亚平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原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涉嫌贪污145亿元，她的案子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这位仅持有高中文凭的科级干部，2001～2007年，采取造假套取土地补偿金等手段贪污3400余万元，通过倒卖土地资源获利3700余万元，另有4400多万元的资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涉案总金额1亿余元。
令人瞠目的是，2007年年初，抚顺市决定对顺城区土地局实行直管，这一决定却促使罗亚平加紧了敛财速度，到当年7月9日被“双规”，半年时间贪污公款1991万元，平均日进10万元。真是时不我待。
房地产贪腐数额，没有最多，只有更多。2011年5月12日被判处死刑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145亿元、侵吞国有资产5300余万元、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7100余万元，涉许迈永案的14个单位或个人，几乎都与房地产项目有关。
房地产的窝案特别多。2007年，重庆揪出的一系列房地产腐败“窝案”，涉及近10名厅局级干部。其中，原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收受28家开发商和个人贿赂，金额超过1589万元，于2008年11月12日被一审判处死缓。截至目前，已有7位厅局级官员先后受审。除梁晓琦外，时任重庆市渝中区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原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案均已于2007年开庭。重庆市九龙坡区原区长黄云，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巡视员、原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唐文峰，重庆市地产集团董事长、原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王斌则于2008年先后走上被告席。2009年2月27日，原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因受贿1796万余元被判死缓。2009年5月15日，重庆市规划局原党组成员、市规划展览馆原馆长（副厅级）查红因受贿109万元，被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